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互联网+”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文化产业出路
孙鸿炜++于红
摘 要： 老工业基地沈阳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工业文化资源，但文化产业竞争优势不明显。“互联网+” 促进了文化产品标准化、模式化普及，契合了文化产业的体验经济要求，拓宽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技术路径，为创新改革示范区探索文化产业出路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 互联网+； 供给侧结构型改革； 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 G124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6.02.009
一、 “互联网+”拓宽了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技术路径
文化产业是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的新型绿色产业，在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增加就业，尤其是提升城市影响力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纵观人类经济史不难发现，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离不开以下两个方面：
（一）科学技术革命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当今技术日新月异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新一轮科技革命也为文化产业的开发、传播、消费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1. 历次文化传媒介质的科学技术革命均促进文化产品普及
文化产品的生产始终受经济发展水平、生产能力、技术能力制约。技术进步使得原先个体性、一次性的文化产品生产与传播得以标准化、模式化。技术经济学一再证明，历次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都离不开技术，尤其是文化传媒介质的实践突破。文化传媒介质的数次技术革命，比如现代印刷术、电影电视录音技术、新型电子传播技术都极大地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1]这些技术革命给文化产业带来最直接的成效就是文化产品的大规模复制，以及消费者购买成本的降低，最终促进文化产品的普及。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在上海考察时指出，“牢牢把握产业革命大趋势。科技革命必然引发产业革命。科技创新及其成果决不能仅仅落在经费上、填在表格里、发表在杂志上，而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第一推动力，转化为人民福祉。”
为规范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2004年国家统计局颁布实施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明确规定了文化及相关产业的8类统计范围。2012年，国家统计局对该分类标准进行了修订，把文化及相关产业调整为10类。从8类上升到10类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化产业的发展脉络，文化产业内部要素分化聚集态势明显。专家学者按照国际经验估算我国文化消费支出总量应在 4 万亿元以上，但由于受国内社会保障体系制约、国民文化消费保守等多种因素影响，文化消费只有 1.15 万亿元左右，也就是说缺口高达3 万亿元。总体上看我国居民文化消费潜力远未得到充分释放，我国的文化消费还处于起步阶段。对比另一个数据我们发现，我国居民文化消费仅占消费总额的 10%左右，而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居民文化消费占消费总额 30%以上也是常态。聚焦绝对数的3 万亿元和相对数的20%，上述差距都是我国文化产业可以深挖的未来潜力空间。[2]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的文化消费和文化产业已经呈现出互动发展的良好趋势，其中北京、上海、江苏、湖南、湖北、广东、云南等省市文化产业增长速度年均超过20%，占本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达到5%以上，成为当地新的支柱性产业。深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格外引人注目，深圳工业设计占国内市场份额的60%，黄金珠宝设计占国内市场份额的60%，深圳文博会更是创造了“政府投入1亿，累计成交额过10000亿元，实现文化出口额1000亿元”的1：10000：1000的文化产业奇迹。深圳的文化产业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左右。“千年文化看西安，百年文化看上海，十年文化看深圳”现象的背后更是离不开技术的强大推动力。
从科技进步与产业变革的相关性来看，“互联网+”是一场全新的技术革命，目前各行各业都在寻找与“互联网+”的契合点，文化产业更是如此。“互联网+”下文化产品能以更低的成本复制、传播，可以预见，“互联网+”与文化产业结合的过程会培育新的用户消费习惯，不断产生新的市场需求，文化消费增长成为拉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
2. “互联网+” 契合了文化产业的体验经济要求
