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对蜀学的影响
〔摘要〕 扬雄作为中国学术史上的著名人物，其《易》《老》结合，儒、道融合，重视道家的思想对蜀学产生了客观的影响。东汉末道教在蜀地创立，又在巴蜀流传演变与此相关。扬雄尊孔崇圣，五经济道，圣人相传之道统论以及善恶混的人性论亦对蜀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后世蜀人对扬雄的批评和评价，亦是扬雄影响蜀学的表现。扬雄对蜀学的影响不仅促进了巴蜀地域文化的发展，而且影响到包括道教、玄学、理学，道统论、人性论等在内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思潮、学说和重要理论，使地域文化与时代思潮相结合，促进了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持续发展。
〔关键词〕 扬雄；蜀学；影响；地域文化；时代思潮
〔中图分类号〕B23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5-0184-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蜀学与经学研究”（11BXZ044）
〔作者简介〕蔡方鹿，四川师范大学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 成都 610066。 扬雄（前53-18），西汉儒学家、辞赋家、语言学家、经学家、哲学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扬雄作为巴蜀学者，受到文翁兴学化蜀的影响，以儒学为宗，又善于借鉴、吸收道家等其他思想来丰富发展儒家思想。早年师事严遵（字君平，西汉蜀郡人），受到道家思想一定的影响。“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从吾言者，已过半矣。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博览亡不通，依老子、严周之指着书十万余言。扬雄少时从游学，以而仕京师显名，数为朝廷在位贤者称君平德。”〔1〕严遵是巴蜀道家代表人物，本姓庄，班固作《汉书》时因避汉明帝讳，更“庄”为“严”。严遵好老庄，隐居不仕，在成都以卜筮为生。著有《老子指归》，使道家学说更条理化。扬雄少时以严遵为师，他称赞严遵“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随、和何以加诸？”〔2〕
扬雄少时好学，博览多识，酷好辞赋。40岁后，始游京师，“初，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3〕经蜀人杨庄的引荐，被喜爱辞赋的成帝召入宫廷，任为给事黄门郎。“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4〕并云：“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故尝好辞赋。”〔5〕表明扬雄此时喜好辞赋。王莽当政时，扬雄校书天禄阁。后召为大夫。著有语言学著作《方言》等。早年常作辞赋，名声远播。后来认为辞赋乃“雕虫篆刻”，不过是“少而好赋”，“壮夫不为也”〔6〕，转而研究儒家经学。仿《易经》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在其所著《太玄》一书里，扬雄以“玄”为最高范畴，建立天地人合一的哲学体系。在《法言》一书中，极力推崇孔子和“五经”。他说：“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也，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7〕认为儒家圣人之道一脉相传而众说不足为言。或问：“五经有辩乎？”曰：“惟五经为辩。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舍斯，辩亦小矣。”〔8〕认为儒家经典各有其侧重，《易》侧重于说天，《尚书》侧重于论史事，《礼》侧重于正百事之体，《诗》乃在于言志，《春秋》则通过属辞比事以说理。表现出对“五经”的重视。扬雄认为天降生民，往往无知顽愚，“恣于情性，聪明不开”，所以当“训诸理”。〔9〕通过学理明道，以开民之聪明，导人入正途，而不为辞赋和辩说所蔽。并提出以孔子的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10〕以礼义伦理作为人禽之分的根本，强调孝与仁义礼智信五常的作用；并提出善恶混的人性论。同时扬雄也推崇孟子，“窃自比于孟子”。〔11〕排斥儒家以外的学说。他说：“庄、杨荡而不法，墨、晏俭而废礼，申、韩险而无化，邹衍迂而不信。”〔12〕认为庄子和杨朱放荡而非法，墨子和晏婴俭而不中礼，申不害和韩非之法伤于险而无教化，邹衍之术迂回而不可承信。并批评纵横家行诈术追求富贵而为诈人。或问：“仪秦学乎鬼谷术，而习乎纵横言，安中国者各十余年，是夫？” 曰：“诈人也，圣人恶诸。”〔13〕认为孔子之言与张仪、苏秦等纵横家之行是不同的。并批评谶纬，视阴阳家之学为“巫鼓”之说，其害尤甚。
对于道家，扬雄亦加以取舍。他说“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14〕他欣赏老子所言之道德而有所取，但却反对老子“搥提仁义，绝灭礼学”。体现出扬雄重仁义，崇礼学的儒家思想本质，而对道家之学有所取舍。
后人对扬雄给予较高的评价。桓谭在《新论》里赞曰：“扬子云才智开通，能入圣道，卓绝于众。汉兴以来，未有此人。”〔15〕司马光《读玄》亦云：“孔子既殁，知圣人之道者，非子云而谁？孟與荀殆不足拟，况其余乎。”〔16〕表明扬雄对宋代学术产生了影响。
程颐站在理学家的立场，在不看好汉唐诸儒的情况下，却对扬雄评价较高。他说：“自汉以来，惟有三人近儒者气象，大毛公、董仲舒、扬雄。”〔17〕把扬雄与董仲舒等并列，予以适当的肯定。
扬雄的学术思想既是中国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蜀人，又是蜀学的重要内容，并对蜀学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扬雄思想的独特之处也引起了后世蜀人对其评价，其中包括某些批评之处。
一、《易》《老》结合对蜀学的影响
扬雄作为汉代不囿于今古文经学、谶纬神学而具独立思想的哲学家，在哲学领域建构起了以“玄”为本的哲学体系。他继承其师严遵，借鉴吸收了老庄之学，又以孔孟后继者自居，儒、道相兼，具有较强的融通性。
（一）儒、道融合对蜀学的影响
扬雄《易》《老》结合，儒、道相兼的思想对后世蜀学产生了影响，亦成为蜀学的特点之一。即比较重视道家、黄老思想，并将其与儒学等其他思想融会贯通，而不是相互排斥，具有一定的包容性。
扬雄把儒家经典《周易》与道家经典《老子》相结合，从中阐发太玄哲学，这体现了蜀学包容兼涵的特点。这个特点的表现就是把源自长江地域的楚文化与源自黄河流域的齐鲁文化加以融合，使以老庄为代表，崇尚自然、富于哲理的道家思想与以孔孟为代表，富于伦理、重视教化的儒家思想相互沟通，后又融入了佛教的思想，形成巴蜀地域文化的独特风格。
汉代蜀学学者严遵继承老庄道家思想，其所著《老子指归》一书，讲述无中生有之过程，同时儒家思想也对严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强调重民与顺民，提出德刑并用之主张。扬雄受学于严遵，受其影响，亦把儒、道两家之学加以会通。扬雄继承了《周易》《老子》的哲学思想，这影响到王充、张衡及魏晋玄学。受其《易》《老》结合，儒、道相兼思想的影响，巴蜀后世思想家如北宋三苏蜀学等既倡导儒家的政治伦理原则，又吸取道家崇尚自然之道论，具有融合儒、佛、道三教之学风。又如北宋宰相张商英在他所著《护法论》里，提出“三教之书各以其道善世砺俗，犹鼎足之不可缺一”〔18〕的思想，强调儒、佛、道三教各自对于治理社会，砥砺风俗都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元代蜀学者虞集亦提出会通三教的思想籍，而主张“博涉于百氏”〔19〕，認为佛教者传自于西蜀之圣人，而神仙道教乃包容于天理之内，主张发挥诸子百家各自包涵着的意蕴，无须偏向于任何一方。清代刘沅在当时影响很大，既遍注儒家经典，作诸经恒解，又深受佛、道二教的影响，认为不能把佛、道视为异端，“佛老之真者与圣贤无二”。〔20〕既然佛、道二教与儒家圣贤相通，那么佛理与儒理互不相外，佛亦不脱离世间之人伦物理，所以与儒没有什么差异。
