唐中后期的盐业与各社会阶层关系考

    杨昭

    摘要：古代社会，盐与社会各个层面息息相关，并在不同阶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食盐地位的不断加重，统治阶层对盐愈发重视，通过种种手段刺激盐业发展，从而使盐产业链中的盐商阶层地位逐渐提高，而底层的制盐户与百姓则是官商阶层争利最终的受害者。

    关键词：唐中后期；盐业；社会阶层

    一、唐中后期盐商地位的提高

    盐为巨利，随着唐中后期榷盐法推行，对盐业控制的加强盐商阶层的地位逐渐得到提高。 [1]

    （一）扶持盐商政策的出现

    首先肯定了商人的地位，不再像唐初那样贬低，所谓“通商惠人，国之令典”[2]。并且在此基础上，倡导保护盐商。穆宗时期，盐铁使王播上奏：“应管煎盐户及盐商，并诸盐院停场官吏所由等，前后制敕，除两税外，不许差役追扰。今请更有违越者，县令、刺史贬黜罚俸”[3]。对盐商的保护力度已与官吏的升降、俸禄挂钩，不可谓不严格。

    其次，禁止向盐商征收杂税徭役。《册府元龟》载：“肃宗乾元元年，司金郎中第五琦为河南第五道度支使，创立盐法，？其旧业户并浮人愿为业者免其杂徭”[4]。刘晏时期已很明确“广牢盆以来商贾”[5]的政策，并收到了“大历末，通计一岁征赋所入一千三百万贯，而盐利过半”[6]的效果。

    再次，政府给以盐商充分方便的购盐的渠道。刘晏时期，“商人纳绢以代盐利者，每缗加钱二百，以备将士春服”，即那时商人批发盐引，可以用绢帛代替钱币，另包佶为汴东水陆运、两税、盐铁使时，“许以漆器、瑇瑁、绫绮代盐价”[7]。度支、盐铁使、户部应纳税茶兼集盐中须纳见钱者，亦与时估匹段及解斗，如情愿纳见钱，亦任稳便，仍永为常式”[8]。这便给了商人们极大的灵活购盐方式，以物抵钱，使食盐流通的过程不再局限于货币，增加了食盐的销售量。

    （二）盐商有参加科举考试、入仕做官的资格

    在唐代，“士、农、工、商四人，各业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9]。即那时候商人是没有铨选受官资格的，但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国家开始重视商人的地位，盐商也在其中。

    商人之子毕諴，“大和中，举进士、书判拔萃，连中”[10]，并被“召入翰林为学士”，并在穆宗时期，担任户部尚书、兵部尚书之职，可谓盐商阶层入仕做官最为典型的事例。另外，盐贾子常修、顾云分别在咸通六年、十五年及第[11]。像是山东地区的黄巢“世鬻盐，富于赀”[12]，但“屡举进士不第”[13]，最后“为盗”。虽然黄巢由一名“知书识礼”的富家子弟最后走上了武装起义之路，但他曾屡次参加科举考试，也说明唐后期盐商确实可以参加科举入仕。

    二、盐民与百姓负担加重

    盐民是专门生产制作食盐的人，在唐代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不同于普通劳作的百姓，而是有专门的盐籍。《新唐书·食货志》中载：“盐民田园籍于县，而令不得以县民治之”[14]。盐民本是整个食盐流通环节中付出最多回报最少的群体。他们“要按‘丁产等级来定户等，交纳两税，课税每年虽有定额，但官府仍可随时加征。亭户还由于身隶盐籍，不能随意离场而去，一旦出现灾荒，亭民们就只有‘相脔肉自救。”[15]。

    百姓在向政府缴纳自身的赋税徭役之外，还要承担盐户徭役。《册府元龟》中记载，自第五琦推行榷盐法之后“旧业户并浮人愿为业者免其杂徭”，政府为了食盐更好的流通，把额外的杂徭摊牌在百姓身上，加重百姓负担。其次，盐价屡次抬高，导致无盐可食。在当时，海盐价格由榷盐之前的10文∕斗，增长到贞元年间的370文∕斗，几十倍的增长让百姓无力购买。《新唐书·食货志》中载：“盐估益贵，远乡贫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百姓无盐可食。又韩愈在其《论变盐法事宜状》中也提到：“？变法之后，百姓贫者，无从得盐而食矣”[16]。再次，百姓不断受到官吏的侵扰。“乡村远处，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将盐家至户到？不比所由为官所使，到村之后，必索百姓供应”[17]。偏远乡村，官吏本就粜盐不至，即便到达，也是向百姓索要财物，加重百姓负担。又即便和雇运盐，用的也是百姓车马（牛车），但百姓却无法从政府手中拿到真正的食盐脚钱，因此百姓宁为私家载物取钱五文，不为官家载物取十文钱也。