回归到文化产业，它的侧重点恰恰是容易被忽略的当代文化和体验文化，[3]甚至可以这么说，文化产业是体验经济最集中的表现形式。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就明确提出，体验经济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以后的经济形态，通过提供体验服务获得消费者的认可。但由于当时新经济因素发育得还未露端倪，所以，体验经济的提法并未真正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时至今日，文化产业的“当代”和“体验”的侧重点是与“互联网+”完全合拍的，[4]甚至通过“互联网+”体验经济会几何倍数地增强文化产业融合和扩散能力。近年来，互联网企业对文化企业的并购势头日盛，业内预测我国文化产业中的“互联网+” 因为互动分享和移动传播的鲜明优势，占比将很快超过 70%。其中“互联网+”与电影艺术的结合最为醒目，统计资料显示，2012-2014年我国有66部影片破亿元票房，这个规模还在加速。在这个势头下，电影市场类型片层次日趋分明，女性电影、公路电影、青春题材新类型初具规模、界限清晰，展现体验经济的粉丝电影以粉丝群体为精准的目标观众，制作成本较低，但回报率较高。迄今票房最高的“粉丝电影”是郭敬明的《小时代》三部曲，以超过10亿元的总成绩成为我国电影史最受争议的系列电影。争论各方一致认为“互联网+文化”模式已成为我国文化产业的领军产业、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引爆商业趋势、组织趋势以及运营模式的裂变。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理论创新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追求 GDP 规模扩张和高速增长，所以惯常采用需求侧管理思路。这种思路完全符合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也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效果，被冠以“中国模式”的称号。数据显示，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国内生产总值继美国之后达到10万亿美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国际上各种权威经济组织都纷纷预测我国超过美国的时间表。但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环境大格局下，原来需求侧管理思路开始显露乏力，为了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推进经济改革和转型升级等目标均衡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新政策给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注入了巨大的动力。
供给侧是相对于需求侧而言的，如果说需求侧凭借三驾马车，一直强调投资、消费和外贸对经济的可视化拉动，那么供给侧的牵动因素还在讨论酝酿之中，指标是相当复杂的，代表性的有六因素说（即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管理制度），有四因素说（即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或者劳动力、资本、技术、制度），有两因素说（即生产要素投入具体包括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政府，工资、利息、地租、利润、税收，还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体包括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如创新），以上三个版本公认供给侧因素应该包括劳动力、资本、技术这三股新的力量。
结构性是相对周期性而言的，随着经济宏观调控区间逐渐缩窄，反周期调控的边际效用逐渐递减，我们会清醒地判断出目前面临的压力不是短期的、外部的，而是长期的、内部的。一方面市场上供给成熟甚至供给老化，形成多余供给甚至无效供给，另一方面供给约束甚至供给抑制，形成供给迟滞甚至供给不及。[5]二者的错位是结构性的，通过供给侧提供中高端产品，低水平的平衡迈向高水平的平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关键还是在于改革，借用供给侧和结构性的切入点，以“放松供给约束”为核心的短期改革主张进行急应对，加之以“解除供给抑制”为核心的长期改革主张慢战略，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完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最终启动经济新一轮增长。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人们对文化产品的需求空间日益增大。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满足消费者与日俱增的文化需求并激发潜在需求，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尤其是我国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需要及时跟进。如果国内不能将丰富的文化元素进行深度的、高质量的产品转化，必然导致由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所带来的文化贸易巨额逆差。
二、创新改革示范区的文化产业出路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把京津冀、上海、广东、安徽、四川、武汉、西安、沈阳位列改革试验区域，担负起先行先试的重任。
（一）区域思路
沈阳兼有“老工业基地”、“创新改革示范区”的多种区域角色，面临着“互联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崭新局面，其文化产业应围绕创意发展这条主线渐次展开，继而扩展到经济和社会各个角落，上述思路对正处在产业结构优化和新兴产业培育关键期的老工业基地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1. 立足文化资源实际
老工业基地沈阳作为东北的区域性中心城市，辽宁中部城市群核心城市，拥有两类丰富的文化资源。
首先，沈阳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素有“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城”美誉。现有3处世界文化遗产和1500多处历史文化遗迹，作为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追溯到春秋时期已有文字记载，囊括了前清和民国文脉不息。每年开展节庆文化、社区文化、田园文化、广场文化等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沈阳国际旅游节、国际冰雪节、中韩旅游大会三大节庆活动在创新中不断完善，走上国际化、品牌化发展之路。