以上这些著名的蜀学人物大体上具有以儒为主，会通三教的思想特色，这正是蜀学包容性、开放性特征的体现。在蜀学发展史上，历代著名学者通过吸取三教和诸子百家学术之长，使得蜀学得到持续发展。这与受早期蜀学人物扬雄《易》《老》结合，儒、道相兼思想的影响分不开。与中国其他各地的地域文化相比较，蜀学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基本上不把佛、道二教和老子道家当作“异端”来看待。
（二）扬雄重视道家思想对后世蜀学的影响
扬雄对黄老道家思想有所吸取和重视，而使之得以持续推衍，流传至东汉末则道教在蜀地产生，这对蜀学和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意义甚大。
巴蜀原有神仙学、黄老学传统，而西汉初推行休养生息政策，黄老学大行其道。自严遵潜心于老庄，假蓍龟以为教，而尤精于《易》。他以老庄之学解说《周易》，成为道家易学的重要开创人物，对巴蜀学术尤其是易学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至扬雄作《太玄》，继承其师，吸取道家思想，融会《易》《老》更为明显。受扬雄重视道家思想的影响，蜀郡成都人张霸既博通儒家经典，“博览五经，诸生孙林、刘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学焉”。〔21〕又通老子之学，将儒、道相结合。东汉和帝永元中任会稽太守三年，认为自己“起自孤生，致位郡守，盖日中则移，月满则亏，老氏有言：‘知足不辱”。〔22〕张霸引用《周易·丰卦》“日中则昃，月盈则食”之语，又引《老子》第四十四章所言：“知足不辱”，认为知道了满足就不会屈辱，掌握了适可而止就不会遇到危险，如此可保平安。于是以病辞官。体现了张霸既通易学，又融会老子之学，得其言又践其行，深合老子之旨。
与此相关，东汉广汉雒人折像，一曰折象，好黄老言，笃尚养生，玄默无言。“仁心不杀昆虫，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好黄老言。及国卒，感多藏厚亡之义。”〔23〕是说折像既有仁心，通《京氏易》，又好黄老，将仁与黄老之学结合起来，这体现儒、道的相兼。并引用老子“多藏必厚亡也”的话，认为丰厚的藏货就必定会招致惨重的损失，于是散千金以赈贫苦，以为自己“吾门户殖财日久，盈满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将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谓之不幸。墙隙而高，其崩必疾也”。〔24〕鉴于财多必咎，必然遭致灾祸，甚至危及生命，乃为道家所忌，所以应当避免，散钱财以逃祸。这亦体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
东汉时另一广汉雒人翟酺也喜好《老子》，尤善图纬天文历算。赞同老子所言，“老子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极戒，社稷之深计也。”〔25〕并受老子简朴思想影响，主张“俭德之恭，政存约节”。〔26〕提倡简德，厉行节约，省费节用。“迁京兆尹，顺帝即位，拜光禄大夫，迁将作大匠。损省经用，岁息四五千万，屡因灾异，多所匡正。”〔27〕讲翟酺崇尚简朴，节省常用经费，并在匡正灾异中发挥了作用。受老子“见素抱朴，少私寡欲”〔28〕思想的影响，翟酺将其运用于政治治理，他上疏安帝：“愿陛下亲自劳恤，研精致思，勉求忠贞之臣，诛远佞谄之党，损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割情欲之欢，罢宴私之好。帝王图籍，陈列左右，心存亡国所以失之，鉴观兴王所以得之，庶灾害可息，丰年可招矣。”〔29〕告诫统治者体恤民众劳苦，励精图治，节省费用，去情欲之欢，罢宴请之私，将国之存亡时刻铭记于心中，如此灾害可去，丰年可至。这里也体现了老子的治国主张。以上这些方面表明翟酺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亦可见，巴蜀士人对融会《易》《老》做出了重要贡献，黄老道家思想在巴蜀广为流行。
受扬雄重视道家的思想以及巴蜀地区以往流行的图谶灾异传统、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并将黄老崇拜与民间巫术相结合，东汉末张陵等人在蜀地创立了道教，即五斗米道。这与黄老道家长期在巴蜀地区流传，扬雄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分不开。其后道教在蜀地以及中国其他地域流传开来。
汉末出现的《老子想尔注》是早期道教五斗米道的重要代表作，它以宗教神学诠释《老子》。《老子想尔注》论道，将儒家仁义思想与道教结合起来。《老子》论道称：“大道废，有仁义”〔30〕，主张道与仁义不并存。《老子想尔注》则云“上古道用时，以人为名，皆行仁义”，“今道不用，人悉弊薄”〔31〕，以为大道行时才有仁义，大道不行则天下弊薄，仁义不存，与《老子》之意基本相反。《老子》称“六亲不和，有孝慈”；《想尔注》却说：“道用时，家家慈孝”，“今道不用，人不慈孝，六亲不和”。〔32〕与老子的观点相反。由此，《想尔注》认为“治国法道”就应当施行仁义，“听任天下仁义之人，勿得强赏”〔33〕，而“道用时，臣忠子孝，国则易治”。〔34〕《想尔注》还奖善惩恶，以为“天地像道，仁于诸善，不仁于诸恶”，而“圣人法天地，仁于善人，不仁恶人”。〔35〕肯定儒家注重仁义，扬善去恶的思想。《想尔注》融合儒道，讲仁义，这是对扬雄思想的继承，受到其儒道结合思想的一定影响。
二、尊孔崇圣，五经济道思想对蜀学的影响
扬雄在经典诠释和治学中，尊孔崇圣，批评诸子；并由其五经济道思想发挥出来儒学道统承传说和“善恶混”的人性论，这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促进了学术的发展，而且对蜀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扬雄对蜀学的影响既体现在他重视道家，其《易》《老》结合的思想对后世蜀学产生了影响，同时也表现在其尊孔崇圣的思想及其五经济道思想引申发挥之道统论、人性论对蜀学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一）扬雄尊儒崇圣对蜀学的影响
北宋著名蜀学人物范祖禹（1041-1098，字淳夫，北宋成都华阳，今四川成都人）提倡帝学。所谓帝学，即学为儒家圣人之学，儒家圣人自周公以前为帝王，孔子有德无位，称素王。范祖禹的帝学与扬雄的崇尚儒家圣人的思想有相关之处，即都主张以圣王为效法的对象。范祖禹说：“帝王之学，所以学为尧舜也，尧舜亦学于古先圣王而已。其在《易》曰：进徳修业，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其在《书》曰：若稽古。其在《诗》曰：正家以风天下，此文王之学也。扬雄曰：适尧舜文王者为正道，后世学尧舜而及之者惟文王，故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习周公，其他皆非道也。”〔36〕在这里，扬雄所说的“适尧舜文王者为正道”的话，被范祖禹加以引用，实际上表达了对扬雄尊儒崇圣思想的认同。
范祖禹又引用扬雄《法言·学行篇》的内容来表达对儒家圣人的尊崇。他說：
扬雄曰：学之为王者事，其已久矣，尧、舜、禹、汤、文、武汲汲，孔子皇皇，其已久矣。夫学者所以学治天下，王者之事也，故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君皆汲汲于学，仲尼虽圣，亦皇皇有所不暇，此圣人所以不可及也。后世继体守文之君，生而骄逸不能务学，忘其祖宗之艰难，累世之勤劳，徒见天下无事，以为祸乱无从而生，或荒躭于酒，或盘于游畋，或穷奢极侈，或轻用民力，谄谀日亲，忠正日疏，人心离贰，遂亡其国。其所行之迹，后世视以为戒，自古以来治日常少，乱日常多，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学故也，天下治乱，皆系于人君之心，君心正，则朝廷万事无不正。〔37〕
