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迭代视角下直播电商的发展逻辑、动力模型与操作要点
陈雪娇 喻国明
【摘要】直播电商的兴起不仅仅是数字营销方式的升级，更是媒介属性的迭代。从图文时代的“颜值经济”到泛媒时代的“荷尔蒙经济”，直播场域通过情感制造重塑群体之间的互动仪式，促进产业链终端不同主体之间的要素协同。其中，主播的个人形象魅力创新了社会信任背书的形式，并以圈层文化为基点增加了社会流动性。在个体被数据精细解析的微粒社会下，直播电商弱化交易双方的买卖关系，赋予微粒个体对归属感的渴求，增强群体间的情感联结，加快了传统购物场景的媒介化升级。
【关键词】直播电商;情感制造;圈层连接
直播并不是这两年刚诞生的新生事物，但它却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交互形式，牢牢地在娱乐领域占据一席之地，甚至实现跨行业生存，与电商、短视频、电竞等领域相互融合，凭借着自身体验场景广、真实感强以及互动效率高等特质，不断地刷新人们对直播产业的认知。根据CNNIC数据，截至2020年3月，中国电商直播用户规模达2.65亿，占网民整體比例的29.3%。[1]直播电商的实时互动属性在当下碎片化的媒介接触社会背景下，进一步深化了注意力经济的价值。
在互联网上半场的争夺中，行业人口红利已经消失殆尽，社会连接格局也已基本成型，跑马圈地式的流量获取方式已经不能为企业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在此背景下，如何以情感制造为基点，通过更加专业化、精准化的服务来培养用户付费的意愿，或将成为下半场各企业竞争的“蓝海市场”。5G时代来临，移动互联网联合运营商提速降费，为直播构筑了更加高效的内容分发基础，技术赋能也进一步提升了用户互动体验，直播电商的行业创新路径将打开新的增量空间。
一、直播电商的发展逻辑：媒介属性的迭代与产业链条的重组
（一）纵向逻辑：从电视购物到直播电商，本质上是情感制造下媒介属性的升级以及互动仪式的迭代
尼尔·波茨曼曾说过“媒介即隐喻”，不管是电视购物还是直播电商，二者都是社会发展与媒介升级共同作用下的时代产物，暗示着社会信息分发逻辑的变迁。但是，网络直播带货并不是传统电视购物的简单迭代，二者有着本质区别。传统的电视购物只是提供了一种“超市模式”，具备购物需求的用户浏览导购员提供的商品，然后完成下单结账的过程，这种交易模式是一种单向的输出，只提供了“人找货”的消费渠道，吸引的是不能稳定变现的公域流量，也不能洞察消费者的特定需求;而网络直播电商创造了具备娱乐属性的线上互动场景，实现了双向的沟通和互动，完成了“货找人”的衔接，消除了产销分离过程中用户信息的不对称，增加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和主动权，通过富有人情味的关系互动来形成情感共振，形成明显的私域流量聚集效应。相比之下，直播电商创造了全新的消费时空，在情感制造下构建出媒介共在场景，让用户体验到“实时在场”的参与模式。
柯林斯在《互动仪式链》中强调了社会交往中情境与情感能量的重要性，他认为不同情境中的仪式感会影响个体在群体行为中的言行举止，而情感能量则是个体在互动过程中的主观依托，也是互动仪式的产生结果。[2]在直播中，主播的表演构成了一种情境，而观众根据主播的声音形象、肢体语言等信息传达进行回应，则构成了另一种情境，两种表演情境共享一套话语体系，它们之间的共振主要通过互动来维系，这种互动仪式不再是身体在场式的面对面交流，而是在用户身体缺席的情境中进行。媒介消除了地域的差距，实现了信息的跨时空传输，并且通过“共在场景”的建构营造出具备个体意识的体验空间。此外，互动仪式所产生的情感能量会激发个体行为的一致性，促进场景内规则与机制的形成，也诞生了存在于不同媒介场景的实体化“虚拟共同体”。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场景越来越成为承载人的需求以及市场价值的平台。