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性质及其社会教化功能溯源
邱洪瑞
[摘要]儒学是一种教化之学，其最重要的功能是社会教化功能，但在社会、时代诸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儒学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教化功能却不尽相同：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学家，以社会大同为教化理想，以人格培养为教化内容；以董仲舒、朱熹为代表的汉宋儒学家，以天人合一为教化理想，以礼义纲常为教化内容；以黄宗羲、谭嗣同为代表的近世启蒙儒学家，以民本、平等为教化理想，以开启民智为教化内容。儒学内含提倡仁德、教人向善的价值功能，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今天，儒学仍有其借鉴作用。应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传统儒学，吸取其精华，去除其糟粕，同时融汇当代中外先进文化，才能成就当代儒学的新发展。
[关键词]儒学；教化功能；价值功能
[中图分类号]B222；G122[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3.003
儒学是国学的核心。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儒学作为华夏文明的代表，一直稳居正统学派地位。但自辛亥革命以来，随着“儒”失去政治上的“独尊”地位，人们对儒学的态度便大相径庭，关于儒学的论争也从未止息。时至今日，如何看待儒学的价值仍然是人们颇为关心的问题。一些支持儒学的极端者“开始提出用儒学疗救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病灶，甚至要求建立‘儒家共同体专政，主张‘以儒治国”[1]；一些反对儒学的极端者则认为“儒、法在鼓动封建专制主义上途殊同归，‘文革封建主义大泛滥，儒、法都有其功”，提出了儒家文化“怎么没有把中国比较早地引导到现代化道路？反而是百般阻挠”等问题[2]；还有一些学者主张辩证地看待儒学（国学），如李存山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或国学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在古代构成一个系统，而我们应根据现代社会实践的需求来决定这些思想资源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同时，我们也应吸取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优长、普遍性的因素，来实现中西（东西）文化的‘创造的综合。”[3]相比而言，后者的观点显得更为客观与公允。而面对儒学两千多年来复杂的历史进程及其遗留下来的丰富文献，厘清儒学的根本性质，认识儒学基本的社会功能，对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尤为重要。为此，本文拟借鉴并反思古今学者的一些观点，从儒学典籍与儒家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出发，界定儒学的性质，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儒学主要流派的具体教化功能，揭示儒学历史发展的当代启示，以期对正确地看待儒学和儒学研究、更好地传承与创新华夏文明有所裨益。
一、儒学的性质
儒学博大精深，其性质不易界定。对此，政治哲学、管理哲学、人生哲学、道德哲学等给出了不同的理解和界定。邓新文[4]曾认为，儒学在孔子那里只是率性循理、老老实实的生活，只是克己复礼、改过自新的实践工夫；说儒学是哲学、知识、技能、艺术或其他任何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学术都不对，但在其中又确实包含这些学术的因素。应当说这种理解是比较合乎历史真实的，但是我们需要对其做出进一步的抽象和概括。《汉书·艺文志》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5]（P1728）儒家源自司徒，而司徒主教，《周礼·地官司徒》（二）说道：“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6]（P234）《孟子·滕文公》（上）也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7]（P259）可见，司徒为教化之官，肩负教化之责。因此，如果说儒家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那么儒学就是一种教化之学。
事实如何呢？翻一翻儒家经典，《论语》中记载了不少孔子及其弟子关于为学的言论，而这些言论体现出儒家所认可的“学”就是完善自己的内在品质、提高自身修养的过程。举例说明如下：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7]（P50）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7]（P52）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7]（P54）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7]（P84）