肯定扬雄所言崇尚圣人之学，指出圣人之所以不可及，是因为古代圣王都尽心竭力致力于治天下王者之事，而不敢顷刻自安。即使是孔子，也惶恐急切而耽心有所不及。而后世君主，生于骄奢淫逸而不能务圣人之学，忘却祖宗先王艰难之事业，不能勤于政事，不能防患祸乱于未然之前，要么饮酒游猎，要么穷奢极欲，而不爱惜民力，不关心民之疾苦，致使谄媚、阿谀之徒受到重用，而疏远了忠诚正直的官员，造成人心背离而亡其国的局面。范祖禹总结历史教训，认为推原其本，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后世人君不学古代圣王所致，所以范祖禹肯定了扬雄尊崇儒家圣人的思想，并加以发展，提出天下治乱系之于人君之心的观念，认为君心正则朝廷万事无不正。这成为朱熹“正君心是大本”〔38〕思想的前导。
南宋理学大师张栻（1133-1180，南宋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市人）表达了对扬雄之学某些认同。他说：“某己卯之岁，尝裒集颜子言行为《希颜录》上下篇。……又采《家语》所载颜子之言有近是者，与夫扬子云《法言》之可取者，并史之所纪者，存之于后，盖亦曰学者之所当知而已。……则圣门之学，其大略亦可见矣。” 〔39〕张栻撰《希颜录》，收集有扬雄《法言》之可取者，表明对扬雄一定程度的肯定，并将扬雄《法言》的可取之言与圣门之学联系起来。
需要指出，虽然扬雄尊孔崇孟，自比为孟子，以孔孟之学为学术正宗，继承孟子辟异端的思想，将异于孔子的诸子之说作为批评的对象，但并未得到蜀学人物的完全认同。如三苏蜀学的代表人物苏轼（1037-1101，北宋眉州，今四川眉山市人）曾言：“扬雄自以为孟轲，崔浩自以为子房。然世终莫之许也。”〔40〕苏轼并未认同扬雄将自己比为孟子，对“扬雄自以为孟轲”的说法有所保留。
而明代四川状元、著名学者杨慎（1488-1559，四川新都人）则把扬雄之文视为说理的范畴，以儒家经传为宗。他说：
汉兴文章有数等，蒯通、隋何、陆贾、郦生游说之文，宗《战国》；贾山、贾谊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韩；司马相如、东方朔谲谏之文，宗《楚辞》；董仲舒、匡衡、刘向、扬雄说理之文，宗经传；李寻、京房术数之文，宗谶纬；司马迁纪事之文，宗《春秋》。呜呼，盛矣！〔41〕
杨慎认为扬雄的作品属于董仲舒、匡衡、刘向等人的说理之文的范围，而以儒家经传为宗。将其归于以经传为文本的儒家学者一类，亦有一定的影响。
（二）扬雄道统论、人性论对蜀学产生了影响
与扬雄五经济道思想相关联的圣人相传之道统论及善恶混的人性论对蜀学也产生了影响。
范祖禹认同扬雄尊儒崇圣的思想，与此相关，他也适当肯定了扬雄的道统论。这与他称赏二程的道统论也是相关的。
范祖禹撰《帝学》八卷，于宋哲宗元佑六年（1091）进呈。其内容是纂辑从伏羲到宋神宗历代帝王务学的事迹，并加以评断之语，提出自己的思想，把帝王之学与道统之道结合起来，表现出对道学的认同。范祖禹认为，帝王之学就是帝王对儒家圣人之道求学的学问，他说：“人君读书，学尧舜之道。”〔42〕君主学尧舜之道的学问就是帝学，可见道与帝学有密切的联系。同时，人君学圣人之道，也即是道学，由于天子居天下至尊的地位，在范祖禹看来，道的功用主要在于引导君主行道。他说：“天子疑则问，问则应而不穷者谓之道。道者，导天子以道者也。”〔43〕强调君主学道的重要性，其道的作用在于规范君主的思想行为，使其按道的原则行事。范祖禹“道者，导天子以道者也”的思想与程朱道统论中从道不从君，道的权威高于、大于君主的权威的思想非常接近，均是以道来规范君主，而不是相反。
范祖禹与二程大致同时，通过对帝学的阐述，提出了与二程近似的有关的道统说，表明其具有较为相同的学术观和历史观。在这方面他对扬雄的道统论有所吸取和借鉴。范祖禹说：
臣祖禹拜手稽首曰：三皇之时，至质略矣。伏羲始开人文，神农以下皆有师，圣人之德莫大于学。……扬雄曰：“学之为王者事，其已久矣，尧、舜、禹、汤、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学始于伏羲，至于成王。《易》《诗》《书》所称，圣人所述，为万世法。由汉以下，其道不纯，故可称者鲜。自古以来，治日常少，乱日常多，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学也。……今臣所录八篇，上起伏羲，下讫神宗。伏惟陛下宪道于三皇，稽德于五帝，轨仪于三代，法象于祖宗，集群圣之所行，体乾健之不息，则四海格于泰和，万年其有永观矣。〔44〕
此处，扬雄所说的儒家圣人之道的传承授受统绪为范祖禹所引用加以发挥，认为《易》《诗》《书》等儒学经典，承载着圣人所述之道，是圣人为万世所立之法。不过，汉代以来，圣人之道驳杂不纯，难以称道。以致天下乱世多于治世，寻找其根源，是由于后世君主没有求学于上古圣王。于是，范祖禹辑录有关帝学材料，要求君主将三皇五帝所传之道继承下来，发扬光大。范祖禹引述扬雄之言来阐发伏羲至成王等圣人传道的系统，明显看到扬雄道统思想的痕迹，即是扬雄道统论影响宋代蜀人的表现。
范祖禹既认同道学，赞成二程的学问，客观上为理学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又受到扬雄思想一定的影响，注意沟通蜀学与域外学术的关系，而具有会合蜀、洛之学的作用。
扬雄提出“善恶混”的人性论，主张通过修身来去恶从善，求为君子，以克服利禄之欲加于经学的时弊，自觉奉行儒家圣人之道。这对后世蜀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苏轼认为，扬雄提出“善恶混”的人性论，是追求与别人相异，而不求其精。他说：
自孟子之后，至于荀卿、扬雄皆务为相攻之说，其余不足数者，纷纭于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庄周、杨朱、墨翟、田骈、慎到、申不害、韩非之徒各持其私说，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将惑之，而未知其所适从。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内自相攻而不决，千载之后学者愈众，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欤。昔三子之争起于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恶，而扬子又曰：人之性善恶混。孟子既已据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于恶。人之性有善恶而已，二子既以据之，是以扬子亦不得不出于善恶混也。为论不求其精而务以为异于人。则纷纷之说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尝言性也，盖亦尝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论也。〔45〕
苏轼对扬雄善恶混的人性论的评价是为了与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区别开来，所以扬雄提出了性善恶混论。苏轼认为，“扬子亦不得不出于善恶混也。为论不求其精而务以为异于人”，但后世论人性纷纷之说也没有能够止息，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孔子对人性的论述，没有必然之论。这就给后人的随意发挥留下了空间。
对于扬雄善恶混人性论的评价，与苏轼对孟子性善论的批评是相互联系的。苏轼认为善恶的道德原则是后天形成的，人性本身并不包括这些内容。苏轼据此批评了孟子的性善论，他说：
昔者孟子以善为性，以为至矣，读《易》而后知其非也。孟子之于性，盖见其继者而已。夫善，性之效也。孟子不及见性，而见夫性之效，因以所见者为性。性之于善，犹火之能熟物也。吾未尝见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为火，可乎？夫熟物则火之效也。〔46〕
