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画报中的北京巡警形象
丁芮
自清末开始,警察便在民众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个清末新政的产物,近些年得到学界关注,不过学界对其探讨主要集中在制度层面,见物难见人。近代北京警察在民众眼中的形象如何?能否回到历史现场去客观认识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晚清画报不失为较佳的考察窗口。画报出现于清末,在北京发展尤速。正如时人描述京城画报之盛:“各家画报售纷纷,销路争夸最出群。纵是花丛不识字,亦持一纸说新闻。”与文字记载不同,画报图文互补,更有直观性和亲和力,所呈现出的晚清社会景象更为丰富、生动,成为我们直接触摸当时社会的重要史料。
《醒世画报》以大篇幅反映北京巡警
在清末北京众多画报中,《醒世画报》是其中一份很有影响的画报。它是少见的日刊,创刊于1909年12月2日,终刊于1910年2月1日,由张凤纲编,李菊侪、胡竹溪等人主绘。这份画报刊行时间将近两个月,发刊近60期,现存43期,为时虽极为短暂,但其笔触生动,文字浅近,嬉笑怒骂,记述了清末北京的市井百态与深刻社会变革,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是观察清末新政晚期北京社会风俗的一扇窗口。它的特点在于,贴近民众生活,关注发生在民众身边的人和事,编者和绘者用普通民众的视角发掘问题,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普通民众的心声。
对清末图像多有研究的学者陈平原教授有一个论断:“如果说晚清上海洋场最具冲击力的视觉形象,是马车上花枝招展的妓女;那么,北京街头上最值得记忆的形象,则当推身穿制服、手执警棍的巡警。”在《醒世画报》中,我们果然发现了很多关于清末新政中巡警的历史信息。据统计,现存43期《醒世画报》中图文出现“巡士”、“巡警”、“警士”及间接以“有管理之责者”、“有保卫治安之责者”等称呼巡警者,共占全部篇幅的近四分之一。数量众多的图文有助于我们真实地了解清末的北京巡警。
巡警在清末是新生事物,为清末新政的产物。“庚子之变”后,为维持京城的社会治安,清廷在联军安民公所的基础上,先后设立了善后协巡总局、工巡局,原有治安机构除步军统领衙门予以保留外,其余各机构全部撤销并入工巡局,警察职权扩大。1905年巡警部成立后,清廷于同年12月将内、外城工巡局更名为内、外城巡警总厅。从安民公所发展到内、外城巡警总厅,虽然只有短短十年时间,但巡警职权广泛,除维持治安、缉拿盗贼外,还包括修治街道、经营土木、防灾救火、管理交通和公共卫生、整顿风俗、收容教养流民和轻微人犯及办理社会救济等。
新式巡警通过走街串巷、站岗巡逻等方式存在于民众生活中,形成了巡警无处不在的社会影响,让民众感觉耳目一新。
清末巡警职责与民众生活相关,自然成为关注民众生活画报所描述的重点。
巡警形象的多样展示
清末以前,北京的治安由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兵马司、顺天府和协巡营等多个机构共同维护。其社会效果未见得很理想。从《醒世画报》中可以看到,在民众的观感中,新政诸多举措中专职负责维持社会治安的警察机构,其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的能力有所增强。巡警盘查可疑之人、抓捕盗贼、查禁烟赌、防火救灾、维持交通等,切切实实让民众感受到设立巡警的好处,他们甚至认为巡警会处理所有事务。如第15期《开灯卖烟》说,南锣鼓巷有一家私开烟灯,地方很严密,不会走漏风声。但绘者认为,“虽是如此说,就怕是巡逻的警长们,闻着烟味可就糟啦”;第52期《私酒宜查》,绘者友人发现有人贩运私酒,绘者得知后也提出奉告:“可留神巡士呀。”
在《醒世画报》中,有大量篇幅描绘民众对巡警的期待,特别是涉及社会治安与社会风气这两类问题。如遇见匪徒骚扰女学生、自来水公司丢水龙头、赌球、易燃物随意堆放、乱倒尿桶、私运酒水、乱放烟花爆竹时,民众总是期待“有管理之责者多多注意访查”。巡警不仅是执行警务的官方人员,在一定程度上还充当着道德的维护者,甚至连“清官难断”的家务事,民众也期待巡警进行干涉。第53期《送忤逆》描述,棉花胡同一个老太太,其子不孝顺,便把他送给巡警惩治。画报编者也赞同,认为这种不孝子必须让巡警重重惩治。