约书亚·梅罗维茨在媒介场景理论中提到“对人们交往的性质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物质本身，而是信息流动的模式”[3]，直播作为一种突破时空界限的新场景，非逻辑、非理性信息的情绪化符号成为个体接受信息的新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无论是资本方还是劳动者都不能通过面对面交流的方式直接影响用户付费，因此，情感制造就成为信息流动与接收的重要因素。主播作为一种符号化的形象，通过镜头下的灯光、角度、美颜来打造人设、调动粉丝情感以维护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互动中介以及视线的焦点。同时，直播扩大了非理性因素作用的比例，对受众的情绪调动与行动促进甚至有超过事实表达和理性表达的趋势。[4]
（二）横向逻辑：从各自为战到资源整合，直播电商重组产业链条
电商直播是在互联网信息网络的基础上，通过主播引导流量，以直播的形式来销售包括实体、虚拟物品在内的经营活动。直播电商开始于2016年，在短短几年时间成长为价值千亿元的市场。报告显示，2019年，直播电商整体成交额达4512.9亿元，同比增长200.4%。艾瑞咨询预计，目前直播电商成长空间较大，并且在未来两年仍会保持较高的增长态势。[5]
从产业属性上看，不同于秀场、游戏等直播类型，也不同于传统电商，直播电商直播不仅仅是从线下到线上的购物场景媒介化升级，更是流量池结合平台端、供给端以及需求端三方产业链的效率提升。以淘宝、抖音以及快手为主的平台端创建消费场景，以主播以及MCN（Multi-Channel Network）机构为主的供给端根据实时的市场真实消费情绪做出反馈，减少了物品的流通费用，缩短需求端的信息沟通以及决策成本，目前直播电商正逐渐成为流量变现以及数字化营销的新模式，为消费者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交易服务闭环”。
从产业链的各终端上看，直播电商本身具备高成长性、生态化以及多元化的特征，这也促进了这条产业链不断完善，在合作与竞争中发展。处于产业链上游的供给端包括了商品供给方，如厂家、经销商以及品牌方等，还有内容创作方，如带货主播以及MCN机构。对于供给端来说，虽然当下万物皆可直播，但是并不是每一样商品都可以卖出效率，流量获取的成本以及销量依旧决定了多方的盈利情况。直播电商的本质是推销，用户的首要参与动机是消磨时间或完成消费决策，要达到买卖双方需求的平衡化，直播电商还需打造品牌故事，做到专业的同时也要足够有趣。
对于用户端来说，Z世代用户的崛起也倒逼着产业链进行升级。在后互联网时代，信息获取与娱乐已经不再二元分割，[6]也就是说，用户对信息的获取过程提出了更高的趣味性需求。《2020年直播电商行业发展分析报告》显示，近三成直播电商观看用户为95后以及00后，相较于快手以及抖音的用户更显年轻化趋势。[7]营销不再是一种单向且无反馈的经营活动，Z世代的新兴用户希望能够在直播间消费过程中获得认同、陪伴以及被聆听，通过消费行为丰富社交场景，塑造与人设相一致的个人审美与偏好。因此，对于厂家、经销商以及品牌方等商品供应方来说，低价优质的商品是用户进行消费决策的基点，但是单纯地进行商品的多维展示已经不能满足观众期待，商品供应方还需要洞察用户的核心需求，提供可消除用户商品获取信息差的专业清晰的讲解内容，实时接受市场反馈情绪，与用户建立情感链接，在互动中实现品牌文化输出。
二、直播电商的动力模型：微粒社会下的多主体协同与隐性圈层连接
从本质上看，直播电商是一种弱化双方的买卖关系，增强用户与主播之间的情感联结的过程，可以说直播电商重构了传统消费场景。而驱动直播电商发展的动力因素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体重构社会信任背书的方式，MCN成为流量变现的商业节点
直播电商的兴起，离不开主播独特的趣味化与形象化优势，他们帮助用户完成了购物+娱乐的线上化体验，降低了传统购物场景下的高成本付出，在保证强互动性与及时反馈性的同时，实现用户从围观到消费的跨越。
