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炳泰与《四库全书》纂修
林存阳 周轩
关键词：邹炳泰;四库馆;《四库全书》;清代学术史;四库学
晚明以降，理学空疏之弊日深，造成了不少消极的历史影响，而有志于闻道的学者们在目睹此学术弊病后，纷纷试着探索新形势下学术思想前进的方向。在学术内在逻辑与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清初顾炎武等学者所倡导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致思路向遂逐渐成为一种共识。乾嘉学者沿此学术进路，以“汉学”立帜，精益求精，并从中探寻“道”之所在。同时，乾隆年间朝廷下诏纂修《四库全书》，最终促成传统学术迎来一次大规模的整理和总结，乾嘉学术也因此成为传统学术思想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四库全书》从下诏纂修，到书成闭馆，非一朝一夕之事，期间存在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与多种连锁式的影响。学界对于《四库全书》纂修活动的相关内容十分重视，“四库学”研究也蓬勃发展，然而我们认为，除了从宏观角度对“四库学”进行探讨之外，也应当从微观层面以四库馆臣作进一步的个案研究。有鉴于此，我们发现目前学界对于乾嘉年间的大臣、学者邹炳泰关注较少，1而邹氏恰恰参与了四库馆纂修《四库全书》的大型文化工程，并在其中作出了值得肯定的贡献。因此，本文将主要从邹炳泰所著《午风堂集》《午风堂丛谈》入手，结合有关文献，对邹氏的生平宦迹等进行扼要梳理，勾勒其与四库馆臣之间的交游状况，并着重探究其对纂修《四库全书》所作之贡献。希望藉此个案研究，以管窥豹，于“四库学”研究之细化有所裨益。疏漏讹谬之处，祈请方家指正。一、邹炳泰之生平仕宦
邹炳泰，字仲文，号晓屏，江苏无锡人。乾隆六年十月三十日（1741年12月7日）出生。二十六年（1761年）补附学生，三十六年（1771年）举于乡，1 次年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三十八年（1773年），参与四库馆工作。四十年（1775年），散馆，授编修，旋充四库馆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后又任复校官。2因其博物洽闻，遂为朋辈所推服。四十五年（1780年），充补文渊阁校理。翌年，迁国子监司业。五十二年（1787年），因曾援古礼奏请在国子监增建辟雍而被擢為祭酒。五十三年（1788年）六月，充浙江乡试正考官。五十四年（1789年）七月，授詹事府少詹事;八月，任山东学政;十二月，升任詹事。次年，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仍留学政之任。六十年（1795年）八月，充顺天乡试副考官，寻任江西学政之职。嘉庆四年（1799年）五月，授礼部右侍郎;九月调为仓场侍郎。任仓场侍郎期间，邹炳泰兢兢业业，颇有功绩。十年（1805年）二月，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四月，担任殿试读卷官;五月，任兵部尚书;六月，署工部尚书;十二月，充任经筵讲官。十二年（1807年），调任吏部尚书。十三年（1808年）三月，充会试正总裁。十四年（1809年）正月，加太子少保衔;四月，充殿试读卷官。十六年（1811年）四月，充殿试读卷官;五月，授为协办大学士。十八年（1813年）八月，充顺天乡试正考官;九月，因对天理教起义一事失察而被清仁宗追责，以中允、赞善降补;十月，休致。嘉庆二十五年正月十一日（1820年2月24日）去世。
邹炳泰历经乾、嘉两朝，仕宦长达四十余年，其仕途总体而言是一路向上的，却终因天理教起义被清仁宗追究失察之过，以至黯然收幕。详考邹炳泰为官政绩，可谓尽忠职守。其任山东学政期间，根据生员控告，向高宗上奏请查章邱县官吏腐败舞弊之事。3又“山东旧有贫生银数千两，岁久不复给发”，邹炳泰到任后彻查此事，强调此乃“天子培养人才，施及寒畯也”，并“申诸令甲”，大小官吏遂“毋敢侵渔”。4在仓场侍郎任内，“剔除积弊，整顿漕务”，5如奉旨调查温榆河刷淤疏通一事，他亲临一线，详察地理水势后上报仁宗，并设计挑浚工程的具体计划，最终使下游河道不复淤浅。仁宗称其“素日办事，俱能认真”，6“重其品望，诞日赐内府梨园部曲以荣之”，7还御书“卿云锡祉”匾额赐之。
