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惯例”盛行的政治诱因

    王伟英

    春节前夕，北京出现了一年中最为严重的拥堵情况，究其原因，部分是因为不少人在忙着给一些官员送礼，这已是每年的惯例。其实，官场有很多“很正常”，而且“以往都是这样操作的”惯例。“惯例”本是一中性词，用在官场中却异化成为“潜规则”的近义词。官场惯例正确与否却往往不会受到质疑，有的惯例可能已经沿袭多年，而有的惯例可能风行时间并不长，那么官场惯例的危害何在？形成的原因又有哪些？應当从哪些方面入手来破除官场的惯例呢？

    官场“惯例”滋生于特殊的政治、经济、习俗、心理因素以及历史文化背景之下，存在于官场这一特殊领域当中，约束与影响着官员的政治思想、行为和价值取向，带着中国封建官僚政治深深的烙印。

    云南省富宁贫困县拟花60万元为“两会”代表购置手表作纪念品，采购人员称，“两会”给代表发纪念品“很正常”，每年都是这样操作的。可能作为公务员，对于政府部门举办重大会议发放纪念品的做法已习以为常，即便国家级贫困县亦然。但是，公众仍被“贫困县、60万、两会纪念品”这三个关键词刺痛了神经。刺痛人的，绝不只是一块几百元的手表，而是多年来已被视为“很正常”、“每年都这样操作”的惯例！一个“惯例”盛行多年，庞大的财政支出，并没有用于公共福祉和社会民生，类似这样的财政支出到底还有多少？公众此前竟不知悉，这不能不让人觉得后怕。

    “惯例”的由来及本质

    “惯”，一惯如此；“例”，就是先例。从第一例出现后，相沿成习、一直沿用此法，故称惯例。

    官场“惯例”作为一种潜规则，是在一个组织或集团内部自然演化形成的规则，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是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互动博弈中自发生成，隐匿在正式规定下的一些不成文但又被广泛认可，并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约束作用的内部规则。它之所以能在官场内部形成并存在，始于受益于这些规则的小集团内部。该集团成员都意识到遵从并使用这些规则可以大大降低官场中的交易成本，可以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利益。之后，这些规则会得到团体外的更多人的认可和执行。当遵守规则的人达到一定数量时，“惯例”便通行于官场整个共同体中，变成大多数人都认可的非正式制度，得到长期保持和传承。

    由此可见，官场“惯例”虽不合原则、不合法规、不合情理亦上不了台面，但它却成为流行而有效的行事规则，是已经内化于官员心中的群体意识，这些群体意识和风气习惯造成了强大的群体心理压力和动力，使官员们产生心理共鸣、达到行为自我控制，最终使个体行为从众化。这实质上是一种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价值观，个人利益是他们评价事物重要性和优先次序的首要出发点。

    官场“惯例”形成及盛行的原因

    官场“惯例”滋生于特殊的政治、经济、习俗、心理因素以及历史文化背景之下，存在于官场这一特殊领域当中，约束与影响着官员的政治思想、行为和价值取向，带着中国封建官僚政治的深深烙印。

    首先，皇权专制是官场“惯例”产生的政治基础。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伦理道德型国家，在相对封闭的政治生态中形成了以皇权专制主义为传统的、融政治与道德于一体的政治体制。其中皇权专制作为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无所不包的权力垄断制度，贯穿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此外，皇权专制本身具有强烈的随意性、神秘性和偶然性，致使人们对政治过程缺乏稳定的预期，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远近亲疏之别，每个人由于身份和地位的不同，其政治参与的权力也不相同，从而形成了差序格局。在这一格局下，人们更习惯于用人情伦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并形成互惠互利的小圈子；政治中的交换关系往往就发生在相互熟悉的人们中间，由于交换的频繁发生，人们迫切需要对组织内成员的思想与行为进行约束与规范，“惯例”的出现正是为这种需要提供了一种规则上的保障。

    其次，传统小农经济是官场“惯例”产生的经济基础。长期存在的小农自然经济所产生的后果，是对家族家庭的依赖以及与之相关的崇古、崇长、崇老心理，在小农文化心理和思想意识中，有天、地，有王公和皇帝，唯独没有自身的地位，这种家长制的家庭伦常关系，久而久之就使人们普遍具有一种依附从属心理。而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系实际上是建立在这种家长制的家庭伦常关系之上的，这就必然会形成特定的政治依附，而政治依附的结果就结成了大量的非正式利益群体和关系网络，官场“惯例”正是在这些政治群体与关系网络的构联中孕育的。

    再次，官僚集体是官场“惯例”产生的群体或组织基础。官场是官员利益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内，官员作为“理性经纪人”，必然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官场“惯例”是官员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标准，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官员降低彼此间的交易成本、实现互赢。官员自进入官场起就开始受“行规”、“惯例”等潜规则的熏染，这种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官场，具有共同利益的大小官员们不分资历、官阶，相互包庇、相互依托，自发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链以及“共存、有序”的共同体——圈子，也即官僚集体。

    最后，政治体制不完善为官场“惯例”的存在提供了机会。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建立在一定的经济体制之上，当经济体制转型之时，政治体制会处于变化之中，但滞后于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面对“惯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接受方式会有不同，处理方法各异。一般情况下，人若身在其中，“惯例”在一定时段和范围之内不得不遵守。所以，“惯例”常常起作用也就不足为怪了。另外，“枪打出头鸟”的文化习俗和心理暗示，至今左右着很多人的思维和行为，也成为一种“惯例”而存在。一旦你“与众不同”或“显山露水”，必遭排挤、打击，甚至淘汰。