首先，从“人找货”到“货找人”，主播让出主动权，建立强信任纽带，打通用户对商品的认知、确认到消费的闭环。美国学者李普曼曾提到，若想引起人们的兴趣，首先就要对原型进行抽象，然后使这些被抽象出来的东西产生刺激作用。[8]网红主播正是能让我们对这些商品形象化想象的引导者。他们本身具备的姣好形象以及言简意赅的专业表达能力，能够恰如其分地展现出商品的优势，创造流行趋势。在这个过程中更重要的是，用户的主动选择权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主动权不仅仅是用户主动选择商品，更是主动选择陪伴自己完成消费过程的主播。在点对点的推销下回归个体本身，这种主动权的下放另一方面更有助于构建与观众之间的信任感，建立双方的强信任纽带，即便是头部的一线主播，他们在直播间也具备谦和的态度以及平易近人的亲和力，相比线下导购，这更能消除用户在面对面时的压迫感和尴尬。除了主播本身具备的良好形象之外，他们在垂直领域的专业性也是构建信任、提高辨识度的重要渠道，例如“口红一哥”李佳琦、“带货一姐”薇娅，这种定位式的角色标签可以让用户减少对消费决策的顾忌。
其次，“中介商”MCN机构为主播提供持续内容输出，打通“人—货—场”变现渠道，成为流量变现的商业节点。直播电商的快速走红意味着主播需要生产更多优质专业的内容，具有专业网红运作能力的组织机构MCN则应运发展。MCN意为多频道网络，同时也是网红、平台以及广告商三者之间合作的中间枢纽。首先，MCN为网红主播提供经验扶持、个性化打造以及营销推广渠道;其次，经过孵化培养的网红直接输送给平台，为平台直接创造优质内容，降低平臺的培养成本;最后，获得了流量粉丝的平台吸引广告商的入驻，为广告商提供了更加精准且灵活的投放渠道，实现了商业的稳定变现。主播、平台、广告商三方构成了稳定的“利益三角”，而MCN在其中则扮演着促进产业链流通的“中间商”作用，他们向上可获得主播第一手数据，向下对接广告商资源实现利益共享，加速“人—货—场”的商业变现。智研咨询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国内MCN公司已有约6500家，它们生产的内容构成了主流社交平台上超过60%的流量份额。此外，还有90%以上的顶部网红被MCN公司签约，目前国内整体市场规模超100亿元。[9]例如，被誉为淘宝第一美妆MCN机构的美ONE旗下签约了李佳琦、付鹏等网红，拥有“中国电商网红第一人”标签的张大奕则签约了如涵控股。
（二）以圈层文化为抓手，在流量红利趋弱的背景下实现平台属性迭代
梅罗维茨在《消失的地域》一书中指出，电子媒介重新建构了社会场景。在过去，印刷媒介的主要功能是传播，其传递的大部分是表象信息，而电子媒介功能维度更广，可以进一步呈现基于社会联系的个人私密化信息，因此，前者属于“前区偏向”，后者具备“后区偏向”的特点。网络直播的发展则融合了前区与后区的双重偏向，其消弭了行动的边界，激活了社会上分众化的基因，创新了基于用户关系、社群文化以及圈层属性的传播模式，基于此，直播平台的属性也发生了迭代变化。
1.内容生态链升级，实现“破圈”发展的资讯类电商平台
资讯类电商直播平台更侧重于以商品为导向而非主播导向的经营模式。在这类直播平台上，用户最关心的是商品的质量与价格，主播的知名度虽然也处于重要位置，但是并非第一顺位。淘宝就是资讯类电商直播平台的代表，观看淘宝直播的用户是带着一定购物需求的，用户先看到商品，再关注主播的解说，网红主播的重要价值之一正是将非核心用户发展为核心用户。
2016年阿里推出淘宝直播时，90%以上的带货直播都是商家自播，网红主播占比不到10%，这类资讯式电商直播平台的主要优势在于本身庞大的商家体量，商家自播更类似于导购员的角色，占据着重要位置。但是随着其他类型直播的入局，直播电商逐步红海化，为了让这类资讯型电商直播平台更快吸引用户注意，培养用户黏性，网红主播逐渐入局，内容生态的升级，是淘宝类资讯直播电商平台“出圈”的尝试。在开启了“图文+视频”的内容生态改革之后，2018年淘宝启动了“超级IP”内容战略计划以扶持电商直播，为那些能从外部平台引入流量的网红分配更多的内部流量。例如淘宝主播李佳琦一开始与小助理一起直播组“CP”，打造剧场式的直播风格，给观众营造看戏的感觉，后来又邀请了胡歌、朱一龙以及周震南等当红明星，实现直播间氛围从“看戏”到“看综艺”的升级。网红主播的加入更有助于平台完善内容生态链的搭建，弱化与用户之间的买卖关系，增强直播间的话题互动，以情感共振维系双方交流过程。
