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叙事视野下的波兰电影《候鸟》
易舫
多萝塔·肯杰尔扎沃斯卡是20世纪90年代波兰最富个性的女性作者导演之一，也是波兰独立电影人的代表，在东欧后共产主义电影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她的电影作品多聚焦于社会边缘人群、妇女及孩子的生活和命运，勇于触及东欧剧变后波兰社会的敏感问题，善于用最唯美的画面和意境讲述最残酷之事，捕捉人物的细腻情感，渲染人物的孤独处境，追问存在的意义。《候鸟》是一部聚焦儿童的电影，曾荣获1994年波兰罗兹电影节最高奖、1995年波兰电影评审团特别大奖。此后，因入围第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影片的提名而为一部分中国观众所知晓。影片讲述了9岁的孤独少女候鸟，“绑架”了一个3岁的小女孩流浪于大小街巷以至世界尽头，在此过程中，导演了一场扮演母女的游戏，最终在游戏中冲破孤独的枷锁，体验到生活之温情的故事。
以往对于《候鸟》这部影片的研究，大多是从“母爱”的角度进行解读，而不太关注影片中的空间意象。本文试图对导演匠心所蕴的空间意象进行阐释，以发掘出其对于影片主旨传达的重要意义。笔者将影片中出现的空间划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为封闭空间，以学校、家、教堂为代表，象征对个体的压抑和束缚；其二为相对开放的街道空间，虽然存在着对抗孤独的希望，但也有来自人群的疏离而造成孤独感的加深；其三为完全的开放空间，以海洋为表征，象征主体对枷锁和束缚的超越，追求无限的精神。
一、 封闭空间：枷锁与束缚
影片开头定格在一所舞蹈学校，严厉且不近人情的女教师训斥待在角落的候鸟的场景，同时，学校的外景笼罩在交错纵横栅栏和铁网之中，无一镜头不在诉说着学校这一本该培养学生独立自由精神的空间对个体的压迫和囚禁。候鸟在这样的压迫和囚禁下并没有受到同化，而是表现出叛逆反抗的一面，她对于教师展示的强权进行抗争，在抗争行为遭到同学的嘲笑时勇敢地离开人群，拒斥来自教师假意的关心，这也预示着她必然要走出封闭空间而追求更自由的自我和更温暖的空间。
在外界经受打击、挫折的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家，候鸟在学校遭遇欺凌后飞奔而出的目的地正是她的家。对于“家”的展望是一种渴望安全、温暖、停泊、归属的梦想，然而看到大门紧锁的家、空空如也的家、冷漠不耐烦的母亲时，少女候鸟面临的则是寄托破灭后的孤独与无所依托。更有甚者，在黑夜降临之时，被孤独感包围的人极易导致安全感的丧失，恐惧紧紧地将她束缚。无法求得家的庇护，恐惧之下的人们便会转向求助于宗教。候鸟在噩梦连连中下意识的呢喃，“上帝啊！我害怕……哦，我的上帝！我真害怕！耶稣啊，帮帮我……”透露出茫然四顾无所归依的孤独者，试图将宗教作为最后的精神依托。
现实的处境再一次将候鸟与寻爱的希望冰冷地撕裂开来，当她走进象征神圣、庇护与救赎之地的教堂之时，面对的仍是死寂一片的空旷之地。神父的出现没有给候鸟带来救赎，反而带来意外的惊吓，她仍旧处于孤独和恐惧的枷锁之中。教堂作为束缚之地的更明显表征出现在候鸟第二次与教堂发生联系之时，通过候鸟和宝儿天真流露出的人性反衬而出。候鸟带着“绑架”来的宝儿来到正在举行婚礼的教堂前，放飞了紧系在婚车上的气球，展现出内心对于挣脱束缚的渴求。随后宝儿在婚礼进行时出于天性的便溺行为，给予了所谓“崇高”与“神圣”实则禁锢人性的某些宗教教义以会心一击，不露声色的反抗内核是强劲的力量。候鸟和宝儿最终携手跑出教堂，也是对束缚与压抑的一次成功逃离。这次共同的教堂反抗经历也成为这对“游戏母女”走进彼此互相温暖的转折点，表明在学校、家、教堂这些封闭空间中纷纷碰壁的候鸟，只有走出去，坚持抗争，才会有真正摆脱孤独的可能性。
二、 街道：希望与危机并存
在影片中，街道是介于开放与封闭之间的一个半开放空间，一方面它是连接开放空间的通道，穿越街道的路径通向未知的无限，另一方面它又夹杂在各类封闭空间之中，为它们所包围，因此，其中蕴含着希望的同时，也潜伏着危机。候鸟在街道上的姿态多以身体舒展的奔跑和跳跃的形式呈现，展示了她在摆脱封闭空间所带来的枷锁与束缚之后身心相对开放的趋向性。在舞蹈学校里的候鸟并没有任何跳舞的镜头，在学校栅栏外的街道上，她却展现了曼妙的舞姿，而且镜头特写到学校女孩的脚被严实地包裹在舞鞋中，而候鸟则穿着随意微笑起舞。在相对开放的街道上，候鸟重新燃起能够获得关爱与陪伴的希望，开始了寻找爱的行动。她能够通过街道到达同学的家，主动寻找玩伴；她能够遇到了寻找女仆的绅士老人，向他大胆地问出“你喜欢我吗”，建立起交流的桥梁，接着向他自荐，表达与他人融合的渴望；她也可以和一只流浪狗互相陪伴以消解孤独，一边询问“你爱我吗”一边实现拥抱的愿望；她有机会获得一个友善的外国人的关注甚至关爱，向他征询“你能借我点钱吗”；也是在街道上，候鸟窥见了冥冥之中要与之发生联系的宝儿。