    官场“惯例”的危害

    官场“惯例”具有潜在性、自发性、约束性、非正式性、抵触性，是滋生行政权力腐败的温床，给我国政治文明的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极大地干扰了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阻碍民主政治的推进，损害着人民政府的公信力，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毒素，这样的官场“惯例”实际上是贪婪的注解，是腐败的温床。

    官场“惯例”严重损害了公正公平原则和领导干部的作风，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现在，各行各业游离于法规之外的“行规”和“惯例”已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成为了不正之风的源头。这种“惯例”，往往会使人丧失自主性、自制力，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挟持，许多人都不自觉地成为了“惯例”的牺牲品。从本质上来说，政府给参加政治会议代表发放纪念品不管价值几何均属于不正的会议之风，是滥用纳税人钱财的行为，其结果必然是权力自肥，繁衍腐败。一个高度法治的社会是不应该有这种“惯例”的，否则法律会丧失权威，社会公信会受到损害，必然有失公正公平。

    官场“惯例”造成了行政成本的极大浪费。近年来，由会议引发出的一系列经济收益，已催生了“会议经济”这个热词的诞生，也引起了百姓舆论的颇多怨言和指责。尽管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联合下发了相关文件规定“不准在换届选举期间私自向代表赠送纪念品”，可这样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却能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

    官场自形成以来，官场“惯例”就对官员们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要有效遏制进而彻底铲除官场“惯例”是一个愚公移山的“工程”。要科学引导领导干部的行为，抵制消极官场文化的侵蚀，有效挤压官场“惯例”的生存空间。

    链 接

    花样繁多的官场“惯例”

    中国官场有许多“惯例”。这些惯例没有明文规定，外界感觉似乎很神秘，却又被官场默认接受，大家都心照不宣，照方抓药，乐此不疲。有的惯例老百姓都可以如数家珍，生活中我们也耳熟能详，不妨在这里举几例分析一下。

    惯例之一：部分低级别官员给高级别官员送礼。如一个小县的县长受贿案发后，浮现出一个个令人震惊的事实，给领导送钱的干部近百名，仅正科级以上干部就达60多人，除纪检、组织部门外，县直单位主要领导无一免“俗”，这是谁都知道的“惯例”。

    惯例之二：站错“队”被淘汰出局，跟对了“人”就平步青云。在官员队伍里，很多时候是要站队的，站队有时是主动的，有时是被动的。你的命运要靠这个人的官运，他升了你就一定会跟着沾光，就有你的好处，不管你行不行。他要是倒霉了或者退了，你就要跟着被贬或者靠边站了，也不管你行不行。

    惯例之三：能当上官和能当好官是两个概念。要想当上官高一级的官，不一定是低级别当得好的官，而多数是和上司关系近或者关系好的官。当官非常成功的人，一般不一定是做事业最成功的，而是为上级长官服务得最好，做得最成功的官，是让上级最满意的官。

    惯例之四：做事的“双重标准” 与做人“两面人”。在官场混，嘴巴要会说，高调更要会唱，眼力要好，要会看势头，看形势，但是大家都明白，如果真按那些高调去做，恐怕干不到三天就得出丑。所以说归说，做归做，两者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不管会上唱了多少高調，私下该做什么大家心里都明镜一般。对待下属、对待别人、对待群众是书上的标准，是制度，是律法，是文件上的规定。对待自己，对待上司则是各种潜规则，是中国特色，是下不为例。

    惯例之五：对上级唯命是从。下级必须看上级的喜好和脸色行事。上级对下级的不满，尤其是对上级特别关心和在意的问题所表示出的不满，对下级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你必须对他的不满意立即引起高度重视，而且采取立竿见影的措施使他迅速感到满意，否则就有你的好果子吃。

    惯例之六：研究工作不如研究关系。经常认真研究工作的人很难做官，起码做不了大官。因为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你把有限的生命用到工作上，肯定对仕途琢磨的时间就少，那么就很难升迁。所以，研究工作不如研究关系，真正做官的材料是一天到晚脑子里琢磨我该去拉拢什么人、巴结什么人、打压什么人，睡在床上也得思考方方面面的关系，如果把这些时间“浪费”在整日思考我该怎么学习、怎么进步、怎么为人民服务方面，完了，再想往上走，肯定没戏。

    惯例之七：背景胜过一切。在中国的官场，能力和道德并非最主要的考核依据，背景才是最重要的作用力。当代官僚阶层已经从封建时代的家族世袭变成一种集体世袭，既得利益集团会牢牢把持住核心权力层，并在极小范围内实行一定形式的民主。那些原本非核心权力层出身的人，即便有通天的本事也很难达到核心权力层，只能在边缘权力层游弋。大多数人穷一生之力，能达到县处级就很不错了，严格的组织考核程序和层层暗箱操作，阻挡了一部分人的进步。所以，中国自古有句老话，“朝中有人好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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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还有很多的官场“惯例”，如为干部撑伞、公款吃喝、节日送购物卡等等，这些官场惯例都是权力制造出来的“潜规则”，人们为了升迁，对官场“惯例”乐此不疲，想方设法、千方百计来接近领导、恭维领导。通过接近和恭维，达到表现自己，宣传自己的目的。这是我们政治生活中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但现在已经由不正常变成了正常，因为它具有很强的认同性和功利性。 (李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