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管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领域的应用探析
李希 王巧玲
摘要：知识管理是知识经济时代提出的新管理思潮与方法，如何使非遗档案成为助力民族紧密团结与繁荣发展的“知识资本”，是知识管理理论范式下非遗档案工作的重要使命。文章将知识管理与非遗档案的收集、保管和开发利用相结合，从知识管理的知识获取、知识组织与存储、知识创造与共享三个层面，探讨其在非遗档案领域的应用问题，为非遗档案工作的创新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思路。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 档案管理 知识管理
Abstract： Knowledge management is a new thought and method of management proposed by management scholars in order to help organizations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of the information new economy era. How to make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chives become the“knowledge capital”to improve the close unity and prosperity of ethnic groups is an important miss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chives work under the paradigm of knowl？ edge management theory. This paper combines knowledge management with the collection， storag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 tage Archives. It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knowl？ edge management in the field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chives from three aspects： knowledge ac？ quisition， knowledge organization and storage， knowl？ edge creation and sharing， and provides specific oper？ ational ideas for the innov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chives.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chive； Archive management； Knowledge management
知识管理是管理学学者在帮助组织应对信息新经济时代之挑战而提出的新管理思潮与方法，其核心理念是指通过信息处理能力与人的知识创新能力的最佳結合，在最恰当的时间将最恰当的知识传递给最恰当的人，在整个管理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实现知识共享，[1]使累积的知识成为组织最有利的竞争优势。
档案工作的核心业务不仅与知识管理中的知识获取、组织、共享与创新相关内容高度契合，且近年来，随着特里·库克有关“档案后保管模式”理念的提出，关注档案之知识价值逐渐成了档案学领域最新的发展趋势之一，并在学界兴起了一种新的理想追求共识——即档案知识管理理论范式。[2]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包含了与民族维系、凝聚和绵延相关的重要信息，而非遗档案则是将这些原始信息固化于一定载体的结果。如何使非遗档案成为助力民族紧密团结与繁荣发展的“知识资本”，无疑是知识管理理论范式下非遗档案工作的重要使命。基于此，本文拟运用知识管理相关理论方法，深入探讨非遗档案的“收集、保管与开发利用”三个阶段的核心业务，以期为非遗档案工作的创新提供更加具体的操作思路。
一、非遗档案的收集：知识获取的应用
非遗档案的收集对应的是知识管理中的知识获取。知识获取不仅要意识到知识的存在，还需要在理解知识存在形态的基础上确认知识的来源，从而建立相应的知识获取机制。因此，知识获取理论指导下的非遗档案收集，意味着要从知识源头理解非遗档案形成过程，并在此基础上选择相应的方式建立非遗档案收集机制。
（一）知识获取的类型
