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历史合力论的分析视角谈万里的领导艺术
蔡维明
摘要：作为一名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改革家，万里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展现出了卓越而高超的领导艺术。万里领导艺术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研究是万里领导艺术的实践基础，政策变通是万里领导艺术的核心内容，政治勇气是万里领导艺术的根本保证，政策宣传是万里领导艺术的突出特色。
关键词：万里 领导艺术 调查研究 政策变通 政治勇气 政策宣传
中图分类号：C933.2 文献标识码：A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万里同志是立了功的。”作为一名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改革家，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领导边区建设、新中国成立后领导城市建设工作，还是在改革开放中领导农村改革、领导全国人大工作的过程中，万里不仅为党、国家、人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展现了丰富的领导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因此，研究万里的领导艺术，对于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实践价值。
1 调查研究是万里领导艺术的实践基础
万里认为，一个明智的领导者应当头脑里经常装着问题，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1]由于这种突出的问题意识，万里不甘于听各级领导“报喜不报忧”的汇报，而是努力掌握第一手材料、了解真实情况。因此，万里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指出：“要少坐办公室，认真调查研究，研究新情况、新问题，遇事总结经验教训”[2]，“不调查研究，坐在办公室里大发议论是不行的！”[3]1953年到1958年期间，身为城建部部长的万里常常深入基层，几乎跑遍了全国重点城市，进行了大量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并亲自对每个城市的规划方案进行审议。通过这种扎实准确的调查研究，万里总是能够迅速发现城市建设中的具体问题，从而保证了城市建设工作的正确方向。
1977年，萬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上任伊始，他便轻车简从，不打招呼、不带随行人员，直接深入基层，了解安徽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真实状况。11月初，万里来到大别山区金寨县，深入山区看望老红军和红军烈士家属，当看到有的老红军和烈士家属极为困苦的生活情景时，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不禁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同年冬天，万里走访了芜湖、徽州、池州、阜阳等地的县市，与当地干部群众深入交谈。1978年1月，万里赴皖东农村考察，直接进村进户，了解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在安徽任职不足三年的时间里，万里跑遍了当时安徽的74个县市，足迹遍及穷乡僻壤。[4]通过“微服私访”的形式，万里以“普通人”的身份深入实际，直接深入到群众中间了解农村实际。正是通过对安徽各地农村的调查研究，万里深刻感受到广大农民的困苦生活以及农业生产的萧条境地，深刻认识到农村工作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制定正确的政策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准确地抓住了农业生产问题的“要害”；也正是凭借认真的调查研究，使万里领导的安徽省委迅速做出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以生产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进而“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1980年，万里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主任，当时中央农业部门的部分领导干部对农业改革缺乏正确的认识，对农村改革的推进产生了消极影响。为此，万里明确“建议农业部门的领导要深入实际，到农村去看看……要亲自到下面去看看，做点调查研究”[5]。根据万里的指示，国家农委组织各部门一千多人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使农业部门各级领导干部深刻认识到农村实际情况，提高了对农村问题的认识，统一了推进农村改革的思想。可以说，调查研究是万里形成正确领导决策的基本前提，从而构成了万里领导艺术的实践基础。
2 政策变通是万里领导艺术的核心内容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6]，万里非常注重在领导工作中对政策的运用，他指出：“领导的责任在于制定战略，拟定规划，确定政策，组织管理，使用干部。”[3]政策变通的领导艺术，在万里领导农村改革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977年11月，经过对安徽农村的深入调查，万里认识到农村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他的主持下，安徽省委通过了一份《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的政策文件（简称 “省委六条”），对当时的农业政策做出较大的调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允许作业到组、责任到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等内容[3]。这份在今天看来极为平常的政策文件，却在当时突破了农业生产中一系列“禁区”，纠正了长期以来农村中“左”的错误，是农村改革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为了尽可能避免“六条”带来的各种阻力，万里领导的安徽省委“强调毛主席教导的实事求是，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六十条中去找根据”[7]，从而使这项政策得以顺利贯彻执行。