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青榭主人卓定谋
刘顶印
2016年嘉德春拍中一件署自青榭藏《宋克<急就章>》的千万级拍品引起了多方的争论，专家就是否是宋克真迹进行可比对研究，由此将“自青榭”带进人们的视野。本文无意针对藏品本身仅借此介绍此藏品主人——卓定谋。希望从卓定谋的郊游和书法思想来认识这位自青榭主人。
卓定谋（1886-1977），字君庸，福建闽县人。早年赴日本留学学习商业，1949年后前往台湾定居。卓定谋先后在中国实业银行、全国农商银行讲习所等以银行业任职，书法只能算是课余，他曾借鉴日本学者的学术成果编过一些银行方面的书籍，其中包括《银行事务解说》，于民国九年（1920）由公慎书局出版；《银行论》，民国二十四年（1935）由佩文斋出版。此外，卓定谋还设计过一种名叫《家庭簿记全年账簿》的实用账簿，民国十九年（1930）由大慈商店出版。由于受到家学的熏陶，对于卓定谋来说，书法还具备更深刻的含义，书法成为卓定谋的事业和爱好之间的一个重要桥梁。
卓定谋的父亲卓孝复，号巴园老人，清末翰林，曾任杭州知府，也是当时的名诗人，兼擅书画。光绪二十一年（1895），卓孝复考中进士，在乙未科殿试金榜排在二甲第四名，而与其同科的康有为则位居二甲第四十六名。也就是在同年考试期间，卓孝复参加了由康有为牵头组织的著名的“公车上书”，抗议向日本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并请变法，林纾、陈衍、高凤歧等来自福建的好几个举人也在请愿的队伍当中，他们的交情甚至延续到后辈那里。
1 卓定谋的交游
卓定谋热情好客，广交朋友，喜爱诗歌，现存下来不少诗歌都是友人之间来往唱和之作。父辈的朋友包括陈衍、郑孝胥、林纾、高凤岐、李宣龚、李宣倜、薛肇基、王式通等人。同辈有林志均、林实馨、曹经沅、瞿宣颖、王揖唐、姚华、郭则沄等人。 他自己编过一本《自青榭酬唱集》并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北京居住期间，卓氏父子住在北京西郊，其乐融融，得到不少人的羡慕。如庚午年（1930年）王揖唐在西山游玩，途中在自青榭休息，留下诗歌《庚午长夏西山归途小憩自青榭率题长句留赠君庸》，称“赏心无如佳山水，至乐无如贤父子。君家盛事殆兼之，南面之王宁易此。五年不踏旧京尘，山色泉声入梦频。满眼雕薨等闲耳，几人卜筑能娱亲。昔诵君诗今始至，一庭槐竹森寒翠。谁言北地少烟波，此间大有江南意。坐对风漪那忍回，归程偏畏仆夫催。同游亦有宗雷侣（谓镶蘅），会向山房借榻来。”[1]
为什么称为自青榭？我们从宗子威和瞿宣颖的诗歌当中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宗子威称“卓侯好山居，辟地三十亩。亭榭手经营，折柬招诗友。”[2]瞿宣颖有“卓二君庸邀集玉泉山自青榭分韵得襟字”作，诗云“小筑来依御宿深，停车还许洒尘襟。日浮湖渌常延榻，风定岚光自出林。深贮黄花过雁候，新栽丛竹已龙吟。看君选胜鞭先着，多恐栖迟负夙心。”这首诗还有一段序言描述二人之间交往以及卓定谋如何建造自青榭的情形，称“卓子君庸与余屡共郊游，独专胜境，先于静明园得水田一区，治甽渟流，夷坡构屋，塔影当户，宫堧作邻，借西山之遥苍，分玉泉之余黛，筼筜新种遥映于书窗，葭菼自生萦披于钓艇，颜曰自青，肖其实也。顾余曾有结邻之息壤，差如此地之主人，记风景于前朝，阅流光于二纪，遂书所感，题于卷末，用存故实以念同游云尔。”[3]由此可以看出此地借西山和玉泉之天然景致，加上栽种些丛竹又有芦荻自然生成，卓定谋取名自青榭可以说就是顺理成章和名实相符了。
