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诚信文化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左锐 马晓娟 李玉洁
【摘 要】 以2012—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文本分析法并辅以综合评分法衡量企业诚信文化，实证检验企业诚信文化对公司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的诚信文化能够约束企业的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诚信文化的树立和培育，有效减少了企业盈余管理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诚信文化能替代法制环境抑制企业的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当企业所处地区法制环境较差时，诚信文化对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加突出。
【关键词】 企业诚信文化; 应计盈余管理; 真实盈余管理; 法制环境
【中图分类号】 F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0）24-0042-11
一、引言
诚信，作为现代经济的新式资本，对人类生产经营活动至关重要。党的十八大指出：如今部分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应倡导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加强政务、商务、社会和司法诚信建设，做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推进诚信建设，树立诚信文化建设，已上升为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国外经济学家将诚信价值观作为促进经济契约的润滑剂，因为以诚信为基础的商业行为更易获得交易双方认可，合作的加深反过来促进诚信，形成良性循环，建立和谐的经济环境。中国独特的制度背景下，诚信作为我国的传统美德之一，包含两方面，一是待人真诚，二是信守承诺。现代社会，国民价值观、思维及行为方式会不自觉地受到诚信这一传统文化的影响。
企业将诚信作为“最高层基调”，可有效缓解因企业两权分离而产生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问题。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从根本上反映会计契约未得以有效执行[1]，虚增会计信息，弱化企业财务报告原有价值，干扰投资者理性判断，严重时给投资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违背诚信道德准则，盈余管理行为易造成会计信息失真，企业失信问题亟待解决。将诚信价值观加入企业文化规范中，作为组织成员内部乃至整个企业的行为准则，显著改善企业行为，减少盈余管理的不诚信行为。因此，探讨企业诚信文化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是具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同时，新制度经济学指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二者相辅相成，在考虑不同的法制环境因素影响后，诚信的企业文化如何影响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鉴于此，本文以2012—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诚信文化的角度，分析企业文化对盈余管理的治理作用，且考虑法制环境这一外部治理因素，检验企业诚信文化对盈余管理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企业诚信文化能约束企业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诚信文化的树立和培育，有效减少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当企业所处地区法制环境较差，替代法制环境抑制企业的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企业诚信文化对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为突出。
本文的贡献可能在于，第一，将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结合，全面研究诚信文化之于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第二，诚信文化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是否会受到法制环境的影响尚未有研究结论，从法制环境角度，深入研究企业诚信文化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弥补了企业诚信文化与盈余管理的相关研究空白。
二、文献综述
（一）企业诚信文化的经济后果
诚信，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目前对企业诚信文化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层面，如企业价值、声誉、会计信息质量以及内部控制。企业诚信文化可以提升企业业绩。Chao[2]在研究跨国企业的核心战略能力时指出，企业的发展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诚信，持续的高声誉能够提高跨国企业的业绩和核心战略能力，走向多元化。Jiang et al.[3]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识别企业诚信文化，发现企业诚信文化可以克服信贷约束，降低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企业诚信文化对会计信息质量有显著影响。徐亚琴等[4]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企业诚信文化能够显著提高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一步区分企业成长性和盈利能力后，企业诚信文化对高成长高盈利企业的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Shu et al.[5]通过设计与诚信相关的问题，考察企业对诚信价值观的认可，回收和筛选问卷后研究发现，具有诚信文化的公司，其内部控制制度更加健全和有效。左锐等[6]研究表明企业诚信文化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内部控制是企业诚信文化创新的路径之一。关于企业诚信文化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目前的研究局限于其对应计盈余管理的研究，姜付秀等[7]研究发现，诚信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能够有效改善企业行为，压制企业调整应计项目的欲望。
