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言官反腐沉浮警示

    蔡明伦

    明代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以执掌言路、司职监察为职责,是明代反腐监察的主要力量。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明代赋予言官广泛而重要的职权,诸如规谏皇帝、弹劾百官、按察地方等。大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之内,使明代的历史深深地打上了言官的烙印。

    言官反腐监察的制度设计:选任精粹,激励有方,考核严格

    明代言官彪炳史册,跟言官建制密切相关。明代在前代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更为完整严密的监察官员选拔、激励、考核制度,为明代反腐监察的正常运转提供了组织和制度上的保证。

    一是精选言官,保证素质。明朝末年,农民军攻破北京城后,刑科给事中翁元益投降农民军,想干老本行,但因脸在夜间被农民军打肿,负责招聘的宋企郊嫌其貌丑难看,改他做四川县令。言官是官僚的形象代表,农民军考选言官时重视体貌,反映了明代选择言官时众多条件中的一个方面。言官作为“治官之官”,其选任标准和条件自然有别于一般官吏。《明史·选举志》载:“考选之例,优者授给事中,次者御史,又次者以部曹用。”可见,明代言官必须是最优秀的官员。明代在言官的政治素养、德行品格、学识经验、体貌年龄等方面,有明确严格的标准和要求,入选言官者必须“身、言、书、判”都具备,即必须兼具伦理道德修养,治国安民的政治才识,渊博的文化知识,善辩的口才,仕途经历和实践经验,以及年富力强、体貌端厚等条件。从实际情况看,明代90%以上的言官为进士出身,而明中后期士人考取进士的比例只有4%左右,可见这支队伍的精粹。

    二是激励奋发,委寄甚重。弘治元年,孝宗召马文升为左都御史,并在陛见时赐大红织金衣一袭。这种恩遇令马文升感奋不已,从此更加勤奋自励,知无不言,为弘治中兴作出了很大贡献。为激励言官恪尽职守,明代在政治地位上给予言官特殊的待遇。首先是言官位卑权重,地位冲要。大多言官虽仅为七品官,但权势很重,不仅能够接近皇帝,参与权力核心,而且在官场礼节上,职位高的九卿对言官也不敢怠慢,显示言官政治地位的特殊性。言官在行使职权时具有独立性,不受任何部门或个人干预,直接对皇帝负责。言官以卑临尊,位卑则不敢肆,权重则少忌敢言,这种建制显示了古代君主用人驭下的技巧。

    明代对言官的激励还体现在言官赏赐丰厚,升迁迅捷。言官仕途之广阔,升迁之迅捷,远非其他官吏所能比,超过七成的言官升迁时能高居四品以上,且骤贵者不少。如嘉靖年间,熊浃以给事中出为参议,进右佥都御史,随即升为副都御史、右都御史,后至太子太保、吏部尚书,从七品官升到二品,只用了几年时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明代言官敢言,这种重赏激劝机制起了很大作用。

    三是考核周密,严加约束。正统初年,考察御史,有不称职者15人,全部降黜。成化十年,吏部罢免朝觐官员1311人,其中很多是言官。可见明代对监察官员奖惩分明,凡考核不合格者一概罢免。明代除了对言官实行与其他官员一样的定期考核外,还针对言官职业专门颁布了《责任条例》《出巡事宜》《巡按六察》《监纪九款》等法纪法规,规范言官的行为及考核言官的内容和标准,如规定监察官员不得泄露机密,不得私自出界,不得擅自离职,不得擅自立碑建祠,不得铺张浪费,不得携带家属出巡及枉道回家等。此外,明代对监察官员的生活作风也有特殊要求,如规定言官不准宿娼、不准携妓游玩,不准潜赴戏院游荡等。对言官失职的惩处要比常人加三等,经济犯罪从重。明代在运用立法监督加强对言官的反监督中,积累了比较成熟的经验,不仅坚持对言官从严监督、言官违纪犯法从严惩处的方针,而且将惩治言官职务犯罪与防患于未然的预防性政纪禁条相结合。这种约束机制对严肃政风、整饬吏治,保证言官监督作用的发挥具有一定的功效。

