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论断探析

    文建龙

    〔摘要〕

    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严峻的国内形势，列宁积极推动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并提出了“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论断。该论断表明，文盲与政治、与社会主义以及与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不相容性。列宁“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论断的提出，为苏维埃俄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对其经济建设以及公民文化科学素质的提高产生了积极影响。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有着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列宁；苏维埃俄国；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8）04-0091-10

    列宁在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留下了大量经典论断，这些论断是其丰富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即使是在今天，它们依然能给我们深刻的启迪。长期以来，人们对列宁的思想有着深入研究，但对于他的一些论断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本文拟就列宁“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论断作点粗浅的探讨。

    一、“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论断的提出

    “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论断，是列宁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1921年10月17日下午的会议上提出来的。列宁将苏维埃俄国政治教育工作者所面临的任务概括为战胜“三大敌人”——第一个敌人是“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第二个敌人是“文盲”，第三个敌人是“贪污受贿”。〔1〕在谈及第二个敌人“文盲”的时候，列宁说：“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2〕从此，“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论断流传开来，深刻影响了当时的俄国社会，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列宁的这个论断的提出，既与当时俄国面临的国际形势相关，也与俄国严峻的国内形势有关，还与列宁作为伟大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相关。

    （一）苏维埃俄国当时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形势

    以1920年11月苏维埃俄国红军挺进克里米亚半岛消灭弗兰格尔白卫匪军为标志，协约国的武装干涉宣告彻底失败，俄国国内战争也宣告结束。列宁原来认为俄国十月革命将会波及到世界其他国家，进而促使俄国同西方一起走向社会主义胜利。但事实上，国内战争结束时，十月革命掀起的欧洲革命高潮逐渐走入低潮，形势并没有像列宁预测的那样——资本主义国家爆发革命。此时，国际革命力量与国际资产阶级反革命力量之间、整个国际资产阶级与苏维埃俄国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均势”。它为苏维埃政權集中精力医治战争创伤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这种“均势”很不稳定：国际资本主义军事扼杀苏维埃政权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却随时都在准备消灭苏维埃政权。列宁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现在并不能自我陶醉，也不能否定资本主义国家将来对我国的事务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3〕“这种均势能否长久保持下去，我不知道”。他表示“要时刻戒备”。〔4〕这种复杂的国际形势，迫使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中央加紧利用这种极不稳定的“均势”来从事国家建设。而要建设国家，就必须大力提高国民的文化科学水平。“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论断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提出来的。

    （二）苏维埃俄国当时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形势

    结束国内战争和打退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之后，俄国国内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最主要的有两大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就经济危机而言，经过4年世界大战和3年国内战争，俄国经济已濒临破产。首先是国家的土地和人口损失严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失去包括3000万人口的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国内战争中红白双方死亡80万人，伤5万人，因瘟疫死亡40万人。由于饥荒、瘟疫和躲避战乱的移民，1914-1923年，苏俄丧失1300万人口”。〔5〕这对俄国及其经济无疑是巨大灾难。其次是战争使得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主要表现为国内工农业产值大幅下降。1920年俄国大工业的产值比战前几乎减少了6/7。煤比战前减产2/3，石油几乎减产3/5，纺织品产量减少19/20。1920年的农业产值只等于沙皇俄国的65%。粮食和其他最必需的食品都不够。1920年产业工人几乎比1913年少了一半。〔6〕很多工人失业，农民在余粮收集制下几乎变得一无所有。列宁坦言，苏维埃政权在处理工人阶级同其他阶级关系方面有失误，“农民对无产阶级专政日益不满，农民经济的危机极端严重”。〔7〕

