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翻译文学中的西方形象
王伊然
摘要：翻译文学中异国形象的塑造受译者在社会文化、自身视野、表达诉求因素的影响。这个形象是否在本土文化中引起轰动或造成冲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对形象的重塑。本文以晚清民国翻译小说中的侦探福尔摩斯，梁启超编译的噶苏士将军这两个西方文学形象为例，分析译者是如何在社会文化和自身视野影响下发挥主体性、构建起完整的异国形象的。
关键词：西方形象;侦探福尔摩斯;噶苏士将军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24-0045-02
1翻译小说中异国形象的构建
翻译小说是一种建构他者、形塑自我的话语实践。他者形象的建构目的还是要返回到自我，中国读者邀请西方形象来到中国，中国译者会因为理念的不同，对外国形象进行改写和重塑。那么紧接着会有一系列问题：有哪些西方形象进入了中国？这些形象是否对中国文化形成了冲击？译者是否对这些形象进行了改写？改写后的形象是如何被中国读者接受的？
法国学者莫哈认为异国形象有两种，一种是乌托邦式的，一种是意识形态式的。乌托邦式的异国形象，是对现实进行质疑并加以颠覆的形象;意识形态式的异国形象是按照本社会的模式，完全使用本社会的话语进行重塑。意識形态形象，也就是约定俗成的形象对群体价值观起整合作用，乌托邦形象对群体价值观起颠覆作用。对于翻译小说中的异国形象来说，如果一个形象在翻译过程中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使他成为具有本土文化特点的形象，那么这个形象就是意识形态式的。如果一个形象在翻译中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这个形象对本社会政治、伦理、观念形成了冲击，那么这个形象就是乌托邦式的。法国学者巴柔在《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提出“集体想象物”的概念：异国形象应被作为一个广泛且复杂的总体——想象物的一部分来研究。更确切地说，它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他还阐述了自我对于他者，也就是本社会群体对于异国形象的三种基本态度——狂热、憎恶与亲善[1]。
2侦探福尔摩斯
侦探小说是晚清民国时期翻译小说中最受欢迎的文学种类，而影响最为深远的侦探小说当属《福尔摩斯侦探案》。译者刘半农、严独鹤在翻译塑造福尔摩斯形象过程中，深受当时小说教育任务的影响。这里从三处翻译来观察福尔摩斯在晚清民国被塑造起来的形象。译者的明显特点就是在道德品质上抬高福尔摩斯。译者刘半农在全集序言中说：“福尔摩斯之所以成为福尔摩斯，不仅在于拥有丰富的知识技能，还因为其道德”[2]。
第一个增添的品质是不慕名利。福尔摩斯在一次破案后，银行董事长麦瑞华德说：“我不知道银行要怎样感谢你或报答你。”福尔摩斯回应：“I have been at some small expense over this matter， which I shall expect the bank to refund.”原文福尔摩斯回应的是银行需要补给他一些小小的报酬。但究竟付了多少，作为叙事者的华生并未明言。这一合理要求在译者看来难以接受，因此改为不收取任何费用。所以译者将回应译为：“此事余虽稍有费用，但亦不多，何足挂齿。”原因是处于清末民国的译者缺乏对私家侦探这一职业的认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一个显著的社会特征就是“职业的激增”。随着工业经济发展和城市的扩张，产生了大量新职业。福尔摩斯就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职业：顾问侦探，通过解决他人麻烦，赚取他们的费用。可福尔摩斯在半农先生笔下需要是“包拯”那样刚正不阿的形象，他要为中国读者树立一个伟大正义者的角色，宣扬“不为名利”的人格。
第二个添加的品质是谦逊。福尔摩斯在一次破案后，一位警探对他表示赞扬和敬佩，福尔摩斯回答：“Thank you！”华生说：“As he turned away， it seemed to me that he was more nearly moved by the softer human emotions than I had ever seen him.”（“他转过身，我觉得，我没有看过他，比现在更受感动的了。”）但仅在原文中的一句“Thank you”就被译者译为：“老友过誉矣。吾亦不过游戏为之耳，岂可以云侦探。”原文中，福尔摩斯与警察之间有合作，但也有矛盾。所以，一贯冷峻的福尔摩斯听到警察由衷的赞扬后很感动。但在译者看来，福尔摩斯面对赞誉，需要秉持中国传统美德——谦逊的态度，所以他在受称赞后，立即向警察表达客气[3]。
