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音河回望与怀想
王泽群
喜欢这条河。喜欢这条从德令哈穿城而过的终年不冻的浅蓝色的河。
21岁。第一次看见，第一次看见的第一眼，第一眼我就喜欢上了这条河。
已经很遥远了……
1966年，6月。
我们这支从山东社会主义劳动大学二分校出发、在山东济南集结，要去参加青海农垦生产兵团建设的青年们，在西宁休整了几天，适应了一下高原气候，即乘了一辆大客车，向将要“扎根”的目的地——柴达木盆地里的马海小盆地出发。
第一天住在黑马河，看见了青海湖。第二天住在德令哈，便看见了巴音河。
青海湖给我留下的是辽阔与苍凉；巴音河给我留下的却是美丽与清新——在高原，在柴达木，在千里戈壁、万里荒漠，竟然会有这样的一条美丽的河？……
在河西旅社住定，晚饭后，我和几个同学决定去看看这条河。
那时候，是木桥，桥比河岸矮，所以，离河水很近。那时候，人很少，车则更少。我们一排青年，便依栏远眺……
那时候的德令哈，是一个村落似的小城，因为地处荒漠戈壁里，除了这条河、和河边刚刚栽种的几棵柔弱的白杨树，几乎就只有天地苍茫的一线风景——大戈壁。
我们将要去的马海是个什么模样，谁也不知道。我们这些年青人的前程将是什么，更是谁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唱着“迎着春风，迎着阳光，满怀豪情到边疆……”而那时候，国家的困难是什么？生活的艰苦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而我们真正知道的是：我们正年青。我们远离故乡热土，要去支边青海的农垦建设。
——青海是边疆吗？青海是真正的内陆省呢！它的四面八方，没有一处是边疆。
桥下的水清亮极了，看得清水底的一枚一枚彩色的鹅卵石。
我们是一些经历了“劳动大学”严酷的“阶级斗争”锻炼的青年，面对茫然的前程，谁都不多说一句话。我们就这样看着柴达木，看着苍莽的无涯。柴达木的黄昏没有晚霞，但西边的余宇由于落日的辉煌，整个儿被镀出了泥金的光芒。于是，我们在巴音河那架小小的木桥上，赞叹大戈壁，赞美没有晚霞的天空也可以这样辉煌美丽。
也就是在望着河底里的那如花的戈壁石的一瞬，我心里一动：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还真不错呢。那可有多好。
但这只是我心里的一个小小的祈愿与梦想。在那个年代、那种时刻、那样的形势下，我，我们，没有资格。没有资格选择目的地，也没有资格选择道路。
我们住在河西，第二天清早，没有再一次看见这条河，我们就向大柴旦出发了……
再见巴音河，是当年的十一月。
离开故乡青岛整整九十天，母亲就不堪忍受红卫兵的凌辱饮恨自戕，而我接到父亲家信的正式通知，却是一个月之后了……
21岁的热血青年，哪能抵御了这种摧肝裂胆、魂惊魄散的打击！接信后连续二十个噩梦不眠夜，我的双眼底视网膜出血，失明了。
马海农场的医疗资质很差，第一次去医院，那位女医生只给我开了两瓶鱼肝油，一张假条，就把我打发了。但这是失明啊，虽然影影绰绰有些光感，能够视物，但一切都是模糊的，朦胧的，眼前一大片黑云浮动，看不清，看不见。没过两天，我再去团场医院，诉之病情，那女医生说，“我真看不了。你转院吧。”而那时最近的、最好的医院，就是海西州医院了。于是，我搭了一辆运货的卡车，出马海，经大柴旦，去了德令哈。
马海到德令哈，这三百公里的路，基本就都是荒漠地缘。除了光秃秃的山，还是光秃秃的山；除了茫茫的戈壁滩，还是茫茫的戈壁滩……
