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中国共产党组织结构转型的困境及出路
苏健
摘 要：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来自意识形态领域、基层社会以及党的执政权威等多方面的挑战，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来应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挑战，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作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公民社会；合法性
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了社会的快速转型，对社会治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对拥有八千多万党员，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如何实现党组织的成功转型，优化党组织的运行效率，更好地发挥党组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领导核心作用成为了我们急需探讨的问题。那么，中国共产党在转型的过程中会遇到哪些挑战，又该如何破解呢？
首先，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淡化对党的理论体系建设提出了质疑。政党的思想属性是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根本标志，也是党员所信奉的基本价值体系和法理基础。思想意识是凝聚政党的重要源泉，也是政党成员的个人理想与奋斗目标的集合体。政党的思想理论被传播的过程，也就是政党对社会其他成员产生思想影响，对他人进行支配和控制，追求自身社会认同度与合法性的过程。“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多少社会公众和本党成员所接受，就意味着该党在政治体系和社会成员中的认同度有多高，这也决定了该党能否顺利执政或者长期执政”[1]。长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非常重视思想意识领域，建立了拥有完整体系的思想理论的生产机构——党校，和党的思想理论的传播机构——宣传部，从而使党员在提高自身理论自信的同时，提高了社会对党的认同度，更进一步铸牢了党的执政基础。
但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政党间思想意识的差异性不断缩小，趋同性日趋明显，政党成员对本党的忠诚度呈降低的趋势，社会对政党的认同度也在降低，政党的功能受到了质疑，政党对社会所发挥的效力也在不断减弱。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以崇高的理想和信念所铸就的理论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根据变化着的世情、国情、党情，适时地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进一步提高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的融合度，丰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刻内涵，使党的理论始终紧追世界的发展潮流、紧跟国情的前进步伐、紧绕党的目标和宗旨。
其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不断健全，人们的公民意识不断增强，民间公共组织也不断增多，非政府组织发挥效力的领域也不断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政党的权力触角范围，这也就意味着政党“引导新团体参与政治的作用将大大减小，他们处理经济中产生的问题的能力大大降低”2。非政府性的社会公共组织是通过社会公共权力来表达公民的意愿和发挥其对社会的微观治理作用的，社会公共组织与追求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政党不同的是，社会公共权力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合体，呈现出明显的利益碎片化。政党追求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与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合体进行博弈的过程，通过政党权力与社会权力的良性互动，理顺了不同利益集合体间的利益冲突，实现社会利益配置的最优化。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强大包容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丝毫不排斥社会公共组织的存在和其作用的发挥，中国共产党始终视社会公共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有力帮手，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人民团体、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介组织等的积极作用，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治理力量形成强大的管理合力。
再次，党的制度建设的缺失，弱化了党执政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共产党，其合法性来自于革命运动，中国革命的需要是中国共产党获取执政地位的前提。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来源是无可置疑的，尽管与西方政党的选举合法性来源不同，但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了高度的社会认同，高度的社会认同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最好注解，正如李普斯特所说：“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3。当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型为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党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获取其政治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关键则在于其科学、合理的制度规范建设。马克思·韦伯认为，政治权威是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基础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尽管有严密的组织制度体系，来规范着其成员及其所掌握的社会组织，但是在制度的执行阶段却大打折扣，这严重弱化了党的权威及其执政的合法性。因此，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完善党的制度建设，切实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加强对制度执行的追踪和反馈，强化执纪问责，通过强化制度规范维护和巩固党的权威和合法性。
总之，新的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制度建设提供了更高的要求，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挑战的应对、困境的解围可以更好地提高其执政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参考文献：
[1] 黄大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
摘 要：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来自意识形态领域、基层社会以及党的执政权威等多方面的挑战，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来应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挑战，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作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公民社会；合法性
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了社会的快速转型，对社会治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对拥有八千多万党员，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如何实现党组织的成功转型，优化党组织的运行效率，更好地发挥党组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领导核心作用成为了我们急需探讨的问题。那么，中国共产党在转型的过程中会遇到哪些挑战，又该如何破解呢？
首先，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淡化对党的理论体系建设提出了质疑。政党的思想属性是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根本标志，也是党员所信奉的基本价值体系和法理基础。思想意识是凝聚政党的重要源泉，也是政党成员的个人理想与奋斗目标的集合体。政党的思想理论被传播的过程，也就是政党对社会其他成员产生思想影响，对他人进行支配和控制，追求自身社会认同度与合法性的过程。“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多少社会公众和本党成员所接受，就意味着该党在政治体系和社会成员中的认同度有多高，这也决定了该党能否顺利执政或者长期执政”[1]。长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非常重视思想意识领域，建立了拥有完整体系的思想理论的生产机构——党校，和党的思想理论的传播机构——宣传部，从而使党员在提高自身理论自信的同时，提高了社会对党的认同度，更进一步铸牢了党的执政基础。
但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政党间思想意识的差异性不断缩小，趋同性日趋明显，政党成员对本党的忠诚度呈降低的趋势，社会对政党的认同度也在降低，政党的功能受到了质疑，政党对社会所发挥的效力也在不断减弱。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以崇高的理想和信念所铸就的理论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根据变化着的世情、国情、党情，适时地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进一步提高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的融合度，丰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刻内涵，使党的理论始终紧追世界的发展潮流、紧跟国情的前进步伐、紧绕党的目标和宗旨。
其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不断健全，人们的公民意识不断增强，民间公共组织也不断增多，非政府组织发挥效力的领域也不断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政党的权力触角范围，这也就意味着政党“引导新团体参与政治的作用将大大减小，他们处理经济中产生的问题的能力大大降低”2。非政府性的社会公共组织是通过社会公共权力来表达公民的意愿和发挥其对社会的微观治理作用的，社会公共组织与追求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政党不同的是，社会公共权力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合体，呈现出明显的利益碎片化。政党追求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与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合体进行博弈的过程，通过政党权力与社会权力的良性互动，理顺了不同利益集合体间的利益冲突，实现社会利益配置的最优化。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强大包容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丝毫不排斥社会公共组织的存在和其作用的发挥，中国共产党始终视社会公共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有力帮手，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人民团体、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介组织等的积极作用，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治理力量形成强大的管理合力。
再次，党的制度建设的缺失，弱化了党执政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共产党，其合法性来自于革命运动，中国革命的需要是中国共产党获取执政地位的前提。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来源是无可置疑的，尽管与西方政党的选举合法性来源不同，但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了高度的社会认同，高度的社会认同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最好注解，正如李普斯特所说：“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3。当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型为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党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获取其政治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关键则在于其科学、合理的制度规范建设。马克思·韦伯认为，政治权威是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基础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尽管有严密的组织制度体系，来规范着其成员及其所掌握的社会组织，但是在制度的执行阶段却大打折扣，这严重弱化了党的权威及其执政的合法性。因此，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完善党的制度建设，切实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加强对制度执行的追踪和反馈，强化执纪问责，通过强化制度规范维护和巩固党的权威和合法性。
总之，新的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制度建设提供了更高的要求，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挑战的应对、困境的解围可以更好地提高其执政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参考文献：
[1] 黄大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