从卓定谋及其朋友相互唱和的诗歌来看，自青榭的生活宁静简单。譬如《电周政刊》曾同时刊登四篇与卓定谋唱和的诗歌，作者分别是姚华、郑孝柽（郑孝胥胞弟）、淑周、周肇祥。薛肇基有一首名为《自青榭主人惠红薯赋谢》，他在诗中称“玉泉佳种向难俦，不比山田处处收。一盌三钱了无税，至今父老说承畴。玉糁冷淘风味别，野蔬亦复藉人传。因君却意中丞菜，讲舍回头四十年。”[4]大意是说卓定谋自己种的红薯别有一番滋味，更重要的是这一份感情值得倍加珍惜。养庵周肇祥的诗《君庸以种薯见饷赋此报之》，称“故人学圃玉泉居，遗我甘薯手自锄。若较曼菁知倍胜，年年爱读救荒书。记曾少小住炎州，每为充粮涧谷求。久客最怜乡物好，商量滴酒付槽头。”[5]意思是说卓定谋以在玉泉山自己栽种的红薯赠送，非常喜欢，由此想起小时候住在炎州也常常以红薯充饥，客居他乡的人往往喜爱家乡的东西。
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景物，“壬申初秋君庸招同栘疏丈玉泉山麓自青榭观荷”，出郭则沄有诗《游香山归过自青榭赏荷呈君庸》称“风香招客出篱隈，无数红妆镜影开。暂息山游临水坐，久辜诗约为花来。隐非谷口情俱僻，话及陔余梦不回。何日对岩营小阁，安排岚翠待传杯。”[6]在南方，莲子是人们喜欢的食物，清脆爽口，还具备清火祛痰的功效，卓定谋来自福建，当然也了解莲子的好处。刘道铿的《君庸邀同梅生宰平自青榭茗坐》称“春秋佳日数来游，长夏林塘景更幽。高柳垂阴疑绿幕，西山流翠豁双眸。迎风蝉嘒停还作，过雨荷香散不收。底用调冰同雪藕，玉泉新瀹茗盈瓯。”王式通有诗《十月七日君庸招同自青榭赏菊分韵得肠字》，称“侍亲众所羡，爱日恒举觞。寿客淡无语，长为诗人香。”诗中还透露了才华横溢的卓定谋，但却甘于待在郊外草堂侍奉父辈，令旁人十分羡慕敬佩，幸好有自青榭的菊花溢出冷香，默默陪着主人度过稍显单调的一段岁月。
书法有时候也会论及，例如《国闻周报》第五卷第二十二期《采风录》刊有陈衍（石遗）的七言诗，“题签隶体无史晨，刻印又无丁敬身。雕工劣似麻沙版，印本寄于绵竹人。周郎顾曲谱或误，巢由买山家不贫。邮筒联翩几图卷，世界焉知有兵尘。”[7]陈衍身为福建诗坛领袖，在诗中对自己的书法和篆刻进行调侃，从另一侧面可以说明他们对书法篆刻有所关注。
对以上文人墨客的背景稍加分析，可以发现他们不是达官显贵便是知名学者，另外还有几个特点，一是福建人居多，形成了一个以标榜“同光体”的郑孝胥、陈衍为中心的文人圈子；二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人不在少数，例如王式通、林宰平、李宣倜等。
第二个圈子跟第一个圈子有很大的交集，但仍然显得十分重要，一是他们都是福建闽县人；二是他们都去日本留学；三是他们都擅长章草，也曾同时为字体研究会出谋划策。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思想已经受到更为直接的冲击，他们接触到西方新近的政治经济体制，他们对传统文化艺术的态度自然而然发生巨大的改变。
这样的交往圈几乎汇集了北京城顶级的文化名流，他们自身文化素养非同一般，可以说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这一批人无论对中国古代文化还是对西方新兴文明都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因此，生活在这样一种交往圈对卓定谋的文艺观产生重要的影响，接下来，我们便对他的书法及其书学思想作出进一步研究和分析。
2 卓定谋的书法思想
卓定谋为民国时期中郑孝胥的“郑派”门人。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他们之间既是师生，又是同乡关系，《采风录》刊登郑孝胥的七言诗《君庸嘱赋自青榭诗》，称“西山驻跸想当时，处处园林竟付谁。万寿玉泉虽仅在，元都紫陌已来迟。坐君水榭饶诗趣，对我宫墙奈酒悲。怀玉名亭应最称，相看被褐志难移。”[8]从诗中描述能够看出来二人关系比较融洽。
章草在那个时代成为人们争先关注的书体，而卓定谋更是对章草情有独钟，从其《章草考》第九章“历代章草之收藏家”附有“自青榭藏章草”，共收章草资料八十七种，其中名为“急就章”的有十种就可见一斑，又自己出版有《明章草大家宋仲温急就章真迹》、《明章草大家宋仲温书用笔十法真迹》、《卓君庸真草缩印》第一册、《卓君庸章草墨本》、《卓君庸章草搦片》、《章草草诀歌》。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卓定谋的章草在当时就已经名声在外，北京大学国文系还曾多次邀请卓定谋前往讲授章草相关知识，[9]从另一个侧面也能够看出当时社会对卓定谋章草十分认可。
