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乾陵与恭陵对比研究

    周阵锋

    摘要:乾陵是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合葬陵,是中国历代帝陵中唯一的一座二帝合葬陵。恭陵是唐高宗李治之子李弘的陵墓.本文通过对乾陵和恭陵的布局、陵前石刻组合、选址和营建、陪葬墓等方面进行对比研究,意在指出乾陵、恭陵的建制布局更多的受到唐代以前各朝代陵寝制度的影响,但是恭陵神门外列置石狮和神道列置石马对乾陵和以后唐陵有影响。

    关键词:乾陵;恭陵;影响

    一、陵园布局

    有学者依据乾陵陪葬墓对唐代的皇室埋葬制度进行过分析探讨。但对乾陵和恭陵的对比研究,目前学术界还没有进行这方面的专门性探讨。乾陵位于乾县以北的梁山,由陵园、神道、下宫、陪葬墓区组成。历年的考古调查和钻探发现,乾陵有内外两重城垣。陵园以梁山主峰为中心,城垣环绕山峰四周,平面略呈方形,墓室的平面布局是模仿长安城的建制设计的。乾陵的整个平面布局分三部分,自北向南由三对门阙加以区分。第一对门阙以北为陵寝,这一部分可以视为长安城的宫城。第一对门阙至第二对门阙之间是陵墓的神道所在,排列有石刻造像,这一部分可视为长安城的皇城。第二对门阙和第三队门阙之间分布着功臣密戚的陪葬墓,这部分视为长安城的外郭城。三对门阙则分别象征着长安城的承天门、朱雀门和明德门。陵园城垣四角各有角阙,1961年曾发掘东南角阙,曲尺形,两端呈三出结构。陵园环绕陵山一周修筑平面方形的城垣,四面设四门,从钻探的北门门址平面分析,结构为殿堂式。四门外两侧建造双阙,1995年发掘的南门双阙均为三出阙”。考古钻探表明,乾陵墓穴系穿山开凿而成,隧道及墓门均开凿于自然山体的石灰岩上,隧道呈斜坡形。墓道内用石条叠砌,并用铁系腰将石条固定,再以铁浆灌注期间。恭陵幕主人李弘,公元675年死后追谥为“孝敬皇帝”,并以皇帝的规格安葬。恭陵平面呈正方形,长、宽均为440米,四周原夯筑有神墙,神墙四周建有角楼建筑,神墙的中部各置神门。南神门外有立狮一对,东、北、西三座神门外为一对坐狮,南神门外神道宽约50米,两侧立有石像生。恭陵封土为陵,封土夯筑而成呈覆斗状,东西残长150米,南北残宽130米,残高22米。灵台封土在陵园中部偏西即神道不在封土中间,在其封土偏东在灵台封土东北有一方椎形土蟓,应为李弘之妃哀皇后陵寝。

    唐陵的建制有两种形式,“积土为陵”和“因山为陵”。唐太宗的昭陵开创了唐陵依山为陵的形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显示雄伟壮观的效果、防止盗墓与水土流失,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提倡节俭。乾陵建制属于以山为陵,从陵园的布局可以看出乾陵与恭陵完全不同,乾陵以山为陵、为阙,规模气势庞大,为唐陵之最,依山为陵的建制继承了唐太宗昭陵的建制,同时受到汉代帝陵建制的影响。恭陵处滹沱陵上,“号墓为陵”,虽依照皇帝的规格建造,但其规模,陵园布局与乾陵是无法相比的。但陵区建筑方形陵墙围绕,四面建门,门外立石狮,四角建角楼,神道顺地势向南延伸,在这几方面乾陵和恭陵的形制相同,同时这几方面也是唐陵的共性所在。

    二、陵前石刻组合

    乾陵石刻分布于陵前神道两侧,从南至北依次为石柱、翼马、鸵鸟各1对、仗马与牵马人组合5对(各10件)、石人10对(20件)、无字碑1、述圣记碑1、蕃酋像61件。四门石狮各1对,均为蹲狮。北门门阙以北有仗马及牵马人各3对(各6件)。2007年的发掘表明,门阙与仗马之间原有2对石刻,石座旁还配置有方形小石座,其中北侧的1对为站立的石虎,另1对可能亦为石兽。