“省委六条”出台以后，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支持，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在体制层面冲击了原本僵化的人民公社体制，从而“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1978年，安徽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旱，尽管省委采取了一系列救灾措施，但旱情导致粮食的减产已经无法避免。9月，安徽省委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耕种；并鼓励社员开荒多种，谁种谁收，国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借”字突出了一种政策的“临时性”特征，具有鲜明的政策弹性和应急色彩，兼顾了国家规定和农民利益，反映了万里对于政策变通的娴熟运用。“借地度荒”政策不仅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激发了农民“包产到户”的动力。从1978年秋开始，肥西县山南公社暗地里突破禁区，搞起了“包产到户”，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业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这一做法立即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为了推进农村改革，1979年2月，万里在省委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3]由于万里及安徽省委的支持，山南的包产到户才得以继续并逐渐扩大影响。正是由于万里的“三不”，使得原本更有政策意义的山南试点，没有后来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更加响亮，但这一极具政治智慧的变通性政策试验，不仅使安徽成为全国第一个进行包产到户试点的省份，也为包产到户在全国推行创造了重要的政策机遇。
农村改革之初，全国“左”的思想还比较严重，万里充分运用灵活性、应急性的农业政策来推动农业生产变革，通过变通的形式来避免政治上的阻力，如“借地度荒”中“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的规定没有明确的适用标准和范围，因而在政策内容上极具灵活性和伸缩性，从而为基层干部和群众留下了较大的自由行动空间。正如万里指出的，领导干部要善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执行政策，“即使上级有了指示，也应当考虑你那个部门、你那个地区的实际情况，不能照搬照套”[3]，因此，“应当提倡每个领导者都深入实际，搞好调查研究，坚持党的原则，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3]。万里在政策变通方面的领导艺术，不仅对中国农村改革具有重要的历史贡献，也充分体现了一位杰出改革家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
3 政治勇气是万里领导艺术的根本保证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当时人民公社被载入宪法，党的文件则明确要求“不许包产到户”，在这种背景下，万里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率先在安徽推行了一系列农业改革政策，并支持基层农民的包产到户，突破了传统的人民公社体制，展现了一位改革家非凡的政治担当和政治勇气。
万里之所以率先推行农村改革政策，主要是来源于他对人民利益的高度重视。主政安徽后，万里亲眼目睹江淮农民的困苦生活，他振聋发聩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怎么可以不关心群众的吃饭问题呢？谁不解决群众吃饭问题，谁就会垮台。”[2]在“左倾”思想还较为盛行的70年代末，万里不仅提出要重视人民利益，更是明确指出要重视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他说：“人民的物质利益什么时候都不能忘掉，忘掉就不是好的共产党员”[2]，“我们一定要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3]。正是这种人民利益至上的可贵思想，才使得万里敢于突破“禁区”，率先推行“以生产为中心”的农村改革。
1978年秋，安徽省肥西县山南公社开始实行“包产到户”，1979年初，万里领导的安徽省委通过了允许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的决定，成为全国第一个以省委名义进行包产到户试点的省份。但不久，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文章，对“包产到组”进行批判，立即使整个肥西县干部群众处于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5月21日，万里亲自来到山南公社，当有的干部群众提出“是否允许包产到户”的疑问时，万里明确地表示：“你们干吧，搞富了再说。搞包产到户，如果要检讨，我检讨。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2]1980年1月，万里来到以“大包干”闻名的小岗村，当有的社员担心“大包干”被批评为“开倒车”时，万里坚定地对“大包干”表示了支持，他说：“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算‘开倒车”[8]“是我同意你们干的，就这么干算了，出了问题我来顶着。”[7]由于与当时的中央政策相抵触，包产到户的“非法”身份引起了极大的争议，甚至处于再次被封杀的境地中，而万里以“敢为天下先”的政治担当和政治勇气对包产到户给予支持，不仅给基层干部群众以巨大的鼓舞，也使安徽的农村改革得以继续向前推行。1979年12月1日，万里在安徽省军区代表大会上作了《包产到户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生产责任制》的讲话，首次明确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并在同年底的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重申这一创新性认识，从而解决了包产到户姓“资”还是姓“社”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为安徽的农村改革注入巨大的推动力，凸显了万里难能可贵的政治担当和巨大的政治勇气。
4 政策宣传是万里领导艺术的突出特色