其次，沈阳工业文化资源丰富，是新中国第一枚国徽、第一台五轴联动机床等几百个中国工业史上“第一”记录诞生的摇篮，有着“共和国长子”和“东方鲁尔”的美誉。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老工业基地沈阳留下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不同历史时期大量的、能够代表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工业遗迹，以及各种传统机器设备和产业工人旧居等宝贵的文物标本，上述完备的产业生态体系成为“阅读城市”的重要载体，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6]大工业时代的化石代表——中国工业博物馆等标志性建筑的建设，使沈阳当之无愧地成为工业文化传播与中国工业史料研究基地。
2. 资源向产业转化
文化资源积淀优势不等于文化产业竞争优势。沈阳文化产业的发展起步较早，但增速缓慢。产业坐标与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相比有较大差距，表现为：一是文化产业主体仍以中小企业为主，实力不雄厚，缺少大型的文化集团，也没有形成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品牌文化企业；二是产业规模偏小，社会化程度较低，技术附加值不高，还停留在可视的文化产品初级阶段；三是产业创新性不足，一些企业虽具备一定研发能力，但相应的产权、税收政策得不到有效保障，人才流失严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状况堪忧；四是纵向看，缺乏对产业上下游的整合，以历史文化资源、工业文化资源为例，发展文化产业首先需要挖掘一个资源素材，之后以这个资源素材为起点，带动一系列产品的深加工、精加工，诸如纪念品、服装、电影、音乐、出版、游戏等众多衍生行业，这些行业交叉共振，成倍放大该资源素材背后代表的文化符号，可以实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回报；五是横向看，与其他城市的文化产业发展散落成点，未能形成规模效应有效联动。
3. 通过互联网+，中心城市与文化产业相互促进
城市从其起源之初就是创造、传播和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社会越发展，城市文化传承、创新、生产的功能就越重要。文化正在逐渐成为一个城市“软实力”的标志，城市的个性、形象和品牌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并且能够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不同城市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其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市场潜力也不一样，中心城市被广为接受、广为认可，首先离不开政府对公共文化设施的投入、对城市文化开放的引导，具体体现在城市规划、基础设施、文化事业方面。其次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影响力、控制力不断扩展到城市的经济与社会各个方面，对中心城市而言，它的文化市场必然是持续活跃、广为辐射的。通过“互联网+”的传播渗透使传统产业与文化产业形成良好的正反馈循环，传统产业对文化的需求从简单的吸收、组合过渡为文化要素的挖掘与创造。新兴产业借助“互联网+”增加了文化的因素，通过更加绿色化、智能化、服务化的产业体系，使得文化产业的竞争从低层次的内容竞争、渠道竞争升级为高层次的平台竞争。当然，“互联网 +” 文化并不是互联网与文化产业的简单拼凑，而是在深度分析现有资源配置的基础上，纵横交错拉长产业链。正向以线上资源为起点，开发线下衍生品，反向以线下实业为起点，搭建线上虚拟平台，围绕着“互联网+ ”文化产业变成越来越密集的产业网络，并且通过收购、入股等多种方式形成企业结盟，寻找合作伙伴，拓展发展空间，最终促进中心城市的文化要素更加丰富多元。
4.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心城市与文化产业相互促进
创新改革示范区沈阳基础资源丰富，因为公认的中心城市定位人口持续净流入，各类创意人才、经管人才、营销人才，尤其是复合型高级人才的结构决定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初始走向。在充分调研、持续跟踪的基础上，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本地孵化的各种优秀人才队伍，尤其是获得全国艺术大奖的人才，以及已经申请或准备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才，巩固沈阳发展文化产业的天然优势，鼓励企业与高校合作，按照梯度储备匹配的人才，通过产业人才供给保证文化产业的优质发展。
文化产业投资周期长，回报率高，因此非常有必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和领域，形成多种投资主体、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市场格局。在这个意义上，投融资体制供给是文化产业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互联网+”政策的出台，新一轮城市竞争态势逐渐拉开帷幕，哪个城市把握住了机遇，顺势而为，走在前列，哪个城市就有可能优先聚集更多更好的资源、资金、技术，成为有影响力的中心城市。
（二）政府作为
世界银行在《变革世界中的政府》报告中指出：“在世界各地，政府正在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全球经济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使我们再次思考关于政府的一些基本问题。” 长期以来，正是通过对这些“基本问题”的不断发掘、思考与解决，才使得经济体制改革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并且走到了今天。经济体制改革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市场的优势在于诸多个体追求最终促进整体效率提高，政府的优势恰恰在于能超越个体利益。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规范政府行为，使其放松管制，突出服务，通过跟踪研判、政策储备等过程控制为文化产业发展培育良性的生态系统。