（二）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
1.公司治理机制
目前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机制如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高管激励等与盈余管理显著相关。Chen et al.[8]研究发现，当监管政策要求提高董事会独立性后，独立董事可以充分发挥其独立性特征，帮助企业约束高管的盈余管理，有效地改善公司的信息披露环境。Albersmann et al.[9]的实证结果表明，在双重董事会制度下，德国上市公司的审计委员会及其特征与较低的盈余管理相关，即审计委员会成立后，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有所下降。Tessema et al.[10]基于韩国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企业股权结构与盈余质量显著正相关，且外部的政府监督机制可以有效促进盈余报告的透明度。黄海杰等[11]研究发现，独立董事发挥监督作用离不开自身的专业技能，并且当独立董事的会计技能得到外界广泛的认可并形成特色的声誉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和提醒董事保持独立性，更好地从事本职工作，监督公司管理层并减少其不利于企业价值的盈余操纵行为。
2.制度环境
制度环境包括国家文化和法律环境，与盈余管理活动密切相关。在外部制度环境方面，由于各个国家的语言、文化、宗教、政治、法律各不相同，制度环境对国内外企业的盈余管理活动产生了不同影响。Baik et al.[12]研究发现，由于各国的文化、政治和法律环境存在差异，企业并购中的投标人会为了降低超额支付带来的风险，从事盈余操纵。Han et al.[13]亦发现，管理层行使盈余自由裁量權的程度与自身的价值体系和制度环境有关，如国家文化和法律环境。陈克兢等[14]认为，制度环境的完善有助于从源头上抑制管理层以权谋私，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进程越快，法律保护越健全，管理层受到的约束就越多，操纵盈余的可能性就越小。崔艳娟等[15]认为，企业是否进行业绩调整与市场大环境有关，当政府发挥更好的治理职能，建立健全了严格的法律法规体系，能够强制性地规范企业行为，减少盈余管理的发生。
文献回顾可知，国内外学者鲜少关注非正式制度（如企业诚信文化）与盈余管理间的关系。新时代背景下，随着我国的资本市场监督体系日益规范和完善，企业的经济行为处于严格的监督之下，企业灵活运用会计政策法规所赋予的自由裁量权的空间也日益缩小，盈余管理手段逐渐由调整应计项目过渡为虚构真实市场交易，面对这一变化，学界需要更为全面地剖析企业行为的诱导因素。因此，本文扩展研究基于真实交易的盈余管理行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企业文化对企业行为的作用。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一）企业诚信文化与盈余管理
Miroshnik et al.[16]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的行为指南，也是企业实现目标的一种战略，如同生物的DNA由基因组成，企业文化的DNA由价值观构成，亦或是组织信奉的哲学或使命，组织的行为由此而产生。因此，企业文化可以从价值观的角度进行表征，因为价值观处于核心地位。特别地，诚信价值观在企业文化的组成中，是最为常见的。具有高度诚信文化的公司传递了企业具有值得信赖的、上进的管理层和员工。Jiang et al.[3]认为，恪守诚信的员工反对消极、短视、懒惰，在社交网络中与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保持着健康的关系，不屈服于挫折或其他负面情绪。从这个意义上说，诚信文化可以作为一种指导原则来启发和激励管理层和员工的行为。
从委托代理两方关系角度，企业的代理人可能会因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做出违背企业价值的不当行为。Arce[17]指出，薪酬激励作为解决代理问题的一项激励措施，当与业绩相关时，会促使高管将亏损的业绩指标扭曲为盈利的指标。激励与监督并存，高管的失信行为也有相应的惩罚机制。当高管受罚成本高于盈余操纵带来的收益时，惩罚所产生的震慑力就会减少高管的业绩操控，这一因果关系链的背后是诚信资本的治理机制。诚信可以扮演监督的角色，通过降低组织成本提高效率。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具有企业诚信文化的公司，其盈余管理程度相对更低。首先，诚信作为最基本的道德原则之一，是立身处世之根本，管理层将诚信作为企业的行为指南，能够时刻从道德层面提醒自己做出符合大众利益的决策，减少盈余操控。其次，诚信具有普适性，社会成员广泛遵守这一原则，并对违背这一原则的行为格外敏感，如果管理层做出失信行为，极易被发现和举报，因此，管理层的盈余操纵动机能够被有效的约束，从而减少业绩调整。最后，树立诚信的工作心态，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个人的行为，最终企业高管及员工都能发自内心的以诚信行事，有效改善因契约关系而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因此，本文认为，企业诚信文化价值观的建立，能够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故提出假设1。
H1a：企业诚信文化与应计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即企业诚信文化的树立能够抑制应计盈余管理行为。
H1b：企业诚信文化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即企业诚信文化的树立能够抑制真实盈余管理行为。
