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老物件

    张宝申

    水汆儿

    60年前，我的童年时代，家住南城牛街的一个小四合院里。一年四季无论春夏秋冬，早起一睁眼看到的风景，就是院里的几户人家在生炉子。炉子是那种四爪着地的铁皮圆筒上面有个四方炉盘儿的“洋铁皮炉子”。生火时先在炉膛底部放上劈柴，引着以后再放煤球，然后用“拔火罐”拔上。等浓烟散去后，见到蓝火苗了，赶紧在炉眼儿里坐上一个水汆儿。水汆儿的水开了以后，用来洗脸、漱口刷牙、沏茶……在我的记忆里，家家户户每一天的日子都是从热腾腾的水汆儿开始的。

    水汆儿，也叫汆子，是过去北京平民百姓家庭最常用的物件。《现代汉语词典》里有“汆子”词条：烧水用的薄铁筒，形状细长，可插入炉子的火口里，使水开得快。北京家庭常用的水汆儿，是根据“洋铁皮炉子”设计的，一般长20厘米左右，筒径六七厘米，下面封底，上面敞口处铆有一个长长的铁把儿，长短粗细放在这种炉子的炉眼儿里最合适了。

    北京人爱喝茶，以茶待客也是北京人的老礼儿。在暖壶稀有的年代，家里来了客人，得现坐开水沏茶。如果用洋铁壶坐水，又慢又费火。而用水汆儿坐一汆儿水，几分钟就开了，方便快捷。所以，几乎家家都备有水汆儿。我们家是回族，老少几代都喜欢喝茶，水汆儿也就用的特费，使不了一年半载，往往底儿就漏了。这时可以到焊洋铁壶的摊上去换底儿，不过一换底儿就得截去一段筒边，水汆儿就短了一咕噜儿。再漏了只能换新的了。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家的水汆儿利用率非常高。奶奶有时拿它煮鸡蛋，夏天还用它熬山楂片水，加点白糖，放凉了给孩子们当饮料。

    不仅北京城里人用水汆儿，郊区的农民也用。不过，农村很少有用“洋铁皮炉子”的，大多是在炕炉子上用。炕炉子是在炕沿下边中间，一个凹进去的洞下方砌的“地炉子”，既当灶又能烧炕。在著名作家浩然的小说《艳阳天》里，就曾写道：“锅里的水不是等着熬粥吗？等等汆子里的水热了再使不行吗？”小说对“汆子”的注解是“一种插在灶里的烧水用具”。可见郊区农村用的汆子与城里用的水汆儿是一样的。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北京开始用蜂窝煤取代煤球，“洋铁皮炉子”基本被淘汰，加之暖壶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水汆儿在人们的生活中渐行渐远。如今，水汆儿承载着北京人的历史记忆，成为了收藏品。

    水憋子

    第一次见到这种白瓷水憋子是1975年。那时我在西南郊区的一家军工厂当工人，有一次和几个师兄弟去一位师傅家串门儿，见识了这个物件。当时在场的几个人，都知道它是暖被窝儿用的，但是叫不出它准确的名字。我们就叫它“暖被窝儿壶”。我一见到这东西，就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1970年我结婚后，住进工厂分配的一间由原来工棚改成的平房宿舍。一到冬天，四面透风，墙壁结冰，被窝儿冰凉梆硬。大人还好说，两个孩子可受不了。后来，经高人指点，从医院淘换来两个打完葡萄糖的水瓶子，每天晚上灌上热水给孩子暖被窝儿。如果有个这种专用的“暖被窝儿壶”，那岂不美哉。从师傅那打听到这“暖被窝儿壶”是从良乡一个土产商店买的，我立马儿骑车奔了良乡，喜滋滋地买回来一个。从那时一直用到1986年搬进楼房。现在，这“水憋子”也成了我个人的“收藏品”。

    在元大都时期北京就出现了一种铜质的水憋子，其形状扁圆，里面灌进开水后，用来暖被窝儿。也可包上棉套，用来暖手焐脚。明清以后，渐渐出现了瓷质、锡质的水憋子，但仍属比较稀罕的物件，一般平民百姓家很少有。直至上世纪70年代后，这种白瓷水憋子的出现，才进入寻常百姓家。

