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匠气”与“书卷气”创作心理探微

    王子微

    摘 要：文章拟对篆刻中的“匠气”与“书卷气”创作心理进行探微，从“匠气”与“书卷气”艺术创作环境、篆刻家与篆刻匠人的文化艺术素养与艺术创作方式、篆刻家与篆刻匠人的师法渊源三个方面着手，探析明清“家”和秦汉“匠”的审美理念。力争能更清楚地理晰篆刻中的“家”与“匠”的审美理念关系，从而得出客观且公正的研究结论，为今后的篆刻艺术研究寻找出新的视角与途径。

    关键词：匠气；书卷气；创作心理

    在篆刻史上有两个高峰期，一个是秦汉时期，一个是明清时期。《现代汉语词典》将“工匠”一词解释为“手艺工人”，也可理解为具有工艺技术专长之人。工匠包括木石匠、打铁匠、泥瓦匠、剃头匠、裁缝、厨师等。而“艺术家”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从事艺术创作或表演而有一定成就的人”，诸如文学家、音乐家、画家、雕塑家、书法家、舞蹈家等。艺术家不仅从事艺术生产，而且还要有所成就。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秦汉时期的印章主要是通过铸造、凿刻而成，与当时的青铜器铸造很是相像，故其工作人员被称为印工。梁衡先生《匠人与大师》一文中也提到匠人与大师的区别有三点：一、匠人在重复，大师在创造；二、匠人在实践层面，大师在理论层面；三、匠人较单一，大师善综合。且此时的印章材质以铜质为主，金、银、玉等兼用，其制作工艺、流程相当复杂，需多方合作方可完成。故其铸、凿等技艺，须在官府由专门机构和印工负责完成，民间私印亦有专门工匠制作。这时的印工们往往没有太高的文化素质，对艺术的审美还不具有系统性，并且对印章艺术不存在创作主动性，又加之印章多为铸造，故按照以上说法，秦汉时期的印工们应该归属于“匠”人一列。而到了明清时期，由于易刻印材的出现，文人开始自篆自刻印章，开始摆脱文人篆文、印工刻印的阶段。此时的文人开始对篆刻艺术性进行探索，越来越多的执刀法、用刀法理论出现，并指导着印人们学习发展篆刻艺术。同时也出现了具有审美思想的篆刻艺术家，其有较高的文化艺术素养，对篆刻艺术创作具有主动性，并能有所成就。

    在秦汉时期，印章主要是作为一种凭信工具，与国家职官等级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人们对印章有着重视的态度。也正是通过这种文化生活环境的影响，当时人们对印章艺术极为重视，虽然制作者存在着自身本能的审美意味，但由于局限于当时的制印条件、生活环境等因素，也使得印章艺术工作者在制作印章时不得不按部就班。此外，制作印章只是作为他们的日常工作，所以其艺术创作心理仍然是比较单纯。

    而在明清时期，印章不再仅仅作为一种凭信工具被使用，而且也开始作为一种艺术品流转于社会之中。同时，艺术品交易市场的日益繁荣，加之文人开始自篆自刻印章，印章艺术得到空前发展。艺术篆刻家也往往是创作能够表现自身艺术个性的作品，内心的想法与情绪会付诸于刀笔之间。当然，追名逐利者也不乏其内，艺术创作心理也是较为复杂的。

    文化生活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古时有“孟母三迁”之典，现在有“环境造人”之说，此皆言不同的环境对人有着不同的影响。当然，在不同的文化生活环境中生活的艺术工作者，其艺术创作心理也是有一定差异的。

    一、“匠气”与“书卷气”艺术创作环境

    秦统一六国后，国家政权迅速完善，皇权高度集中，制定了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等。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繁荣发展，国家制度的日臻完善，等级制度的划分需要，印章被人们重视，主要有官印与私印两种。秦始皇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了“三公九卿”的职官制度。皇帝给百官授配印信，使用官印非常频繁，私印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发展，印章的使用频率迅速增加。

    汉承秦制，汉代在承继秦政权官宦制度的基础上，职官制度更加严明。就印章来说，不同官阶的官员佩戴的印章亦有很大不同。我们从玺印制度上可以得知：秦汉以来，根据官秩等级的不同，玺印在质地、钮制、用印文字等方面有着严格明确的规定，印章被当做一种标识，一般是不能随意僭越的。在这样严格的制度下，印工们在制作印章时便会严肃对待，一丝不苟。

    由于官印使用频繁，印章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清代朱象贤《印典》中有载：“《晋·职官志》：侍御史所掌有五。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刻印。《续文献通考》：明各衙门印信，俱礼部铸印局专管铸造，印信倶有定式。其后又有铸换、辨验等例，凡开设各处衙门合用印信，劄付铸印局官，依式铸造给降。其有改铸销毁等项，悉领之。”由此可推测，秦汉时期的印章主要是通过铸造而成的，国家也会设置例如印曹之类的机构专门负责印章的制作。此外，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私印，私印的出现无疑使此时印章的审美意味得到更多的表现。但是，此时的印章，无论是官印还是私印，仍是更多地注重其实用性，在审美层面上的表现可能还是单纯的。

    而印章到了明清时期，其制作者不再只是编排印文、制作印范、铸造印章的普通匠人。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日益发展，又加之这一时期易刻印材的出现，印章开始由文人自篆自刻。《赖古堂印人传》中记载：“……余闻国博在南监时，肩一小舆过西虹桥，见一蹇卫驼两筐石，老髯复肩两筐随其后，与市肆互诟……公睨视久之，曰：‘勿争，我与尔值，且倍力资。公遂得四筐石，解之即今所謂灯光也。”人们也由单纯追求物质生活开始向追求精神生活过渡。文人士大夫介入篆刻是篆刻“书卷气”的前提。