当然，提高个人的内在品质并不是一句空话，它离不开诗、书、礼、艺诸方面的熏陶感染，事实上孔子的高足们也各有所擅。“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7]（P123）但孔子自称其“道”（学说）有一个中心。“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7]（P72）孔子正是以其“忠恕”学说教育人、感化人的。其培养出的弟子颜渊被作为好学的典范，后世儒者赞誉为“复圣”。另外，堪称儒家思想“初学入德之门”的《大学》明确宣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7]（P2）也就是说，天子、庶人均须修身明道，修身即是为学，为学的最终目的是“止于至善”。由此可见，儒家在社会上扮演着“明教化者”的角色，这也证明儒学实质上是一门教化之学，是一门提倡仁德、教人向善的学问。
二、儒学的社会教化功能
儒学既然是一种教化之学，那么它最重要的功能当然就是教化功能。只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社会需求，致使儒学在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教化功能不尽相同，特别是在教化的立足点及教化内容等方面差异颇大。
其一，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学家，以社会大同为教化理想，以人格培养为教化内容。自唐宋以来，知识分子以孔子、孟子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孟之学”成了“儒学”的代名词。但自晚清开始，一些学人以为荀子之学实继孔子之后儒学之正宗，罗祖基[8]据此进一步认为孟子思想为儒学异端，其学即使与孔子之学相比较，“也有某些基本点的不同”，而“从政治思想看，尊君是从孔子到荀子直到汉宋儒学的基本倾向”。笔者认为，荀子虽对汉宋儒学的影响确实较孟子更大，但孔子、孟子思想的基本点更为一致，尤其在“尊君”问题上，“孔孟之学”与“荀子之学”“汉宋儒学”判然有别。诚然，孔子对待国君的态度是很虔诚的，“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7]（P266）“君命召，不俟驾行矣”[7]（P121）。但孔子在治国问题上从来不作原则性的让步，“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7]（P106）。确实，以孔子之才，他但凡能够有一点儿的妥协，就不致于周游列国而总不见用。最能反映孔子教化理想的是《礼记·礼运》中的如下这段话[9]（P89-90）：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我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熊十力先生曰：“此篇以礼运名者，诚以小康之礼教当变易而进乎大道。运字之含义，即有变易或转移等意思。”[10]（P96-97）而考孔子此语，他对“天下为公”的大道的向往与对“大人世及以为礼”的小康礼教的贬抑是不难以体察的，而小康礼教乃是不得已情况下的权宜之计。熊十力疑“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9]（P89）中“与三代之英”为后世奴儒所妄增。孔子既以“社会大同”为其最高的教化理想，他极力追求的就是完善的道德人格。孔子儒学的教化内容侧重于人格方面的培养，《论语》所载孔子语录，句句是讲存心养性的，即使是谈“为政”的也都是教人修德以正己正人。孔子用“仁”“义”的概念涵盖君子的一切美德，又强调“推己及人”的行为准则，他反复强调的“孝悌”就是推己及人的一个重要环节；他所提倡的“臣事君以忠”之“忠”指的就是尽心尽力地做事，这些都与后世的愚孝愚忠思想不同。而孟子提出的仁政学说、民贵君轻、限制君权等主张均是孔子“仁”学的自然延伸，孟子重视主观精神修养、以“养浩然之气”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境界，其与孔子提倡的存心养性是一致的。
其二，以董仲舒、朱熹为代表的汉宋儒学家，以天人合一为教化理想，以礼义纲常为教化内容。战国时期的大儒荀子主张强化君权，但他同时也重视人民的力量。“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11]汉代儒学则赋予君主以绝对的权威，“阳尊孔子而阴变其质，以护帝制”[10]（P86）。在原始儒家看来，君臣、父子之间的责任和义务都是双向的：“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7]（P136）国君首先必须像个国君、必须行君道，然后才是臣子须行臣道、忠于职守。孟子云：“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7]（P259）而汉代君主专制的地位已经得到巩固，儒生们因秦代焚书坑儒大都已经丧失了原始儒家的操守，他们大都放弃了原始儒家的上述观念，国君的绝对权威作为“阳尊阴卑”的天道被确认下来[12]：
是故《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臣之义比于地，故为人臣者，视地之事天也；为人子者，视土之事火也，虽居中央，亦岁七十二日之王，傅于火，以调和养长，然而弗名者，皆并功于火，火得以盛，不敢与父分功，美孝之至也。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义，皆法于地也。地事天也，犹下之事上也。