《章草考》是卓定谋用功最深的著作，全书分为九章，凡是典籍、杂谈、跋文中有关章草的资料其文都进行详细搜集，分成书法、品评、纪述、摹刻、著作、辨误等分别进行论述，极为全面详尽，不仅为《章草考》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也显示出卓定谋宏富的学术修养，更为后人研究章草提供了宝贵资料。自 1930 年刊行，被誉为研究书体史的杰构。钱玄同序谓：“见解尤其超早。”林志钧序云：“自有章草以来，千九百余年，始睹此作”。[10]述而作的研究方法是卓定谋《章草考》带给人们的另一个重要启示。在考证章草的名称时，他通过大量的材料归纳出章草名称的三种来源，即一是由汉章帝好之而得名，二是由于其用于奏章而得名，三是以《急就章》而得名，并旗帜鲜明地肯定第二种观点。在论述章草的省变方法时，他进行全面的考察比较指出：章草画数，自四至八画者最多，而十画以外则属寥寥。较诸楷体字画，则自八画以后十画至十五画为最多，而十七、八画者则次之，画数最繁之字竟有五十二画。[11]他举“贤”、“强”、“龟”、“护”等字科学分析章草的省变方法，得出“章草字体，虽尚简易，义仍谨严，省变之例，各有法度”的结论。在论及清代章草衰败的原因时，则强调科举考试及奏章中馆阁体的普遍运用和文字狱的大兴都对一线之传的章草产生了极大的阻碍作用。
“以古日常使用之字，而今之学者兀兀穷年，有未及闻见者，斯学之失堕，亦可概见耳。窃以章草字字区别，字字不牵连，定体有则，省变有源，草体而楷写，非如今草之信手挥洒，想象意造者比。嗟呼！吾国固有称为文化最古者，如此法度毕具，便于日用之字体，竟随时代而衰微，诚可慨也。”
《章草考》的书学和文字学的思想体现出了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章草与中国汉字之改革》是卓氏另一篇文章代表文章。此文的理论基调与《章草考》一脉相承，认为在章草字数不够日常运用时，可以在不违背章草法则的原则下，通过偏旁进行组合，从而使字数足以够用，达到节省时间、便于人事的目的。这与当时进行汉字改革的文化思潮相一致。
当时有人提出三种主张来简化汉字的书写，第一种以罗马字或世界语来代替，第二种是在原来汉字的基础上简省笔画，第三种就是用章草取代楷书，卓定谋显然倾向第三种方式并为此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持此种主张的代表人物还有于右任、刘延涛等人。
汉字简化工作实际上是一项非常细致复杂的大工程，当时成立了专门的字体研究会，我们通过一份《字体研究会的工作报告》可以看出这项工作的大致情况：
二十二年八月至十二月研究工作
一、草书的研究（至市民千字课农民千字课各表，系先后整理之草书笔画，现尚更当求简单化而又不悖正规之草法，务期避免过于人工的之臆造新字。臆造易，通行难，本会历来所注意者，即在如何易于通行之一点也。）
二、简笔俗字之搜集（章草字数，虽经多方征集，仍不满三千字，除继续再行搜寻外，另拟选择已通行之俗字及古书中俗体各字，笔画较简者，补充之。）
此外工作，则检字法之改正是也。