保持人情是增添的第三个品质。华生在见到莫斯坦小姐之后，为她所倾倒，但福尔摩斯却不为所动，华生指责福尔摩斯是机器（automaton）。福尔摩斯微笑说：“It is of the first importance not to allow your judgement to be biased by personal qualities. A client is to me a mere unit， a factor in a problem. The emotional qualities are antagonistic to clear reasoning.”（“首要原则就是不要让个人情绪左右你的判断，委托人对我而言就只是一个案子。感情会影响清醒的理智。”）而刘半农笔下的福尔摩斯笑曰：“足下以貌取人，所见既偏，余万不敢认为正论。当知人以案情就商于我，其人仅为幺匿，而全案实为拓都，必俟案情既明，按品性之优劣以求之，其人之善恶乃见。”这里译者将“不要让个人情绪影响到你的判断”译为“以貌取人，所见既偏”。“personal qualities”是指个人情感，译者译为以貌取人。“感情的作用会影响清醒理智”完全没有译出来，这却正是解释福尔摩斯为何轻视情感的原因。译者虽对福尔摩斯的理性赞赏有加，但对他在生活中的冷血难以接受，所以删去了他排斥情感的这一句。
在原著中，福尔摩斯不仅在断案的时候不添加半点情感，而且也排斥个人情感进入到生活中。在福尔摩斯的字典里，只有理性没有情感。这两者是完全对立的。理性主义在西方上可追溯到古希臘文明，后有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理性在西方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与情感分离开来，在科学发展中得到充分地表达。从经验事实出发，有理有据地进行逻辑推理，是理性最基本的要求。对于福尔摩斯来说，情感与理性格格不入，会侵犯推理者敏锐严谨的气质。他容不得一点情感的干扰，所以将爱情、亲情、友情拒之门外。这一特点放在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完全无法接受。理性的科学精神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形成很大冲击。梁漱溟在《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指出，“西洋人是要用理智的，中国人是要用直觉的——情感的”。因此，福尔摩斯的形象在翻译中就出现了情与理的对抗[4]。
3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
清末民国的翻译小说主要集中在政治、科学、冒险小说，梁启超编写的新民说实质上是为推动民族身份进行现代转型。要推动自我身份转型，首先就要通过翻译外国小说来革新中国小说。梁启超在创刊中翻译的小说，明显强调了自由、独立、科学、冒险的精神，表现了他对民族身份的期许。《佳人奇遇》是柴四郎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写的政治小说，梁启超将它翻译到国内，还为书中的英雄人物立传。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是梁启超第一部西洋史传，连载于新民丛报[5]。
在原文中，匈牙利改革期势业已成熟。值此之时，噶苏士愤然而起，并以新闻记者身份投入时代潮流之中。梁启超笔下的噶苏士更是带着气壮山河的革命豪情：“革命！革命之声，撼山岳而吞河泽矣。而其声之最大而远者谁乎？则噶苏士其人也。”“噶苏士：危险苦辛，献身以蹈汤火是也。蹈湯火之道，死道也，汝等知之，吾亦知之……我马哥耶人，拥自由二字以立于，四面腥风血雨之中，有愿与国，同生死者请从我来”。可以看出梁启超不仅塑造了一位令人振奋的大英雄形象，而且把这位英雄置入民族主义运动的时势中，让其所具有的品格表现了梁启超对民族身份的期许。像梁启超一样带着政治目的译者在历史上被并不少见，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改译中国戏剧《赵氏孤儿》，在改译本前言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证明，体现了理性和才智最终必然凌驾于愚昧和野蛮。”坦诚其目的是大力宣扬孔子的教诲。
4结语
我们可以看到晚清民国的中国译者，受自身视野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翻译带有明显目的性和导向性。侦探小说中福尔摩斯具有的科学查案和重道德、维护法纪的精神，正是中国人所崇尚的，无怪乎能受到国人的追捧。此外，政治小说中噶苏士这样的爱国志士形象，对于启发群众觉悟，增强民族意识，培养爱国主义精神起到了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半农.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M].上海：中华书局，1916.
[2]阿英.晚清文学期刊述略[M].上海：中华书局，1959.
[3]梁启超.中国唯一之文学报[N].新民丛报，1902.
[4]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王宏志.翻译与创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责编：王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