    后来，随着住楼房的人家越来越多，平房的取暖设施也越来越现代化，这种水憋子自然就退出了取暖品的行列，进入了收藏品市场。

    烙铁和熨斗

    烙铁和熨斗是一对儿孪生兄弟，它们的功能基本相同，都是过去北京百姓人家日常所用的物件。

    烙铁头是锐三角形，上面有一个长长的铁把儿，都是实心的铸铁件，沉甸甸的。使用时把烙铁头放在炉火里烧热后，取出用来熨烫衣物。除日常家庭使用外，烙铁也是焊洋铁壶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像洋铁皮制作的水桶、水壶等，在敲打成型后，都要化锡焊缝。把烙铁头烧热后，把焊锡放在烙铁头上溶化，用溶化的锡水就可以焊缝了。时至今日，虽然改用了电烙铁，但仍是这样的工艺。

    提起烙铁的用途，还曾有过不太光彩的历史，就是被用做刑具使用。《水浒传》里的林冲、杨志等好汉，被人陷害，成为“罪犯”，就曾被在脸上烙过“火印”。在现代很多影视作品里，也常见敌人常常用烧红的烙铁对付革命者，惨不忍睹，令人发指。

    熨斗也被叫作烙铁，它的功能与烙铁一样，在炉火上加热后，用来熨烫衣物、布料。这种实心铸铁的熨斗，从民国以后比较流行，成为百姓家庭的日常用品。在我的记忆里，我童年时代家里就有这么个铁熨斗，一直用了好几十年。过去衣服少，如有一身儿像样的衣服就不错了。所以，有个串亲访友或什么出头露面的活动，都是头天晚上把衣服洗了，第二天一大早儿，现用熨斗把衣服熨烫板正了再穿。熨衣服是个技术活，还得细心。我经常看到母亲在熨衣服前，先用半湿的毛巾放在要熨烫的衣服上，烧热了熨斗后，拿起来靠近自己的脸试一试温度，感觉合适了，这才开始熨烫衣服。

    熨斗的历史很悠久，据史料记载，我国从汉代就有了用青铜铸的熨斗，其形状如一个长柄平底锅，使用时把烧红的木炭放在锅里，待底部热烫后即可熨衣物。宋代大诗人苏轼在《四时词·秋》里，也写到过熨斗：“象床素手熨寒衣，烁烁风灯动华屋。”

    油纸伞

    伞的功能主要是用来遮避风雨，故习称雨伞。伞的发明也与风雨有关。传说：春秋时期，鲁班外出做木匠活，常常遭遇风雨，到“风雨亭”避雨。鲁班的妻子云氏受其启发，就“劈竹为条，蒙以兽皮”，做了个“收拢如棍，张开如盖”的活动“小亭子”，给鲁班作避雨之具。这就是伞的雏形，距今已有近三千年历史了。伞的发明权属于鲁班夫妻，所以，制伞人都供奉鲁班为“巧圣先师”。 在“巧圣先师”的牌位旁，还挂一副对联：“一竿树立拓天空；片片弥逢遮雨露”。后来，经过不断地改进，随着纸的发明问世，这种竹制的“油纸伞”就成为百姓日常所用之物件，流行千年。

    油纸伞的制作有一百多道工序，已形成传统的手工工艺。以竹子做伞柄和伞骨，在骨架上蒙褙扇形棉纸伞面，待完全干透后，再涂上桐油。桐油不仅有防水的功能，也使伞面透明亮丽。旧时，老北京人家糊窗户纸，也多有刷桐油的，既能防风雨又显得格外亮堂。在改革开放之前，最常见的就是这种紫红色的油纸伞。直到上世纪的80年代初，才有“倒儿爷”从南方倒来金属骨架的各式折叠伞，一时成为北京市场的抢手货，渐而取代了油纸伞。流行了千百年来油纸伞，无可奈何花落去，在人们的视野里渐行渐远。

    长期以来，油纸伞不仅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也成为文学艺术用来表达情感的载体。中国传统经典戏曲《白蛇传》，有《游湖借伞》一折，经常作为折子戏演出。《游湖借伞》表现的是许仙清明节扫墓归来，游西湖时与白蛇、青蛇仙化的二少女相逢，许仙和白娘子互生爱慕。二人依依惜别时，突降风雨，许仙将一把油纸伞借给白娘子，由此演绎出一段家喻户晓、惊心动魄地爱情故事。著名诗人戴望舒《雨巷》中的诗句；“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风雨中撑一把油纸伞，独自彷徨的意境，令人回味无穷。文革中，刘春华创作的风靡一时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画面中年轻的毛泽东迎着欲来的风雨，手里就是握着一把油纸伞，风尘仆仆地踏上了征程。至于中国各民族的戏曲、歌舞里，用伞来表现多彩多姿的生活，更是不胜枚举。

    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时代的进步，伞的应用功能越来越广泛。由原来单纯遮避风雨的油纸伞，衍生出了降落伞、滑翔伞，动力伞、遮阳伞、工艺伞，以及花样繁多的各种民用伞等庞大的伞的家族。如今，走在雨中的大街上，可