当时汉字简化的任务十分艰巨，一是要搜集征集章草字样以供选择，二是从中讨论、选择适于应用的部分字样，三是编成千字课以供市民和农民学习推广，四是编成标准的章草字典。当时卓定谋和林志均等人成为字体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卓定谋关于章草以及对汉字简化的理念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得以形成。他认为简易字体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笔画少者；易认易识者；运笔容易者；可作横写者；有历史的兼美术的。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卓定谋采用统计学方法作出的一些表格，用相对客观的数据来证明章草更加实用的观点，具体的操作方式是以玉烟堂本急就章全文一千一百六十四字为研究对象，首先是统计出来这些字的笔画数，结果所有这些字若写成楷书总共有13572画，而章草总共只有7143画，平均笔画数差别很大，楷书有11画，而章草只有六画，换算为效率百分比的话，写章草只需写楷书百分之五十二的时间和精力。卓定谋自己也很得意地描述称是“用统计科学的方法制出《次数分配表》及《畸重的平均数之比较表》，由此可明楷书与章草简繁之分矣。”
3 结语
由于历史的原因卓定谋的生平和思想不为人们所熟知。这位生于晚清经历民国，喝过洋墨水拿到日本大学获商学学位又长期浸染于传统文化，是同时代打通中西文化的精英。他对传统书法进行过理性思考，在书法艺术理论上做出了非凡的成就，然而对此关注的人并不多，他的学术史意义还有待提高。
参考文献
[1]见《国闻周报》，1930年第7卷第42期
[2]宗子威《君庸招饮玉泉山自青榭分韵得酒字》，《铁路协会会报》，1925年第154-155期
[3]见《中和月刊》，1942年第3卷第7期第130页
[4]见《电政周刊》，1928年第40期
[5]见《辽东诗坛》，1928年第35期
[6]见《国闻周报》，1932年第9卷第33期
[7]见《国闻周报》，1928年第5卷第22期
[8]见《国闻周报》，1928年第5卷第17期。
[9]按：《国文学系通告：本学期请卓君庸先生讲授“章草源流”》，《北大日刊》 ，1930年 [第2347期 ，1页] 、 1930年 [第2352期，2页] 、1930年 第2351期，2页。
[10]卓定谋《章草考》，天津市古籍书店 1990 年版，第 2 页。
[11]卓定谋《章草考》天津市古籍书店 1990 年版，第 11 页。
2016年嘉德春拍中一件署自青榭藏《宋克<急就章>》的千万级拍品引起了多方的争论，专家就是否是宋克真迹进行可比对研究，由此将“自青榭”带进人们的视野。本文无意针对藏品本身仅借此介绍此藏品主人——卓定谋。希望从卓定谋的郊游和书法思想来认识这位自青榭主人。
卓定谋（1886-1977），字君庸，福建闽县人。早年赴日本留学学习商业，1949年后前往台湾定居。卓定谋先后在中国实业银行、全国农商银行讲习所等以银行业任职，书法只能算是课余，他曾借鉴日本学者的学术成果编过一些银行方面的书籍，其中包括《银行事务解说》，于民国九年（1920）由公慎书局出版；《银行论》，民国二十四年（1935）由佩文斋出版。此外，卓定谋还设计过一种名叫《家庭簿记全年账簿》的实用账簿，民国十九年（1930）由大慈商店出版。由于受到家学的熏陶，对于卓定谋来说，书法还具备更深刻的含义，书法成为卓定谋的事业和爱好之间的一个重要桥梁。
卓定谋的父亲卓孝复，号巴园老人，清末翰林，曾任杭州知府，也是当时的名诗人，兼擅书画。光绪二十一年（1895），卓孝复考中进士，在乙未科殿试金榜排在二甲第四名，而与其同科的康有为则位居二甲第四十六名。也就是在同年考试期间，卓孝复参加了由康有为牵头组织的著名的“公车上书”，抗议向日本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并请变法，林纾、陈衍、高凤歧等来自福建的好几个举人也在请愿的队伍当中，他们的交情甚至延续到后辈那里。
1 卓定谋的交游
卓定谋热情好客，广交朋友，喜爱诗歌，现存下来不少诗歌都是友人之间来往唱和之作。父辈的朋友包括陈衍、郑孝胥、林纾、高凤岐、李宣龚、李宣倜、薛肇基、王式通等人。同辈有林志均、林实馨、曹经沅、瞿宣颖、王揖唐、姚华、郭则沄等人。 他自己编过一本《自青榭酬唱集》并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北京居住期间，卓氏父子住在北京西郊，其乐融融，得到不少人的羡慕。如庚午年（1930年）王揖唐在西山游玩，途中在自青榭休息，留下诗歌《庚午长夏西山归途小憩自青榭率题长句留赠君庸》，称“赏心无如佳山水，至乐无如贤父子。君家盛事殆兼之，南面之王宁易此。五年不踏旧京尘，山色泉声入梦频。满眼雕薨等闲耳，几人卜筑能娱亲。昔诵君诗今始至，一庭槐竹森寒翠。谁言北地少烟波，此间大有江南意。坐对风漪那忍回，归程偏畏仆夫催。同游亦有宗雷侣（谓镶蘅），会向山房借榻来。”[1]