1. 跟踪研判的实践供给为文化产业营造适宜的环境
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通常建立在颠覆性技术的基础之上，现有的商业环境和制度安排往往与新兴产业的发展不能完全兼容。从这个意义上讲， 实践通常走在理论的前面，问题倒逼的紧迫感需要政府对体制中约束甚至阻碍的因素进行改革，用改革的办法把握文化产业阶段性特征和趋势性变化，全面、辩证地抓住难得的窗口期。而改革的起点就得从跟踪研判开始，通过跟踪研判，聚焦体制与政策、体制与体制、政策与政策不协调之处，体制与政策如果协调不好，就会造成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因为缺乏体制保障而大打折扣；体制与体制如果协调不好，容易引起体制间摩擦，增加不协调成本；政策与政策如果协调不好，既影响到政策执行的效果，也反过来强化了体制之间的某些矛盾。
2. 关键领域的合力供给界定文化产业发展重点
在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应当合理选择支持产业发展的重点环节和关键领域。在引领方向上，政府对文化产业的财政支持、税收优惠要体现出明确的指导性。在组织方式上，政府应鼓励众多企业组建创意联盟，整合各方的力量共同发展。目前我国社会由生存型迈向发展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满足全社会对公共产品全面快速增长的需求。文化产业的发展重点必然离不开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滋养。从某种意义上说，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的改革相比，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改革任务更重、挑战更大，更需要做出全面筹划。政府弥合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社会群体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开展公共服务均等化，必将最终促进文化产业持久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吴建军.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与江苏文化产业生产率[J].文化
产业研究，2013，（4）.
[2]林东生.论文化消费增长与文化产业发展趋势[J].东岳论丛，
2011，（5）.
[3]秦海英.论中国大众文化生产和消费的错位现象[D].曲阜：曲
阜师范大学，2002.
[4]杨艾璐.“互联网+”视野下辽宁文创产业创新驱动与战略融
合[J].新世纪剧坛，2015，（10）.
[5]贾康.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
社，2013.
[6]崔卫华.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转型视角下的辽宁工业遗产价
值评价研究[J].产业组织评论，2014，（6）.
[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摘 要： 老工业基地沈阳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工业文化资源，但文化产业竞争优势不明显。“互联网+” 促进了文化产品标准化、模式化普及，契合了文化产业的体验经济要求，拓宽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技术路径，为创新改革示范区探索文化产业出路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 互联网+； 供给侧结构型改革； 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 G124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6.02.009
一、 “互联网+”拓宽了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技术路径
文化产业是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的新型绿色产业，在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增加就业，尤其是提升城市影响力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纵观人类经济史不难发现，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离不开以下两个方面：
（一）科学技术革命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当今技术日新月异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新一轮科技革命也为文化产业的开发、传播、消费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1. 历次文化传媒介质的科学技术革命均促进文化产品普及
文化产品的生产始终受经济发展水平、生产能力、技术能力制约。技术进步使得原先个体性、一次性的文化产品生产与传播得以标准化、模式化。技术经济学一再证明，历次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都离不开技术，尤其是文化传媒介质的实践突破。文化传媒介质的数次技术革命，比如现代印刷术、电影电视录音技术、新型电子传播技术都极大地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1]这些技术革命给文化产业带来最直接的成效就是文化产品的大规模复制，以及消费者购买成本的降低，最终促进文化产品的普及。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在上海考察时指出，“牢牢把握产业革命大趋势。科技革命必然引发产业革命。科技创新及其成果决不能仅仅落在经费上、填在表格里、发表在杂志上，而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第一推动力，转化为人民福祉。”