2.私域流量降本增效，持续赋能圈层经济的社交类电商直播平台
根据尼尔森《2019泛社交电商深度研究报告》，虽然传统电商渠道仍是主流的购物平台，然而使用社交电商进行网购的用户已达80%。另外有82%的电商用户有非计划性的消费决策，其中有61%的用户购物来自社交好友的推荐，其次是朋友圈产品分享。[10]虽然淘宝为代表的资讯类直播电商已经分割了大量市场份额，但是凭借社交分发的快手、微信直播也欣欣向荣。
在注意力经济成为稀缺资源的当下，网红主播的影响力成为各大平台争夺的重点，但是快手却重内容而轻意见领袖，只要是视频内容符合传播规范，都能得到平等的推送机会，这让原本分散、微弱、边缘化的民间力量在互联网中延伸、聚合、放大，产生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协同效应。[11]这种平等赋权式的平台氛围打造赋予了快手直播独有的社交生态。国外学者曾提出“相似性信任”，[12]主播与观众之间通过相似的身份、语言风格建立认同以及共情的连接，以增强联系的纽带。正如快手直播间中主播通常称呼自己的粉丝为“老铁”，体现出主播与观众之间并不仅仅是单纯的买方与卖方的关系，草根文化的基调加强了快手直播间用户的身份认同以及群体认同，从而构建出主播与观众之间独特的信任纽带。例如，在以资讯导向的淘宝直播过程中，李佳琦买口红必须试色，还得深入讲解口红的质量、显色度等专业知识，但是在快手直播间，主播一般说“老铁们，快点买，库存就2000件，不买的还请双击一个爱心”。这种互动本质上就更偏向社交属性。除此之外，快手直播平台上不仅有辛巴此类的头部流量主播，也有大量的中尾部主播得以“长尾化生存”，私域流量的低成本和高忠诚度，让圈层经济进一步发展。
3.算法情感驱动流量中心化的技术分发类电商直播平台
直播电商实现了从传统的“以货为起点”到“以人为起点”的逻辑转化，[13]在技术分发类电商平台中，算法依靠用户的消费行为数据进一步为“货找人”增速提效，而用户在直播间的互动细节、情绪反馈继续被记录成为平台的增量数据。主播作为传播场的中心节点，在大数据与算法的引领下聚集了一群具有高垂直性、高共鸣性的用户，通过情绪的制造与感染造就了一批虚拟亲密共同体。“口红一哥”李佳琦在一次采访中说道，“我想要口红展示有情感”，“我想要进来的人和出去的人，都能感受到我的情感。我一定要做的是情感，而不是口红”。[14]在信息社会背景下，情绪从一种私人化的主观生理情感转变为社会交流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的商品要素，情感成为流量获取的关键，也成为增强用户黏性的重要砝码。
在电商直播过程中，算法也在同时监测、量化观众在观看主播讲解时的情绪起伏与反馈。例如，以个性化推荐机制起家的抖音，一开始作为短视频直播平台，在签约了罗永浩之后开始向电商平台靠拢，智能算法对用户的个性化标签分类和偏好统计，能让主播通过直播内容设计和定制化商品服务逐步提升对消费者需求的匹配度，互动性、参与感、亲密度成为主播与消费者之间的动态情感调适过程。[15]此外，抖音背靠中心化的流量扶持机制，给大量优秀的、头部的主播以相当大的流量分配。相较于快手的社交性关注，抖音用户主要依靠系统的个性化推荐浏览瀑布流視频，因此用户刷抖音的过程，也是流量进一步中心化的过程。
（三）集体消费式狂欢赋予微粒个体对归属感的渴求
学者将“粒度”定义为某个对象解析的程度，也就是说，随着数字化社会的进程推进，信息时代下所有个体都在步入被精细解析的社会中。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在《微粒社会》一书中提到，“语言的产生、文字的发明以及印刷术的传播，它们当中的每一个都决定性地改变了社会的粒度，并迫使人类对自我和世界形成了全新的认知”[16]。在社会个体微粒化的过程中，出于对社会归属感的渴求，用户意识在不经意间被操控，旨在通过相似的情感经历来消除决策的不确定性。在这种背景下，通过情感动员营造归属感的联结就成为一种重要的推销能力。直播强调的是氛围、情感以及状态，有学者指出，直播是一种由“颜值经济”到“荷尔蒙经济”的转变，人们当下已经不单单只看脸，更关注的还有“感觉”“对话”以及“状态”的关系吸引。[17]社会化媒体时代以“关系”为联结，而“人”正处于关系的核心位置。在一次次的场景链接中，正是“人”的媒介符号在起作用，特别是一种信任的符号品质。在直播产业链中，处于需求端的用户是各方争夺的焦点，各平台带货主播主要通过话术构建用户的社会临场感，通过集体狂欢氛围营造来引爆购物仪式感。