苏轼指出，孟子性善论之误乃在于把人性本身与后天产生的“性之效”混淆起来。他认为，人性本身是无善无恶的，所谓善只是“性之效”，是人性的“继者而已”。即善是后天形成的，它是表现在外、可以见的道德行为，而人性本身并不具有善的内容，凡善或恶的道德行为都不是人性，而是“性之效”。苏轼强调善是后天形成的，从而否定了孟子的性善论。苏轼并指出：“善非性也。使性而可以谓之善，则孔子言之矣。苟可以谓之善，亦可以谓之恶。故荀卿之所谓性恶者，盖生于孟子；而扬雄所谓善恶混者，盖生于二子也。性其不可以善恶命之，故孔子之言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而已。”〔47〕强调“性其不可以善恶命之”，因为孔子没有讲过性善，只是讲“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所以不论是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或是扬雄的性善恶混论，在蜀学人士苏轼看来，都是错误的。他在《扬雄论》中指出：“夫善恶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恶为哉？虽然扬雄之论，则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此其所以为异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恶，而以为善恶之皆出乎性也而已。”〔48〕认为扬雄不明白善恶只是人性之所能，而非人性本身所有。结果错把善恶视为皆出于人性。苏轼对扬雄人性论的评价，也反映了扬雄思想对宋代蜀学的影响。
南宋理学家魏了翁（1178-1237，南宋邛州蒲江，今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人）对扬雄善恶混的人性论也有所评价。他说：
扬子云谓：处仁宅，由义路，正礼服，明智烛，执信符，君子不动，动斯得矣。亦此意之推。然而无妄之繇彖爻象更相发明，自一卦之号而言，则往乃有妄，故曰无妄之往何之矣；自六爻之主而言，则以无妄之道而动，故曰往吉而得志，别文申义，凡以贯动静之几微，发诚明之分际，其示学者复性之要，闳远而切近，不若子云之混而无别也。斯得归试以白其大人，相与审订焉。〔49〕
魏了翁对扬雄人性善恶混而无别之说作了评价。认为扬雄在其《法言》的《修身》篇论仁义礼智信的作用时，提到了处仁宅，由义路，正礼服，明智烛，执信符的观点；讲到君子不要妄动，动则以无妄之道而动。其为学者指示复性之要，而不若混而无别之说。
三、后世蜀人对扬雄的批评
扬雄对蜀学的影响也表现在后世蜀人对他的批评上。通过整理后人对扬雄的批评和评价，从中亦可看到扬雄对后世的影响，同时也可从一个侧面来认识扬雄思想的性质和特点。
三苏蜀学代表人物苏轼评价扬雄云：“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虫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50〕从苏轼对扬雄的这一批评中，可以看出对扬雄的评价较低。他认为扬雄好用艰深晦涩的言辞，来掩饰其浅易的思想内容；如果用正常的话来表述，则人人知其道理，将其比为微不足道的小技。他还认为扬雄所作《太玄》和《法言》皆是如此，而不仅是赋，并指出不应将扬雄稍加改作的作品就称之为经。由此可见苏轼对扬雄之学较为贬低的态度。这并不能否定扬雄思想的价值和影响，但亦可看到扬雄之学所存在着的文辞艰深，难以流传的局限。可见越是朴实说理的东西越有生命力，越是晦涩难读的作品越不易通行。
苏轼通过比较韩愈与扬雄的优劣，也对扬雄提出了批评。他说：
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中言语虽有疵病，然自孟子之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古人亦自难得。观其断曰：孟子醇乎醇，荀、扬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若不是他有见识，岂千余年后，便断得如此分明。如扬雄谓老子之言道德则有取焉尔，至于搥提仁义，绝灭礼乐，为无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圣人不起为救时反本之言，为无取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后德，失徳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则不识道，已不成言语，却言其言道德则有取，扬子亦自不见此，其与韩愈相去远矣。〔51〕
苏轼认为，韩愈乃近世豪杰，其代表作《原道》虽有瑕疵，但其大见识却是难以求得。韩愈对人物评价所下的论断如此分明、中肯，比如韩愈对扬雄的批评就很贴切。苏轼指出，扬雄所言老子之语就有错误，即扬雄肯定老子所言之道德就是不识道的表现，从而得出扬雄远不如韩愈的结论。
三苏蜀学的另一著名人物苏辙（1039-1112，北宋眉州，今四川眉山市人）对扬雄非圣人之书不观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应扩大接触面，各种杂说都要了解，才能知道得道。他说：
世之言者曰：学者不可以读天下之杂说，不幸而见之，则小道异术将乘间而入于其中，虽扬雄尚然，曰“吾不观非圣之书，以为世之贤人所以自养其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当出而置之于纷华杂扰之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谓知道者，邪词入之，而不能荡，诐词犯之，而不能诈，爵禄不能使之骄，贫贱不能使之辱，如使深居自闭于闺闼之中，兀然頺然而曰：知道，知道云者，此乃所谓腐儒者也。〔52〕
苏辙对扬雄除了圣人之书不读的观点提出批评，亦不赞成学者不可以读天下之杂说的读书法。认为应通过接触邪词、诐词而不受其影响，才能知道。如果拒绝读各种非圣人之书，就会失去识别、免疫能力，使之深居自闭于禁闭的门户之中而不能知道。可见苏辙融合各家的开放精神，这与三苏蜀学融合三教的包容精神相关。实际上扬雄也并不是完全固守儒家圣人之书，他对老子的道德观念等还是有所吸取的。
理学家张栻对扬雄性道观也提出批评。他说：“‘道即性也，此明道先生语。扬雄初无此语也。后段文意乃是谓道即性也。扬雄既不知性，则于道更何所得耳。” 〔53〕张栻批评扬雄不知性，更不知所谓道如何得，而与理学家程颢的“道即性”思想不同。
张栻并对扬雄的治学倾向过于急迫提出批评。他说：“夫子告颜子以‘克己复礼为仁。扬子云曰：‘胜己之私之谓克。子云盖未知所以为克者，故其言迫切而不近。广汉张某曰：夫子所以告颜子，乃终之之事，学者必卓然有见，而后可以用力于克也。”〔54〕张栻认为扬雄对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理解有迫切而不近之弊，主张应对孔子所言有自己的见解，再来克去己私。但也看得出对扬雄一定程度的肯定，只是告诫在克己的节奏上应有所掌握，不要太急。
元代著名学者虞集（1272-1348，四川仁寿人）对扬雄及其《太玄》提出批评。他说：“扬雄不晓事，守道栖栖者，玄经百无征，白发谩盈把。”〔55〕认为扬雄不明白事理，所以守道也身心不安；其《太玄》经无所征，白发盈把，也不济事。虞集对扬雄及《太玄》的批评，有所评议，认为其无征。
从以上扬雄对蜀学的影响可以看出，扬雄是一位在蜀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思想家。其思想不仅促进了巴蜀地域文化的发展，而且由于地域文化与时代思潮具有密切的联系，扬雄在影响蜀学的同时，亦影响到包括道教、玄学、理学，道统论、人性论等在内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学说、时代思潮和重要理论，使地域文化与时代思潮紧密结合，促进了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持续发展。由此应对扬雄展开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研究，以探讨其思想的各个方面及其价值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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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潘纯琳）