    就政治危机来说，国内战争结束之时，苏维埃政权受到了自成立以来的最严峻的挑战——俄国社会各阶层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了严重不满情绪。工人对工厂停工、开工不足、口粮减少、缺乏民主等表示不满；农民对余粮收集制、征粮队的暴行和禁止买卖严重不满。一些农民公然走上与布尔什维克政权武装对抗的道路。“到1921年春，农民暴动几乎遍及全国。”〔8〕 1921年，俄国发生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就有50多起，其中安东诺夫暴动更是遍及了坦波夫全省。安东诺夫暴动成立了“农民共和国”，它的纲领明确指出：“首要任务是推翻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的政权。”〔9〕由此可见当时苏维埃政权政治危机的严重程度。1921年10月17日，列宁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10〕这种形势迫使列宁思考解除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措施。新经济政策就这样被迫出台并在实践过程中得到自觉推行。新经济政策的目的是要恢复国民经济，改善民生，巩固苏维埃政权，并由此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当然知道，在俄国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改善民生，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需要发动俄国所有的人参与进来。但当时俄国的文盲很多，“在十月革命前夕，俄国的成年居民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既不能读，也不能写”。〔11〕等到结束国内战争和打退外国武装干涉之后，俄国的这种情况并没有多大改观。当时的俄国就是一个“文盲的国家”。列宁说：“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12〕列宁有意识地把实施新经济政策与扫除文盲联系在一起。他说：“为了实行新经济政策，……应当用读和写的本领来提高文化，使农民有可能用读和写的本领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和国家的处境。”〔13〕“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论断正是在这种国内背景下提出来的。

    （三）列宁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列宁提出“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论断，反映了他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在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列宁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伟大人物，这是没有疑义的。俄罗斯学者亨·约费在谈及列宁时说：“俄国的领导人中无一人可以望其项背。”〔14〕这是实事求是的说法。列宁能够取得十月革命胜利、成功地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他的远见卓识是分不开的。一个人的远见卓识往往体现在他的社会预见方面。“列宁认为，善于预见历史发展的总方向，从当前事物中发现未来事物的萌芽，成为未来事变的预言家，是先进的社会活动家、为人民事业而奋斗的战士所具有的最重要的品格。”〔15〕列宁正是这样的“未来事变的预言家”。事实证明，列宁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确实具有超乎常人的远见卓识。例如，1917年10月24日，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会议通过举行武装起义的次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于10月31日在半孟什维克报纸《新生活报》上联名发表了反对武装起义的声明。党内一些领导人虽然不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样公然泄密，但他们对起义时机其实还是心存犹豫的。列宁当时意识到革命时机已经成熟，绝对不能错过有利时机，所以他急切地要求中央委员不要拖延起义。1917年11月6日，他在给中央委员的信中强调：“历史不会饶恕那些延误时日的革命者”，“放过了时机，那就是犯了滔天的大罪。”〔16〕列宁类似的表述在这封信里还有好几处。①列宁之所以这样急迫地要求中央委员别拖延起义，就在于列宁已经预见到：一旦错过大好时机，俄国革命就会面临灭顶之灾。历史有力地证明了列宁的远见卓识。又如布勒斯特和约的签订，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列宁为保存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被迫采取的暂时妥协性行动是完全正确的。再如，在结束国内战争和打退外国武装干涉之后，列宁经过调查研究，主张实施新经济政策，但当时阻力很大。新经济政策之所以能够通过，“列宁本人的威望起了重要作用”，〔17〕在实施新经济政策问题上，“党内很少有人支持列宁。完全同意他的也许只有克拉辛和瞿鲁巴；其他人或者沉默，或者顶牛。……列宁辞职的威胁吓倒了所有的人，……坚决反对列宁的布哈林，在24分钟内由反对者变成了新经济政策的狂热捍卫者。”〔18〕面对阻力，列宁在做说服工作失败的情况下，已经到了要以辞职来要挟的地步。这正说明了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很有阻力。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再回头考察俄国的革命和建设历史，已经清楚，列宁当时拼命要求实施新经济政策，确实是非常英明的，因为他已经预见到：再不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将会灭亡。上述例子说明，列宁的远见卓识确实是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列宁在号召全国人民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之际，提出“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论断，当然也是他富有远见卓识的表现。

    二、“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论断的深刻涵义

    列宁“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论断体现了列宁看问题的深刻性。从理论上看，“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论断确实有着深刻的涵义。

    （一）文盲与政治具有不相容性

    ①列宁1917年10月24日给中央委员的信中反复强调不要拖延起义。除了本文中引用的两处表述外，还有如下表述：“非常清楚，现在拖延起义确实等于自取灭亡。”“不能等待了！！等待会丧失一切！！”（《列宁全集》第32卷，第430页）“无论如何不能让克伦斯基一伙人手中的政权保留到25日。”“他们本来在今天可以获得胜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却要拖到明天，冒着丧失许多、丧失一切的危险。”“等待10月25日捉摸不定的表决，就是自取灭亡或拘泥于形式。”“拖延发动等于自取灭亡。”（《列宁全集》第32卷，第431页）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19〕，他把人跟自然界其他动物进行比较，认为人具有善与恶、公正与不公正感觉等独特之处，因此得出结论说人与动物相比“更是一种政治动物”〔20〕。这表明他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人的社会属性。亚里士多德所谓“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也就意味着人作为国家的公民，需要参与政治生活，需要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和履行自己的政治义务。这样看，人天生必然就是政治动物。