1.以社会临场感构建用户消费的信任基点
社会临场感（SocialPresence）描述的是个体在某个时空中与他人互动的显著程度以及伴随的人际关系的显著程度。[18]在直播间中，虽然主播与用户不能进行面对面交流，但是虚拟空间中的多向互动为用户带来的社会临场感很可能通过一致性的群体规范影响个体消费决策。心理学中的社会助长理论表明，他人的在场对个体的社会唤醒具有积极作用。比如直播间的活跃人数、刚刚下单用户以及被抢购的商品数量，这些双向互动的数据让消费者产生了社会临场感，仿佛置身于真实的、有人陪伴的线下购物场景。已有研究表明，用户的社会临场感越强，他们对线上交易的安全感知、信任度也会随之升高，对商品的购买意愿也会相应增强。[19]在认知层面，用户通过直播可以充分了解商品的优缺点及使用效果，尤其是对衣服鞋子等非标品来说，主播讲解比图文展示更高效便捷。
除此之外，“全网最低价、限时优惠”的信息传递还原线下购物的实地体验感，成为主播与消费者之间建立起来的一个信任点。在直播间这一展演式场景中，主播作为品牌方以及消费者之间的桥梁，他们的推销话术往往会让观众觉得自己和主播是站在同一阵营上，主播的一切行为都是在为粉丝谋福利，而粉丝也相信自己从这个主播这里买到的东西会是全网最低价，双方以信任为纽带，构建消费联系。2019年“双十一”，百雀羚因为无法给到李佳琦团队要求的优惠，李佳琦当晚直接宣布取消与百雀羚的合作，并下架相关产品。这种行为虽然得罪了品牌方，但是却迅速拉近了与用户之间的距离，并进一步提升了自身的影响力以及带货量。
2.多方情绪共振创建出了沉浸式狂欢购物仪式
根据心理学中的阿伦森效应，用户会随着奖励减少而表现消极态度，随着奖励增加而呈现积极状态。在直播间，平台补贴越大，主播对用户的关注越多，则用户表现越积极，反之，则用户越消极。但是，“限时低价”的时间刺激仅仅是用户留存的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直播间的多方参与者共同营造出来的沉浸式狂欢购物仪式也会带领用户走向非理性消费。实验表明，用户在电商购物场景下，有他人在场互动时唤醒的消费意愿会高于独自浏览页面时的状态，[20]即用户在直播间不仅能够感受到“有人陪着买东西”的陪伴感，也能觉察到其他买家蠢蠢欲动的购买倾向，特别是在“限量低价”的背景下，“你争我抢”的氛围极易引发从众心理，为用户的非理性消费减少情绪阻力，而集体消费的沉浸式狂欢往往在一次次“秒空”的外界力量助推下攀升至情绪的最高点。
三、操作要点：直播传播致效的价值逻辑
直播的本质不在于其传播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与直播平台相适应的社交互动形式。目前，互联网平台上任何一项内容的有效传播必须具有“用户本位”的价值逻辑，并以“可感知”的形态和方式与用户的需要及基于需求的选择行为发生交集，传播致效的过程才能完成。[21]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再造信任：将节点集群的具象信任泛化为普遍性的关系范畴
信任作为连接个体社会关系的重要枢纽，已经被当下的传播结构与传播方式重新塑造。信息内容与信息传播模式互为表里，相互建构，二者作为中介化因素共同影响群体之间的信任连接，将信任塑造得更加复杂化，它不仅受到信息内容的规制，同时受到行动主体的人格、社会关系、技术现实、场景缔造以及政策制度等多方面的影响。在用户接触—认知—说服—二次传播的传播环节中，行动主体的道德、诚信等人格以及基于社会关系所构建的信息流动模式是信任构建的内生要素;技术现实和政策保障所创建的社会安全机制运行基础为用户提供了外生保障，将信息编码者以及解码者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构建社会信任。
