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府财政“注水”能耍多少“歪招”

    段羡菊++阳建

    未开发土地可能产生的税收,被预算计入对基层政府的财政考核任务;乡镇、街道政府负责人的主要精力不是服务民众与企业,而是越俎代庖去收税;政府收税不择手段,包括向外引税、向企业收过头税、向干部借款……湖南省醴陵市出现的上述“怪事”,暴露了基层财政“注水”给当地经济社会带来的巨大伤害。

    “高指标”逼出不择手段收税

    湖南省醴陵隶属株洲市,地处湖南东部,是以陶瓷、花炮为支柱产业的县级市。最近,当记者在醴陵市见到西山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程高翔时,他坦言现在最头痛的工作难题,是如何偿还近几年不断给财政“注水”而欠下的债务。

    他告诉记者,前些年,市政府下达给街道办事处的税收指标节节升高,2012年的税收任务是6000多万元,2013年超过1亿元。为了给高指标任务找一个说法,上级部门甚至把街道办事处辖区未开发的土地,在将来可能开发产生的税收,都预算了进去。

    为了完成高指标任务,醴陵市的基层政府可谓绞尽脑汁。一位乡党委书记介绍,近年来他所在乡承担上级下达的税收任务和实际税源,总要相差数百万元。如2012年,承担税收任务4500多万元,可摸底的实际税源为4060万元;2013年,承担税收任务5600余万元,实际税源是4700万元。

    于是各种在当地习以为常的“歪招”就出现了。以这个乡为例,一是向外“引税”,但镇财政要付出20%左右的成本,支付给穿针引线帮助引税的中介人以及税收提供者。此成本只能由乡镇财政来承担,形成乡镇债务。二是本地企业垫付,实际就是寅吃卯粮,动员企业提前交税。三是向干部集资,由乡镇财政向乡干部打借条借款,再择机归还。该乡党委书记本人就累计借款过万元。

    每年年底使出各种手段完成税收任务之后,就迎来新的一年。这位乡党委书记自嘲,按中国的传统,人们向来喜欢说“开门红”,而他常对乡镇干部说,我们乡政府没有“开门红”,因为新年一开始就要面临归还干部集资款、企业预交了税款后无税可交的税收拮据局面,只有“开门愁”。

    企业也是叫苦不迭。醴陵市一家陶瓷企业财务总监说,以前政府要求企业在年底提前预缴税收,有时候甚至分季度提前预缴,规模大点的企业一般都要预缴100万元以上。实际上,到了年底,企业的流动资金都很紧张,但是为了不得罪政府,不得不预缴。“有一次我们在2012年就把2014年部分税种的税预缴了。”

    片面追求“政绩”诱发急功近利

    在基层政府和企业苦不堪言的同时,醴陵市的财政收入“捷报频传”,指标增长曲线一路强势上扬。从2007年到2012年的5年时间,醴陵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了2.6倍,年均增长29.3%。2010年,全市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幅甚至超过50%,远远大于经济总量的增幅,超出了基层实际承受的能力。

    接受采访的醴陵市基层干部认为,出现这些怪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是醴陵市有的领导干部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地追求增长高指标,急于后发赶超,片面追求政绩。

    近年来,财政收入尤其是地方可支配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相对GDP等经济指标而言,在一些地方眼中“含金量”更大、公信度更高,成为上级政府重点考核的重要指标。正是得益于财政收入等指标的高增长,醴陵近年跻身国内一家经济研究机构评定的“全国百强县”,也成了湖南政府部门评定排在全省“前四强”的经济强县。

    为了完成急功近利的高指标,醴陵市对基层政府实施“高压”手段。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和政府职能部门分工,收税的职责与权力应该是国税、地税这两个税务部门,但由于两个部门垂直管理,为了保证税收任务能够完成,醴陵市把税收征管的任务直接下给了乡镇政府,基层税务人员虽然也有本部门下达的任务,但税收征管的实际压力,已经转嫁给了乡镇政府。

    醴陵基层干部诉苦说:“地税部门一个税收专干,可以向我们乡镇党委书记、镇长作指示,发号施令,我们成了他们的‘小媳妇。”

    高压态势下,税收超过安全生产、社会稳定,成了醴陵基层干部压力最大的工作职责,与政绩考核、经济奖罚挂钩,直接影响升迁。在这种考核体系下,几乎没有谁敢不完成任务。本该用于服务民众、发展经济的精力与时间,被挪用于完成税收任务。“年中过半”“年底冲刺”,这些话成了当地基层干部完成税收任务的口头禅。一位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告诉记者,2013年他已经做好打算,“实在顶不住了,只有辞职走人”。

    如今需防外地来“引税”“买税”

    面对基层的叫苦之声,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2013年,醴陵市年初制定的财政收入目标仍然向上攀升,达到41.7亿元。好在随着当年市委领导班子的更替,事情出现了转机。

    2013年9月,醴陵市人大举行会议,将财政预算收入目标调减为36.41亿元,这是近20年来市人大第一次调减预算收入目标,且幅度超过5亿元。“作出这个决策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醴陵市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廖军说,市委、市政府承受了考核的压力、评比的压力,还有舆论的压力。

    财政预算收入调减之后,醴陵市想方设法“节流”“开源”,一是进一步降低行政成本,二是调减了一批一般性支出项目,三是加强对企业偷税漏税的稽查。醴陵市财政局局长陈建球认为这是“理性的选择”,是醴陵经济发展水平的真实体现,“过高的增速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

    调减不切实际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在醴陵各界引发极大反响。醴陵陶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李经文说,从2013年第四季度开始,他所在的企业就没有再被要求预缴税收了,现在都是按时缴税。“这件事做得好,减轻了企业不少负担。”廖军反映,今年年初醴陵市举行人大会议,很多企业界的代表认为,不逼迫企业缴“过头税”,是“政府做的大好事”。

    基层干部更是欢欣鼓舞。“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山搬掉了”,西山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程高翔如释重负地对记者说,取消不切实际的财政收入高指标,“这是真正的实事求是、正本清源,为地方发展挤出去了‘水分,从而解放了干部,让他们真正有精力去服务民生,服务企业”。

    据记者调查,高指标逼迫下诱发的各种征税怪象,不仅仅发生在醴陵,国内不少地区也都存在。对这种急功近利、祸患无穷的做法,一些县市近年来已经纠正,有的正在纠正之中,但还有的地方仍然持续上演。正因为如此,醴陵的干部都明白,如今再不干“引税”“买税”的事情,但也要想方设法守护住本地的税源,防止外地县市前来“引税”“买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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