（二）企业诚信文化、法制环境与盈余管理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史学家Douglass North将制度因素引入经济研究之中，发现了制度对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该理论指出，制度是“人为地”对“政治、经济和社会互动的一种约束”，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是一种在官方认可的渠道之外建立和执行的一種社会共享规范，尽管被社会成员广泛接受和认可，但它们通常是不成文的，如习俗和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正式制度发挥着更加持久的作用，社会成员耳濡目染，不自觉地感染着自我行为。无论在何种社会，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都不是单独存在的。Chakraborty et al.[18]指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既不是平行的关系，也不是承接的关系，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现有研究中，被广泛认可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就是诚信（信任）。诚信是基于对他人可信赖的一种信念，使自我受到他人行为影响的意愿。et al.[19]研究发现，诚信有助于缓解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问题，降低企业交易中的不确定性，促进信息沟通，从而降低成本。
诚信能够在法制建设较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是因为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无法强制性的约束和指导企业行为，此时，市场中的参与者开始依赖于长期交易中形成的诚信和声誉等标准，从而导致诚信作用突出。因此，当法制环境较好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受到诸多限制，盈余操控的机会和空间都较小，可能会减弱企业诚信文化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相反，当法制环境较差时，从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凝聚的诚信道德价值观可能会通过行为规范等方式，形成一种良好的内部工作环境，最终影响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综合以上观点，本文认为当正式制度法制环境较为薄弱时，企业诚信文化能够发挥替代作用，纠正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故提出假设2。
H2a：法制环境越差，企业诚信文化对应计盈余管理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
H2b：法制环境越差，企业诚信文化对真实盈余管理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Guiso et al.[20]指出，短期内企业不会频繁改变企业文化价值观，故本文的研究区间定为2012—2017年。诚信指标采用手动搜集的方式获得，盈余管理的相关数据取自模型计算结果，实证检验所需的其他数据源自国泰安数据库。
本文对样本按照以下标准进行筛选与处理：（1）以证监会2012年的行业分类为依据，剔除金融类公司;（2）剔除ST和？觹ST公司;（3）剔除研究对象中存在数据缺失不全的公司样本;（4）回归时，采用Robust方法，处理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最终共得到12 416个样本;（5）对文中的连续变量进行Winsorize处理，剔除异常值，尽可能地排除异常值引起的干扰。实证分析主要使用Stata15.0、Excel 2010等统计软件。
（二）变量定义
1.企业诚信文化
（1）文本分析法
通过对国内外企业诚信文化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各国学者都倾向于采用文本分析法，识别企业官方对外公布的企业文化建设，且该方法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一致认可，以确定诚信价值观的存在。因此，本文采用国际上通用的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诚信文化衡量指标，进行后续研究。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根据前述企业诚信文化概念界定，确定诚信内涵，包括诚信、真实、真诚、信誉、信任、信用、公平、责任、道德等关联词汇。然后，通过企业官方网站、内部控制报告等途径获取相关资料。最后，当企业文化规定中，只要含有上述诚信词汇之一，即可表明企业存在诚信文化，取值为1，令Integrity=1;相反，若企业文化中没有上述诚信价值观的相关词汇，表明企业不存在诚信文化，取值为0，令Integrity=0。
（2）综合评分法
为了提高结论的说服力，本文同时借鉴王艳[21]的做法，考察能够体现诚信文化的企业多种行为，将其作为企业诚信文化的另一表现方式，作为企业诚信文化指数，检验其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企业诚信文化指数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诉讼。指依法解决当事人双方讼争的活动。企业由一系列的契约构成，企业若具有诚信意愿和能力，就可以合法合规地履行经济契约，面对社会公众的道德监督也能表现出诚信特质，树立诚信的形象，远离诉讼。因此，诉讼这一行为能很好地体现企业对诚信文化的认可。第二，罚款。依据法律，强制性地对违反法律却不构成犯罪的主体进行一定数量金额的处罚。这一举措是为了让企业更好地规范经营，符合社会秩序。但是，若企业忽视诚信的价值观念，更不具备诚信能力，就会做出与社会行为规范相悖的不当行为，甚至违反法律法规。第三，谴责。企业被公开谴责的原因是公司高管道德缺失，违规披露会计信息，懒于履行高管职责，违背道德准则。若公司被监管机构公开谴责或批评，说明该公司道德意识较弱，公司行为缺乏道德的指导和约束，严重情况下可能违反法律导致更严重的处罚。