被誉为“知识创造理论之父”和“知识管理拓荒者”的野中郁次郎教授将知识划分为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两类。所谓隐性知识包括个人经验、理想、价值观、情感、思维模式等，常常无法简单地用结构化的语言直接表述出来；而显性知识则是可以用规范化和系统化的语言和数字表达的知识[3]。
在非遗信息中，一般能够直接记录成文字、图片或录音录像的都属于显性知识，比如，传统戏剧中的唱词、曲谱、服装样式，口头传说中故事的文本内容，民间美术中的图形样式等；非结构化的、很难直接记录的属于隐性知识，比如，传统美术类传承人的画工、绣工、雕工等手工艺，传统舞蹈、传统戏曲、曲艺表演者的演绎技巧，中医诊疗者的诊疗技法等。隐性知识通常需要受众通过细致观察、深入理解，并通过实操体验、思考感悟，有时甚或还得靠一些灵性和天赋才能获取。不过，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非遗传统上主要以“口传心授”方式传承的特点，原本很多显性知识亦可能是在相关实践群体的大脑中以“隐性”的方式存在着。
对于非遗项目的传播而言，记录显性知识的档案就足够了，但对于非遗项目的传承来说，隐性知识显然是极为重要的。显性知识可以通过结构化的方式直接记录形成档案，但隐性知识的记录则需要从帮助受众系统观察、全方位感受、深度理解和直至领悟的角度进行挖掘，从而确定其具体内容和展现形式，并借助现代化的信息手段，将原本需要受众细致观察和体悟的信息，尽可能使其以显性化的方式记录下来。这就是说，隐性知识的显性化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存在实现程度的问题，而完全的显性化甚或转变成显性知识则是一种理想目标。
（二）知识获取的来源
知识获取来源包括直接来源与间接来源两类。直接来源为非遗相关实践活动主体，间接来源为外部记录者或资料收集者。
在政府主导开展非遗保护工作的社会背景下，非遗相关实践活动可分为原生活动与管理活动两类；因此，其知识获取的直接来源主体亦可分为原生活动主体与管理活动主体两类。前者为非遗项目的实践群体，其中又可区分为代表性传承人、传承人及普通的实践者；后者为非遗管理相关部门，主要是文化主管部门，非遗保护中心及非遗项目保护单位。[4]
从原生活动主体处直接获取的知识有三类：一是已被记录的显性知识，比如留存下来的戏曲剧目材料（包括剧本、曲谱、服装与舞美设计等），艺术创作的设计稿、过程稿与定稿，民间故事或传说的文本，各类表演活动过程的照片及音视频资料等；二是尚未被记录的显性知识，其未被记录的原因可能有：因涉及技藝核心的秘方、秘籍传承人不愿记录，或是沿袭口头传播传授的旧有习惯，又或是传承人自身不具备记录能力等；三是需要从外部受众领悟角度出发以特殊方式采集并使之尽可能显性化的隐性知识。
从管理主体处直接获取的知识，主要是指导、监督和支持非遗相关实践及工作的档案，包括项目申报、保护与管理工作开展过程中直接形成的文书，拍摄的工作照片和音视频等。
知识获取的间接来源，涉及的范围非常广，理论上包括所有对原生活动进行记录的外部主体，在目前的实践中，除前面提到的管理活动主体外，还包括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事业机构，以及高等院校、相关研究院所等。
此外，还有容易被忽略的社会公众。针对社会公众的非遗档案知识获取，国内目前的案例比较少见，国外有利用youtube社交媒体获取和储存数字非遗档案的探讨。笔者认为通过社会公众获取非遗档案知识可以被列为未来一个重要的知识获取来源，具体的操作可以有两个方面的思路：一是非遗档案工作官方机构设置公众专区，允许社会公众将相关资源提交至专区中；二是非遗档案工作官方机构直接与社交媒体合作，通过设置一定的规则对社会公众通过微信、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发出的作品进行筛选和提取，从而实现知识获取。
二、非遗档案的保管：知识组织与存储的应用
非遗档案的保管包括整理与保存两方面工作，对应的是知识管理中的知识组织与存储。知识组织与存储，即运用一定的知识工具、方法和标准，按照知识内部的逻辑关系，通过诸如整理、加工、表示、控制等活动使知识有序化，并按照一定的规则保存在适当媒介中。一般的知识组织方法有知识地图、开会总结讨论、知识库与知识社区等，其中知识库和知识地图也是知识存储的核心工具，这些方法也同样可以应用于非遗档案[5]。
（一）创建知识库
创建非遗档案知识库，需首先构建知识库模型，并将数据导入库中进行分析、挖掘、加工形成新知识。针对非遗的特征，前期的模型构建可以非遗项目类型、所在地区等要素分门别类，确定不同的著录标引、存储路径、数据类型等标准，后期再根据用户实际知识需求的反馈进行调整。而导入数据的过程，仅仅将档案原件放入知识库是不够的，还需要将已采集非遗数据的显性知识进行加工，最大程度地获取其中的知识。