儒林之有识者如董仲舒等人也只能以建立“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学说寄托自己的教化理想，对帝王进行委婉的警醒和规谏，希望帝王能够尊奉天道。但是在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对帝王的制约作用微乎其微，董仲舒本人也曾因为把灾异之事与汉武帝比附而险些丧命，他苦心孤诣杂糅道家、法家与阴阳五行学说而建立的汉代儒学，主要也是为了钳制天下人思想、维护帝制，其后儒学的教化内容便侧重于约束臣民的片面（责任与义务不均衡）的“三纲五常”等礼义纲常。宋代儒学家颇具怀疑精神，致力于研究形而下的性命之学，然而他们所怀疑的只不过是汉唐以来的繁琐章句，在对于“大道”的探求、宇宙产生过程的阐释方面仍比附儒家纲常的传统。在这一点上，即使是以“学问渊博、深思明辩”[13]（P255）著称的南宋理学宗师朱熹也不例外。朱熹继承北宋二程之说，又旁糅佛、老，建立了完整的理学体系，“三纲五常”的教化内容自然也是“天理”。他说：“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无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将道理入在里面。”[14]朱熹在其代表性著作《四书集注》里也对这种纲常思想进行了宣扬。如注《论语·为政》“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一章时，朱熹不仅引用马融“所因，谓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之说，且明确界定了“三纲五常”的内容[7]（P59）：
愚按：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谓仁、义、礼、智、信。文质，谓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三统，谓夏正建寅为人统，商正建丑为地统，周正建子为天统。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其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小过不及之间，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见。则自今以往，或有继周而王者，虽百世之远，所因所革，亦不过此，岂但十世而已乎！
可见，朱熹的“天理”思想与礼义纲常思想是融为一体的。那么，在此前提之下，他对“理”的探求越是精深，汉宋儒学“三纲五常”的教化内容也就越能得到加强。
其三，以黄宗羲、谭嗣同为代表的近世启蒙儒学家，以民本、平等为教化理想，以开启民智为教化内容。黄宗羲是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其儒学思想与传统的汉宋儒学大相径庭。例如，他在论“臣道”时云：“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15]（P4-5）也就是说，在黄宗羲看来，出仕做官是为万民，非为国君，所谓君臣之间的名分，只不过是因为有天下之事，如果没有管理天下事的责任，那么就与国君一点关系也没有。既然是天下之事把君臣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君臣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师友之间的平等关系。黄宗羲所著的《原君》《原臣》，从君、臣最初的产生说明了君臣的政治地位应是平等的，而百姓才是社会之根本，是君、臣共同的服务对象。晚清谭嗣同完全继承了黄宗羲的民本学说，他说：“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16]（P73）对于封建专制之君以及深受礼教纲常束缚之愚民，他常常大加针砭，例如[16]（P86）：
尤可愤者，己（国君）则渎乱夫妇之伦，妃御多至不可计，而偏喜绝人之夫妇，如所谓割势之阉寺与幽闭之宫人，其残暴无人理，虽禽兽不逮焉。而工于献媚者，又曲为广嗣续之说，以文其恶。然则阉寺宫人之嗣续，固当殄绝之耶？且广嗣续之说，施于常人且犹不可矣。中国百务不讲，无以养，无以教，独于嗣续，自长老以至弱幼，自都邑以至村僻，莫不视为绝重大之事，急急以图之，何其惑也？徒泥于体魄，而不知有灵魂，其愚而惑，势必至此。向使伊古以来，人人皆有嗣续，地球上早无容人之地矣，而何以为存耶？又况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徒广独夫民贱之嗣续，复奚为也？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取便己故也。
谭嗣同声讨封建专制，融贯儒释道三教，汇通哲学与现代科学，鲜明地体现了近世启蒙儒学以民为本、实现自由平等的教化理想，以及开启民智的教化内容。
三、对当代的启示
鉴古知今，我们概括儒学的基本性质、扒梳不同历史时期儒学主要流派的具体教化功能，这对于当代社会具有重要启示：其一，既然儒学实质上是一种教化之学，内含着提倡仁德、教人向善的价值功能，那么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今天，儒学就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其二，因为受制于社会、时代的诸多因素，历史上儒学的教化功能并不尽相同，其在教化理想、教化内容等方面差异颇大，故此我们必须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传统儒学，吸取其合理内核，摒弃其糟粕。其三，继承华夏文明，弘扬儒学，必须兼收并蓄，站在时代的前沿。从儒学的产生到它的每一次变革，无不都是博学达人苦心孤诣汲取先进文化并加以融会贯通的结果。例如，春秋时期，孔子集众圣之大成始创儒学，他不仅精通尧、舜以至文、武时期的各种政教载籍，且深研《易》道至韦编三绝；西汉董仲舒以先秦儒学为核心，又杂糅阴阳五行及道、法诸家学说，为汉宋儒学打下了根基；宋代朱熹继承北宋诸儒，又糅合佛、老，方建立起完整的理学体系；晚清谭嗣同幼年勤奋，博览群经，成年后又广泛地阅读了大量佛学、西学著作，才沟通中西，融贯哲学、现代科学以著《仁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各个时代的文化巨人殚精竭虑融汇众说才成就了历史上儒学的辉煌。未来儒学的发展自然也不会例外，儒学还会崛起，崛起后的新儒学必然是融贯当代中外先进文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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