邹氏一族本浙江钱塘人，自其高祖始迁无锡，曾祖鸿逵以文学起家，授州同知，祖捷岁贡生，父梦皋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进士，官户科掌印给事中。邹炳泰在兄弟辈中排行第二，“生而歧嶷”，自受学之后，“束修自饬，不为空谈性命之学”。其父曾以晋武帝以清、慎、勤戒臣下事问三者何事为本，邹炳泰回答：“其清乎！清则本源澄澈，嗜欲爱憎无所牵蔽，然后慎以防其渐，勤以要其成。《周官》六事，以廉为本，其是之谓乎？”其父深以为然。1足见其家学风气，以清廉为本，为学务实朴诚。正因自幼所受教育如此，故邹炳泰做官后也一直坚守廉正务实之风。在国子监任职时，唯他与刘墉清廉刚正，“诸生不敢向其馈送营求”，而“此外各堂官，则来者不拒，去者不追”。2昭梿赞邹炳泰登科后不登权要之门、立朝不苟，“有古大臣风”，对同僚、下属也严格以待，“尝于政事堂谓铨选部君曰：‘汝部中皆卖法之人，何面目入此堂也。”3王昶称邹炳泰“清真廉介，素以名节自持，山东、江西两任学政，非特苞苴屏绝，即偶有承筐，亦必却也”，4并作诗推扬其“清节本无双”。5邹氏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丁父忧期间，依制不享俸禄，家中生活遂难以为继，甚至自称“春来无米，殊可虑也”，故而委托吴文照出售自己的珍藏，“以资用度”。嘉庆三年（1798年）夏，丁母忧时，他又再度委托吴文照出售扇册。按：吴宗元、文照父子俱为邹氏学生，吴文照亦精擅书画鉴赏，又入陈崇本幕府，陈崇本与翁方纲、成亲王永瑆等人有所往来。6邹炳泰托吴文照出售书画文玩，自然是看重其鉴赏力与人脉，希望能藉此捱过难关。此事亦从侧面反映出邹氏为官清正，平素并无敛财贪污之恶行，以至于丁忧期间不享俸禄，连生活都难以为继，这在乾隆朝后期的官场氛围下实属难得。邹炳泰休致后，“家居谢客，大吏罕识其面”，7“一裘三十年，仅存其鞟，赖门生赠遗以为薪水”，8其清贫可见一斑。邹炳泰经常教育子弟“以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为力学根本”，勿沉迷理学性命之学，谈玄说虚，认为“道学之弊无异晋人清谈”。于儒者中尤服膺明代邵宝，推崇其“愿为真士夫，不愿为假道学”之语。9邹炳泰长子光骏历任安徽太平通判、凤阳府同知署徽州知府等职，“有巨商某以三千金为寿，乞临其丧”，光骏不许，“清介有父风”。10邹炳泰的学风、家训不仅勉励、教导子弟，还对门生有着一定影响，邹氏多次主考乡试、会试，“所得皆一时名士”，其中以李毓昌、强克捷“捐躯殉节，忠义昭垂”，最为著名。
在为邹炳泰《午风堂丛谈》所作序中，杨芳灿曾评价道：“先生行为士则，学本儒宗。著述思专，风云才大。早预石渠之选，遍窥延阁之藏”，“既而翱翔九列，揖让三雍，癖嗜缃缇，不殊寒素”，其“立说必持其平，数典能举其大，树义悉探其赜，修辞务立其诚”。12刘嗣绾亦赞誉邹炳泰曰：“先生表植人伦，激扬清浊。养醇儒之学问，励名臣之节概。”13观此，亦略可知邹炳泰为学之勤笃、立身之谨饬及识才造士之影响了。无怪乎纪昀认为，《午风堂丛谈》“置之宋人说部中，堪与对垒”，王昶亦赞誉是书“考据精确似王深宁，记载闳富似洪容斋”。二、邹炳泰与四库馆臣之交游
出于彰显“稽古右文之盛”的目的，清高宗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下诏“搜访遗书”，命令直隶及各省督抚、学政等官加意购访历代流传书籍，凡是“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或“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或“诗文专集，及近时沉潜经史，原本风雅”之书，都在搜求范围之内。15诏令下后，直省官员出于各种原因应对迟缓，高宗遂在十月下旨督促。