作为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万里非常善于通过“抓典型”的方式进行政策宣传，以有效地推动领导工作的进行，因而在舆论工作和宣传领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领导艺术。1936年，在东平田大店完全小学任教期间，万里就十分注意宣传教育工作，利用墙报、读书会、演唱会等形式提高师生的革命觉悟。[1]1944年，在运西地区领导民主民生运动中，万里通过总结领导经验，采用“抓典型”的办法推广中共濮县、-城县、南旺县、南乐县等地的工作方法，指导民主民生工作向前发展。[1]1944年12月，万里在冀鲁豫分局民运部主办的《群运材料》上发表了《继续贯彻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介绍了运西民主民生运动的主要经验，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领导农村改革的进程中，万里更加注意发挥政策宣传的积极作用，不仅宣传了安徽农村改革的突出成绩，也有效地克服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从而实现了中国改革“第一步”的稳健迈出。安徽“省委六条”实行不久，1978年2月3日，万里通过《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通讯，介绍安徽农业的“新政策”，对“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宣传，从而为基层干部群众推行“新政策”提供了有力的政治支持。同时，万里还通过“抓典型”的办法宣传改革的积极效果，以扩大“六条”的影响力。1977年，安徽省定远县由于积极落实“尊重生产队自主权”，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定远县成为当年安徽仅有的两个没有粮食减产的县（市）之一。万里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抓住了这个“典型”，并在1978年2月1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农业必增产——安徽定远县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状况的调查》一文，文章不仅介绍了定远县解决生产队自主权问题后粮食增产的情况，还“回答”了针对自主权的各种顾虑和疑惑。该文的发表极大地增强了广大农民的生产信心，同时激发了基层干部群众继续推行农村改革的动力。
在突破人民公社体制的过程中，万里也是通过“抓典型”的办法，通过介绍安徽省当涂县的农业发展情况，对“学大寨”的普遍性经验提出了质疑和反駁，并在1979年1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抓点的学问——当涂县委抓点带面促进农业高速度发展》的文章，指出“靠‘开小灶‘吃偏饭，不仅创造不出真正的经验，甚至会毁掉一些先进单位”[9]，从舆论上为安徽农村改革争取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在农村改革的进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农业计酬与产量直接相关，而这涉及了农业生产责任制这个根本性问题。为了进一步推动农村改革中的思想解放，万里指派记者写了题为《农业计酬必须紧密联系产量》的报道，在新华社内部刊物上发表，从而为联产计酬制造一定的舆论氛围。1979年初，为了避免中央文件的“两个不许（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万里特地多方征求意见，在表述上把“包产到户”改为“定产到组，责任到人”[10]，于1979年3月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农业劳动报酬联系产量计算的调查》一文，从而使包产到户第一次以变名的形式登上了《人民日报》。在农村改革初期，万里通过权威性媒体对安徽农村改革的连续报道，一方面对农村改革的成效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减少了基层干部群众的心理负担，另一方面通过在宣传阵地上与“左”的思想进行舆论交锋，为农村改革的推进创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充分展现了万里在宣传工作方面高超的领导艺术。
作为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万里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尤其是为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田纪云曾说：“如果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么，万里就是高级工程师之一。”万里高超而卓越的领导艺术，是他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的结晶，也是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深入总结和丰富这些领导艺术，对于当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阶段，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张广友，丁龙嘉.万里[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万里论著编辑组.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
[3] 万里.万里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刘长根.万里在安徽[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76.
[5]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万里论著编辑组.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M].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116.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 张广友.万里谈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J].百年潮，1998（3）：4，7.
[8] 张广友.改革风云中的万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陆采芳，张广友.抓点的学问——当涂县委抓点带面促进农业高速度发展[N].人民日报，1979- 01- 12.