上述三种行为从不同角度体现了企业对诚信文化的认可和践行，包括道德层面的认知和法律层面的规范。因此，本文用诉讼、罚款、谴责三项指标来衡量企业诚信价值观。查阅公司年报，若公司当年有新增诉讼且作为被告，取值为0，若无则取值为1;营业外支出含有罚款支出，取值为0，若无罚款支出，则取值为1;公司高管被公开批评指责，取值为0，若无，则取值为1。上述三个指标求和，构成企业诚信文化指数，值越大，企业对诚信价值观的认可度越高，企业表现得越诚信。
2.盈余管理
（1）应计盈余管理
本文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企业的应计项目盈余。该模型计算出来的操纵性应计质量值，代表了公司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盈余调整，因此，在多元回归检验时，本文取操纵性应计质量（ε）的绝对值来衡量应计盈余管理（absDA），绝对值越大，应计盈余管理的调整幅度越大。计算模型如下：
■=a1■+a2■+a3■+ε
（1）
（2）真实盈余管理
根据已有研究，本文通过现有模型以真实盈余管理总额衡量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真实盈余管理（REMi，t）包括操控性经营现金流量（ReCFOt）、操控性生产成本（RePRODt）、操控性酌量費用（ReDISEXPt）三项调整合计，计算如式2—式4所示：
■=α0+a1■+α2■+α3■+εi，t
（2）
■=α0+a1■+α2■+α3■+
α4■+εi，t? ?（3）
■=α0+α1■+α2■+εi，t
（4）
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通常包括操控销售、操控成本和操控酌量性费用的方式，为实现调整报告盈余的目的，管理层可能通过上述3种行为中的一种或多种方式实现。基于调整方向不同，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可能互相抵消而降低了模型的效用。因此，借鉴Cohen et al.[22]的方法构建综合计量的真实盈余管理指标（REM），计算如模型5：
REMi，t=Reprodi，t-ReCFOi，t-ReDISEXPi，t （5）
3.法制环境
本文以王小鲁等[23]《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中的“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评分”作为法制环境（Law）的替代衡量指标。由于该报告的数据目前只更新至2014年，借鉴现有研究，本文将2014年的法制环境指数用来代替2015年和2016、2017年的数据。
（三）实证模型
根据陈克兢等[14]的研究，建立模型6用于检验H1a和H1b中企业诚信文化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EM=α0+α1Integrity+α2Controli，t+α3∑Industryi，t+
α4∑Yeari，t+ε? ? ? （6）
为了检验H2a和H2b，即企业诚信文化与法制环境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建立模型7和模型8，采用多元回归方式，检验企业诚信文化、法制环境各自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并引入交互项，通过分析企业诚信文化与法制环境的交互项系数，检验企业诚信文化与法制环境的调节作用。
EM=β0+β1Integrity+β2Law+β3Controli，t+
β4∑Industryi，t+β5∑Yeari，t+ε? ?（7）
EM=β0+β1Integrity+β2Law+β3Integrity×Law+
β4Controli，t+β5∑Industryi，t+β6∑Yeari，t+ε
（8）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3列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得出absDA的均值（中位数）为0.076（0.052），REM的均值（中位数）为0.000（0.008）。Integrity的均值（中位数）为0.529（1.000），说明52.9%的企业诚信文化水平良好。Integrity_index的均值为2.241，最大值为3，最小值为0，标准差为0.748，说明各企业诚信文化指数差异较大。控制变量中，企业平均规模的自然对数取值为22.180;负债占比43.5%;总资产净利润率平均值为3.7%;总资产增长率为17.5%;董事会规模为2.139;独立董事占比37.4%;24.6%的公司董事长与CEO为同一人兼任;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平均值为52.2%;5.3%的公司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担任财务报告外部审计;法制环境均值为9.401。
表4和表5是两种盈余管理变量与其他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得出Integrity与absDA的相关系数为-0.021，与REM的相关系数为-0.022，并均在5%水平显著为负，初步说明企业诚信文化指数与盈余管理呈负相关关系，有助于本文的进一步检验。
（二）实证结果分析
1.企業诚信文化与盈余管理
表6是企业诚信文化与两种盈余管理的回归结果。如列（1）和列（2）所示，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企业诚信文化与应计盈余管理的回归结果显示Integrity对absDA的回归系数为-0.005，并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Integrity_index与absDA的回归系数为-0.003，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具有良好诚信企业文化的公司，其操纵应计项目的程度更小，诚信企业文化的宣传，有效地减少了基于应计项目的业绩干预。总体而言，回归结果支持H1a。列（3）和列（4）是企业诚信文化与真实盈余管理的检验结果。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Integrity与REM的回归系数为-0.007，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Integrity_index与REM的回归系数为-0.008，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具有良好诚信文化的公司，通过真实盈余管理活动平滑盈余的可能性更低，诚信企业文化的宣传，有效地减少了企业通过安排交易活动调整财务信息的行为。总体而言，回归结果支持H1b。