時任安徽学政的朱筠上折响应，除汇报自己购访遗书的情况之外，还针对高宗的谕旨提出建议，其中一条是“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他还以自己翻阅《永乐大典》（下文简称为《大典》）的体验为例，建议从《大典》中“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1高宗对此颇为重视，在经军机大臣详加议复后，于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三月接连下旨，对辑校《大典》一事作出更加细致的指示，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官加以负责，制定校核条理，拨房添员，并指出“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
邹炳泰即在此背景下被召用。王昶曾为邹氏《午风堂集》作序，其中提到：“先生生重熙累洽、文运昌明之世，入直词馆，而乾隆三十六年（此处有误，实为乾隆三十七年——引者注）方诏求遗书、搜《大典》，金匮玉版之陈，充溢栋宇，以先生充纂修，读人间未见之书。”3又《清高宗实录》“乾隆四十三年二月下庚申”条中，亦提到邹炳泰在四库馆“行走已届五年”，4则他于三十八年就已参与馆中修书工作。加之邹氏自己也对《大典》辑校初启一事作诗留念。5据此可知，邹氏是四库馆中较早的一批人员，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四库全书》第一阶段的《大典》辑校任务，后来又正式任纂修官、复校官。
四库馆启动之后，除了指派官员负责修书外，大批文人学者也被召用至京。他们在闲暇时通过诗文酬唱、饮宴集会等活动进行交游。邹炳泰身为馆臣，又爱好风雅，自然频繁地参与其中。《午风堂集》中的一些诗即邹氏与同僚交游、酬唱之作，考其所涉人物馆职，上至正总裁，下至誊录。其中，与正总裁交往之诗作涉及刘纶、舒赫德、蔡新三人，副总裁涉及刘墉、彭元瑞、李友棠、王杰四人，总纂官涉及纪昀一人，总阅官涉及朱珪一人，纂修官则涉及翁方纲6、李尧栋、余集、莫瞻菉、庄通敏、邹奕孝、秦泉等人，提调官涉及韦谦恒、查莹、周兴岱、法式善7等人，分校官涉及章煦、钱樾、李楘、张能照、冯培等人，誊录则涉及汪志伊、黄景仁二人，此外还有赠武英殿总裁铁保诗一首。在这些交游关系中，亦存在着一般应酬与关系紧密的区别。如邹炳泰虽为正总裁舒赫德之子妇殉死事作诗一首，但只不过是响应朝廷表彰其节烈，并无太多深意。对总纂官纪昀、纂修官翁方纲、分校官钱樾等人，邹炳泰显然与其志趣相投，交往频繁。邹炳泰曾“于纪晓岚先生案头见一镇纸，细视之……乃藕心钱也”，纪昀见其如此喜爱，“即以相赠”;8又常与钱樾鉴赏古玩字画，“余于京师得石田翁画册四幅……钱黼堂宫赞极赏之”，“壬子入都，见同年钱黼堂编修斋中隗嚣盘，亦自秦中得之，与余所藏极相似”，“钱抚棠宫赞藏董香光真迹颇富”;9在推崇苏轼上则与翁方纲志同道合，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十九日，翁方纲为纪念苏轼诞辰特邀集同好齐聚苏斋，邹炳泰欣然参加，并作诗一首。四十七年（1782年）秋仲，邹炳泰又邀请翁方纲、觉罗吉善、邹奕孝于陶然亭小集，诗文相唱。
此外，如纂修官李尧栋、提调官法式善等人，邹炳泰与其往来之诗文亦留存较多，关系自然匪浅。
诗文酬唱、宴饮小集等交游方式，既是四库馆臣闲暇时的消遣，也具有交流信息、学术思想互动的作用，同时还扩大了文人、学者的人际关系网。由此而形成的友谊，成为凝聚诸人的一条纽带，故而邹氏与部分馆臣之间即使在四库馆闭馆后，依然保持着往来。三、邹炳泰在四库馆期间的贡献
邹炳泰自《四库全书》（下文简称为《四库》）纂修伊始便参与馆中工作，不久充任馆臣，负责辑校书籍，得以接触大量传统文献。他“究心掌故，旁及文章艺术，日有所得，辄行记录”，经过十余年的改定，厘成《午风堂丛谈》（下文简称为《丛谈》）八卷。1详考《丛谈》中的部分内容，可知邹氏在四库馆时辑佚了一些图书，其中大部分经纂校后收入《四库》，为总结我国古代传统文献作出了贡献。兹据《丛谈》，并结合有关史料，稍加勾勒，并将《丛谈》中涉及到的《四库》书籍分为两类：一为经邹氏之手纂辑之书，其中大部分录入《四库》;二为其他类，即邹炳泰因入馆修书而得见某些失传之书，对该书中的某一内容较为关注，摘录进《丛谈》，又或者《丛谈》中所记文字与《四库全书总目》（下文简称为《总目》）中的书籍提要近似，未知相关书籍之提要是否为邹炳泰所作。而从邹氏对两类书籍的关注，亦大致可窥见邹氏为学之取向。2