我坐在卡车车厢里，从眼前、眼里的一片飘浮的黑云中，看着我将在这里生活、扎根的世界，心里一片苍凉，不，不是苍凉，而是冰凉。那时候，窜红中国的革命歌曲有一首是这么唱的：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困难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尽管全国都涌动着上山下乡的热潮——并不是1968年才有了这种热潮的。早在1964、1965全国就已经轰轰烈烈地上山下乡了——但向柴达木盆地的马海这个“寸土绿洲”派遣一支近五千人的垦荒队伍，在只能依仗鱼卡内陆河那年均0.5立方/秒的水量，却准备开垦一万亩“良田”，创建“高原江南”，让这些配对的男男女女在这里扎根生息，繁衍后代，子子孙孙，在今天看来，不啻于一个“天方夜谈”！然而，当年举国都被这样的“天方夜谈”忽悠着、热烈着、欺骗着！……
这真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那时候的海西州医院，只是一片简陋的平房建筑，只不过是砖木结构，而非干打垒的土房。
我到了医院挂了号，递上转院证明，立刻就被安排住了院。
时近黄昏，天色迷朦，要开晚饭了。一路饥肠辘辘，又看见、主要是闻见了那么香的、比连队里不知道好多少倍的菜香，我一下子就要了一份菜，四只花卷。卖饭的老人吓了一跳，问我是不是“病号”，我却不知道如何回答？……
因为只是个最普通、最底层的“战士”，既便是有病需去外地治疗，没有公交车，更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只能在那里“死等”过路的货车。幸亏那时候，马海正是一片大干快上的形势，常常会有运各种物资进马海的货车，但这种车，就没有什么“定性”了，全凭货车司机的“情绪”。这样，想坐车，就必须时刻守在这货车附近，送上好言好语和万般无奈地恳求，司机师傅发了善心，你才能感激零涕地坐上他的车，静静地等他办完了他的公务、私事，由着他随时开车，随时上路。这样，你哪敢去吃午饭？何况，连队的午饭是定时定点的，过了那一刻，你就只好等下顿了。所以，我到州医院来治病，一天是什么也没吃，才“挨”上个号，上了一辆货车的。这一路的饥肠辘辘且不去说，那医院的菜又比连队的菜烧得不知道多么高明。一个21岁的青年，虽然眼睛出了大毛病，绝不影响他的食欲。所以，想了半天，我只能告诉这卖饭的老者：我是眼睛有病，身子没病。能吃。
那一顿饭，我是连菜带四个花卷吃得干干净净。四十八年之后，想起离开连队在外面吃的第一顿饭，心上仍是一片苍凉里犹带着当年饭菜的余香。
不思量，自难忘。
我的这一顿狼吞虎咽的“饕餮小餐”，引起了同屋住院的蒙古族青年道力吉的注意。这是后话，暂时不提。
因为年青，更因为无知，并不知道我的这种眼底出血在这样设备简陋、医资缺乏的州级医院是不能治疗的，而这位中年的张姓医生也确实是第一次遇到了一个新病例。这对于想要医术精湛起来的“有为者”当然是一个机会。
我的真正不幸，就这样开始了……
当然，这是从我以后接受了各种医院的各种医生使用眼底镜的经验中明白了，这位张医生对于看眼底，基本是个外行。道理非常简单：从瞳孔里用眼底镜看进去，良医只需几秒钟，甚至一秒钟，他们就会发现我的眼底是哪个部分的那条静脉出现了问题。除非是血出得特别特别多，眼底镜的那一束光已打不到眼底。而我的第一次眼底出血，比较后来的一次次出血，应该算是轻的。那时候我的玻璃体还是很清洁的，不像以后，越来越浑浊。但这位张医生，用眼底镜在我的眼睛上试探着看了有十几分钟，然后，让我休息休息，他再次地重新察看……
可以设想，找一下眼底出血的血管，他都如此艰难；那么，他会如何“有经验”地治疗我呢？……