〔关键词〕 扬雄；蜀学；影响；地域文化；时代思潮
〔中图分类号〕B23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5-0184-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蜀学与经学研究”（11BXZ044）
〔作者简介〕蔡方鹿，四川师范大学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 成都 610066。 扬雄（前53-18），西汉儒学家、辞赋家、语言学家、经学家、哲学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扬雄作为巴蜀学者，受到文翁兴学化蜀的影响，以儒学为宗，又善于借鉴、吸收道家等其他思想来丰富发展儒家思想。早年师事严遵（字君平，西汉蜀郡人），受到道家思想一定的影响。“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从吾言者，已过半矣。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博览亡不通，依老子、严周之指着书十万余言。扬雄少时从游学，以而仕京师显名，数为朝廷在位贤者称君平德。”〔1〕严遵是巴蜀道家代表人物，本姓庄，班固作《汉书》时因避汉明帝讳，更“庄”为“严”。严遵好老庄，隐居不仕，在成都以卜筮为生。著有《老子指归》，使道家学说更条理化。扬雄少时以严遵为师，他称赞严遵“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随、和何以加诸？”〔2〕
扬雄少时好学，博览多识，酷好辞赋。40岁后，始游京师，“初，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3〕经蜀人杨庄的引荐，被喜爱辞赋的成帝召入宫廷，任为给事黄门郎。“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4〕并云：“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故尝好辞赋。”〔5〕表明扬雄此时喜好辞赋。王莽当政时，扬雄校书天禄阁。后召为大夫。著有语言学著作《方言》等。早年常作辞赋，名声远播。后来认为辞赋乃“雕虫篆刻”，不过是“少而好赋”，“壮夫不为也”〔6〕，转而研究儒家经学。仿《易经》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在其所著《太玄》一书里，扬雄以“玄”为最高范畴，建立天地人合一的哲学体系。在《法言》一书中，极力推崇孔子和“五经”。他说：“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也，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7〕认为儒家圣人之道一脉相传而众说不足为言。或问：“五经有辩乎？”曰：“惟五经为辩。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舍斯，辩亦小矣。”〔8〕认为儒家经典各有其侧重，《易》侧重于说天，《尚书》侧重于论史事，《礼》侧重于正百事之体，《诗》乃在于言志，《春秋》则通过属辞比事以说理。表现出对“五经”的重视。扬雄认为天降生民，往往无知顽愚，“恣于情性，聪明不开”，所以当“训诸理”。〔9〕通过学理明道，以开民之聪明，导人入正途，而不为辞赋和辩说所蔽。并提出以孔子的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10〕以礼义伦理作为人禽之分的根本，强调孝与仁义礼智信五常的作用；并提出善恶混的人性论。同时扬雄也推崇孟子，“窃自比于孟子”。〔11〕排斥儒家以外的学说。他说：“庄、杨荡而不法，墨、晏俭而废礼，申、韩险而无化，邹衍迂而不信。”〔12〕认为庄子和杨朱放荡而非法，墨子和晏婴俭而不中礼，申不害和韩非之法伤于险而无教化，邹衍之术迂回而不可承信。并批评纵横家行诈术追求富贵而为诈人。或问：“仪秦学乎鬼谷术，而习乎纵横言，安中国者各十余年，是夫？” 曰：“诈人也，圣人恶诸。”〔13〕认为孔子之言与张仪、苏秦等纵横家之行是不同的。并批评谶纬，视阴阳家之学为“巫鼓”之说，其害尤甚。
对于道家，扬雄亦加以取舍。他说“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14〕他欣赏老子所言之道德而有所取，但却反对老子“搥提仁义，绝灭礼学”。体现出扬雄重仁义，崇礼学的儒家思想本质，而对道家之学有所取舍。
后人对扬雄给予较高的评价。桓谭在《新论》里赞曰：“扬子云才智开通，能入圣道，卓绝于众。汉兴以来，未有此人。”〔15〕司马光《读玄》亦云：“孔子既殁，知圣人之道者，非子云而谁？孟與荀殆不足拟，况其余乎。”〔16〕表明扬雄对宋代学术产生了影响。
程颐站在理学家的立场，在不看好汉唐诸儒的情况下，却对扬雄评价较高。他说：“自汉以来，惟有三人近儒者气象，大毛公、董仲舒、扬雄。”〔17〕把扬雄与董仲舒等并列，予以适当的肯定。
扬雄的学术思想既是中国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蜀人，又是蜀学的重要内容，并对蜀学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扬雄思想的独特之处也引起了后世蜀人对其评价，其中包括某些批评之处。
一、《易》《老》结合对蜀学的影响
扬雄作为汉代不囿于今古文经学、谶纬神学而具独立思想的哲学家，在哲学领域建构起了以“玄”为本的哲学体系。他继承其师严遵，借鉴吸收了老庄之学，又以孔孟后继者自居，儒、道相兼，具有较强的融通性。
（一）儒、道融合对蜀学的影响
扬雄《易》《老》结合，儒、道相兼的思想对后世蜀学产生了影响，亦成为蜀学的特点之一。即比较重视道家、黄老思想，并将其与儒学等其他思想融会贯通，而不是相互排斥，具有一定的包容性。
扬雄把儒家经典《周易》与道家经典《老子》相结合，从中阐发太玄哲学，这体现了蜀学包容兼涵的特点。这个特点的表现就是把源自长江地域的楚文化与源自黄河流域的齐鲁文化加以融合，使以老庄为代表，崇尚自然、富于哲理的道家思想与以孔孟为代表，富于伦理、重视教化的儒家思想相互沟通，后又融入了佛教的思想，形成巴蜀地域文化的独特风格。
汉代蜀学学者严遵继承老庄道家思想，其所著《老子指归》一书，讲述无中生有之过程，同时儒家思想也对严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强调重民与顺民，提出德刑并用之主张。扬雄受学于严遵，受其影响，亦把儒、道两家之学加以会通。扬雄继承了《周易》《老子》的哲学思想，这影响到王充、张衡及魏晋玄学。受其《易》《老》结合，儒、道相兼思想的影响，巴蜀后世思想家如北宋三苏蜀学等既倡导儒家的政治伦理原则，又吸取道家崇尚自然之道论，具有融合儒、佛、道三教之学风。又如北宋宰相张商英在他所著《护法论》里，提出“三教之书各以其道善世砺俗，犹鼎足之不可缺一”〔18〕的思想，强调儒、佛、道三教各自对于治理社会，砥砺风俗都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元代蜀学者虞集亦提出会通三教的思想籍，而主张“博涉于百氏”〔19〕，認为佛教者传自于西蜀之圣人，而神仙道教乃包容于天理之内，主张发挥诸子百家各自包涵着的意蕴，无须偏向于任何一方。清代刘沅在当时影响很大，既遍注儒家经典，作诸经恒解，又深受佛、道二教的影响，认为不能把佛、道视为异端，“佛老之真者与圣贤无二”。〔20〕既然佛、道二教与儒家圣贤相通，那么佛理与儒理互不相外，佛亦不脱离世间之人伦物理，所以与儒没有什么差异。