（一）由邹炳泰参与辑校之书籍
1.南宋陈振孙撰《直斋书录解题》二十二卷。《丛谈》卷一载：“宋吴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
题》列经史子集”，“其书久佚，《永乐大典》载之，余校纂成编，列入《四库》。”3《直斋书录解题》收录于《四库》，《总目》记其来源为《大典》本，并称“此书久佚，仅《永乐大典》尚载其完帙”，“谨详加校订，定为二十二卷”。4则该书为邹氏自《大典》中辑佚而出，经纂校而录入《四库》。
2.南宋宇文绍奕撰《石林燕语考异》一卷。《丛谈》卷一载：“叶梦得《石林燕语》皆阐当时掌故，于官制科目言之尤详”，“汪应辰尝作《石林燕语辨》，而成都宇文绍奕亦作《考异》以纠之，见《永乐大典》中”，“余为史官时，以绍奕《考异》附梦得各条之下，列入《四库》，于史学大有裨益。”5叶梦得所撰《石林燕语》及宇文绍奕所撰《考异》皆收录于《四库》，提要记其来源为《大典》本，称《考异》“散见《永乐大典》中”，又言“惟绍奕之书尚可裒集，谨搜采考校，各附梦得书本条之下”，“二书相辅而行，于史学弥为有裨矣”。6据邹炳泰自述所言，则《考异》之辑校出自其手。另外，《石林燕语》提要所言与邹炳泰自述之语也颇为近似，亦可证邹氏之言不虚。
3.《易纬通卦验》二卷。《丛谈》卷二载：“《永乐大典》载《易纬》八种：《乾坤凿度》二卷、《周易乾凿度》二卷、《易纬稽览图》二卷、《易纬辨终备》一卷、《易纬通卦验》二卷、《易纬乾元序制记》一卷、《易纬是类谋》一卷、《易纬坤灵图》一卷”，“《易通卦验》，余所纂也，曾以聚珍版印行，今是本绝难得矣。”7《易纬通卦验》收入《四库》，提要记其来源为《大典》本，称“此书久已失传，当世并无善本可校”。8据邹炳泰之言，则此书为其辑佚纂集后录入《四库》。
4.西晋郭象撰《庄子注》十卷、西汉桓宽撰《盐铁论》十二卷。《丛谈》卷三载：“明初所收图籍多系古本，故《永乐大典》内编集诸书与今本迥别。子书人间尤少善本，脱漏讹舛，历久滋甚，后人未见古本，复以意强为注解，遂至艰涩难通。及观《大典》本，乃知古书无不文从字顺。余与同年庄编修亭叔校正《庄子》《盐铁论》二书，方见真面目。”1《庄子》一书，见于《总目》中郭象撰《庄子注》，来源为江苏巡抚采进本;2《盐铁论》一书来源为内府藏本。3《鹽铁论》与《庄子》非亡佚之书，依邹炳泰之言，他与庄通敏二人是在校对过程中认为子部书籍今本“脱漏讹舛，历久滋甚”，不如古本“文从字顺”，故而参考《大典》本进行相关校正工作。
5.宋元时期刘辰翁撰《须溪集》十卷、其子将孙撰《养吾斋集》三十二卷。《丛谈》卷三载：“须溪所评古书，意取标新，致伤织刻固有之。至其博识特见，毅然自立”，“子将孙著《养吾集》，与《须溪集》并抄入《四库》，皆余所纂也。”4《须溪集》与《养吾斋集》均收入《四库》，《总目》记《须溪集》来源为《大典》本，称此书“散失已久，世所传者惟《须溪记钞》及《须溪四景诗》二种，篇什寥寥，今检《永乐大典》所录……谨采辑裒次，厘为十卷”。5《养吾斋集》来源亦为《大典》本，提要称此书“亡佚久矣，今据《永乐大典》所载，辑为三十二卷”。6此两部书均亡佚已久，邹炳泰从《大典》中将其辑校而出，保存文献之功可谓不小。
6.唐苏鹗撰《苏氏演义》二卷。《丛谈》卷三载：“唐苏鹗《演义》于典制名物具有考证……余从《永乐大典》中录得十卷藏之。”7《苏氏演义》收录于《四库》之中，提要记其来源为《大典》本，称“此书久佚，今始据《永乐大典》所引裒辑成编”。8从邹炳泰所述来看，他不仅从《大典》中将此书辑校而出，还私下抄录收藏。
7.《京口耆旧传》九卷。《丛谈》卷三载：“《永乐大典》内抄录《京口耆旧传》九卷，不著撰人姓氏，所载京口人物，始于宋初，迄于端平、嘉熙间。体例全仿正史，不类小说、杂记。”9该书经邹炳泰“裒合成编”后收入《四库》，提要记其来源为《大典》本，亦称“是书体例，全仿正史”，“与诸家杂说、随笔记载，不备端末者不同。”10