    这样问题就来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应该是包括不识字的文盲的。也就是说，文盲也应该是政治动物。既然文盲也是政治动物，那么，他们应该是处在政治之中的。可列宁却说“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到底是亚里士多德正确还是列宁正确？到底怎么看待列宁的“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論断？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提出到底是亚里士多德正确还是列宁正确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看问题的视角和目的不一样。亚里士多德是在探讨城邦（国家）的目的、起源、产生、衰败等问题时提出人天生是政治动物的观点的，是从人的社会属性的角度表述人脱离不了政治的。站在他的角度提出这个论断，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列宁的“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论断就是错误的。站在列宁当时需要千千万万的有文化科学知识的劳动者来医治和建设有着严重战争创伤的俄国的角度来说，列宁的论断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十分深刻的。他的真实意图是：要求文盲迅速脱盲，把自己变成有文化科学知识的人并自觉融入到建设俄国的伟大事业之中。列宁是针对俄国当时的现实国情提出“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论断的。

    “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论断表明：文盲与政治具有不相容性。第一，政治是一种处理社会各阶层政治关系的复杂的社会活动，它有着庞大的体系结构，这种体系结构主要是由公民、阶级（阶层）、利益集团、政党、国家等政治主体之间所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显然，政治关系对于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是有知识和能力方面要求的。这自然会制约文盲参与政治活动。第二，政治是一种协调国家、政党、社团和政治人利益关系的管理艺术。这决定了文盲难有机会融入政治活动。在阶级社会里，政治活动无处不在，它体现在国家、政党、社团和政治人等组织和组织或组织和个人之间。政治不仅仅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更是一门高深的管理艺术。因此，政治和政治活动，天然地要求具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人去从事或掌控。这决定了文盲难以融入政治活动中。第三，政治是领导和推动政治决策、政治治理、政治监督和政治参与的决策过程。从学理上说，政治活动离不开管理，甚至政治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管理活动。马克斯·韦伯和伍德罗·威尔逊等人就将政治管理等同于行政管理。〔21〕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22〕政治作为领导和推动政治决策、政治治理、政治监督和政治参与等的管理活动，它一定离不开决策和决策过程。这种决策和决策过程都需要以行为主体的知识水平和能力为基础。文盲显然无法肩负此任。第四，政治是推动政治民主、政治文明和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过程。政治民主是一个表示从“少数人统治”向着“多数人统治”发展并最终进入“全民治理”的过程。这是人类社会的大趋势。政治文明是与政治愚昧、政治野蛮相对立的范畴，是表示以民主政治为根本价值追求而形成的积极成果和进步状态。政治现代化则主要是指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政治方面的积极变化及其进步成果。无论是政治民主、政治文明还是政治现代化，它们的发展都是需要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成熟、有序的市场经济条件，良好的政治文化条件，相对完备的法治条件和社会条件等。而上述这些条件的具备，就离不开人的知识水平和观念的进步与提高。这样看，文盲显然难以与政治挨边。列宁说：“不识字就不能有政治。”〔23〕这可以看成是文盲与政治不相容性的另一种表达。