[10]张广友.农业劳动报酬联系产量计算的调查[N].人民日报，1979- 03- 7.
摘要：作为一名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改革家，万里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展现出了卓越而高超的领导艺术。万里领导艺术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研究是万里领导艺术的实践基础，政策变通是万里领导艺术的核心内容，政治勇气是万里领导艺术的根本保证，政策宣传是万里领导艺术的突出特色。
关键词：万里 领导艺术 调查研究 政策变通 政治勇气 政策宣传
中图分类号：C933.2 文献标识码：A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万里同志是立了功的。”作为一名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改革家，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领导边区建设、新中国成立后领导城市建设工作，还是在改革开放中领导农村改革、领导全国人大工作的过程中，万里不仅为党、国家、人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展现了丰富的领导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因此，研究万里的领导艺术，对于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实践价值。
1 调查研究是万里领导艺术的实践基础
万里认为，一个明智的领导者应当头脑里经常装着问题，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1]由于这种突出的问题意识，万里不甘于听各级领导“报喜不报忧”的汇报，而是努力掌握第一手材料、了解真实情况。因此，万里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指出：“要少坐办公室，认真调查研究，研究新情况、新问题，遇事总结经验教训”[2]，“不调查研究，坐在办公室里大发议论是不行的！”[3]1953年到1958年期间，身为城建部部长的万里常常深入基层，几乎跑遍了全国重点城市，进行了大量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并亲自对每个城市的规划方案进行审议。通过这种扎实准确的调查研究，万里总是能够迅速发现城市建设中的具体问题，从而保证了城市建设工作的正确方向。
1977年，萬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上任伊始，他便轻车简从，不打招呼、不带随行人员，直接深入基层，了解安徽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真实状况。11月初，万里来到大别山区金寨县，深入山区看望老红军和红军烈士家属，当看到有的老红军和烈士家属极为困苦的生活情景时，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不禁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同年冬天，万里走访了芜湖、徽州、池州、阜阳等地的县市，与当地干部群众深入交谈。1978年1月，万里赴皖东农村考察，直接进村进户，了解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在安徽任职不足三年的时间里，万里跑遍了当时安徽的74个县市，足迹遍及穷乡僻壤。[4]通过“微服私访”的形式，万里以“普通人”的身份深入实际，直接深入到群众中间了解农村实际。正是通过对安徽各地农村的调查研究，万里深刻感受到广大农民的困苦生活以及农业生产的萧条境地，深刻认识到农村工作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制定正确的政策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准确地抓住了农业生产问题的“要害”；也正是凭借认真的调查研究，使万里领导的安徽省委迅速做出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以生产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进而“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1980年，万里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主任，当时中央农业部门的部分领导干部对农业改革缺乏正确的认识，对农村改革的推进产生了消极影响。为此，万里明确“建议农业部门的领导要深入实际，到农村去看看……要亲自到下面去看看，做点调查研究”[5]。根据万里的指示，国家农委组织各部门一千多人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使农业部门各级领导干部深刻认识到农村实际情况，提高了对农村问题的认识，统一了推进农村改革的思想。可以说，调查研究是万里形成正确领导决策的基本前提，从而构成了万里领导艺术的实践基础。
2 政策变通是万里领导艺术的核心内容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6]，万里非常注重在领导工作中对政策的运用，他指出：“领导的责任在于制定战略，拟定规划，确定政策，组织管理，使用干部。”[3]政策变通的领导艺术，在万里领导农村改革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977年11月，经过对安徽农村的深入调查，万里认识到农村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他的主持下，安徽省委通过了一份《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的政策文件（简称 “省委六条”），对当时的农业政策做出较大的调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允许作业到组、责任到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等内容[3]。这份在今天看来极为平常的政策文件，却在当时突破了农业生产中一系列“禁区”，纠正了长期以来农村中“左”的错误，是农村改革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为了尽可能避免“六条”带来的各种阻力，万里领导的安徽省委“强调毛主席教导的实事求是，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六十条中去找根据”[7]，从而使这项政策得以顺利贯彻执行。