8.南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
十卷。《丛谈》卷三载：“其书卷帙既多，当时艰于传写，书坊所刻本及蜀中旧本已有详略之不同。又神、哲、徽、钦四朝之书，乾道中祇降秘书省依《通鉴》纸样缮写一部，未经镂版，遂鲜传本。康熙初，徐健庵始获其本于泰兴季氏，凡一百七十五卷，尝具疏呈进，然所载仅至英宗治平而止，神宗以后阙如。《永乐大典》宋字韵中备录斯编，以与徐氏本相校，其前五朝虽大略相合，而分注考异，往往加详;至熙宁至元符三十余年事迹终元符四年正月，徐氏本所阙，朱彝尊以为失传者，今皆粲然具在，斯诚艺林巨观。其所分千余卷之次第已不可考，今《四库》拟抄厘为五百二十卷。”11《续资治通鉴长编》收录于《四库》之中，提要记其来源为《大典》本，提要中的部分内容与邹氏在《丛谈》中所记基本一致。12又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载，邹炳泰因校对《续资治通鉴长编》有误被记过七次，13说明邹氏在参考《大典》本的基础上参与了对此书的辑校工作。
9.北宋谢逸撰《溪堂集》十卷。《丛谈》卷七载：“无逸诗久佚，阮亭固未之见也。余从《永乐大典》纂辑谢无逸《溪堂集》二卷，始见此诗集。”1又载：“宋谢逸《溪堂集》世间久无传本”，“余为史官时从《永乐大典》中裒录诗文，尚得百余首，厘为六卷，列入《四库》。”2《溪堂集》十卷为《四库》收录，其来源为《大典》本，《总目》所记《溪堂集》亡佚与辑佚事，述语与邹炳泰所言一致。3
10.宋代熊蕃撰《宣和北苑贡茶录》一卷、附赵汝砺撰《北苑别录》一卷。《丛谈》卷七载：“茗饮盛于唐，南唐始立茶官，北苑所由名也。至宋而建茶遂名天下。壑源沙溪以外，北苑独称官焙，为漕司岁贡所自出。宋熊蕃有《北苑贡茶录》一卷，所述皆建安茶园采焙入贡法式。淳熙中，其子校书郎克始锓诸木，凡为图三十有八，附以采茶诗十章。福建转运使主管账司赵汝砺复作《别录》一卷，以补其未备”，“此录久佚，从《永乐大典》内纂辑成书，余录有副本。”4此二书皆收入《四库》，提要记其来源为《大典》本。二书提要中的部分文字与邹炳泰语别无二致。5
11.元辛文房撰《唐才子传》八卷。《丛谈》卷七载：“《杨东里集》载《唐才子传》，西域辛文房著，十卷，总二百九十七人，皆有诗名”，“《永乐大典》载此书尚存二百七十八人，辑成八卷”，“余录得一本藏之。”6《唐才子传》收入《四库》，提要记其来源为《大典》本，称是书“明初尚有完帙，故《永乐大典》目录于传字韵内载其全书。今传字一韵适佚，世间遂无传本。然幸其各韵之内尚杂引其文。今随条摭拾，裒辑编次……共二百八十七人。谨依次订正，厘为八卷”。7邹炳泰将此书辑校后，还私录一本保存，但其将《大典》本《唐才子传》尚存的二百八十七人传误记为二百七十八人传。
12.宋葛胜仲撰《丹阳集》二十四卷。《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中载：“《丹阳集》卷八内‘太讹‘夫，分校邹炳泰记过二次。”8《丹阳集》收录于《四库》，《总目》内提要记其来源为《大典》本，称此集“自明以来，传本遂绝”，故而从《大典》内裒集整理，成二十四卷。9《丛谈》中虽未提及，但根据《档案》可知邹氏负责辑校此书。
13.元王士点、商企翁撰《秘书监志》十一卷。《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中载：“《秘书监志》。谨按：此书元王士点、商企翁同撰。原本久佚，编修今升祭酒邹炳泰从《永乐大典》辑出。今架上未收。”10《秘书监志》收入《四库》，但《总目》记其来源为“编修汪如藻家藏本”而非《大典》本，同时也并未提到此书亡佚与辑校的相关情况。
14.北宋刘跂撰《学易集》八卷。《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为纂修《四库》之衍生品，其所收图书同样附有书前提要，但与《四库》提要不同，它列出了收录书籍的纂修官姓名，可作为研究“四库学”的重要资料。聚珍版《学易集》书前提要明确列出是书纂修官为邹炳泰，12《总目》记《学易记》来源为《大典》本，称是书“久无传本，惟《永乐大典》载跂诗文颇多”，“重加编次，厘为八卷”，13则《学易集》亦为邹炳泰自《大典》中辑校而出。