    （二）文盲与社会主义具有不相容性

    “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论断表明：文盲与社会主义具有不相容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优越。这种优越体现在：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使劳动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使劳动者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得到解放；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生产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而不是为了剥削人民；能克服资本主义社会诸多弊端，等等。当然，社会主义社会对人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文盲肯定会严重不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第一，文盲适应不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要求。物质文明的发展需要生产力的发展来推动，而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从这种意义上说，科学技术对物质文明的发展进步有决定性作用。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不仅能够推动物质生产的进步，而且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由于物质文明的进步有赖于科技进步，而科技进步是离不开人并需要人去推动的，因此，物质文明的进步实际上有赖于掌握科技知识的人。正是由于有了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应用科技和推动了科技进步，社会物质文明才因此走向进步。归根结底，掌握了科学技术的人才是物质文明的真正的创造者和推动者。从这个意义上看说，文盲与物质文明进步不会有多大关系。社会主义需要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否则，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体现不出来。列宁在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之后，为了巩固政权，他强调抓经济建设。这是他重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表现。但是他清醒地意识到，要在落后的、文盲充斥的俄国开展经济建设，就必须提高国民的文化科学水平。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几个提纲》中指出：“工人作为统治阶级”，要“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24〕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应该拥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俄国当时非常落后，既不拥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也不具备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列宁提出上述著名的社会主义公式，恰恰表明了社会主义应该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上。他所谓的“外国的好东西”，其实主要就是外国的先进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列宁说：“不识字的人实现不了现代化，而且仅仅识字还不够。”〔25〕这表明，列宁是认为文盲适应不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要求的。

    第二，文盲适应不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十分广泛，既包括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普及各种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也包括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去占领各个思想阵地。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角度看，文盲显然无法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盲要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只有通过努力学习，积极脱盲，使自己成为有文化科学知识、有较高道德素养的人才能做到。舍此别无他途。列宁在推行新经济政策过程中，多次指出要加强教育，扫除文盲，提高国民素质，这是他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表现。他之所以这样做，就在于他看到了文盲不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不利于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不利于共产主义思想道德风尚的形成，也不利于整个社会形成高度自觉的纪律的现实。

    第三，文盲适应不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和精髓在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保证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列宁认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关键是要保证广大人民群众有效参与国家管理。早在1917年，列宁就指出：社会主义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做到“两个必须”，即：“必须巩固地建立一种有可能按照大多数的意志决定问题并保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国家制度、国家政权”，“必须使这个大多数在阶级成分上，在其内部（和外部）各阶级的对比关系上，能够协力地有效地驾驭国家这辆马车”。〔26〕很显然，要做到这“两个必须”，需要人们具备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最关键的依靠因素是公民素质的提高。而要提高公民素质，就必须重视作为公民素质重要内容的公民意识教育。只有这样，公民的法治理念才会形成，公民的政治参与、民主管理意识才有可能得到普遍增强。只有在公民素质得到相应提高这个基础之上，才能有效地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向前发展。列宁指出：“我们只能利用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全部知识、组织和机关，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人力和物力的条件下建设共产主义。”〔27〕在这里，列宁明确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会凭空产生，它要求人们吸取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全部知识，战胜无知和愚昧，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才能建成。因此他号召全国人民参加扫盲运动，努力提高文化科学水平。显然，在列宁的思想里，文盲也适应不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三）文盲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不相容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28〕。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只有进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之后，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为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革，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使人们的精神境界得到极大提高；在这种社会里，作为社会个体的人完全摆脱了对人的依赖关系和对物的依赖关系，能够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文盲与人的全面发展显然具有不相容性。

    第一，人的全面发展对人的自身素质有要求。具体来说，首先，它要求人具有很高的思想素质。即要求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积极上进，具有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具有科学精神，以及具有大公无私的道德境界。其次，它要求人具有强大的知识能力。即要求人具有高度的文化科学知识、管理知识等，还要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工作能力、社交能力等。再次，它要求人具有很好的身心素质。即要求人具有良好的身體素质以及在学习、工作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反应能力等，还要求人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而所有这些素质，文盲并不具有。这就决定了他们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不相容性。

    第二，人的全面发展对社会制度有要求。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仅仅依靠人的主观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社会制度的保障。社会制度好，人的全面发展有依托，社会制度不好，人的全面发展则无保障。因此，要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也需要在社会制度建设上下功夫，促进社会制度创新和进步。好的社会制度应该是那种对人能够产生良性压力、动力和约束力的制度，应该是那种内在的具有素质教育功能的、能把人的思想和行为引向更崇高层次的合乎人性的制度。文盲因为不识字等原因，在了解社会、融入社会和改造社会等方面都受到限制。因此，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创新社会制度等工作，文盲无法胜任；同时，在社会文明进步、创新社会制度的环境里，文盲也会无所适从。

    第三，人的全面发展对社会文明有要求。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文明是联系在一起的。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本质的全面丰富和展开，是每个个体最充分自由的发展，同时也是人的历史的、社会的实践活动的展开过程。社会文明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全面发展的程度越高，就越能够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互为尺度。而文盲作为不识字的人，必然与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不相容，因而也与人的全面发展不相容。