“久病成医”。十年里反复发作了三百多次，严重时眼睛连光感都极弱，所以，我后来对这个病也成了半个“行家”，也懂得了这位张医生完全是按照西方医书对我进行治疗的。这其中，使用了大量的链霉素，导致我“链霉素中毒”，双耳几近失聪。有一天，当我告诉他，我听不见他说的是什么的时候，他脸色一紧，说：“坏了。环了。链霉素用多了。我立刻给你停。……”
“立刻”，已没有用了。
我的耳朵在眼睛出了问题的同时，也出了致命的“病”。于是，二十一岁的我，就开始了这漫长的半明半暗半聋半懵的青春岁月。二十一岁就这个样子了？真的有点儿早了！……
扯远了。还是说巴音河吧——
尽管眼睛里布满了飘浮的黑云，视物绝对不清，但我并不知道这眼病的厉害之处，张医生也没有叮嘱我必须卧床，不可做大的激烈活动——估计是那本教科书上也没写吧？或者是写了，让他忽视了？——既然只是眼睛，而且并不是一点儿也看不见，我还是几乎天天都去看巴音河了。州医院离巴音河不到两百米，出了它的大门。向右一拐，就可以看见它的那架低于路面的木桥，再朝前一看，就能看见它的泛着洁白的浪花蔚蓝色奔流的河水。
我就常常走到木桥上，向前、向后眺望巴音河。那时候，我是真诚地向往着这一片土地，瞩望着这一条美丽的河……心里想，若是再不能回到故乡青岛，若是一生都要留在柴达木，能够在这里生活工作，对于我，就是一个最高的梦想了。
病即是缘。病友们是很容易就成了“知心朋友”的。
两个人，一处空间，无限时间。你的病，我的病，不能不询问、不交流。交流之后的了解，自然而然地就深刻了许多。
道力吉知道我是从马海出来看病，说了一句让我“惊天动地”的话：“哦。马海我知道。在我们怀头他拉，有好多个女人，现在是我们蒙古人的家属，她们都是从马海逃出来的河南人。……”
所谓“惊天动地”，是因为刚进马海，就听到过1959年河南青年在马海的故事，那是个惨烈悲凉的故事。
盖因第一次想要开发马海，将这片天然的小小绿洲，改造成良田的，既不是我们山东青年，也不是发生了惨烈故事的河南青年，而是劳改犯人。青海的柴达木盆地，作为中国劳改犯按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区，凡是有水的戈壁荒漠，几乎都成了劳改农场，都驻扎了十年以上、或是无期徒刑的劳改犯人。在我们未来之前，就有诺木洪农场、香日德农场、格尔木农场、德令哈农场等几大劳改农场。青海，在建国后至七十年代，也是劳改犯人发配的主要方向与主要驻地。1957年有份资料，青海省监狱系统的农业耕地面积占全省国营农场总面积的98%；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52%。而当时劳改农场总数非常有限，耕地面积也仅为30万亩。所以，发现了马海绿洲，劳改农场是一定会去开发的。
1955年，第一次开发马海的劳改犯进驻了。他们拓土坯筑屋，斫红柳铺路，大至规划了马海农场的图略，也就是我们进驻时仍然延用的一站、二站、三站、四站、五站和团部。那条红柳木铺出的路只通了一半，也就是一年之功吧。却因为当年黑霜期旱、颗粒无收、蚊虻成灾、劳改犯人和管教人员不能抵御，只一年便完败，匆匆撤了出来。
1959年，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热昏了头脑的青海省领导人，再一次萌发了开发马海的“雄心壮志”！——别忘了，小麦亩产8585斤的“世界纪录”，就是他们发了昏吹出来的，并且上了《人民日报》头条！——这一次，他们的决心更大、规划更足，先是用劳改犯去把原来规划的图略落实，修通了从一站到总部的十公里土路，再在总部盖起了大礼堂、办公房、医院、邮局、小卖部，煞有介事地筹划了让进驻马海的青年人世世代代在这里移民生根的伟大计划；然后联手河南，敲锣打鼓戴红花的引进了一批河南知识青年，第二次开发马海。岂料，这一批河南青年不同于劳改犯，他们来到马海，看到了这里严竣的自然环境，呆了不到几个月，就全部跑光了，回到了生养他们的热土老家。