为规范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2004年国家统计局颁布实施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明确规定了文化及相关产业的8类统计范围。2012年，国家统计局对该分类标准进行了修订，把文化及相关产业调整为10类。从8类上升到10类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化产业的发展脉络，文化产业内部要素分化聚集态势明显。专家学者按照国际经验估算我国文化消费支出总量应在 4 万亿元以上，但由于受国内社会保障体系制约、国民文化消费保守等多种因素影响，文化消费只有 1.15 万亿元左右，也就是说缺口高达3 万亿元。总体上看我国居民文化消费潜力远未得到充分释放，我国的文化消费还处于起步阶段。对比另一个数据我们发现，我国居民文化消费仅占消费总额的 10%左右，而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居民文化消费占消费总额 30%以上也是常态。聚焦绝对数的3 万亿元和相对数的20%，上述差距都是我国文化产业可以深挖的未来潜力空间。[2]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的文化消费和文化产业已经呈现出互动发展的良好趋势，其中北京、上海、江苏、湖南、湖北、广东、云南等省市文化产业增长速度年均超过20%，占本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达到5%以上，成为当地新的支柱性产业。深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格外引人注目，深圳工业设计占国内市场份额的60%，黄金珠宝设计占国内市场份额的60%，深圳文博会更是创造了“政府投入1亿，累计成交额过10000亿元，实现文化出口额1000亿元”的1：10000：1000的文化产业奇迹。深圳的文化产业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左右。“千年文化看西安，百年文化看上海，十年文化看深圳”现象的背后更是离不开技术的强大推动力。
从科技进步与产业变革的相关性来看，“互联网+”是一场全新的技术革命，目前各行各业都在寻找与“互联网+”的契合点，文化产业更是如此。“互联网+”下文化产品能以更低的成本复制、传播，可以预见，“互联网+”与文化产业结合的过程会培育新的用户消费习惯，不断产生新的市场需求，文化消费增长成为拉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
2. “互联网+” 契合了文化产业的体验经济要求
回归到文化产业，它的侧重点恰恰是容易被忽略的当代文化和体验文化，[3]甚至可以这么说，文化产业是体验经济最集中的表现形式。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就明确提出，体验经济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以后的经济形态，通过提供体验服务获得消费者的认可。但由于当时新经济因素发育得还未露端倪，所以，体验经济的提法并未真正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时至今日，文化产业的“当代”和“体验”的侧重点是与“互联网+”完全合拍的，[4]甚至通过“互联网+”体验经济会几何倍数地增强文化产业融合和扩散能力。近年来，互联网企业对文化企业的并购势头日盛，业内预测我国文化产业中的“互联网+” 因为互动分享和移动传播的鲜明优势，占比将很快超过 70%。其中“互联网+”与电影艺术的结合最为醒目，统计资料显示，2012-2014年我国有66部影片破亿元票房，这个规模还在加速。在这个势头下，电影市场类型片层次日趋分明，女性电影、公路电影、青春题材新类型初具规模、界限清晰，展现体验经济的粉丝电影以粉丝群体为精准的目标观众，制作成本较低，但回报率较高。迄今票房最高的“粉丝电影”是郭敬明的《小时代》三部曲，以超过10亿元的总成绩成为我国电影史最受争议的系列电影。争论各方一致认为“互联网+文化”模式已成为我国文化产业的领军产业、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引爆商业趋势、组织趋势以及运营模式的裂变。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理论创新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追求 GDP 规模扩张和高速增长，所以惯常采用需求侧管理思路。这种思路完全符合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也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效果，被冠以“中国模式”的称号。数据显示，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国内生产总值继美国之后达到10万亿美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国际上各种权威经济组织都纷纷预测我国超过美国的时间表。但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环境大格局下，原来需求侧管理思路开始显露乏力，为了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推进经济改革和转型升级等目标均衡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新政策给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注入了巨大的动力。