    不过,从明代言官反腐监察的实际情况看,言官发挥的作用前后迥异。明前、中期监督作用发挥良好,而晚明时期则分化蜕变明显。言官由反腐倡廉的“去污剂”,最终沦为腐朽堕落的“催化剂”,其中的历史教训值得探究。

    言官监督作用的良性发挥:皇帝忌惮,作奸犯科者战栗,百姓拥戴

    反对皇帝怠政奢靡,是言官对最高层进行监督的主要任务。明代皇帝素质低下者居多,对言官多抱厌恶态度。在言论环境远不如唐宋宽松,时刻面临廷杖、诏狱等危险的情况下,明代言官依然铁骨铮铮,刚直敢言。面对言官的执着,很多皇帝心存忌惮。成化时宪宗贪玩,刑科给事中毛弘多次联合言官劝谏,弄得宪宗极为头疼,念叨说:“昨日毛弘,今日毛弘。”正德十二年,武宗想出关游乐,在居庸关被巡关御史张钦仗剑挡驾,拒不开关。武宗无奈,只好乘张钦出巡他处之机,黑夜微服偷偷出关,疾驰而去,一路不断询问御史何在,生怕张钦追拦。

    弹劾和纠察各级官吏的违法行为,是言官反腐监察的另一基本内容。按照明代等级制度,三品以上大官才能穿绯色官服,但七品御史在弹劾揭发官员不法行为时,可以穿绯衣,被揭发的官员会被当堂拿下。所以每当御史穿绯衣入朝的时候,作奸犯科者莫不两股战栗。对此,明朝人普遍认为:“天下贪官污吏强军豪民所忌惮者,惟御史耳。”

    御史巡视州县,对廉洁奉公的官吏鼎力推荐,对贪官污吏则毫不留情。天顺年间,李纲巡按南畿、浙江,劾去浙江赃吏达四百多人,被视为“铁御史”。隆庆时,佥都御史海瑞巡抚应天,地方上的贪官污吏闻风丧胆,不等抓捕就丢下官印远远躲避。

    打铁还需自身硬。言官坚持反腐,跟言官自身清正廉洁有关。言官的工作容易得罪人,易遭报复,若稍有不慎或污点,就会被抓住把柄,难以自保。“盖己不正则不能正人,是故治下者必先自治,则人有所瞻仰。”一些言官因清廉刚正而闻名遐迩,如宣德年间都御史轩輗按察浙江,摒弃一切供应,除俸禄外一无所取,饮食穿戴与常人无异,招待宾客时也不开小灶,官吏畏之。天顺时御史李纲巡查畿辅马政,地方官纷纷前来送礼,李纲一概拒绝。到达冀州时,遇到强盗,强盗得知是李纲,立刻放行,连李纲携带的箱子都没有打开。

    有些言官虽居官多年,但因廉洁,居然连基本的生活条件也很匮乏,甚至因清苦而在死后贫不能殓的例子也多见诸史册。正德时给事中陈寿因守廉而清贫,做官四十年,没有房产,去世时还要靠其他官员帮忙葬敛。

    言官的清贫除了言官坚守道德防线外,还跟明代官俸微薄有关。明代的官员俸禄过少,生存压力太大,难以长久地出淤泥而不染。晚明时期,贪贿成风,一些蜕变的言官利用职权大捞特捞。因而,适当提高监察官员的待遇,加强监管,让其不敢贪、不必贪、不想贪,是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是当下和未来反腐倡廉的一个课题。

    反腐者沦为腐败者:察劾失实,威福地方,贪赃枉法,深陷门户

    明中后期,随着明朝统治渐趋腐败,言官也未能免俗,发生蜕变,各种腐败恶习纷纷暴露出来,不仅察劾失实,威福地方,趋炎附势,而且贪赃枉法,深陷门户,对明中后期社会产生恶劣影响。