    三、“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论断的历史意义

    列宁“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论断是在俄共（布）大力推行新经济政策、着力改善民生、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现实背景下提出的，对当时的俄国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为苏维埃俄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

    “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论断，看似只是在鞭策当时那些没有文化的工人、农民积极进取，为国家的建设事业做贡献。其实，列宁提出这个论断还有更深层的涵义，那就是：文盲由于不识字、缺少文化科学知识，这种情况会限制他们有效地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这非常不利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政治文明的建设；要从国家建设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高度看待识字问题和提高自身文化科学素质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几年里，苏维埃政权是不巩固的，这既有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原因，也有苏维埃俄国自身文化水平落后的因素。列宁认识到，俄国小农经济广泛存在对于巩固苏维埃政权十分不利。他说：“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国内敌人是靠小经济来维持的”。而要铲除小农经济，“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29〕的时候才可以办到。因此，要巩固苏维埃政权，就必须消除文盲，大力提高国民的文化科学素质。列宁还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求苏维埃政权克服官僚主义，为此，就必须吸收全体劳动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工作。早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他就指出：“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30〕但列宁认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除了法律，还要有文化水平”。〔31〕事实上，列宁是将文化建设当成事关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大事来看待的。1922年3月，列宁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经济和政治手段足够了。缺少什么？缺少文化，缺少本领。”〔32〕在列宁看来，缺少文化，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都离不开文化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说，列宁的这个思想是他“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论断的一种诠释。如果细心一点，就能发现，列宁在推动实施新经济政策过程中，不厌其烦地谈到扫盲、文化建设和国民教育问题。这说明，“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论断思想是一条贯穿在列宁晚年政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思想。他领导开展的扫盲、文化建设和国民教育活动，其实就是从这个思想出发的。因此可以认为，“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论断为苏维埃俄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

    （二）对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

    “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论断，是列宁丰富的文化建设和国民教育思想中的重要观点。事实上，列宁所说的文化建设就包括了扫除文盲、普及文化知识，提高文化水平，造就经济建设及其他方面的专门人才等丰富内容。因此，列宁非常强调学习。列宁所强调的学习既包括学习科技文化，也包括学习管理能力和执政能力，还包括学习政治理论等。在苏维埃俄国结束内战和打退外国武装干涉后，列宁反复强调学习的重要性。针对俄国科技文化落后、俄国共产党整体文化素质偏低的状况，他指出：“我们所缺少的主要的东西是文化。”〔33〕其实，在这之前，他就明确指出：“要建设共产主义，就必须掌握技术，掌握科学。”〔34〕因此，科学文化知识成为俄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需要学习的基本知识。为了使全党尽快地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列宁也强调学习管理能力和执政能力。他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指出：“必须把政权牢牢地掌握在手里。……还必须多多学习管理的本领。”〔35〕列宁这里所说的学习管理本领，既是指学习管理各项事业的能力，也指学习执政的能力。1922年，在首都出现了几万普特的罐头堆在码头发霉变质而群众买不到罐头的事件，列宁由此发现绝大多数负责的共产党员不会管理，他指出问题的症结：“整个关键不在于政治权力，而在于会管理。”〔36〕他要求全体人民学习和提高管理能力。列宁还非常强调政治理论学习。这其实也是他投入革命以来的一贯主张。政治理论学习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党员学习的首要和核心的内容。惟有学好了革命理论，才能用革命理论正確地指导革命实践活动。“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论断，也可以看成是列宁革命理论的一个内容，虽然它与列宁的其他革命理论如帝国主义理论、世界革命理论等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它的重要性却显而易见。列宁在推行新经济政策过程中，大力提倡发展国民教育，在相当程度上就与他的这种思想有关。列宁重视落实，为了发展国民教育，他要求增加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经费，缩减其他部门开支，“以便把缩减下来的款项转用于教育人民委员部”〔37〕。他要求“把那些半贵族老爷式的玩意儿”，对于“国民识字情况下可以不要、可以长期不要而且应当不要的机构一律撤销”，“以发展国民识字教育”。〔38〕1922年11月25日，列宁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指出：“批准将‘纳西莫夫号巡洋舰造完，然后，把其余的大型舰只（驱逐舰、战列舰等等）削减1/3，并责成主管部门相应地削减其他所有开支……把剩余的款项用来增加学校经费则要正确得多。”〔39〕“舰队我们不需要，而增加学校经费却迫切需要。”〔40〕在列宁的主张和推动下，苏维埃政权开展扫盲运动，发展国民教育，促进了国民素质的提高，这对于促进俄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尽管到列宁逝世时，俄国的经济仍然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苏维埃俄国的扫盲运动、国民教育以及其他文化建设事业，对于当时俄国的经济建设无疑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三）对提高俄国公民文化科学素质产生了积极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皇俄国虽然也是帝国主义列强之一，但是它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相比却是落后的。这种落后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面临千疮百孔的局面，遇到的一个巨大困难和沉重包袱就是：文盲充斥着整个国家。据统计，当时在俄罗斯19岁以上的人口中有3/4是文盲，其他民族中识字的只有0.7%-3.7%。在测算沙皇制度下扫除文盲的前景时，1906年俄国的《教育通讯》杂志写道：要彻底扫除男人文盲需要180年，扫除妇女文盲需要300年，而民族区的人则需要4600年。〔41〕由此可以想见俄国当时国民教育的落后状况。