2.企业诚信文化、法制环境与盈余管理
表7列示了企业诚信文化、法制环境与两种盈余管理的实证结果。列（1）表明，Integrity、Law与absDA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5和-0.0004，并在5%和10%水平上均显著为负，表明企业诚信文化、法制环境均能约束应计盈余管理;加入企业诚信文化与法制环境的交互项（Integrity×Law）后如列（2）所示，交互项系数为0.002，在5%水平显著为正，表明企业诚信文化与法制环境对应计盈余管理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替代关系，当企业所处地区法制环境较差时，企业诚信文化对应计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H2a基本得到验证。列（3）显示，Integrity与REM在5%水平为-0.008，Law与REM在5%水平显著为-0.0010，说明企业诚信文化与法制环境都能较好地抑制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加入企业诚信文化与法制环境的交互项后，列（4）所示，交互项系数为0.008，在10%水平显著为正，表明企业诚信文化与法制环境对真实盈余管理存在替代调节作用，当企业所处地区法制环境较差时，企业诚信文化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H2b基本得到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检验
企业诚信文化作为公司的行为规范，与企业行为相互影响，故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因内生问题。也就是说，并不是企业诚信文化的培育减少了盈余管理行为，而是盈余管理行为的发生，使得企业越发重视诚信价值观，从而将诚信确立为企业高度认可的道德价值。前述实证结果仅表明企业诚信文化与盈余管理相关，但并不是因果关系。
谭燕芝等[24]发现，企业所在地区教育水平越高，信用越好，因此，本文考虑将地区教育水平（Edu）作为企业诚信文化的工具变量，利用工具变量法通过Heckman两阶段回归，进一步检验企业诚信文化与两种盈余管理的关系。如表8第一阶段的Probit逻辑概率回归结果显示，企业诚信文化与地区教育水平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同时检验盈余管理与地区教育水平两者的关系，发现两者无明显的相关关系（不再列示），说明地区教育水平（Edu）符合外生工具变量的要求，对企业诚信文化而言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在Probit概率估计后，进一步计算自选择系数，即逆米尔斯比（IMR）。最后，Heckman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列2—列5所示），IMR的回归结果在1%和10%水平上均显著，表明企业诚信文化与盈余管理间存在内生性问题，将IMR加入回归模型加以控制，发现企业诚信文化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仍显著负相关，主假设H1a和H1b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
2.企业诚信文化衡量指标
本文对诚信文化的定义，包含信用这一维度，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结论的说服力，本文将企业所在省市信用排名作为企业诚信文化的替代变量（Credit），并检验已有模型。实证结果表明，Credit与absDA在10%水平显著负相关，与REM也在10%水平显著负相关，说明诚信（信用）文化能够显著约束企业行为，有效减少盈余管理活动，本文H1a和H1b仍然成立。
3.法制环境的稳健性检验
前文检验了法制环境对企业诚信文化与盈余管理两者间的调节作用。考虑到法制环境指标数据更新缓慢，本文将2015—2017年的法制环境指数用最新的2014年数据衡量，可能导致研究结论有偏。为了提高本文研究结论的说服力，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增加对2012—2014年的现有数据进行企业诚信文化、法制环境与盈余管理三者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即缩小研究期间。因此，本节的稳健性检验主要针对于H2a和H2b来展开。结果表明当企业所在地区法制环境较差时，企业诚信文化对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H2a和H2b的研究结论通过稳健性检验。
六、结语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诚信，多次在重要场合重申重述社会主义诚信价值观的重要性，指出建设以诚信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社会进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此，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文本分析并辅之综合评分的方式，衡量中国企业诚信文化，研究诚信资本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并考察不同法制环境背景下，企业诚信文化对盈余管理的变化，研究表明：企业诚信文化能够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当法制环境较差时，企业诚信文化的存在，可以代替法制纠正企业的盈余操纵。企业今后应加强诚信文化建设，营造文化氛围，改善公司内部环境，提高公司治理。本文的研究方法为今后开展企业文化的相关实证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不足。在样本选取方面，个别公司可能出于某种原因，并未公开披露企业诚信文化，导致样本数据有误。尽管本文同时从企业行为后果角度考察企业诚信文化，以及利用问卷回收数据代替企业诚信文化，从多个角度衡量企业诚信文化，尽力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但仍有可能导致研究结论出现偏差。因此，未来研究企业诚信文化时，在采用文本分析法的同时，还可同时对企业进行采访，关注企业对诚信价值观建设的持续性表现，更加全面地了解企業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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