以上这些著名的蜀学人物大体上具有以儒为主，会通三教的思想特色，这正是蜀学包容性、开放性特征的体现。在蜀学发展史上，历代著名学者通过吸取三教和诸子百家学术之长，使得蜀学得到持续发展。这与受早期蜀学人物扬雄《易》《老》结合，儒、道相兼思想的影响分不开。与中国其他各地的地域文化相比较，蜀学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基本上不把佛、道二教和老子道家当作“异端”来看待。
（二）扬雄重视道家思想对后世蜀学的影响
扬雄对黄老道家思想有所吸取和重视，而使之得以持续推衍，流传至东汉末则道教在蜀地产生，这对蜀学和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意义甚大。
巴蜀原有神仙学、黄老学传统，而西汉初推行休养生息政策，黄老学大行其道。自严遵潜心于老庄，假蓍龟以为教，而尤精于《易》。他以老庄之学解说《周易》，成为道家易学的重要开创人物，对巴蜀学术尤其是易学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至扬雄作《太玄》，继承其师，吸取道家思想，融会《易》《老》更为明显。受扬雄重视道家思想的影响，蜀郡成都人张霸既博通儒家经典，“博览五经，诸生孙林、刘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学焉”。〔21〕又通老子之学，将儒、道相结合。东汉和帝永元中任会稽太守三年，认为自己“起自孤生，致位郡守，盖日中则移，月满则亏，老氏有言：‘知足不辱”。〔22〕张霸引用《周易·丰卦》“日中则昃，月盈则食”之语，又引《老子》第四十四章所言：“知足不辱”，认为知道了满足就不会屈辱，掌握了适可而止就不会遇到危险，如此可保平安。于是以病辞官。体现了张霸既通易学，又融会老子之学，得其言又践其行，深合老子之旨。
与此相关，东汉广汉雒人折像，一曰折象，好黄老言，笃尚养生，玄默无言。“仁心不杀昆虫，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好黄老言。及国卒，感多藏厚亡之义。”〔23〕是说折像既有仁心，通《京氏易》，又好黄老，将仁与黄老之学结合起来，这体现儒、道的相兼。并引用老子“多藏必厚亡也”的话，认为丰厚的藏货就必定会招致惨重的损失，于是散千金以赈贫苦，以为自己“吾门户殖财日久，盈满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将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谓之不幸。墙隙而高，其崩必疾也”。〔24〕鉴于财多必咎，必然遭致灾祸，甚至危及生命，乃为道家所忌，所以应当避免，散钱财以逃祸。这亦体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
东汉时另一广汉雒人翟酺也喜好《老子》，尤善图纬天文历算。赞同老子所言，“老子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极戒，社稷之深计也。”〔25〕并受老子简朴思想影响，主张“俭德之恭，政存约节”。〔26〕提倡简德，厉行节约，省费节用。“迁京兆尹，顺帝即位，拜光禄大夫，迁将作大匠。损省经用，岁息四五千万，屡因灾异，多所匡正。”〔27〕讲翟酺崇尚简朴，节省常用经费，并在匡正灾异中发挥了作用。受老子“见素抱朴，少私寡欲”〔28〕思想的影响，翟酺将其运用于政治治理，他上疏安帝：“愿陛下亲自劳恤，研精致思，勉求忠贞之臣，诛远佞谄之党，损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割情欲之欢，罢宴私之好。帝王图籍，陈列左右，心存亡国所以失之，鉴观兴王所以得之，庶灾害可息，丰年可招矣。”〔29〕告诫统治者体恤民众劳苦，励精图治，节省费用，去情欲之欢，罢宴请之私，将国之存亡时刻铭记于心中，如此灾害可去，丰年可至。这里也体现了老子的治国主张。以上这些方面表明翟酺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亦可见，巴蜀士人对融会《易》《老》做出了重要贡献，黄老道家思想在巴蜀广为流行。
受扬雄重视道家的思想以及巴蜀地区以往流行的图谶灾异传统、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并将黄老崇拜与民间巫术相结合，东汉末张陵等人在蜀地创立了道教，即五斗米道。这与黄老道家长期在巴蜀地区流传，扬雄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分不开。其后道教在蜀地以及中国其他地域流传开来。
汉末出现的《老子想尔注》是早期道教五斗米道的重要代表作，它以宗教神学诠释《老子》。《老子想尔注》论道，将儒家仁义思想与道教结合起来。《老子》论道称：“大道废，有仁义”〔30〕，主张道与仁义不并存。《老子想尔注》则云“上古道用时，以人为名，皆行仁义”，“今道不用，人悉弊薄”〔31〕，以为大道行时才有仁义，大道不行则天下弊薄，仁义不存，与《老子》之意基本相反。《老子》称“六亲不和，有孝慈”；《想尔注》却说：“道用时，家家慈孝”，“今道不用，人不慈孝，六亲不和”。〔32〕与老子的观点相反。由此，《想尔注》认为“治国法道”就应当施行仁义，“听任天下仁义之人，勿得强赏”〔33〕，而“道用时，臣忠子孝，国则易治”。〔34〕《想尔注》还奖善惩恶，以为“天地像道，仁于诸善，不仁于诸恶”，而“圣人法天地，仁于善人，不仁恶人”。〔35〕肯定儒家注重仁义，扬善去恶的思想。《想尔注》融合儒道，讲仁义，这是对扬雄思想的继承，受到其儒道结合思想的一定影响。
二、尊孔崇圣，五经济道思想对蜀学的影响
扬雄在经典诠释和治学中，尊孔崇圣，批评诸子；并由其五经济道思想发挥出来儒学道统承传说和“善恶混”的人性论，这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促进了学术的发展，而且对蜀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扬雄对蜀学的影响既体现在他重视道家，其《易》《老》结合的思想对后世蜀学产生了影响，同时也表现在其尊孔崇圣的思想及其五经济道思想引申发挥之道统论、人性论对蜀学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一）扬雄尊儒崇圣对蜀学的影响
北宋著名蜀学人物范祖禹（1041-1098，字淳夫，北宋成都华阳，今四川成都人）提倡帝学。所谓帝学，即学为儒家圣人之学，儒家圣人自周公以前为帝王，孔子有德无位，称素王。范祖禹的帝学与扬雄的崇尚儒家圣人的思想有相关之处，即都主张以圣王为效法的对象。范祖禹说：“帝王之学，所以学为尧舜也，尧舜亦学于古先圣王而已。其在《易》曰：进徳修业，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其在《书》曰：若稽古。其在《诗》曰：正家以风天下，此文王之学也。扬雄曰：适尧舜文王者为正道，后世学尧舜而及之者惟文王，故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习周公，其他皆非道也。”〔36〕在这里，扬雄所说的“适尧舜文王者为正道”的话，被范祖禹加以引用，实际上表达了对扬雄尊儒崇圣思想的认同。
范祖禹又引用扬雄《法言·学行篇》的内容来表达对儒家圣人的尊崇。他說：
扬雄曰：学之为王者事，其已久矣，尧、舜、禹、汤、文、武汲汲，孔子皇皇，其已久矣。夫学者所以学治天下，王者之事也，故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君皆汲汲于学，仲尼虽圣，亦皇皇有所不暇，此圣人所以不可及也。后世继体守文之君，生而骄逸不能务学，忘其祖宗之艰难，累世之勤劳，徒见天下无事，以为祸乱无从而生，或荒躭于酒，或盘于游畋，或穷奢极侈，或轻用民力，谄谀日亲，忠正日疏，人心离贰，遂亡其国。其所行之迹，后世视以为戒，自古以来治日常少，乱日常多，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学故也，天下治乱，皆系于人君之心，君心正，则朝廷万事无不正。〔37〕