目前可以应用于显性知识加工的技术手段有文本挖掘技术和数据关联技术。现有非遗档案有很多是与项目传承人或项目相关历史见证者的声像档案，理想状态下信息技术可实现将声像档案转换成字幕文字，并从文字中提取高频关键词，形成知识单元，自动编入知识库中。但实际受传承人口音、口误和某项技艺在当时的专业名词与现在不一致等多因素的影响，目前还需要依靠机器识别与人工识别相结合对已获取到的档案转换成文字并进行著录、标引等工作。然后运用文本挖掘技术对这部分文字档案进行精简、提取，形成知识单元。当知识库达到一定规模，可以运用数据关联等技术手段对知识进行总结描述和聚类分析。将非遗档案数据按照人、事、物的关系串联起来，揭示各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实现知识重组。比如，实现人与人的联系可以将非遗传承人与历代传承人关联形成传承谱系，也可以将非遗传承人与有关该非遗项目的各领域工作者相互关联；实现人与物的联系可以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与非遗项目相关的实物档案相互关联；实现人与事的联系可以将历代传承人与其各自出现时期的非遗项目历史发展沿革相互关联。[6]以丝绸档案为例，档案中包含一些记录项目历史沿革的档案，涉及该项目各领域见证者在不同发展时期的口述以及这些见证者提供的实物档案。像中国丝绸公司的负责人、纺织部丝绸管理局的领导、中国丝绸协会的负责人等见证者通过不同角度的讲述还原了中国丝绸行业在某一时段的发展过程，若将他们的口述与他们提供的书籍、照片等档案关联，与非遗项目关联，与项目传承人关联，都有可能获取更广泛更有价值的信息[7]。由此，实现非遗档案知识的关联化和系统化，方便后期为用户提供检索相关内容推送的服务，更好地实现后续的共享和再利用。
（二）丰富知识地图
知识地图是知识管理实现的重要手段，是一种帮助用户知道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知识的知识管理工具。理想的知识地图，不仅要提供知识资源的存量、结构、功能、存在方位以及查询路径等信息，还应该清楚揭示相关知识资源的类型、特征及知识之间的相互关系。
目前在中国非遗保护中心主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上，已有按照网站结构做出来的网站地图，以及全国范围内各省的各类国家级非遗项目、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非遗地图。但网站中针对具体非遗项目的知识地图还需进一步完善。
从知识管理角度来说，开发知识地图的目的在于通过可视化技术引导用户找到所需的知识。故针对非遗具体项目的知识地图，可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GIS）技术将名称相同的项目在不同地区的非遗项目传承关联起来。[8]比如不同地区的端午习俗，如屈原故里的端午习俗、苏州的端午习俗、汨罗江畔的端午习俗、石狮端午闽台对渡习俗等都各不相同，但却都属于端午节的习俗。仅仅把它列为相互关联的项目是不够的，可采用GIS技术，以可视化地图的形式展示全国范围内的端午节非遗项目，将显性知识分类聚合以便更清晰地展现给公众，促进知识的共享和创新。
三、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知识创造与共享的应用
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主要是对非遗档案资源进行编研、展览等形式上的开发，并以各种形式为公众提供利用服务。知识管理中的知识创造与共享，是指组织将原有的知识以各种方法增进和强化，或开发对组织有价值但原来没有的新知识，然后使组织中的人通过各种渠道讨论和交换知识的过程。故非遗档案的开发与利用可以和知识创造与共享相对应，两者的最终目标都是为用户提供更好的知识服务。
（一）知识创造
非遗档案知识的创造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改进原有的知识；二是创造原来不存在的知识，即产生有价值的新知识。
原有知识的改进对于非遗档案知识而言，主要是通过更多的非遗信息固化，以使非遗档案在系统和全面性方面获得改进而实现的。此外，通过新旧非遗档案材料的对比，实现新信息对原信息的证伪亦属于一種改进方式。
野中郁次郎认为，“新知识是通过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创造出来的，并且在这个创造过程中，有四种类型的知识转化，即社会化（Socialization）、外部化（Externalization）、组合化（Combination）与内部化（Internalization）”。这就是著名的SECI模型，其中的“社会化”是一个人的隐性知识向另一个人的隐性知识的转化；“外部化”是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组合化”是对显性知识的深度加工；“内部化”是指固化于外部的显性知识转变为个人的隐性知识。[3]