供给侧是相对于需求侧而言的，如果说需求侧凭借三驾马车，一直强调投资、消费和外贸对经济的可视化拉动，那么供给侧的牵动因素还在讨论酝酿之中，指标是相当复杂的，代表性的有六因素说（即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管理制度），有四因素说（即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或者劳动力、资本、技术、制度），有两因素说（即生产要素投入具体包括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政府，工资、利息、地租、利润、税收，还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体包括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如创新），以上三个版本公认供给侧因素应该包括劳动力、资本、技术这三股新的力量。
结构性是相对周期性而言的，随着经济宏观调控区间逐渐缩窄，反周期调控的边际效用逐渐递减，我们会清醒地判断出目前面临的压力不是短期的、外部的，而是长期的、内部的。一方面市场上供给成熟甚至供给老化，形成多余供给甚至无效供给，另一方面供给约束甚至供给抑制，形成供给迟滞甚至供给不及。[5]二者的错位是结构性的，通过供给侧提供中高端产品，低水平的平衡迈向高水平的平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关键还是在于改革，借用供给侧和结构性的切入点，以“放松供给约束”为核心的短期改革主张进行急应对，加之以“解除供给抑制”为核心的长期改革主张慢战略，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完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最终启动经济新一轮增长。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人们对文化产品的需求空间日益增大。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满足消费者与日俱增的文化需求并激发潜在需求，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尤其是我国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需要及时跟进。如果国内不能将丰富的文化元素进行深度的、高质量的产品转化，必然导致由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所带来的文化贸易巨额逆差。
二、创新改革示范区的文化产业出路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把京津冀、上海、广东、安徽、四川、武汉、西安、沈阳位列改革试验区域，担负起先行先试的重任。
（一）区域思路
沈阳兼有“老工业基地”、“创新改革示范区”的多种区域角色，面临着“互联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崭新局面，其文化产业应围绕创意发展这条主线渐次展开，继而扩展到经济和社会各个角落，上述思路对正处在产业结构优化和新兴产业培育关键期的老工业基地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1. 立足文化资源实际
老工业基地沈阳作为东北的区域性中心城市，辽宁中部城市群核心城市，拥有两类丰富的文化资源。
首先，沈阳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素有“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城”美誉。现有3处世界文化遗产和1500多处历史文化遗迹，作为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追溯到春秋时期已有文字记载，囊括了前清和民国文脉不息。每年开展节庆文化、社区文化、田园文化、广场文化等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沈阳国际旅游节、国际冰雪节、中韩旅游大会三大节庆活动在创新中不断完善，走上国际化、品牌化发展之路。
其次，沈阳工业文化资源丰富，是新中国第一枚国徽、第一台五轴联动机床等几百个中国工业史上“第一”记录诞生的摇篮，有着“共和国长子”和“东方鲁尔”的美誉。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老工业基地沈阳留下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不同历史时期大量的、能够代表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工业遗迹，以及各种传统机器设备和产业工人旧居等宝贵的文物标本，上述完备的产业生态体系成为“阅读城市”的重要载体，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6]大工业时代的化石代表——中国工业博物馆等标志性建筑的建设，使沈阳当之无愧地成为工业文化传播与中国工业史料研究基地。
2. 资源向产业转化
文化资源积淀优势不等于文化产业竞争优势。沈阳文化产业的发展起步较早，但增速缓慢。产业坐标与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相比有较大差距，表现为：一是文化产业主体仍以中小企业为主，实力不雄厚，缺少大型的文化集团，也没有形成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品牌文化企业；二是产业规模偏小，社会化程度较低，技术附加值不高，还停留在可视的文化产品初级阶段；三是产业创新性不足，一些企业虽具备一定研发能力，但相应的产权、税收政策得不到有效保障，人才流失严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状况堪忧；四是纵向看，缺乏对产业上下游的整合，以历史文化资源、工业文化资源为例，发展文化产业首先需要挖掘一个资源素材，之后以这个资源素材为起点，带动一系列产品的深加工、精加工，诸如纪念品、服装、电影、音乐、出版、游戏等众多衍生行业，这些行业交叉共振，成倍放大该资源素材背后代表的文化符号，可以实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回报；五是横向看，与其他城市的文化产业发展散落成点，未能形成规模效应有效联动。
3. 通过互联网+，中心城市与文化产业相互促进