    这一时期，由于书画艺术的繁荣发展，印章除了作为凭信功能而使用外，印章的审美功能也日益凸显。我们不难发现，现在看到的很多的书法作品上钤印甚多，印章的种类也不仅仅局限于姓名，更出现了鉴藏印、斋号印等，这一类印章是钤印于书画作品上，故而对印文的美观要求提高。而且，书画艺术品市场的日益发展，一些文人开始依靠鬻卖印章为生，这也带动了篆刻作品的逐渐市场化。同时，承续“印宗秦汉”的思想，开始出现“印从书出”“印外求印”的思想，各个篆刻流派的相继出现，对篆刻艺术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也使得印章艺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二、“匠气”与“书卷气”艺术创作心理

    秦汉时期，印章主要分为官印与私印两种。官印为政府机构所铸造，国家常设官职，印章皆有例如“印曹”这样的国家机构提前铸造。由于政府机构在印章上有自己的范式，这样印章制作者就会按部就班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其艺术创作心理也是按部就班的。而私印的铸造上，印工们往往会根据购印者的要求去完成印范中印文的编排，制作此印时，印工的艺术创作心理往往同官印的制作相同，亦是按部就班。并且，此时的印工进行印章制作只是自己的工作需要，加之自身的文化水平有限、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此时的印章创作几乎没有太多的个性表现。因此，此时的印章艺术表现可以说是被动的。

    明清时期，文人开始自篆自刻印章，对印章的追求也有所不同。由于易刻印材的出现，此时印章的制作开始由印工逐渐转向由文人自篆自刻。文人墨客自身的文化素养都是极高的，而且大多数从事篆刻的文人在诗、书、画等方面也多有涉猎。另外，大多数文人篆刻家又是金石文字学家与书法家，对古文古篆的识读能力极高，书写能力也较强，且对待艺术有自己的理解与视角。自古以来文人墨客清高自诩，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其篆刻的印章也往往是表达自己内心的高洁情操，表现自己的艺术追求，或是通过篆刻印章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绪等等。如赵之谦有“为五斗米折腰”，黄士陵有“花好月圆人寿”印等等，因此，这一时期的印章，绝大多数都是出自文人篆刻家内心对篆刻艺术的理解，不再是有固定范式要求地按部就班地篆刻印章，因此，其艺术创作心理也往往是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当然，追名逐利者也不乏其内，在明清时期，篆刻艺术的思想、流派等的形成，文人篆刻家不计其数，追名逐利也成为部分文人篆刻家艺术创作的动力源泉。当然，无论是追名逐利还是抒发内心的情感，这一时期的篆刻艺术表现可以说是主动的。

    通过对“匠气”和“书卷气”作品分析及艺术创作心理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鉴于秦汉与明清两个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活环境的不同，秦汉时期的印章制作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政府行为，是由国家机构人员完成的，秦汉时期的印工只是在国家机构工作的人员，本身的文化艺术修养并不会太高，对于印章的理解也只是单纯地停留在其使用功能，部分官印及私印的制作使印章开始表现出审美意识，但印工只是为了生存而工作，还不存在对艺术的追求，只是依照范式按部就班，不敢自出新意肆意僭越。这一时期的印章制作者由于受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与局限，其艺术创作心理也是平稳的、单一的。此外，当时的官印是由国家机构负责完成的，这一时期的印章制作者只是完成工作需要。而私印的出现，也使得印章制作者开始以此为自己扬名，以期获得更多的“客户”，即私印购买者，制作者开始出现追名逐利的创作意图，但是此时的印章制作者由于自身生活环境、文化条件等因素的影响，笔者认为他们的创作意图仍然是比较单纯的。

    而明清时期艺术品交易市场的出现，文人篆刻家大多数在金石文字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已经逐渐上升到精神层面，印章除了仍具有的凭信功能之外，也成了一件艺术品，如赵之谦被称为“金石巨子”。他们本身具有较高的文化艺术素养，这一时期的印章主要是由他们自篆自刻完成。此外，由于篆刻作品也随着艺术品交易市场的日益繁荣开始进入艺术市场，文人雅集活动的出现等等，使篆刻艺术得到较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对篆刻者的艺术创作心理产生了影响，使其艺术创作心理变得较为复杂。此时的印章同书、画一样，成为一门艺术门类，也随着艺术品市场的日益繁荣活跃逐渐商品化。因此，明清时期的篆刻家进行艺术创作的意图大概有四点：一是陶冶情操，抒发情感；二是养家糊口，求得生存；三是传名于后世；四是为民族传统艺术的传承而努力。

    当代篆刻创作“书卷气”缺失是时代风气使然。当代印人往往急工近利，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之下对入印内容也不加斟酌，仓促置入，对篆字渊源不加追究。印面刻就，边款亦草草数笔以记年号或姓名即可了事，如此制印实无异于印工、印匠。由于篆字辨识不易，当代印人多数不习六书只重刻字，对于篆法的来源多数靠网络软件查找或普通篆刻字典，集字入印，生搬硬套。篆书书家多数只写不刻，导致篆与刻的两极分化。这反映到篆刻创作上来，“匠气”“俗气”充斥著印面，这样的“工匠化”对篆刻艺术是不利的，更妄谈“书卷气”表现。显然篆刻“书卷气”便是从印人“静坐读书”而来，通过读书，篆刻家易形成高雅脱俗的审美意识，最终折射于篆刻创作之中，使作品具有“书卷气”。

    参考文献：

    [1]赵宏.篆刻教程[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6：8.

    [2]朱象贤.印典[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167.

    [3]周亮工.赖古堂印人传·书文国博印章前[M].上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