    见各式各样的伞百花齐放，但再想一睹这种油纸伞恐怕是不易了。

    补袜板儿

    2010年10月，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浩然正气满乾坤——中国廉政文物精华展》上，展品中有警卫员为周恩来总理补袜子用的一个补袜板儿。这个补袜板儿经历了战争年代，从西柏坡带到了北京中南海，一直用到周总理逝世。一个国家的总理还要穿补过的袜子，人们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朴素的作风充满了敬意。许多年轻人没有见过这种补袜板儿，感到新鲜和好奇。

    补袜板儿，顾名思义是用来补袜子的专使工具。其构造是一个木制的鞋型，将要补的袜子套在补袜板儿上，这样穿针引线非常方便，也使袜子补得平展舒适。衣帽鞋袜是男女老幼、一年四季必不可少的装束。而裹在鞋内，踩在脚下的袜子是最易破损的了。因此，补袜子也就成为过去百姓人家日常的针线活。补袜板儿基本上是家家必备。人类自从有了穿鞋的历史，与之相配套的袜子也就诞生了。在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中，就曾出土了两双用绢缝制的夹袜子。可见，中国袜子的历史至少已有两千多年了。补袜板儿的历史肯定也很悠久了。

    古时称袜子为“足衣”、“足袋”，都是以棉布或绢缝制。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普通劳动人民大多还是穿棉布缝制的袜子。人们把棉线织的袜子叫“洋袜子”。 棉线袜子透气性好，穿着舒服，但是不耐磨，没有棉布袜子结实，而且价格不菲，一双棉线袜子的价格一元钱左右，一般人穿不起。当时，一斤羊肉才7毛1分钱；一斤白面是1毛8分4。

    解放前，在北京的城门洞和街头，聚集着一些“缝穷”的妇女，她们备有补袜板儿和碎布头儿，专门给卖苦力的男人补袜子。对许多家庭妇女来说，缝制布袜子和补袜子已经不是一项单纯的针线活，而是用来表达感情色彩和显露“女红”手艺高低的机会。特别是在农村，不管是生人熟客，都是脱鞋上炕盘腿而坐，袜子自然就暴露无遗，从袜子上可以看到女主人持家的生平及女红手艺如何了。所以，有些心灵手巧的妇女，把一双袜子缝补得像工艺品一样精致，又结实又美观。这往往就能受到人们的称赞。

    从上世纪70年代后，尼龙袜子渐渐兴起，取代了传统的棉布和棉线袜子，成为人们的新宠。尼龙袜子虽然价格较贵，而且透气性、吸湿性差，但因其结实耐用、弹性好、花色品种多、久穿不破而免除了补袜子之累，所以还是颇受大众的欢迎。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日趋繁荣，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琳琅满目的各种袜子已经成为普通的大众消费品，补袜子已成为老人们的记忆。补袜板儿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成为收藏品。

    竹编保温瓶

    北京人称保温瓶为暖瓶、暖壶。现在是家家户户的必备用品，品种和样式也是琳琅满目、五彩缤纷。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暖瓶却是稀罕物，趁（chen）把暖瓶的人家不是很多。除少数人家有那种洋铁皮外壳的暖瓶外，常见的是一种竹编外壳的暖瓶。

    还有一种大口径的竹编保温瓶，是专供卖冰棍使用的，所以人们也叫它冰棍壶。在没有冰柜的年代，冰棍壶就是保存冰棍最先进的器物了。无论是摆摊儿的还是走街串胡同的小贩，卖冰棍时必备几个这种冰棍壶。把码好冰棍的冰棍壶放在一个白色木箱内，蒙上厚厚的棉被，再盖上活动的木盖儿。这样才能保证冰棍在较长的时间里不软不化。孩子们买了冰棍后，都是一点儿一点儿地舔嘬，所以也不容易化。现在，这种冰棍壶在城市里已经难得一见了。只有在偏僻的乡村，偶尔有骑自行车串村卖冰棍的小贩，还在使用。

    保温瓶是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杜瓦爵士于1892年发明的，历史不过一百多年。上世纪20年代初期，上海建立了一些小型保温瓶厂，但产量很少，价格昂贵，只能供给少数豪门大户。直到1960年，全国保温瓶的产量也不过一千多万只，供不应求，各地都是“凭票”购买。那时有人结婚，如果送一个暖瓶，比现如今送个冰箱还珍贵。1964年，北京才有一家制帽厂改造的保温瓶厂，生产出“鹿牌”保温瓶，一经上市便成抢手货。此后，北京的暖瓶供应才渐渐有所好转。

    作者单位：中国评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