    恭陵石刻位于南神门外神道两侧,从南向北依次有望柱1对,天马1对、石人3对、睿德纪碑1通、立狮1对。此外,在东、北、西三座神门外各有坐狮1对,共3对6件。

    唐代帝陵继承了东汉以来陵前列置石刻制度,并发展了这种制度,在陵前神道两侧也列置石刻,石刻数量、种类均有增多。从整体数量上来说,乾陵列置石刻的数量远多于恭陵,除了乾陵和恭陵陵前都有的石人、石马、石狮、石柱外,乾陵陵前还列置有番酋像和鸵鸟。陵前列置番酋像,乾陵不是特例,唐太宗昭陵陵前列置有“十四国君长”,乾陵陵前列置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的番酋像和石鸵鸟,一方面是为了夸耀盛世武功,另一方面是为了显示大唐帝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盛况。从具体的石刻雕像来看,恭陵神门外列置的石狮对唐代陵寝制度具有深远影响。它一改唐代前期陵园四神门外列置石虎为石狮,使唐代帝陵石刻制度逐渐称为定制。唐代陵园四门置石狮最早的例子当为太子李弘恭陵。自乾陵开始,以后的诸唐陵四门外均置石狮1对。虽然唐陵在四门都设置石狮,但是唯南门的一对石狮在雕刻技巧上为其它三门石狮所不及。体现了帝王之气,且仅从石狮的造型与雕工就能反映出国家的荣辱兴衰。恭陵陵前设置石马,在唐陵中也是首次出现,其后乾陵、建陵、崇陵等八陵前均有天马。

    三、选址和营建

    乾陵的营建工作是从唐高宗去世后开始的。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四日唐高宗死于洛阳宫之贞观殿,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即着手为唐高宗修建陵寝。按照唐朝的礼制,帝王陵墓的具体位置要通过勘舆的办法来选择。经过认真比勘,最后选中了梁山。武则天遂决定在梁山为唐高宗修建陵寝。《唐会要》记载高宗九月而葬,有人对唐陵墓主从死到葬的时间进行了统计,除去生前定址营陵的昭陵,葬期一般在4到9个多月之间,唐高宗从驾崩至入葬乾陵的时间为273天。乾陵的陪葬品十分丰富,加之高宗死二十年后女皇武则天也入葬乾陵,在她入葬乾陵对乾陵再行修建并且使用大量的随葬也是有可能的,依此判断随葬品数量定然客观。

    恭陵的墓主李弘是高宗第五子、武则天元子,《新唐书-高宗本纪》记载:“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己亥,天后杀皇太子,五月戊申追号皇太子为孝敬皇帝……八月庚寅葬孝敬皇帝于恭陵”。李弘从死至入葬恭陵历经四月,唐代帝陵多为死后营建,即使作为身份高贵的太子,李弘也不可能在死之前就建造自己的陵墓,因此恭陵是李弘死后营建。关于随葬品,《睿德纪》被记述“惟资瓦木”,至于恭陵选址营建在缑氏,可能与当时李唐王朝的政治斗争有关。高宗武则天时期,武则天正把持朝政的决策权,为解决李唐王朝皇位继承人的潜在威胁,为自己的登基扫平道路,武则天将皇室宗子贬出长安,死后葬在当地不得归葬关中长安陵区,想从血脉上断绝关中李唐王朝的子嗣。李弘虽然为皇太子,但并不一定得以、或规定要进入关中陵区,这就为武则天将其葬入缑氏恭陵提供了借口。沈睿文先生认为,武则天打算在北邙营建武周陵区也是她之所以将恭陵安排在缑氏的原因之一。

    四、陪葬墓

    唐代帝陵有不少的陪葬墓,陪葬者多为功臣勋戚、皇室贵胄。唐陵陪葬制度始于高祖献陵,唐太宗时明确规定了陪陵制度,唐太宗昭陵的陪葬墓居于唐陵陪葬墓之首。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调查,乾陵有陪葬墓17座,其中8座墓已经得到证实,比较著名的有章怀太子李贤墓、永泰公主李仙蕙墓呼、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叩,这三座墓“号墓为陵”,墓主死后被追封为太子、公主。三座墓,均为长斜坡墓道双室砖墓。相比于乾陵,恭陵目前除了哀皇后陵尚未发现其它陪葬墓,这可能与太子李弘的身份等级有关。结语:从陵园的布局上看,“依山为陵”的乾陵和“号墓为陵”的恭陵受到了秦汉以来陵寝制度的影响,它们最直接的承袭来源可能为献陵和昭陵。陵前石刻制度也受到初唐帝陵陵前列置石刻的影响,但恭陵神门外列置石狮、陵前列置石马影响后来唐陵石刻制度。乾陵和恭陵的选址和营建都是在墓主死后进行,乾陵的选址更多受堪舆之术的影响,恭陵的选址受政治斗争的影响较多。规模、陪葬品乾陵远非恭陵可以相比的。陪葬墓方面乾陵有较多皇室、功臣陪葬,而恭陵除了哀皇后陵还未发现其它陪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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