    三、政府、盐商与百姓之间的关系

    （一）官商之间既合作又斗争

    《唐代的盐政》中写到：“封建政府与盐商的关系，是一种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当合作的成份多于斗争时，食盐专卖经营便得以较顺利地开展，当斗争的成份多于合作时，其经营便受到干扰和破坏。”[18]很确切的定义了官商之间的关系。

    政府与盐商之所以合作，因为二者之间有共同的利益所在。一方面，刘晏改革榷盐法之后，食盐运销由官运官销变为商运商销，政府不再参与到运销环节，那么政府想要获取更多的盐利，只能仰赖商人尽可能多的批发盐引，并将食盐销往全国各地。因此刘晏当时便提出“广牢盆以来商贾”的政策。另外当时盐官的绩效与招商售盐相挂钩，这是考核盐官的重要标志，因此盐官们尽最大可能的招徕盐商。于是政府从许多方面给以盐商便利之处，并提高其地位。

    政府與盐商之间又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两者虽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争取盐利，但阶级立场不同。盐商只为争利，但政府还要考量诸多因素，例如社会安定。唐武宗敕文载：“度支盐铁户部？准敕例条免户内差役。天下州县豪宿之家，皆名属仓场盐院，以避徭役，或有违犯条法，州县不敢追呼”[19]。政府本以给盐商极大的权利，但他们依然想方设法逃避国家徭役，并且州县不敢追查。导致政府无法从他们身上获得本应征收的徭役，又无法安定民心，这与国家利益极大背驰。因此二者又处于一种不断的斗争之中。

    （二）百姓是官商争利的最大受害者

    盐官与盐商的争斗，都为各自利益，最终受害者是底层百姓。韩愈在其《论变盐法事宜状》中提到：“臣今通计所在百姓，贫多富少，？盐商利归于己，无物不取，变法之后，百姓贫者，无从得盐而食矣”[20]。盐商“利归于己”，对百姓则“无物不取”，而盐官“利不关己”不去粜盐。不论哪一方面，受苦的最终是平民百姓。官商在争利的同时，从未考虑过百姓利益，商人把赋税及食盐差价转移到百姓身上，而政府又给百姓强加更重的徭役，他们是官商争利最大的受害者。

    注释

    [1]在张剑光《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M]一书中，首篇《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意义》肯定了唐中后期商人地位的提高。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页。

    [2][宋]王钦若：《册府元龟》[M]卷五百二《帮计部·平籴》，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3][后晋]刘昫：《旧唐书》[M]卷四八，志第二八《食货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4][宋]王钦若：《册府元龟》[M]卷四百九十三《帮计部·山泽》，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5][后晋]刘昫：《旧唐书》[M]卷四九，志第二九《食货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6][宋]王钦若：《册府元龟》[M]卷五百二《帮计部·平籴》，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7][宋]欧阳修：《新唐书》[M]卷五十四，志第四四《食货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8][宋]王钦若：《册府元龟》[M]卷五百二《帮计部·平籴》，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9][宋]王钦若：《册府元龟》[M]卷五百二《帮计部·平籴》，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10][宋]欧阳修：《新唐书》[M]卷一百八十三，列传第一百八《毕諴》，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11][宋]李昉：《太平广记》[M]卷二百七十一《关图妹条》。

    [12][宋]欧阳修：《新唐书》[M]卷二百二十五下，列传第一百五十下《黄巢》，北京·中华书局。

    [13][宋]范祖禹：《唐鉴》[M]卷二十二《僖宗》。

    [14][宋]欧阳修：《新唐书》[M]卷五十四，志第四四《食货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15]陈国灿：《唐代的盐户》[J]，《中国古代史论丛（一九八二年第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241页。

    [16][唐]韩愈：《昌黎先生文集》[M]卷四零《論变盐法事宜状》。[17][唐]韩愈：《昌黎先生文集》[M]卷四零《论变盐法事宜状》。[18] 陈衍德、杨权：《唐代盐政》[M]，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页。

    [19][宋]李昉：《文苑英华》[M]卷四百二十三，《会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上尊号敕文》。

    [20][唐]韩愈：《昌黎先生文集》[M]卷四零《论变盐法事宜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