肯定扬雄所言崇尚圣人之学，指出圣人之所以不可及，是因为古代圣王都尽心竭力致力于治天下王者之事，而不敢顷刻自安。即使是孔子，也惶恐急切而耽心有所不及。而后世君主，生于骄奢淫逸而不能务圣人之学，忘却祖宗先王艰难之事业，不能勤于政事，不能防患祸乱于未然之前，要么饮酒游猎，要么穷奢极欲，而不爱惜民力，不关心民之疾苦，致使谄媚、阿谀之徒受到重用，而疏远了忠诚正直的官员，造成人心背离而亡其国的局面。范祖禹总结历史教训，认为推原其本，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后世人君不学古代圣王所致，所以范祖禹肯定了扬雄尊崇儒家圣人的思想，并加以发展，提出天下治乱系之于人君之心的观念，认为君心正则朝廷万事无不正。这成为朱熹“正君心是大本”〔38〕思想的前导。
南宋理学大师张栻（1133-1180，南宋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市人）表达了对扬雄之学某些认同。他说：“某己卯之岁，尝裒集颜子言行为《希颜录》上下篇。……又采《家语》所载颜子之言有近是者，与夫扬子云《法言》之可取者，并史之所纪者，存之于后，盖亦曰学者之所当知而已。……则圣门之学，其大略亦可见矣。” 〔39〕张栻撰《希颜录》，收集有扬雄《法言》之可取者，表明对扬雄一定程度的肯定，并将扬雄《法言》的可取之言与圣门之学联系起来。
需要指出，虽然扬雄尊孔崇孟，自比为孟子，以孔孟之学为学术正宗，继承孟子辟异端的思想，将异于孔子的诸子之说作为批评的对象，但并未得到蜀学人物的完全认同。如三苏蜀学的代表人物苏轼（1037-1101，北宋眉州，今四川眉山市人）曾言：“扬雄自以为孟轲，崔浩自以为子房。然世终莫之许也。”〔40〕苏轼并未认同扬雄将自己比为孟子，对“扬雄自以为孟轲”的说法有所保留。
而明代四川状元、著名学者杨慎（1488-1559，四川新都人）则把扬雄之文视为说理的范畴，以儒家经传为宗。他说：
汉兴文章有数等，蒯通、隋何、陆贾、郦生游说之文，宗《战国》；贾山、贾谊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韩；司马相如、东方朔谲谏之文，宗《楚辞》；董仲舒、匡衡、刘向、扬雄说理之文，宗经传；李寻、京房术数之文，宗谶纬；司马迁纪事之文，宗《春秋》。呜呼，盛矣！〔41〕
杨慎认为扬雄的作品属于董仲舒、匡衡、刘向等人的说理之文的范围，而以儒家经传为宗。将其归于以经传为文本的儒家学者一类，亦有一定的影响。
（二）扬雄道统论、人性论对蜀学产生了影响
与扬雄五经济道思想相关联的圣人相传之道统论及善恶混的人性论对蜀学也产生了影响。
范祖禹认同扬雄尊儒崇圣的思想，与此相关，他也适当肯定了扬雄的道统论。这与他称赏二程的道统论也是相关的。
范祖禹撰《帝学》八卷，于宋哲宗元佑六年（1091）进呈。其内容是纂辑从伏羲到宋神宗历代帝王务学的事迹，并加以评断之语，提出自己的思想，把帝王之学与道统之道结合起来，表现出对道学的认同。范祖禹认为，帝王之学就是帝王对儒家圣人之道求学的学问，他说：“人君读书，学尧舜之道。”〔42〕君主学尧舜之道的学问就是帝学，可见道与帝学有密切的联系。同时，人君学圣人之道，也即是道学，由于天子居天下至尊的地位，在范祖禹看来，道的功用主要在于引导君主行道。他说：“天子疑则问，问则应而不穷者谓之道。道者，导天子以道者也。”〔43〕强调君主学道的重要性，其道的作用在于规范君主的思想行为，使其按道的原则行事。范祖禹“道者，导天子以道者也”的思想与程朱道统论中从道不从君，道的权威高于、大于君主的权威的思想非常接近，均是以道来规范君主，而不是相反。
范祖禹与二程大致同时，通过对帝学的阐述，提出了与二程近似的有关的道统说，表明其具有较为相同的学术观和历史观。在这方面他对扬雄的道统论有所吸取和借鉴。范祖禹说：
臣祖禹拜手稽首曰：三皇之时，至质略矣。伏羲始开人文，神农以下皆有师，圣人之德莫大于学。……扬雄曰：“学之为王者事，其已久矣，尧、舜、禹、汤、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学始于伏羲，至于成王。《易》《诗》《书》所称，圣人所述，为万世法。由汉以下，其道不纯，故可称者鲜。自古以来，治日常少，乱日常多，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学也。……今臣所录八篇，上起伏羲，下讫神宗。伏惟陛下宪道于三皇，稽德于五帝，轨仪于三代，法象于祖宗，集群圣之所行，体乾健之不息，则四海格于泰和，万年其有永观矣。〔44〕
此处，扬雄所说的儒家圣人之道的传承授受统绪为范祖禹所引用加以发挥，认为《易》《诗》《书》等儒学经典，承载着圣人所述之道，是圣人为万世所立之法。不过，汉代以来，圣人之道驳杂不纯，难以称道。以致天下乱世多于治世，寻找其根源，是由于后世君主没有求学于上古圣王。于是，范祖禹辑录有关帝学材料，要求君主将三皇五帝所传之道继承下来，发扬光大。范祖禹引述扬雄之言来阐发伏羲至成王等圣人传道的系统，明显看到扬雄道统思想的痕迹，即是扬雄道统论影响宋代蜀人的表现。
范祖禹既认同道学，赞成二程的学问，客观上为理学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又受到扬雄思想一定的影响，注意沟通蜀学与域外学术的关系，而具有会合蜀、洛之学的作用。
扬雄提出“善恶混”的人性论，主张通过修身来去恶从善，求为君子，以克服利禄之欲加于经学的时弊，自觉奉行儒家圣人之道。这对后世蜀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苏轼认为，扬雄提出“善恶混”的人性论，是追求与别人相异，而不求其精。他说：
自孟子之后，至于荀卿、扬雄皆务为相攻之说，其余不足数者，纷纭于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庄周、杨朱、墨翟、田骈、慎到、申不害、韩非之徒各持其私说，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将惑之，而未知其所适从。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内自相攻而不决，千载之后学者愈众，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欤。昔三子之争起于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恶，而扬子又曰：人之性善恶混。孟子既已据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于恶。人之性有善恶而已，二子既以据之，是以扬子亦不得不出于善恶混也。为论不求其精而务以为异于人。则纷纷之说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尝言性也，盖亦尝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论也。〔45〕
苏轼对扬雄善恶混的人性论的评价是为了与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区别开来，所以扬雄提出了性善恶混论。苏轼认为，“扬子亦不得不出于善恶混也。为论不求其精而务以为异于人”，但后世论人性纷纷之说也没有能够止息，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孔子对人性的论述，没有必然之论。这就给后人的随意发挥留下了空间。
对于扬雄善恶混人性论的评价，与苏轼对孟子性善论的批评是相互联系的。苏轼认为善恶的道德原则是后天形成的，人性本身并不包括这些内容。苏轼据此批评了孟子的性善论，他说：
昔者孟子以善为性，以为至矣，读《易》而后知其非也。孟子之于性，盖见其继者而已。夫善，性之效也。孟子不及见性，而见夫性之效，因以所见者为性。性之于善，犹火之能熟物也。吾未尝见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为火，可乎？夫熟物则火之效也。〔46〕