借鉴野中郁次郎的SECI模型来考察非遗新知识的创造，包含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其知识社会化就是非遗的活态传承过程。新的学习者在传承人的示范、讲解、指导下，通过实操体验与思考感悟，将原本存在于传承人脑海中的隐性知识，加工转化成具有自己个性特征的隐性知识。二是其外部化过程则体现在非遗档案的形成过程之中，即将原存于非遗传承人脑海之中的隐性知识，挖掘、整理归纳成系统化的显性知识，并用适当的记录手段固化于外部载体之上。三是其组合化即是将非遗档案中包含的各种显性知识组合化和系统化的过程。比如，可以将非遗档案中的文字和图片进行整合，对非遗档案进行编研。以代表性传承人的口述为例，可将传承人的口述内容转成可读性文字，加上口述者简介，然后将同一非遗项目的历届代表性传承人口述记录选编成册，整合该非遗项目在各时间段上发生的事件，实现显性知识向系统化显性知识的转变。另外，将一次编研的档案资料进行研究，并加以分析，挖掘出新的知识，再结合新挖掘出来的知识，进行二次编研，形成著作或论文等成果，这就是一种组合系统化的过程。四是其内部化，主要是非遗档案的利用者通过查阅、研究非遗原始档案或是非遗档案的开发成果，将规范系统化的显性知识吸收并升华成他们自己的隐性知识的过程[9]。
（二）知识共享
知识管理视野下的知识共享，是以受众为中心的，即不是单向的完成信息传递任务，而是必须从受众的角度出发，考虑其对知识的方便接收性和容易理解性。非遗档案的知识共享，需要以保守国家或商业秘密、遵守知识产权保护相关规定为前提，以实现非遗档案知识向“社会智慧资本”转化为使命。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上展示了我国非遗项目清单及传承人清单，部分非遗相关展览、影音及图片资料等知识内容，吸引非遗相关工作者及社会公众的关注。但网站中知识的组织和整合方面仍需加强，网站上现有非遗档案知识的展现方式，仅仅实现了将知识传递的功能，尚未完成知识共享的使命。
未来的非遗档案知识共享，应在提供更加便捷优质和更加个性化的服务方面努力，其具体做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开发更显性化的知识地图，通过可视化技术引导用户找到所需的知识，同时提供对非遗档案在线查询、信息推送、信息定制服务，以实现更为有效、更为广泛的知识共享为目标。二是研究用户的分类问题，并根据不同类型分析用户对信息、信息检索工具、信息服务等的需求。这一过程需要借助知识管理系统的帮助，系统捕捉用户检索行为与习惯并加以分析，得到用户的使用与兴趣偏好，形成用户画像以提供个性化服务，并通过系统平台将知识资源推送给用户，为知识的共享和创新提供便利。三是建设互动沟通渠道，允许用户就知识的共享问题提供反馈意见。
四、结语
知识管理虽然是基于组织管理研究背景提出的，但它对新时期下档案工作的创新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探讨知识管理在非遗档案领域的具体应用，不仅有助于推动档案知识管理理论范式的进一步发展，亦能为更好地发挥非遗档案的价值提供有益的指导。
*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建设政策引导策略研究”（18BTQ09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王巧玲为本文通讯作者。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储节旺，周绍森，谢阳群，等.高等学校经济与工商管理系列教材知识管理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36-37.
[2]原宜青，丁敬达.论档案知识管理理论范式的形成与发展[J].档案管理，2020（2）：23-26.
[3]野中郁次郎.创造知识的企业：日美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M].李萌，高飞，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67.
[4]王巧玲，孙爱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相关主体分析[J].山西档案，2013（2）：56-58.
[5]贾玲，吴建华，杜岩.试论档案知识管理流程[J].档案与建设，2015（12）：14-17.
[6]孔明月.数字人文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开发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20.
[7]王巧玲，周玲凤，梁传靖，等.对口述档案采集工作的理论思考——以北京地区丝绸老专家口述档案采集实践为例[J].北京档案，2020（3）：13-16.
[8]侯西龙，谈国新，庄文杰，等.基于关联数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管理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9，45（2）： 88-108.
[9]闻心洁，沈艳红.档案视阈内隐性知识的传递[J].山西档案，2016（3）：31-33.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