“省委六条”出台以后，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支持，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在体制层面冲击了原本僵化的人民公社体制，从而“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1978年，安徽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旱，尽管省委采取了一系列救灾措施，但旱情导致粮食的减产已经无法避免。9月，安徽省委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耕种；并鼓励社员开荒多种，谁种谁收，国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借”字突出了一种政策的“临时性”特征，具有鲜明的政策弹性和应急色彩，兼顾了国家规定和农民利益，反映了万里对于政策变通的娴熟运用。“借地度荒”政策不仅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激发了农民“包产到户”的动力。从1978年秋开始，肥西县山南公社暗地里突破禁区，搞起了“包产到户”，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业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这一做法立即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为了推进农村改革，1979年2月，万里在省委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3]由于万里及安徽省委的支持，山南的包产到户才得以继续并逐渐扩大影响。正是由于万里的“三不”，使得原本更有政策意义的山南试点，没有后来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更加响亮，但这一极具政治智慧的变通性政策试验，不仅使安徽成为全国第一个进行包产到户试点的省份，也为包产到户在全国推行创造了重要的政策机遇。
农村改革之初，全国“左”的思想还比较严重，万里充分运用灵活性、应急性的农业政策来推动农业生产变革，通过变通的形式来避免政治上的阻力，如“借地度荒”中“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的规定没有明确的适用标准和范围，因而在政策内容上极具灵活性和伸缩性，从而为基层干部和群众留下了较大的自由行动空间。正如万里指出的，领导干部要善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执行政策，“即使上级有了指示，也应当考虑你那个部门、你那个地区的实际情况，不能照搬照套”[3]，因此，“应当提倡每个领导者都深入实际，搞好调查研究，坚持党的原则，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3]。万里在政策变通方面的领导艺术，不仅对中国农村改革具有重要的历史贡献，也充分体现了一位杰出改革家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
3 政治勇气是万里领导艺术的根本保证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当时人民公社被载入宪法，党的文件则明确要求“不许包产到户”，在这种背景下，万里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率先在安徽推行了一系列农业改革政策，并支持基层农民的包产到户，突破了传统的人民公社体制，展现了一位改革家非凡的政治担当和政治勇气。
万里之所以率先推行农村改革政策，主要是来源于他对人民利益的高度重视。主政安徽后，万里亲眼目睹江淮农民的困苦生活，他振聋发聩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怎么可以不关心群众的吃饭问题呢？谁不解决群众吃饭问题，谁就会垮台。”[2]在“左倾”思想还较为盛行的70年代末，万里不仅提出要重视人民利益，更是明确指出要重视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他说：“人民的物质利益什么时候都不能忘掉，忘掉就不是好的共产党员”[2]，“我们一定要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3]。正是这种人民利益至上的可贵思想，才使得万里敢于突破“禁区”，率先推行“以生产为中心”的农村改革。
1978年秋，安徽省肥西县山南公社开始实行“包产到户”，1979年初，万里领导的安徽省委通过了允许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的决定，成为全国第一个以省委名义进行包产到户试点的省份。但不久，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文章，对“包产到组”进行批判，立即使整个肥西县干部群众处于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5月21日，万里亲自来到山南公社，当有的干部群众提出“是否允许包产到户”的疑问时，万里明确地表示：“你们干吧，搞富了再说。搞包产到户，如果要检讨，我检讨。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2]1980年1月，万里来到以“大包干”闻名的小岗村，当有的社员担心“大包干”被批评为“开倒车”时，万里坚定地对“大包干”表示了支持，他说：“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算‘开倒车”[8]“是我同意你们干的，就这么干算了，出了问题我来顶着。”[7]由于与当时的中央政策相抵触，包产到户的“非法”身份引起了极大的争议，甚至处于再次被封杀的境地中，而万里以“敢为天下先”的政治担当和政治勇气对包产到户给予支持，不仅给基层干部群众以巨大的鼓舞，也使安徽的农村改革得以继续向前推行。1979年12月1日，万里在安徽省军区代表大会上作了《包产到户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生产责任制》的讲话，首次明确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并在同年底的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重申这一创新性认识，从而解决了包产到户姓“资”还是姓“社”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为安徽的农村改革注入巨大的推动力，凸显了万里难能可贵的政治担当和巨大的政治勇气。