苏轼指出，孟子性善论之误乃在于把人性本身与后天产生的“性之效”混淆起来。他认为，人性本身是无善无恶的，所谓善只是“性之效”，是人性的“继者而已”。即善是后天形成的，它是表现在外、可以见的道德行为，而人性本身并不具有善的内容，凡善或恶的道德行为都不是人性，而是“性之效”。苏轼强调善是后天形成的，从而否定了孟子的性善论。苏轼并指出：“善非性也。使性而可以谓之善，则孔子言之矣。苟可以谓之善，亦可以谓之恶。故荀卿之所谓性恶者，盖生于孟子；而扬雄所谓善恶混者，盖生于二子也。性其不可以善恶命之，故孔子之言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而已。”〔47〕强调“性其不可以善恶命之”，因为孔子没有讲过性善，只是讲“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所以不论是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或是扬雄的性善恶混论，在蜀学人士苏轼看来，都是错误的。他在《扬雄论》中指出：“夫善恶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恶为哉？虽然扬雄之论，则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此其所以为异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恶，而以为善恶之皆出乎性也而已。”〔48〕认为扬雄不明白善恶只是人性之所能，而非人性本身所有。结果错把善恶视为皆出于人性。苏轼对扬雄人性论的评价，也反映了扬雄思想对宋代蜀学的影响。
南宋理学家魏了翁（1178-1237，南宋邛州蒲江，今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人）对扬雄善恶混的人性论也有所评价。他说：
扬子云谓：处仁宅，由义路，正礼服，明智烛，执信符，君子不动，动斯得矣。亦此意之推。然而无妄之繇彖爻象更相发明，自一卦之号而言，则往乃有妄，故曰无妄之往何之矣；自六爻之主而言，则以无妄之道而动，故曰往吉而得志，别文申义，凡以贯动静之几微，发诚明之分际，其示学者复性之要，闳远而切近，不若子云之混而无别也。斯得归试以白其大人，相与审订焉。〔49〕
魏了翁对扬雄人性善恶混而无别之说作了评价。认为扬雄在其《法言》的《修身》篇论仁义礼智信的作用时，提到了处仁宅，由义路，正礼服，明智烛，执信符的观点；讲到君子不要妄动，动则以无妄之道而动。其为学者指示复性之要，而不若混而无别之说。
三、后世蜀人对扬雄的批评
扬雄对蜀学的影响也表现在后世蜀人对他的批评上。通过整理后人对扬雄的批评和评价，从中亦可看到扬雄对后世的影响，同时也可从一个侧面来认识扬雄思想的性质和特点。
三苏蜀学代表人物苏轼评价扬雄云：“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虫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50〕从苏轼对扬雄的这一批评中，可以看出对扬雄的评价较低。他认为扬雄好用艰深晦涩的言辞，来掩饰其浅易的思想内容；如果用正常的话来表述，则人人知其道理，将其比为微不足道的小技。他还认为扬雄所作《太玄》和《法言》皆是如此，而不仅是赋，并指出不应将扬雄稍加改作的作品就称之为经。由此可见苏轼对扬雄之学较为贬低的态度。这并不能否定扬雄思想的价值和影响，但亦可看到扬雄之学所存在着的文辞艰深，难以流传的局限。可见越是朴实说理的东西越有生命力，越是晦涩难读的作品越不易通行。
苏轼通过比较韩愈与扬雄的优劣，也对扬雄提出了批评。他说：
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中言语虽有疵病，然自孟子之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古人亦自难得。观其断曰：孟子醇乎醇，荀、扬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若不是他有见识，岂千余年后，便断得如此分明。如扬雄谓老子之言道德则有取焉尔，至于搥提仁义，绝灭礼乐，为无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圣人不起为救时反本之言，为无取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后德，失徳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则不识道，已不成言语，却言其言道德则有取，扬子亦自不见此，其与韩愈相去远矣。〔51〕
苏轼认为，韩愈乃近世豪杰，其代表作《原道》虽有瑕疵，但其大见识却是难以求得。韩愈对人物评价所下的论断如此分明、中肯，比如韩愈对扬雄的批评就很贴切。苏轼指出，扬雄所言老子之语就有错误，即扬雄肯定老子所言之道德就是不识道的表现，从而得出扬雄远不如韩愈的结论。
三苏蜀学的另一著名人物苏辙（1039-1112，北宋眉州，今四川眉山市人）对扬雄非圣人之书不观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应扩大接触面，各种杂说都要了解，才能知道得道。他说：
世之言者曰：学者不可以读天下之杂说，不幸而见之，则小道异术将乘间而入于其中，虽扬雄尚然，曰“吾不观非圣之书，以为世之贤人所以自养其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当出而置之于纷华杂扰之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谓知道者，邪词入之，而不能荡，诐词犯之，而不能诈，爵禄不能使之骄，贫贱不能使之辱，如使深居自闭于闺闼之中，兀然頺然而曰：知道，知道云者，此乃所谓腐儒者也。〔52〕
苏辙对扬雄除了圣人之书不读的观点提出批评，亦不赞成学者不可以读天下之杂说的读书法。认为应通过接触邪词、诐词而不受其影响，才能知道。如果拒绝读各种非圣人之书，就会失去识别、免疫能力，使之深居自闭于禁闭的门户之中而不能知道。可见苏辙融合各家的开放精神，这与三苏蜀学融合三教的包容精神相关。实际上扬雄也并不是完全固守儒家圣人之书，他对老子的道德观念等还是有所吸取的。
理学家张栻对扬雄性道观也提出批评。他说：“‘道即性也，此明道先生语。扬雄初无此语也。后段文意乃是谓道即性也。扬雄既不知性，则于道更何所得耳。” 〔53〕张栻批评扬雄不知性，更不知所谓道如何得，而与理学家程颢的“道即性”思想不同。
张栻并对扬雄的治学倾向过于急迫提出批评。他说：“夫子告颜子以‘克己复礼为仁。扬子云曰：‘胜己之私之谓克。子云盖未知所以为克者，故其言迫切而不近。广汉张某曰：夫子所以告颜子，乃终之之事，学者必卓然有见，而后可以用力于克也。”〔54〕张栻认为扬雄对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理解有迫切而不近之弊，主张应对孔子所言有自己的见解，再来克去己私。但也看得出对扬雄一定程度的肯定，只是告诫在克己的节奏上应有所掌握，不要太急。
元代著名学者虞集（1272-1348，四川仁寿人）对扬雄及其《太玄》提出批评。他说：“扬雄不晓事，守道栖栖者，玄经百无征，白发谩盈把。”〔55〕认为扬雄不明白事理，所以守道也身心不安；其《太玄》经无所征，白发盈把，也不济事。虞集对扬雄及《太玄》的批评，有所评议，认为其无征。
从以上扬雄对蜀学的影响可以看出，扬雄是一位在蜀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思想家。其思想不仅促进了巴蜀地域文化的发展，而且由于地域文化与时代思潮具有密切的联系，扬雄在影响蜀学的同时，亦影响到包括道教、玄学、理学，道统论、人性论等在内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学说、时代思潮和重要理论，使地域文化与时代思潮紧密结合，促进了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持续发展。由此应对扬雄展开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研究，以探讨其思想的各个方面及其价值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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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潘纯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