为什么称为自青榭？我们从宗子威和瞿宣颖的诗歌当中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宗子威称“卓侯好山居，辟地三十亩。亭榭手经营，折柬招诗友。”[2]瞿宣颖有“卓二君庸邀集玉泉山自青榭分韵得襟字”作，诗云“小筑来依御宿深，停车还许洒尘襟。日浮湖渌常延榻，风定岚光自出林。深贮黄花过雁候，新栽丛竹已龙吟。看君选胜鞭先着，多恐栖迟负夙心。”这首诗还有一段序言描述二人之间交往以及卓定谋如何建造自青榭的情形，称“卓子君庸与余屡共郊游，独专胜境，先于静明园得水田一区，治甽渟流，夷坡构屋，塔影当户，宫堧作邻，借西山之遥苍，分玉泉之余黛，筼筜新种遥映于书窗，葭菼自生萦披于钓艇，颜曰自青，肖其实也。顾余曾有结邻之息壤，差如此地之主人，记风景于前朝，阅流光于二纪，遂书所感，题于卷末，用存故实以念同游云尔。”[3]由此可以看出此地借西山和玉泉之天然景致，加上栽种些丛竹又有芦荻自然生成，卓定谋取名自青榭可以说就是顺理成章和名实相符了。
从卓定谋及其朋友相互唱和的诗歌来看，自青榭的生活宁静简单。譬如《电周政刊》曾同时刊登四篇与卓定谋唱和的诗歌，作者分别是姚华、郑孝柽（郑孝胥胞弟）、淑周、周肇祥。薛肇基有一首名为《自青榭主人惠红薯赋谢》，他在诗中称“玉泉佳种向难俦，不比山田处处收。一盌三钱了无税，至今父老说承畴。玉糁冷淘风味别，野蔬亦复藉人传。因君却意中丞菜，讲舍回头四十年。”[4]大意是说卓定谋自己种的红薯别有一番滋味，更重要的是这一份感情值得倍加珍惜。养庵周肇祥的诗《君庸以种薯见饷赋此报之》，称“故人学圃玉泉居，遗我甘薯手自锄。若较曼菁知倍胜，年年爱读救荒书。记曾少小住炎州，每为充粮涧谷求。久客最怜乡物好，商量滴酒付槽头。”[5]意思是说卓定谋以在玉泉山自己栽种的红薯赠送，非常喜欢，由此想起小时候住在炎州也常常以红薯充饥，客居他乡的人往往喜爱家乡的东西。
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景物，“壬申初秋君庸招同栘疏丈玉泉山麓自青榭观荷”，出郭则沄有诗《游香山归过自青榭赏荷呈君庸》称“风香招客出篱隈，无数红妆镜影开。暂息山游临水坐，久辜诗约为花来。隐非谷口情俱僻，话及陔余梦不回。何日对岩营小阁，安排岚翠待传杯。”[6]在南方，莲子是人们喜欢的食物，清脆爽口，还具备清火祛痰的功效，卓定谋来自福建，当然也了解莲子的好处。刘道铿的《君庸邀同梅生宰平自青榭茗坐》称“春秋佳日数来游，长夏林塘景更幽。高柳垂阴疑绿幕，西山流翠豁双眸。迎风蝉嘒停还作，过雨荷香散不收。底用调冰同雪藕，玉泉新瀹茗盈瓯。”王式通有诗《十月七日君庸招同自青榭赏菊分韵得肠字》，称“侍亲众所羡，爱日恒举觞。寿客淡无语，长为诗人香。”诗中还透露了才华横溢的卓定谋，但却甘于待在郊外草堂侍奉父辈，令旁人十分羡慕敬佩，幸好有自青榭的菊花溢出冷香，默默陪着主人度过稍显单调的一段岁月。
书法有时候也会论及，例如《国闻周报》第五卷第二十二期《采风录》刊有陈衍（石遗）的七言诗，“题签隶体无史晨，刻印又无丁敬身。雕工劣似麻沙版，印本寄于绵竹人。周郎顾曲谱或误，巢由买山家不贫。邮筒联翩几图卷，世界焉知有兵尘。”[7]陈衍身为福建诗坛领袖，在诗中对自己的书法和篆刻进行调侃，从另一侧面可以说明他们对书法篆刻有所关注。
对以上文人墨客的背景稍加分析，可以发现他们不是达官显贵便是知名学者，另外还有几个特点，一是福建人居多，形成了一个以标榜“同光体”的郑孝胥、陈衍为中心的文人圈子；二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人不在少数，例如王式通、林宰平、李宣倜等。