（二）《丛谈》中涉及的与《四库全书》有关之书
1.《同安帖》一卷。《丛谈》卷一载：“宋岳倦翁《宝真斋法书赞》载忠公《同安帖》行书四行，批尾二行”。“右建中靖国吏部侍郎邹忠公浩字志完，《同安帖》真迹一卷……见《永乐大典》，敬录之，以示子孙。”1《四库》中未收录《同安帖》，《总目》亦未著录，但《宝真斋法书赞》同样辑佚自《大典》，内载有《同安帖》“行书四行，尾批一行”，2与邹炳泰《丛谈》所提有所出入。《宝真斋法书赞》并非由邹炳泰辑校。3邹氏喜好书法，我们推测是邹氏在馆内借校书之机偶见，抄录私藏。
2.明邵宝撰《惠山记》三卷。《丛谈》卷一载：“黄孝存蛟起《西神丛语》载……成化中邵二泉、潘玉林两先生《惠山志》六十卷……其书皆载山川往迹”，“求之藏书家俱无之，惟邵二泉《惠山记》从江省采进遗书内抄得上、下二卷，与黄所载卷帙不合，当博访以广旧闻。”4《惠山记》被收入《四库》存目书籍中，但其提要记来源为“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卷数则为三卷。5据邹炳泰之言，《惠山记》另有两江采进本上、下两卷，他借校书之机录藏，但两江本与《西神丛语》中所载卷帙数不符。想是后来四库馆又获得了卷帙相对完整的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故而弃两江本而不用。
3.唐代《鞶鉴图》一卷。《丛谈》卷二载：“《永乐大典》内载唐时《鞶鉴图》一，失名，王勃为之序……是图曾命书局呈阅，《御制七言律诗》题于简端。”6《鞶鉴图》未收录进《四库》之中，《总目》亦无存录。邹炳泰爱好收藏、鉴赏书画，在馆内偶然见之后记于《丛谈》中。
4.南宋周密撰《浩然斋雅谈》三卷。《丛谈》卷四载：“《浩然斋雅谈》谓‘东坡诗喜用朅来字，盖出于颜延年《秋胡诗》。杨升庵云刘向《七言》曰：‘朅来归耕永自疏，已见《文选》。注朅之为言盍也，非发语词。据楚词‘车既驾兮朅而归，《吕氏春秋》‘胶鬲见武王于鲔水曰：“西伯朅去，无欺我也”，注：‘朅，去也;朅，何也为证。公谨未详其说。”7《浩然斋雅谈》收入《四库》，《总目》记其来源为《大典》本，称“此书散见《永乐大典》中”。8此书并非邹炳泰负责纂修，9但他既引书中内容，则必在馆内阅过此书，否则无从得知书中文字。邹炳泰一向崇拜苏轼，因《浩然斋雅谈》所言未详，故而他就苏轼喜用的“朅来”二字进行了一番考据。
5.南朝梁元帝撰《金楼子》六卷。《丛谈》卷四载：“许由之父名耳，兄弟七人，十九而隐，见《金楼子》，可称史外轶闻。”10《金楼子》收入《四库》，《总目》中记其来源为《大典》本，称是书为梁元帝撰，明初至明末由湮晦逐渐散亡，惟《大典》尚载其遗文。同时提要中也提到《金楼子》所记“如许由之父名，兄弟七人，十九而隐，成汤凡有七号之类，皆史外轶闻，他书未见”，11与鄒炳泰语同。关于《金楼子》纂集之事，清鲍廷博知不足斋六卷本《金楼子》有汪辉祖跋文，其中提到“往余之乞《二母双节诗》于周太史书仓也……启而读之，不惟双节赠言无恙也，太史从《永乐大典》辑录《金楼子》六卷，命致鲍君以文者，亦俨然在焉”，12则《金楼子》应为周永年所辑录。邹炳泰或是出于增广见闻之故在馆内略览过此书。
6.元代官撰《农桑辑要》七卷。《丛谈》卷五载：“元世祖时，司农司撰《农桑辑要》七卷，颁之于民，有至元十年王磐序，见《永乐大典》中。”13《农桑辑要》录入《四库》，《存目》记其来源为《大典》本。14此书纂修官为邹奕孝，并非由邹炳泰负责。15大抵邹炳泰见《农桑辑要》“博采经史及诸子杂家，益以试验之法，考核详赡，而一一切于实用”，1故而记于《丛谈》之中。
7.南宋叶大庆撰《考古质疑》六卷。《丛谈》卷五载：“古人著书多为后人所加，叶荣甫谓《司马相如传赞》乃班固所作，而《史记》乃谓‘太史公曰，全与《汉书》同……古书窜改，大率类此，观者不可不知。”2《丛谈》此段文字来源于南宋叶大庆《考古质疑》之内容。3《考古质疑》收入《四库》，《总目》记其版本为《大典》本，称是书“惟《永乐大典》散见各韵中”。4《考古质疑》的纂修者应为黄寿龄，5但邹炳泰既引用《考古质疑》中的内容，必然也阅览过此书。他虽曾认为今本书籍往往“脱漏讹舛，历久滋甚”，不如“古书无不文从字顺”，但在从事纂修书籍工作后，也认识到古本未必“真”的问题，即《考古质疑》中所论“古人著书多为后人所加”，故而以随笔形式记入《丛谈》。