城市从其起源之初就是创造、传播和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社会越发展，城市文化传承、创新、生产的功能就越重要。文化正在逐渐成为一个城市“软实力”的标志，城市的个性、形象和品牌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并且能够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不同城市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其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市场潜力也不一样，中心城市被广为接受、广为认可，首先离不开政府对公共文化设施的投入、对城市文化开放的引导，具体体现在城市规划、基础设施、文化事业方面。其次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影响力、控制力不断扩展到城市的经济与社会各个方面，对中心城市而言，它的文化市场必然是持续活跃、广为辐射的。通过“互联网+”的传播渗透使传统产业与文化产业形成良好的正反馈循环，传统产业对文化的需求从简单的吸收、组合过渡为文化要素的挖掘与创造。新兴产业借助“互联网+”增加了文化的因素，通过更加绿色化、智能化、服务化的产业体系，使得文化产业的竞争从低层次的内容竞争、渠道竞争升级为高层次的平台竞争。当然，“互联网 +” 文化并不是互联网与文化产业的简单拼凑，而是在深度分析现有资源配置的基础上，纵横交错拉长产业链。正向以线上资源为起点，开发线下衍生品，反向以线下实业为起点，搭建线上虚拟平台，围绕着“互联网+ ”文化产业变成越来越密集的产业网络，并且通过收购、入股等多种方式形成企业结盟，寻找合作伙伴，拓展发展空间，最终促进中心城市的文化要素更加丰富多元。
4.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心城市与文化产业相互促进
创新改革示范区沈阳基础资源丰富，因为公认的中心城市定位人口持续净流入，各类创意人才、经管人才、营销人才，尤其是复合型高级人才的结构决定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初始走向。在充分调研、持续跟踪的基础上，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本地孵化的各种优秀人才队伍，尤其是获得全国艺术大奖的人才，以及已经申请或准备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才，巩固沈阳发展文化产业的天然优势，鼓励企业与高校合作，按照梯度储备匹配的人才，通过产业人才供给保证文化产业的优质发展。
文化产业投资周期长，回报率高，因此非常有必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和领域，形成多种投资主体、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市场格局。在这个意义上，投融资体制供给是文化产业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互联网+”政策的出台，新一轮城市竞争态势逐渐拉开帷幕，哪个城市把握住了机遇，顺势而为，走在前列，哪个城市就有可能优先聚集更多更好的资源、资金、技术，成为有影响力的中心城市。
（二）政府作为
世界银行在《变革世界中的政府》报告中指出：“在世界各地，政府正在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全球经济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使我们再次思考关于政府的一些基本问题。” 长期以来，正是通过对这些“基本问题”的不断发掘、思考与解决，才使得经济体制改革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并且走到了今天。经济体制改革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市场的优势在于诸多个体追求最终促进整体效率提高，政府的优势恰恰在于能超越个体利益。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规范政府行为，使其放松管制，突出服务，通过跟踪研判、政策储备等过程控制为文化产业发展培育良性的生态系统。
1. 跟踪研判的实践供给为文化产业营造适宜的环境
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通常建立在颠覆性技术的基础之上，现有的商业环境和制度安排往往与新兴产业的发展不能完全兼容。从这个意义上讲， 实践通常走在理论的前面，问题倒逼的紧迫感需要政府对体制中约束甚至阻碍的因素进行改革，用改革的办法把握文化产业阶段性特征和趋势性变化，全面、辩证地抓住难得的窗口期。而改革的起点就得从跟踪研判开始，通过跟踪研判，聚焦体制与政策、体制与体制、政策与政策不协调之处，体制与政策如果协调不好，就会造成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因为缺乏体制保障而大打折扣；体制与体制如果协调不好，容易引起体制间摩擦，增加不协调成本；政策与政策如果协调不好，既影响到政策执行的效果，也反过来强化了体制之间的某些矛盾。
2. 关键领域的合力供给界定文化产业发展重点
在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应当合理选择支持产业发展的重点环节和关键领域。在引领方向上，政府对文化产业的财政支持、税收优惠要体现出明确的指导性。在组织方式上，政府应鼓励众多企业组建创意联盟，整合各方的力量共同发展。目前我国社会由生存型迈向发展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满足全社会对公共产品全面快速增长的需求。文化产业的发展重点必然离不开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滋养。从某种意义上说，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的改革相比，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改革任务更重、挑战更大，更需要做出全面筹划。政府弥合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社会群体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开展公共服务均等化，必将最终促进文化产业持久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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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