    列宁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面对俄国文盲充斥的状况，他在1919年12月26日就签发了关于在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居民中扫除文盲的命令，而当时俄国还处在饥饿、内战、外国武装干涉的极为困难的环境中。列宁在命令中指出：“凡八歲至五十岁的文盲一定要学习识字。必要时甚至作为义务劳动来学习。每一星期要工人抽出两小时学习识字，工资照发。”〔42〕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中，列宁的这种主张和举措，完全称得上是不惜血本。这说明，列宁高度重视提高俄国公民的文化科学素质。在列宁的领导和推动下，苏维埃各级政府机关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扫除文盲的命令，自上而下动员了成千上万的识字男女积极行动起来，担负起扫盲的义务。一时间，国家到处建立扫盲站，扫盲口号“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应教不识字的人”响彻全国各地。广大有觉悟的知识分子、教师、学生，以及有文化的工农群众、官兵，都满腔热情地在全国数以万计的扫盲站、半文盲学校中开展教学工作，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据统计，仅推行1年，全国识字人数就比革命前的1897年增加近10%。〔43〕在推行新经济政策过程中，列宁更是把扫盲提到政治高度来看待，提出“文盲是处于政治之外的”论断，积极推动扫盲运动和国民教育。为了甩掉文盲这一沉重的包袱，苏维埃俄国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到20世纪30年代基本上扫除了文盲。〔44〕这说明，苏维埃俄国在文化建设、国民教育等方面成就显著，同时也说明，它在提高俄国公民文化科学素质方面成绩也很突出。实事求是地说，列宁关于扫除文盲的论断还有不少，如早在1913年，列宁就说过“文盲是奴隶制度的痕迹之一”〔45〕。特别是在酝酿和推行新经济政策过程中，为了扫盲和加强国民教育，列宁也还有一些精辟的论断，如“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46〕。应该说，列宁的这些论断与“文盲是处于政治之外的”论断对提高俄国公民文化科学素质都有某种程度的积极影响。

    四、“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论断对我国的启示

    列宁“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论断是在俄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提出来的，当然也是他的国民教育、文化建设思想随着新的形势发展而不断深化的结晶，其目的是为了号召和引导俄国人民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论断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毫无疑问是真理性的具有普适性的认识，它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有着深刻启示。