8.元代李冶撰《敬斋古今黈》八卷。《丛谈》卷五载：“《敬斋古今黈》：前辈论楚词‘蕙有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及韩退之《罗池庙碑》‘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谓欲相错成文，则语势矫健”，“又凡经史中辞倒者，其义悉与此相近。”6《丛谈》中此条出自元代李冶撰《敬斋古今黈》卷七。7《总目》记其来源为《大典》本，称此书“原本久佚，今采掇于《永乐大典》者不及十之四五”。8是书纂修官应为平恕，9邹炳泰未提及纂修辑校之事，他既将书中的内容记录在《丛谈》中，自然阅过此书。邹氏擅长作诗，且水平不俗，大抵出于爱好，在馆内阅读《敬斋古今黈》并将其中感兴趣的部分记于《丛谈》中。
9. 南宋陈长方撰《步里客谈》二卷。《丛谈》卷七载：“范蔚宗《黄宪传》最佳。宪初无事迹，蔚宗直以语言模写叔度，形容体段，使后人见之，此最妙处。其他传即冯衍、马援胜。盖得二人文字照映，便觉此传不同。以此知班固前书之不可及者，亦得太史公、司马相如、贾谊、董仲舒、晁错、刘向诸人文字作底草耳。”10《丛谈》卷七中的文字内容与南宋陈长方所撰《步里客谈》中的文字内容完全相同。11《总目》记《步里客谈》来源为《大典》本，称此书“散见《永乐大典》者，裒而辑之，尚得五十八条……仍厘为二卷”。12此书必为馆臣从《大典》中辑佚而出，录入《四库》，邹氏在阅览后，择其心仪处以随笔形式记在《丛谈》中。
10.南宋员兴宗撰《辨言》一卷。《丛谈》卷七载：“宋员兴宗谓：‘《诗》不待序而明，而断序之作为非古。盖沿郑渔仲之说。此说谬也。”13此段内容源自员兴宗所撰《辨言》，“《诗》众序虽间以明诗，然《诗》亦有不待序而明者，序之作非古也。”14《辨言》录入《四库》，《总目》记其来源为《大典》本。《辨言》提要对此书有褒有贬，批判处亦称“至以《诗》不待序而明，而断序之作为非古，则沿郑樵之新说，各存一解可矣”，与邹炳泰所言相似，且隐约透露出对《辨言》论《诗》之观念不认同的态度，15只不过邹氏更直白地称之为“谬”，提要则持以中立口吻。四、余论
在《午风堂集》和《午风堂丛谈》中，邹炳泰记录了不少与四库馆以及《四库全书》纂修相关之事。如他在《午风堂集》中特意保留了一首纪念《永乐大典》辑校初启之诗，又于《午风堂丛谈》中两次提及高宗命出内府珍藏书籍字帖事，甚至以长文记录了《四库全书》纂修始末、庋藏情况以及修书、献书有功者升赏等。1这些内容在同时代诸多馆臣留下的文集、书信里恐怕都属少见，足以反映出其作为一个士大夫在当时的心态，他极为看重参与纂修《四库》，视此巨帙为振古未有之盛事，自己能入馆修书则是无上的荣誉。另外，这些记载对于“四库学”研究亦有所助益。如学界对《四库》修成之时间研究颇多，但由于《四库》成书之时间具有不确定性，从《四库》第一部修成到最后七阁完成，前后经历三十多年时间，期间第一部抄完（乾隆四十六年）、前四部抄完（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七部全部抄完（乾隆五十二年）、初次重校完（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二次重校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补空函完（嘉庆十一年，1806年）等时间节点均可作为修成之标志，因此众说纷纭。2而邹炳泰在《丛谈》中称“《四库全书》于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启书局，于四十七年七月告成”，将告成之时间定为乾隆四十七年七月。3邹炳泰长期参与修书，作为纂修官，又是当事人之一，其记载应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可作为研究《四库》修纂告成时间之参考。又如《丛谈》中还详细地记有《四库》经、史、子、集四部下类、属所收书籍的数目统计情况，然“四库学”相关研究内容中少有涉及到类、属分类的统计情况，4且对邹氏所记内容并未关注。