蕴含摆脱孤独的希望之地，同时也是危机四处潜伏之地，两次在候鸟身旁疾驰而过的摩托车象征了她所处的不安全环境，寻找爱的热情与希望一次次被人与人之间无法跨越的隔阂削减。同学的妈妈禁止自己的孩子外出；与老绅士的交流被突如其来的一群男孩子们打断，接着受到欺侮；信任的流浪狗趁她睡着的时候，吃掉了她用仅有的钱购买的蛋糕；语言的障碍也阻断了候鸟和外国人的沟通；在带宝儿出走后，时不时会碰上巡逻的警察，仿佛随时都会失去这来之不易的陪伴。候鸟对于爱的极度渴望，并未给她带来温情的回应，她瘦小的身影在纵横交错的街巷之中愈发显得孤单。然而，坚强且善良的候鸟内心中爱的微弱光亮并未熄灭，在苦寻爱而不得之后，她开始思索角色的转变，试着向反制孤独的下一个阶段进发，将自己希望获得的爱给予他人，即由渴望被爱转向爱人。“通过爱人，他摆脱了由自恋和自我中心组成的地狱般的寂寞感和空虚感。他有一种新的结合感、分享感和整体感。况且，他所感到的——与其说是通过被人爱而接受爱的依赖性，倒不如说是通过爱人而创造爱的潜在能力。”[1]尽管是以看似残酷的“绑架”行为，她从家门口带走了3岁的宝儿，通过强制性的“占有”实现她的爱人计划，但不能不说这样的行为是这个9岁的少女与这个冷漠、孤独的世界在做着最后的抗争。宝儿的陪伴催生了候鸟离开身边冷酷无情的环境，远走高飞的想法。于是，她们两人一同踏上了通向大海的超越之路。
三、 大海：超越有限的象征
在候鸟“挟持”宝儿之后两人的相处中，她渐渐褪去身上尖锐的、具有攻击性的一些性格，将自己的细腻、温柔显露地淋漓尽致，整个过程散发着如诗般的韵味，甚至让我们忘记了这是场有意策划的绑架事件。在背景呈现上，导演将大部分镜头放在了夕阳将落的海边和海面，多采用逆光剪影的拍摄手法，全篇精致的构图和诗意的情境在此时到达了高潮，两位小女孩之间的感情也升华到了最高点。之所以选择海洋作为流浪的目的地，候鸟向宝儿透露过这样的心迹：“我听到有个男孩漂浮在床垫上睡着了，然后在世界的另一头醒来”。不难看出，候鸟对于现实所存在的世界的冷漠和爱的匮乏，也就是“世界这一头”有强烈的逃离愿望，她希望能够带着一个她爱也爱她的人到世界的另一头去，或者说她和陪伴她的人在一起就足够建成一个新的充满爱的小世界，从而实现对现实有限世界的超越。黑格尔在《历史哲学》曾说：“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2]
开放空间同样充满不确定性，天使与魔鬼并存于此，它可以美好到无穷，也可以残酷到极致。宝儿不懂事撕破了候鸟一直带在身边视若珍宝的爱的象征——一对情侣纸人，瞬间失去理智的候鸟不顾一切地将陪伴在身边已久的宝儿推入海水中。宝儿的哭声惊醒了候鸟心中所固守和执迷的虚幻之爱，得不到任何回应的渴望之爱，她立即意识到了自己为自己设置的心理圈套，跳下水去抱起宝儿，拼命追逐想要离开的宝儿，不顾安危竭力逗宝儿开心，更加依赖和怜惜眼前带给她实在陪伴和关爱的人，她的“母爱”变得更加包容。“我的生命里有你，就可以出发去远航了。”小女孩候鸟的生命里需要的并非仅仅一个具象的实体，而是附着在这个实体之上的“爱”和“关心”这样温暖的情感体验。在她9岁的生命体内，有了这样的“你”，便可以勇敢地搏击生活之风浪，对抗无孔不入侵蚀内心的孤独，向着更深更远的无限之地进发。“她不爱你，我爱你。”这样直击人心的真情表白，让候鸟近乎干涸的内心受到了无比甘甜的滋润。在这场母女游戏的扮演中，候鸟完成了一次冲破枷锁、反制孤独的旅程，同时也让“母女”二人都完成了一次成长的蜕变。候鸟不再任性地以强制性的占有来获得她人的爱，夜幕降临之时她将已经疲累进入梦乡的宝儿毫发无损地抱回了家，自己也如寻求他乡暂时性温暖庇护的候鸟一般，飞得再远，终究还是飞回了家。尽管现阶段的妈妈还无法从繁重的工作中脱身出来，对自己进行足够的关爱，但她不会再像从前一样为获得爱而叨扰因疲倦沉睡的妈妈，对晚归的妈妈说“我一直在等你”，让母女间血浓于水的感情保持温度，不会因“出走”这样极端的方式产生嫌隙和断裂。从前在父母精心呵护下，只会在妈妈怀里啼哭不止的宝儿，在经历了这场旅程后，也懂得了施与关心：看到为自己失踪而流泪的妈妈，她拂去妈妈脸上的泪水，以安抚她的焦急和恐慌。
参考文献：
[1]（美）弗洛姆.爱的艺术[M].刘福堂，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5-36.
[2]曲金良.海洋文化概论[M].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