第二个圈子跟第一个圈子有很大的交集，但仍然显得十分重要，一是他们都是福建闽县人；二是他们都去日本留学；三是他们都擅长章草，也曾同时为字体研究会出谋划策。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思想已经受到更为直接的冲击，他们接触到西方新近的政治经济体制，他们对传统文化艺术的态度自然而然发生巨大的改变。
这样的交往圈几乎汇集了北京城顶级的文化名流，他们自身文化素养非同一般，可以说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这一批人无论对中国古代文化还是对西方新兴文明都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因此，生活在这样一种交往圈对卓定谋的文艺观产生重要的影响，接下来，我们便对他的书法及其书学思想作出进一步研究和分析。
2 卓定谋的书法思想
卓定谋为民国时期中郑孝胥的“郑派”门人。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他们之间既是师生，又是同乡关系，《采风录》刊登郑孝胥的七言诗《君庸嘱赋自青榭诗》，称“西山驻跸想当时，处处园林竟付谁。万寿玉泉虽仅在，元都紫陌已来迟。坐君水榭饶诗趣，对我宫墙奈酒悲。怀玉名亭应最称，相看被褐志难移。”[8]从诗中描述能够看出来二人关系比较融洽。
章草在那个时代成为人们争先关注的书体，而卓定谋更是对章草情有独钟，从其《章草考》第九章“历代章草之收藏家”附有“自青榭藏章草”，共收章草资料八十七种，其中名为“急就章”的有十种就可见一斑，又自己出版有《明章草大家宋仲温急就章真迹》、《明章草大家宋仲温书用笔十法真迹》、《卓君庸真草缩印》第一册、《卓君庸章草墨本》、《卓君庸章草搦片》、《章草草诀歌》。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卓定谋的章草在当时就已经名声在外，北京大学国文系还曾多次邀请卓定谋前往讲授章草相关知识，[9]从另一个侧面也能够看出当时社会对卓定谋章草十分认可。
《章草考》是卓定谋用功最深的著作，全书分为九章，凡是典籍、杂谈、跋文中有关章草的资料其文都进行详细搜集，分成书法、品评、纪述、摹刻、著作、辨误等分别进行论述，极为全面详尽，不仅为《章草考》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也显示出卓定谋宏富的学术修养，更为后人研究章草提供了宝贵资料。自 1930 年刊行，被誉为研究书体史的杰构。钱玄同序谓：“见解尤其超早。”林志钧序云：“自有章草以来，千九百余年，始睹此作”。[10]述而作的研究方法是卓定谋《章草考》带给人们的另一个重要启示。在考证章草的名称时，他通过大量的材料归纳出章草名称的三种来源，即一是由汉章帝好之而得名，二是由于其用于奏章而得名，三是以《急就章》而得名，并旗帜鲜明地肯定第二种观点。在论述章草的省变方法时，他进行全面的考察比较指出：章草画数，自四至八画者最多，而十画以外则属寥寥。较诸楷体字画，则自八画以后十画至十五画为最多，而十七、八画者则次之，画数最繁之字竟有五十二画。[11]他举“贤”、“强”、“龟”、“护”等字科学分析章草的省变方法，得出“章草字体，虽尚简易，义仍谨严，省变之例，各有法度”的结论。在论及清代章草衰败的原因时，则强调科举考试及奏章中馆阁体的普遍运用和文字狱的大兴都对一线之传的章草产生了极大的阻碍作用。
“以古日常使用之字，而今之学者兀兀穷年，有未及闻见者，斯学之失堕，亦可概见耳。窃以章草字字区别，字字不牵连，定体有则，省变有源，草体而楷写，非如今草之信手挥洒，想象意造者比。嗟呼！吾国固有称为文化最古者，如此法度毕具，便于日用之字体，竟随时代而衰微，诚可慨也。”