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一书中提出，信任是社会互動及交换等行为的基本条件。社交逻辑中的信任度，涉及社会的基本秩序，是用户在社交平台上交往的基础，也是激发后续认知与说服行为的关键变量。[22]传统的线上购物，用户置身于“个体情境”中独自浏览商品信息，但是在直播场域中，用户不再是与其他买家相隔离的“孤岛”，而是融合于人际传播以及大众传播的氛围之下。已有研究发现用户与主播的互动可以唤醒用户的社会临场感，进而增加用户对电商消费的信任度并促进消费意愿，这主要是由于直播间私人感、社交感的迸发提高了用户的诚信性信任以及善意性信任。[23]
在直播所构建的新媒介生态环境下，过去以文字为主导的精英主义传播逻辑被解构，随之而来的是以视频为基点的泛众化时代的到来。在此背景下，互联网平台上的个体和组织都被高度节点化，节点成为信息链接的关键“接触点”。过去由自由分享、点对点传播所缔造的节点联系已经不再适应当下社会所要求的泛众化传播，而在更普适化的范围内还原、重塑、修正事实以达成社会意见的“最大公约数”才是当下社会传播规律的应有之义。[24]
（二）边缘创新：为价值缔造预留自组织空间
直播正在重新定义信息的流动形式，而内容长尾的存在越来越成为直播发展的突破口。直播产业的繁荣需要政府规制把握最后一根红线，需要技术进步给予用户需求充分的适配场景，同样需要的是让社会预留出“边缘创新”的空间，保证内容生产者具备足够的创造活力与价值张力。边缘创新是指，无论是一个国家、社会还是一个企业，都要为自己的主流发展之外留有相当的自组织空间，允许在这些领域做一些非主流的事情，包容一些非主流的想法和做法。互联网上半场已经搭建了人的社会关系、内容以及物联网这三者联通的网络，下半场则面临着对“线上”社会生产生活逐步“加宽”“加细”和“加厚”的要求和任务。[25]在直播领域，平台构建自身价值的重点除了拓展用户规模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要促进社会圈层流动、个人能量聚合以及文化资源创新的结果。这就要求直播不仅仅要创造满足普罗大众的整体性需求，还要兼顾“利基市场”与“长尾市场”，激活那些在传统时代所无法满足的个性化需求，借助更先进的技术丰富用户的体验感，为用户打造高场景度、高适配性的内容和服务。因此，在技术现实基础之上，直播在未来需要拓宽分众维度，给予个性化群体实践创新的空间。
四、结语
凯文·凯利曾说过：“所有的创新都发生在事物边缘，所有颠覆都来自边缘。”[26]直播电商从一种小众化的娱乐形式到目前用户数量井喷式增长的现状，它是技术进化背景下用户消费习惯的迁移，也是社会流动形式的创新。直播电商更新了人们生活的游戏规则以及社会关系，这一方面体现在其重构了社会信任，同场域的实时互动克服了传统文字交流模式下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信任难题，赋予了不同阶层之间开展多元对话的可能性，加强了社会上多主体协同的开放性与连接性，也为社会文化的渗透与普及注入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直播技术为社会的边缘创新提供了实践空间，拓宽了个体行动的自由度，为一些非主流的长尾意见提供了更广阔的承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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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雪娇为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喻国明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传媒经济与管理专业委员会会长）
编校：董方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