我们对邹炳泰所记的类、属所收书籍数目，与中华书局1965年版《总目》（此版以浙本作底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的武英殿刻本文渊阁《总目》所记内容进行了比对，发现仅有小部分的类、属统计情况相同，如经部下《诗》类，三者均计为六十二部九百四十一卷，附录一部十卷;《孝经》类三者均计为十一部，十七卷。而大部分统计内容则有差异，且差异情况有别：有三者统计数字不同且差异较大者，如邹炳泰计经部《易》类“共一百五十八部一千七百三十七卷，附录八部十二卷”，而中华书局版《总目》所计经部《易》类的卷数为一千七百五十七卷，殿本文渊阁《总目》则计为一百五十九部，一千七百四十八卷;5有邹炳泰所计与两版不同，但两版却相同的情况，如经部小学类韵书之属，邹氏计为“三十三部，三百八十八卷”，而两版《总目》均计卷数为三百十三卷;6有邹炳泰所记与中华书局版或殿本文渊阁《总目》相同，但后两者各不同的情况，如经部《礼》类《仪礼》之属，邹炳泰与殿本文渊阁《总目》所计均为二十二部，三百四十三卷，但中華书局版《总目》计卷数为三百四十四卷。7因篇幅有限且本文主旨不在于探究其同异，故仅举经部情况为例简略说明。总而言之，邹炳泰在《丛谈》中所记有关《四库》之内容无疑是珍贵的，作为亲历者的私人记载，可与《四库》纂修档案互补参考，无论是去探究《四库》版本、分类情况，还是分析造成上文统计情况差异的原因等，都会对“四库学”研究有所助益。
邹氏对参与纂修《四库》如此之重视，究其原因在于二者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前文所述邹氏在四库馆期间，经其手纂校并入《四库》之书籍共计16种，对于完成《四库全书》这一宏伟工程以及保护传统文献事业可谓颇尽心力，这是他作为纂修官对于《四库全书》的贡献。同时，他既任馆职，就能见到诸多“人间未见之书”，这是一般学人难以获得的机会。在馆内校书阅书，不仅满足了邹炳泰在朴实考经证史风气兴盛下致力于博古通今的追求，也促使其在思想认识上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念。如谓“非《诗》与选其道有不相谋，惟宗旨正，则虽限边幅而自见标格，自是雅声”;1借苏轼之语指出“为文若能立意，则古今所有，翕然并起，皆赴吾用”，2由此可知邹炳泰治学主张先立宗旨，谋求大本，而文章、考据等不过为其宗旨所用。他身在被称为“汉学家大本营”的四库馆内，受到汉学影响却仍持论不偏，于宋学、汉学均有独到见解。其论宋学之弊，举马端临语“春秋、战国之时，先王之礼制不至沦丧，故巫史、卜祝、小夫、贱隶皆能知其数，而其义则非圣贤不能推明之。及其流传既久，所谓义者，布在方策，而其数则湮没无传。姑以汉事言之，诸儒训诂，转相授受，所谓义也。然制氏能言铿锵鼓舞之节，徐生善为容，京房、费直善言卜筮，所谓数也。今训诂则家传人诵，而制氏之铿锵，徐生之容，京、费之占，无有能知之者矣”，认为马氏此论与郑樵“义理之说日胜，则声音之道日微”是“同一深慨”，即宋儒过于追求宏观层面的义理，反而使承载义理之“器”本身所具有的内涵不彰，这些内涵在义理之外同样具有重要意义。3邹氏亦对汉学有着自己的看法，如谓“宗旨斯为论文极则。宋人主发明义理，或至烦复衍漫，望而知为宋人文字。独刘原父、贡父淹通古义，得训诂之遗，纯是汉学，非仅摹仿古语句度，得其皮相”;4在校对《易》与古典文献后，认为汉儒《易》学“本于自然而发见于黄帝之书与九宫之说”，批判了“汉儒欺世，窃以为自得之学，而学者不悟也”。5同时他也指出“自空言理者胜，而数学遂微。《易》参天两地而倚数，圣人以是语人，数岂离于道哉”，6承认了汉学亦不乏有载“道”之积极意义。可以说，入四库馆参与纂修《四库全书》对于邹炳泰的人生、思想具有积极的作用，无怪乎其称赞诏修《四库全书》为“文治之盛，实为振古未有”，“嘉惠士林，洵为盛事”
类似邹炳泰这样供职四库馆、对《四库全书》纂修作出贡献而未被学界研究者关注或关注不够的，尚有不少，值得挖掘、彰显。如此，“四库学”的研究才会更丰富、细化，甚至通过此类个案研究的不断推出，对四库馆、《四库全书》有新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