4 政策宣传是万里领导艺术的突出特色
作为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万里非常善于通过“抓典型”的方式进行政策宣传，以有效地推动领导工作的进行，因而在舆论工作和宣传领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领导艺术。1936年，在东平田大店完全小学任教期间，万里就十分注意宣传教育工作，利用墙报、读书会、演唱会等形式提高师生的革命觉悟。[1]1944年，在运西地区领导民主民生运动中，万里通过总结领导经验，采用“抓典型”的办法推广中共濮县、-城县、南旺县、南乐县等地的工作方法，指导民主民生工作向前发展。[1]1944年12月，万里在冀鲁豫分局民运部主办的《群运材料》上发表了《继续贯彻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介绍了运西民主民生运动的主要经验，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领导农村改革的进程中，万里更加注意发挥政策宣传的积极作用，不仅宣传了安徽农村改革的突出成绩，也有效地克服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从而实现了中国改革“第一步”的稳健迈出。安徽“省委六条”实行不久，1978年2月3日，万里通过《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通讯，介绍安徽农业的“新政策”，对“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宣传，从而为基层干部群众推行“新政策”提供了有力的政治支持。同时，万里还通过“抓典型”的办法宣传改革的积极效果，以扩大“六条”的影响力。1977年，安徽省定远县由于积极落实“尊重生产队自主权”，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定远县成为当年安徽仅有的两个没有粮食减产的县（市）之一。万里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抓住了这个“典型”，并在1978年2月1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农业必增产——安徽定远县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状况的调查》一文，文章不仅介绍了定远县解决生产队自主权问题后粮食增产的情况，还“回答”了针对自主权的各种顾虑和疑惑。该文的发表极大地增强了广大农民的生产信心，同时激发了基层干部群众继续推行农村改革的动力。
在突破人民公社体制的过程中，万里也是通过“抓典型”的办法，通过介绍安徽省当涂县的农业发展情况，对“学大寨”的普遍性经验提出了质疑和反駁，并在1979年1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抓点的学问——当涂县委抓点带面促进农业高速度发展》的文章，指出“靠‘开小灶‘吃偏饭，不仅创造不出真正的经验，甚至会毁掉一些先进单位”[9]，从舆论上为安徽农村改革争取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在农村改革的进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农业计酬与产量直接相关，而这涉及了农业生产责任制这个根本性问题。为了进一步推动农村改革中的思想解放，万里指派记者写了题为《农业计酬必须紧密联系产量》的报道，在新华社内部刊物上发表，从而为联产计酬制造一定的舆论氛围。1979年初，为了避免中央文件的“两个不许（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万里特地多方征求意见，在表述上把“包产到户”改为“定产到组，责任到人”[10]，于1979年3月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农业劳动报酬联系产量计算的调查》一文，从而使包产到户第一次以变名的形式登上了《人民日报》。在农村改革初期，万里通过权威性媒体对安徽农村改革的连续报道，一方面对农村改革的成效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减少了基层干部群众的心理负担，另一方面通过在宣传阵地上与“左”的思想进行舆论交锋，为农村改革的推进创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充分展现了万里在宣传工作方面高超的领导艺术。
作为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万里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尤其是为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田纪云曾说：“如果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么，万里就是高级工程师之一。”万里高超而卓越的领导艺术，是他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的结晶，也是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深入总结和丰富这些领导艺术，对于当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阶段，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张广友，丁龙嘉.万里[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万里论著编辑组.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
[3] 万里.万里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刘长根.万里在安徽[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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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陆采芳，张广友.抓点的学问——当涂县委抓点带面促进农业高速度发展[N].人民日报，1979- 01- 12.
[10]张广友.农业劳动报酬联系产量计算的调查[N].人民日报，1979- 03-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