《章草考》的书学和文字学的思想体现出了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章草与中国汉字之改革》是卓氏另一篇文章代表文章。此文的理论基调与《章草考》一脉相承，认为在章草字数不够日常运用时，可以在不违背章草法则的原则下，通过偏旁进行组合，从而使字数足以够用，达到节省时间、便于人事的目的。这与当时进行汉字改革的文化思潮相一致。
当时有人提出三种主张来简化汉字的书写，第一种以罗马字或世界语来代替，第二种是在原来汉字的基础上简省笔画，第三种就是用章草取代楷书，卓定谋显然倾向第三种方式并为此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持此种主张的代表人物还有于右任、刘延涛等人。
汉字简化工作实际上是一项非常细致复杂的大工程，当时成立了专门的字体研究会，我们通过一份《字体研究会的工作报告》可以看出这项工作的大致情况：
二十二年八月至十二月研究工作
一、草书的研究（至市民千字课农民千字课各表，系先后整理之草书笔画，现尚更当求简单化而又不悖正规之草法，务期避免过于人工的之臆造新字。臆造易，通行难，本会历来所注意者，即在如何易于通行之一点也。）
二、简笔俗字之搜集（章草字数，虽经多方征集，仍不满三千字，除继续再行搜寻外，另拟选择已通行之俗字及古书中俗体各字，笔画较简者，补充之。）
此外工作，则检字法之改正是也。
当时汉字简化的任务十分艰巨，一是要搜集征集章草字样以供选择，二是从中讨论、选择适于应用的部分字样，三是编成千字课以供市民和农民学习推广，四是编成标准的章草字典。当时卓定谋和林志均等人成为字体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卓定谋关于章草以及对汉字简化的理念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得以形成。他认为简易字体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笔画少者；易认易识者；运笔容易者；可作横写者；有历史的兼美术的。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卓定谋采用统计学方法作出的一些表格，用相对客观的数据来证明章草更加实用的观点，具体的操作方式是以玉烟堂本急就章全文一千一百六十四字为研究对象，首先是统计出来这些字的笔画数，结果所有这些字若写成楷书总共有13572画，而章草总共只有7143画，平均笔画数差别很大，楷书有11画，而章草只有六画，换算为效率百分比的话，写章草只需写楷书百分之五十二的时间和精力。卓定谋自己也很得意地描述称是“用统计科学的方法制出《次数分配表》及《畸重的平均数之比较表》，由此可明楷书与章草简繁之分矣。”
3 结语
由于历史的原因卓定谋的生平和思想不为人们所熟知。这位生于晚清经历民国，喝过洋墨水拿到日本大学获商学学位又长期浸染于传统文化，是同时代打通中西文化的精英。他对传统书法进行过理性思考，在书法艺术理论上做出了非凡的成就，然而对此关注的人并不多，他的学术史意义还有待提高。
参考文献
[1]见《国闻周报》，1930年第7卷第42期
[2]宗子威《君庸招饮玉泉山自青榭分韵得酒字》，《铁路协会会报》，1925年第154-155期
[3]见《中和月刊》，1942年第3卷第7期第130页
[4]见《电政周刊》，1928年第40期
[5]见《辽东诗坛》，1928年第35期
[6]见《国闻周报》，1932年第9卷第33期
[7]见《国闻周报》，1928年第5卷第22期
[8]见《国闻周报》，1928年第5卷第17期。
[9]按：《国文学系通告：本学期请卓君庸先生讲授“章草源流”》，《北大日刊》 ，1930年 [第2347期 ，1页] 、 1930年 [第2352期，2页] 、1930年 第2351期，2页。
[10]卓定谋《章草考》，天津市古籍书店 1990 年版，第 2 页。
[11]卓定谋《章草考》天津市古籍书店 1990 年版，第 1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