青海省的领导人一看，这怎么行？这不是把他们的“革命脸面”全丢光了吗？……
他们再次派人去河南，动之以情，晓之以义，千动员、万保证，把河南青年再一次敲锣打鼓戴红花地把河南青年们接回了马海。这一次，遇到了波及全国的“三年自然灾害”，在马海没有种出粮食的河南青年们，却没有办法再一次跑回老家了。因为上级下了命令：货车司机都不许带河南青年出去！……
有一个故事颇让人心恸——
十几个河南青年好不容易从马海走到了茶茫公路，好几天都颗粒未进，现在，连水都没得喝了。他们拦不住一辆肯带他们离开这里的货车，实在没办法，他们十几个人，在公路上跪成一排，阻断了货车的行驶。货车司机只能下车，也跪在河南青年面前磕头说：“不是我不想带你们出去，是不让啊。我带你们一个出去，要犯错的……”青年们说：“大叔，我们真的走不动了。挪也挪不了啦……”司机朝青年们再磕三个头，一边哭着一边把跪在路中央的河南青年搬起来，挪到公路边；挪出一个货车可以通过的“口子”，开着车跑了……
道力吉说他们那儿有河南籍的家属，就是当年从马海跑出来的青年，走到怀头他拉。为了吃一口饱饭，入籍落户，做了蒙古族人的老婆……
而今，同住一间病房。这个知道马海经历的年青蒙古朋友，看着我一身黄军装，人长得高高大大，眼睛却看不见了，又是从马海出来治病。他的同情心增加了许多，而他的同情心就是用烤羊肉来表现的——
他来住院，是带了一只整羊挂在窗外的。每天，他都削下一块，放在我们屋里的铁皮炉子上烤着吃，一片一片，烤得半焦半熟，撒上一点点盐，香美无比。我那时候是军垦战士待遇，一个月只有25元的生活费。住在医院里，哪敢吃个好菜？道力吉心知肚明，天天就烤了羊肉和我“共产”，真解了我营养不良的“饥”，也从此让我此一生都认为，世上最好吃的就是烤羊肉！……
道力吉曾被选到州民族歌舞团学舞蹈。“文革”一来，民族歌舞团乱了套，他们这些小青年就被打发回家了。有一天，晚饭后闲着无事，道力吉说，走，我带你去看我的老师。我问什么老师，他说，教我们跳舞的老师。他们的舞跳得可好了。他们住在河西。
于是，我们就去河西看他的老师。
十一月里，风有些萧瑟，夜也来得比夏天要早。走到巴音河的木桥上，我忍不住就停下了脚步。我是真喜欢这条河啊……
昏暝里，巴音河畔显得有些冷竣，远处的戈壁也是一片冷冷的苍茫。那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浪头已经打进这座小城，连医院里也是贴满了大字报，那位漂亮的妇产科女医生的丈夫，一位汉族的副州长已被隔离审查，进了一个什么学习班。医生、护士们都带着自己做的“为人民服务”、“毛主席万岁”的小小红色胸牌匆匆地忙碌着。我因为母亲自戕才引起眼睛出了这么大的毛病，何况，早在山东的“劳动大学”里就深受“阶级斗争”的教育与考验，所以，对这些热闹的“热潮”心里既恐惧、又厌恶，还有些不屑，所以，总是隔得远远的。因为我知道：这是人家里在吵架打仗，和我这种早就被边缘的草民没有一丝丝的关系。
不料，我和道力吉去看他的老师，可把他老师夫妇吓了一大跳！