民众从身边巡警提供的社会服务中,也切实感受到了设立巡警的好处,特别是在遭遇灾害和突发事件时。例如第21、53期分别记述了火灾发生时,巡警及时赶赴现场,维持秩序,竭力救火,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一些突发事件中,巡警也往往发挥积极作用。第40期《好喝一壶的听听》记载,徐某在家里喝得大醉,倒在火炉上,外边站岗的巡警看见烟气赶紧进屋查看,当时徐某衣裳已经着火,巡警立即喊人把火扑灭,救下徐某。
让民众感触最深的是,巡警对待民众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与之前的军人、官吏不同,巡警不再高高在上,变得亲切和善起来。第51期《巡士尽职》记载,一个人喝醉了酒,随意打骂人,“多亏站岗的巡警竭力劝解,问明他在哪儿住,给他雇了一辆洋车,并且还嘱咐小心东西。像这样巡警才算尽职。”感受到巡警的好处和态度的不同,普通民众在遇见困难时便主动求助巡警。第17期记载,公公拿茶壶打了媳妇,媳妇便叫巡警求助。连深居家内的妇人都知求助巡警,可见巡警在一定程度上已树立起排难解纷的正面形象。此外,诸如巡警细心盘查可疑行人、调解人力车夫和坐车人的矛盾等值得表扬的“尽职”行为,《醒世画报》上亦不时出现。
作为新生事物出现的巡警被赋予代表“文明”的使命,因此警察机构亦制定了各种纪律约束其行为规范,如站岗的巡警不准随意与人攀谈、不准吃东西等。有时,同样的行为,在普通人身上也许不会引起注意,但是发生在巡警身上则容易招致批评,如第48期《巡警现象》描绘了巡警遇见妇人搭讪几句,绘者将其提升到“巡警现象”的高度加以批评。
正是因为将巡警看作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新政”,巡警执法是否得当、言谈举止是否文明等都会受到民众和绘者关注。《醒世画报》上有不少巡警放弃职守、暴力执法、言行不当的记载,如第3期《有碍交通》批评乱扔垃圾,“巡警也不拦,怪事!”第38期《蛮不说理》说巡警群殴马粪车夫,虽未直接严厉批评,但通过“行人都为之不平”这样的语言,委婉地表达了对巡警暴力执法的不满。
回到历史起点追寻巡警形象
当时近代警察制度的设立时间不长,但毕竟是作为一种改革措施出现的,具有一定的新气象和新作为。其设立之初固然是为直接应对当时混乱的社会秩序,但更深层因素是因为“欲收变法之效,行宪之基,又非厉行警察不为功”。近代警察出现后,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保护民众日常生活,甚至城市近代化的发展皆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一点不容忽视。就连客居北京的外国记者都切切实实地感觉到了。名记者莫理循1897年刚来北京时,发现北京给人以拥挤幽闭的不适感觉,而实行警政后的1911年再次来到北京时,他非常高兴地看到北京取得的进步——新建筑、新马路和新组建的警察部队都展现出“一个发展中城市的骄傲”,以至于他在给布雷克夫人的信中赞叹道:“在北京,我发现这个城市正在变样……巡警们简直叫人赞扬不尽。”
进入民国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武装警察对学生运动的镇压,使北京巡警反动、暴力的一面被放大,并逐渐掩盖其与民众关系融洽的一面,被单一地固定化为反面形象。但通过画报的图像资料,我们可以直观地进入晚清历史,真实地了解民众目光聚集下的北京巡警,以及民众所给予他们的期望、批评、赞扬、误解、同情,并由此体会以“普设巡警”为重要基础的晚清政治与社会变革的艰难与困境。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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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