    启示之一：要通过文化建设不断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论断的提出，现实的近期目的是要发展经济及各项社会事业，改善民生，巩固苏维埃政权，造就新型的适应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而最根本的目的是着眼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实现共产主义。国为民之依，民为国之本。国民素质是国家实力的重要根据，事关国家的盛衰兴亡和前途命运。列宁将文盲当成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三大敌人”之一，的确是极富远见之举。为消除文盲，列宁领导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改造旧学校，把旧学校的教师全部“彻底争取过来”，“由国家供给全体学生膳食、服装、教材和教具”，〔47〕实施真正的义务教育，创造条件让人们有更多读书机会，充分利用和不断建立公共图书馆，等等。我们今天学习列宁“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论断，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它的涵义的发掘和理解层面上，而应该把握其精神实质，并将它应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针对我国今天国民素质总体仍然不高的严峻现实，我们有必要深刻把握、全面领会“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论断的精神实质，大力加强文化建设，不断提高国民素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启示之二：要善于以文化建设为抓手促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列宁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非常善于讲政治，非常注意推动政治文明建设。政治文明作为人类社会创造和积累的积极的政治成果总和以及政治进步状态，它既包括政治意识的文明，也包括政治制度的文明，还包括政治行为的文明。因此，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最终需要落实在人的政治素质上。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人作为政治主体，他的政治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政治制度框架约束下进行并展开的。政治文明作为人类改造社会的政治成果的总和，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社会形态中的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的实现程度。而民主是衡量一个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根本尺度，它主要表现在加强民主参与、民主表达、民主氛围、民主作风等各个方面。毋庸置疑，列宁是深谙此道的。所以他说：“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48〕才能实施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他认为，“充分发扬民主”，就是使“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49〕列宁看到了当时俄国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问题，坦白承认说，“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50〕显然，列宁认为发扬民主对公民的文化素质是有要求的。在他看来，如果广大人民群众不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他们是很难有效地参与到各项政治活动中来的，这样，民主政治就会大打折扣。今天，我国已经远非苏维埃俄国那样的环境和局面，我国的国民素质较之过去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列宁那种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和国民教育以促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政治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仍需要继续努力，要善于以文化建设为抓手，促进改革开放事业，促进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启示之三，要善于通过文化建设继承和弘扬中国精神。根据公开发表的文献来看，列宁在领导开展俄国的文化建设和国民教育过程中，并没有明确提到“民族精神”一词。如果宽泛一点地对列宁有关文化建设和国民教育方面的论述进行概括，可以认为，“强国”是隐藏在列宁关于文化建设和国民教育方面的论述中的一个根本内核。换句话说，列宁有关文化建设和国民教育方面的论述，目的是为了把俄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这表明，在列宁的思想里，其实就具有了“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加强文化教育建设”之类的观念和内容。所以，今天我们能在列宁著作中看到大量有关论述文化建设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丰富内容，这就毫不奇怪了。“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论断，可以说是列宁这些关于文化建设和国民教育方面论述中最为经典的论断之一，具有很强的普适性特征，完全可以移植过来为我所用。今天，我国正迈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康庄大道上，强国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心中的崇高梦想。我们认定，中国精神是中国的强国之魂，但是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中国精神的根基其实是文化。因此，我们在深入学习和深刻把握“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论断的精神实质的时候，要善于通过文化建设继承和弘扬中国精神。唯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观和优良学风。

    〔参考文献〕

    〔1〕〔2〕〔4〕〔10〕〔13〕〔23〕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99，200，325，184，196，199.

    〔3〕〔29〕列宁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3，156.

    〔5〕〔8〕〔9〕〔17〕〔18〕 鄭异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4，7，139，139-140.

    〔6〕〔俄〕鲍·尼·波诺马辽夫.苏联共产党历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56-357.

    〔7〕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

    〔11〕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苏共领导下的苏联文化革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64.

    〔12〕〔25〕〔27〕〔46〕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09，301，294，309.

    〔14〕亚·叶·拉比诺维奇，亨·约费、B.布舒耶夫.1917年秋季的俄国〔A〕.刘淑春等.“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22.

    〔15〕〔苏〕Ю.А.瓦西利耶夫.列宁和社会预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3.

    〔16〕〔26〕列宁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31，22.

    〔19〕〔20〕〔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4，4.

    〔21〕李庆钧，程自功等.政治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38.

    〔22〕〔美〕赫伯特·A·西蒙.管理决策新科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33.

    〔24〕〔49〕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20，49.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49.

    〔30〕〔31〕〔47〕〔50〕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54，155，106，155.

    〔32〕〔33〕〔36〕〔37〕〔38〕〔39〕〔40〕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99，63，105，357，358，304，305.

    〔34〕〔35〕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83，246.

    〔41〕〔44〕毕淑芝，司荫贞.比较成人教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57，157-158.

    〔42〕陈希文.访苏杂记〔M〕.北京：工人出版社，1951.13.

    〔43〕戴本博.外国教育史（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110.

    〔45〕列宁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272.

    〔49〕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11.

    【责任编辑：朱凤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