因为我那时候穿着了一身军垦发的黄军装，正和当时的红卫兵们的衣服一样。道力吉敲开门之后，他的老师看见他身后跟着一位高高大的“红卫兵”，可真吓得不轻！以为道力吉要找他们来造反了呢！……经过道力吉介绍了，知道我们是“病友”，住院无事可做，才来拜访他们的，这对年青的舞蹈老师才大大释颜而热情有加，又是泡茶、又是取糖果点心招待我们。虽然话语谨慎，但这时候有学生还带了朋友来看他们，他们是心生温暖的。有趣的是六年之后，我借调到州文化单位写一部话剧《柴达木人》，迎接毛同志《延安文艺讲话三十年》，竟然就和他们在一起合作；而十二年后，我调入州文联，竟和那位男老师成了同事（女老师仍在州民族歌舞团教舞蹈），我们合作做了不少事情呢。男老师叫付麒麟，女老师叫汪耀华，两位都是上海人，大跃进年代支援柴迭木进盆地的。八十年代中期回调上海，我们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友情。只是我写此小文的时候，他们都已作古。这些都是题外的话，但他们绝大部分的年华，都是在巴音河畔度过的。
我因为眼底出血，所以有了与巴音河第二次相逢相处的美好记忆。而后来，因为一直在大柴旦汽车修理厂工作，八年里，常常因为工作需经过巴音河、或是在德令哈住宿办公务，这条河就一次次地流过我的心田，滋润着我的魂灵，我们亲近了许多……
接到粉碎“四人帮”的电话，我正在厂长办公室里开会，放下电话我激动地说：“江青倒了！……”工厂的同事们吓了一跳，赶快跟我说：“王师傅，这可不敢胡说。”我大声说道：“西宁满街都是‘打倒江青、‘打倒王张江姚、‘打倒四人帮的大字报、大幅标语了……”
工友们听了，会也不开了，纷纷跑回车间去宣传这一消息，紧接着，鞭炮就是在厂区里炸响了！……而我放下电话仅仅两分钟，因为激动，双眼底大出血，很快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整整十年，1966、10、24—1976、10、8号，十年里我的双眼底出了近三百次的血，耳朵也因为第一次治疗中被过度注射链霉素伤害成重听。也就是说，这十年中我半瞎半明、半聋半聪地熬了过来。那一年，我三十一岁。我的那间工厂的一把手叫“李家”，长得面相很严肃，却是个极有人情味的人。知道我是因为听到这个粉帮“四人帮”的消息而眼底大出血，他特批我回内地治疗，并且说：“老王，你好好治一治。这眼睛不比别的。现在‘四人帮垮台了，这个社会会变好了的。你还年青，得把这病除除根。放心治病，养病。多咋养好了。多咋回来。……”他这话真的让我好感动、好温暖。……
于是，我携已有身孕的妻子，带着三岁的小女儿，返回济南，住院七个月，儿子也出世了，我才再返柴达木。
粉碎“四人帮”，甄别平反的工作大面积地展开了，父母彻底平反，我终于摘掉了“右派子弟”的帽子，不再在政治上被另类歧视。因为此前我的创作在青海省内已小有名气，于是，海西州文化工作站一纸借调令，我终于在巴音河畔安家工作了——这于我，是一个第一次进柴达木看到巴音河就有了的梦……
那时候，海西文联还没有成立，几乎所有的文化、文学工作都由海西文化站负责。站长是张家斌。
张站长是抗美援朝归国的干部，也是最早一批进柴达木的开拓者，早期任柴达木工委的团委书记，后来调到文化单位，任柴达木民族歌舞团团长。在这一职务上迎来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他所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但张站长出身于大资产阶级家庭，是张之洞的直系后裔（第五代了吧），思想活，脑子灵，肩膀硬，胆子大，敢说敢干敢拍板。他担任海西州文化工作站站长时间不长，却调进来了不少人才，搞摄影的、搞画画的、搞舞蹈表演的、搞文学创作的他一概通揽。于是，这个小小的“文化单位”就成了德令哈最活跃的地方，宣传部的领导、学校里的教师、各单位上喜欢文学艺术的人，都纷纷朝文化工作站上跑，大家在一起议时政，论古今，谈文学，说艺术，虽说地处偏远的柴达木盆地里，但其思想之活跃，认知之深刻，议论之大胆，现在回忆起来，在当时，也应当算是个相当激进的地儿。