    言官巡视时滥用职权,考察不实,举劾不公,败坏地方吏治。言官的考语对地方吏治及官员前途至为重要,因为吏部在决定地方官员的升降时,靠的就是言官的考语。一些官员为了求得荐举,百般巴结言官,造成官场谄媚成风。嘉靖时,有个县官为了讨好言官,就派人给言官搞豪华装修,甚至在厕所里铺地毯,用貂皮装饰便溺器,而言官竟然坦然接受。

    言官凭考察举劾大权掌控地方官的仕途命运,凌驾于地方官之上,颐指气使,使地方官畏首畏尾,忙于逢迎,无心政事。御史巡临地方时,知府以下官员出廓远迎,长跪不起。而言官待地方官就如下属,擅作威福,随意杖责,有时甚至酿成群体事件。嘉靖时,直隶巡按御史季新芳到广平县,城门放铳隆重欢迎,但因铳放得突然,季新芳受了惊。季新芳大怒,不仅鞭打铳手,还把知县抓来鞭打。广平府知府看不惯,与季新芳争辩,季新芳恼羞成怒诬告知府想害自己,要治他的罪。知府抗拒,召集军队自卫,季新芳则擅自调动官军去抓捕。季新芳因小忿作威福,差点酿成大变。

    言官贪赃枉法的情形在明中后期逐渐普遍。随着言官权势扩张,加上约束言官的纲纪逐渐被破坏,言官利用职权赃秽狼藉的情形日益严重。正德时,巡按山东御史胡节回京前,暗示布政使等地方官要有所表示。于是,地方官就借取、截留修庙钱、香钱及县银等三千多两,送给胡节,并中饱私囊。崇祯初年,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以自己出身县官而今为言官的经历现身说法,认为县官为行贿之首,而给事中则为纳贿之魁,每当州县官进京,京城的言官号称“开市”,视此为捞钱的良机。

    晚明言官蜕变表现中最为后人所诟病的,是其身陷门户,党同伐异。从内容上看,言官在争论时,多为私利之争,意气之争。如隆庆年间,徐阶和高拱争权,言官基本上就分成两派助阵。开战时,往往是某派的言官率先弹劾对方的领袖,比如高拱就多次暗示言官弹劾徐阶。按照规矩,徐阶遭弹劾请辞,皇帝不批准,言官再弹劾,亲徐阶的言官反击弹劾高拱,结果是高拱先下台,后来徐阶也下了台,高拱又回来执政。其实徐阶和高拱都是不错的相才,张居正从这两个人身上学到了很多,然而言官并没有批评这两人勾心斗角,反而卷入其中。

    代表官方舆论的言官沦为党争骨干,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开路先锋,加剧了朋党斗争的残酷、激烈程度,使得本已混乱不堪的朝政愈加腐败。特别是崇祯年间内忧外患,需要上下同心,共克时艰,但是言官和廷臣争论不休,导致很多重大事情久议不决,使得明中央政权的办事效率极为低下。

    出身精良的言官群体为什么会发生蜕变?首先在于言官拥有的监督权缺乏独立性和坚实的法律保障。在皇帝拥有最高监察权和最后裁决权的前提下,言官作为皇帝的耳目和权力制衡的工具,依附于皇权,其反腐监察效果如何,完全取决于皇帝个人意志和喜好。由此可见,建立垂直独立的监察组织体系,对保障监察权能的真正实现至关重要。其次在于言官的权力没有被关进制度的笼子。在权力不断膨胀的情况下,言官迷失自我,不能正确对待和行使权力,以权谋私,徇私枉法。最后在于言官遭遇到官员抵制和权臣奸佞的打击报复,抵挡不住,明哲保身,丧失职业道德。这些都表明明代监督、制约和制衡的权力结构尚不完善。

    言官是治官之官,负责监察别人,但当言官自身变得腐败时,是难以指望其能给明朝带来朗朗乾坤的。言官这个明代最富气节的官僚群体的沦丧,昭示了明朝灭亡的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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