我们在张站长的领导下，做了不少的文化工作：创办了柴达木有史以来的第一本文学期刊《瀚海潮》，编辑了柴达木有史以来的第一本很全面、很大方、大气的《柴达木》画册，出版了柴达木有史以来的第一套文学丛书《瀚海丛书》（八本。四本个人专集，四本综合集）。这些事情在当年的青海省内，甚至大西北、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那时，我们对海西民族歌舞团的工作也是鼎力支持，他们参加全省文艺会演的大合唱《柴达木组歌》、甚至连相声《新西游记》都是由我执笔创作的，还都获了省级汇演的大奖。
也正是在巴音河畔，我们接待过许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来柴达木采访或是采风的文化名人，著名诗人胡昭、《诗刊》资深编辑王燕生、《文汇报》主任记者徐开垒等等等等一批又一批的……他们大都回到内地后，写过许多关于柴达木、关于巴音河、关于柴达木人的报道与文章。柴达木，巴音河，毕竟是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了，不写，都不行。
外地客人来德令哈，必游巴音河。我们则会有一帮子柴达木人作陪，为这条生于雪山，注入可鲁克湖的内陆河骄傲。那时的巴音河，虽然有了一道钢筋混凝土的大桥，但基本保持它原始风貌。客人们大多见识过了八百里瀚海的荒凉与广袤，所以，对这条流淌着蔚蓝雪水、溅着洁白浪花的河赞不绝口。“有了水，就有了生命。有了电，更有了文明。”那时的德令哈虽然已是海西州的首府，面积却极小。一平方公里内，上至政府、邮电，下至澡堂、商店，当然还有招待所，红尘里的人事都能够办到，办妥。真是方便呢。
我们那时候也不过是些三十出头、二十多岁的“大孩子”，虽然舞文弄墨都有两下子，但基本是不守纪律的“东西”。宣传部里有个李华旦，藏族，他常常上班时间跑到我们的编辑部里来，鼓动大家到街上去吃烤羊肉串。大家几乎是一呼即应。于是，在德令哈街头，常常可以看到上班时间，五六个“青年干部”坐在矮凳子上，人手一瓶啤酒，有时候甚至是一瓶白酒，手里攥着一把烤羊肉串，边喝、边吃、边胡说八道……
政府的干部或是领导路过，也只是笑笑，并没有谁批评、制止我们的这种出格行为。若是放到当下，谁敢？想想那时候在张站长治理下的文化工作站（后来的文联），是既出工作效益，亦出优秀人才，更出了一些“酒鬼”……
2008年我重返柴达木，到了德令哈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去看巴音河。白天看了，晚上还去看。同行的朋友说，你对这条河真是有感情啊？……
我答：您想想，有20年的时间，正是青春年华，21岁到41岁，我都是不离不弃，不远不近地和一条这样美丽、蓬勃、强悍的河流生活在一起，她教给了我人生、信念、眼界、胸怀；我奉献给她了我的青春、我的梦想、我的健康，我怎么能不对这条河有着深深地眷恋与情感。她是我的第二故乡的母亲河呀！……我所以能够有一点儿事业，一点儿成就，一点儿生命的空间，全是这条母亲河赐予我的呀！……
那时候，巴音河正在改造，她要修起许多拦水坝，截断奔腾的流水，造就一个又一个河的“湖”，这一是积存了珍贵的河水，二也是美化了德令哈的风景。这是只有现代化才能完成的新风景，这也是彻底地改变了巴音河在德令哈段的风景，不能不说这是一个美好的设计与举措。但是在我的心上，永远奔流着的仍然是那条原始的、奔放的、有着蔚蓝色溅起洁白浪花的巴音河！用多少美丽的词与诗句形容也不会过分的巴音河！
巴音河，就这样一生一世地流过我的心上，留在我心上了……
2015年4月24日于青岛看云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