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春天》：空间围城中的“自我”追寻
程媛媛
电影《过春天》以现实生活为切入点，通过细致入微的情感刻画，讲述了跨境学童在深圳和香港的通关路上做水客的故事。“过春天”本意为从香港到深圳的走私活动顺利通关后，水客们互报平安的行话，深层含义为青春男女如何才能在风雨洗礼中迅速成长，迎来人生的春天。对于主人公佩佩的成长轨迹，影片叙事分别从亲情、友情、爱情三个维度展开，佩佩的青春生活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实际充满了暗流和礁石。作为一名香港居民和大陆“小三”浓情蜜意后的尴尬结晶，这种家庭背景使佩佩与母亲之间横亘着无法跨越的思想沟壑，渴望的父爱更像是隔着千山万水的海市蜃楼。支离破碎的家庭和现实生活的无奈让佩佩成为“深港”两地的一叶浮萍。片中没有商业电影强烈的戏剧冲突，只是用静水深流般的镜头语言展现人物的内心和生活。佩佩、阿豪、阿JO、阿兰等人对身份认同的渴求与“诗和远方”的追寻深深触动着观者，让观者在回忆中思索着自己那一场呼啸而过的青春。青春电影能做到让年轻群体亲睐并产生情感共振已属不易，而《过春天》不仅能通过城市空间的不断转换和现实空间的逼仄真实来呈现一场青春岁月，还能用青春故事来承载时代问题，诉说历史洪流下涓滴细流的密语与心曲，因此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一、时代与个人——社会变迁中的“自我”追寻
《过春天》是一部难得的触及地域空间特质的青春叙事电影，深圳和香港两座对望共存的大都市，处处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和流光溢彩的霓虹。开放了自由行之后，大量待产孕妇选择赴港生子，由此可以获得香港身份和双语教育种种特权，因此产生了一批顺应时代政策的“单非仔”和“双非仔”。他们一边享受着来自于香港的社会资源和福利政策，一边要面对跨境求学以及和父母的疏离。佩佩便是时代政策的产物，白天求学于香港，夜晚栖息于深圳，每天面临着地域和身份的不断转换，一边是无聊的香港应试教育，一边是日常的大陆生活。早上过了这道关，要说英文写繁体，要像鱼群一样挤到水面呼吸，要遵守大鱼吃小鱼的生存法则，晚上过了这道关，要面临纸醉金迷的母亲和一屋子的烟熏缭绕。都市的繁华与佩佩内心的荒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究竟属于哪里”是以佩佩为代表的“单非仔”们共同面临的身份认同问题，影片导演由小切口的精准视角入手，管窥大时代背景下特殊群体的丛生困境，直面青春成长问题，侧面展现社会矛盾，将现实问题的残酷性包裹上青春片的外衣，一方面使沉重的社会问题变得轻盈化，同时又兼具了浪漫化的特质。
人物身份的皲裂和家庭生活的分崩离析让佩佩的内心一直在居无定所的流浪，情感上的无枝可依压抑在无人触及的心底，按照以往青春系电影的滥情套路来说，佩佩完全可以无所顾忌地爆发和指责，但是主创们显然另辟蹊径，她们在佩佩的“他者”身份上赋予了更深层更真实的意蕴。影片中对于佩佩和父亲勇哥的三次见面在拍摄手法上十分细腻独道，第一次见面是佩佩16岁生日的深夜，勇哥忙着处理家里七百多万的新房贷款，匆匆地给了女儿一个红包和一句轻描淡写的“大吉大利”；第二次是佩佩落寞地游走于香港车水马龙的大街，隔着玻璃窗看到三代同堂的父亲一家在庆祝购房成功；第三次见面是与挚友阿JO分道扬镳后，佩佩寻梦他乡的希望破灭了，父亲依然是玻璃窗外吸烟的川流路人。父女二人同处香港的方寸之地，内心却是咫尺天涯。影片全程保持着深海投石般的基调，人物内心的悲鸣永远是只见水花不见波澜。阿JO的家境优越，性格开朗豪放，却无法改变父母重男轻女的价值观念，前景和机会都是留给家里的弟弟，在香港嫁人是家人对她唯一的安排。影片对阿JO的家庭没有任何影像呈现，使得这个通过言说描绘的家庭更具有浓烈的空间压抑感。因为同样悲凉的生命底色，佩佩和阿JO只能抱团取暖，当阿JO发现佩佩竟然是自己的隐藏情敌后，她把命运的不公化作语言的利剑，无情地揭露了佩佩母亲的身份。影片最后并没有说明阿JO何去何从，只有教室里一把空空的椅子，两个青春少女远赴日本的梦，只剩下破碎的声音。
一部电影的精神气质正如其名，如何顺利完成“过春天”的冒险，如何“过”得地域差异、观念差异和市场法则差异赢来花季雨季的绽放，是影片中每个人的必答命题。电影的男主角阿豪也同样面临“自我”认同的困境，他是谙熟江湖市场的水客，是阿JO潇洒帅气的男朋友，同时也是大排档里辛苦煮面的打工仔。是老老实实做一名见得了阳光的底层人物，还是做一名游走于灰色地带心比天高的“香港之王”？ 不羁的外表在欲望膨胀、金钱崇拜下选择铤而走险，试图打破阶梯型的市场法则，却换来现实生活的一顿重击。现代社会中，保守的人简单度日，激进的人铤而走险，阿豪是这两种人的杂糅体，既坚守着生存的本意又怀揣成王的野心，渴望被这个世界认同，却缺乏对未知应有的机警。见识了人心的叵测，经历了肉体的伤痛，再将生活的碎片重新粘合，才能完成男孩到男人的蜕变。影片还通过多种意向符號诠释人物的精神困境，阿JO姑妈家鱼缸里的鲨鱼和阿豪身上的鲨鱼纹身都隐喻着芸芸众生渴望挣脱生存法则的野心。本应是海中之王的鲨鱼却被人类幽闭在有限空间里豢养，佩佩和阿豪何尝不是浪潮淘洗中迷失的困兽呢？
二、寻梦与现实——故土上“乌托邦式”的追梦
“人与人之间的共处是有温度的，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温柔地看待这个世界。”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单元的欧洲首映会上，白雪这样解释自己长片处女作《过春天》的叙述意图[1]。青春是每个人负重跋涉的必经之路，相较于男性导演宏观开阔的拍摄视角而言，女性导演更偏爱碎片化、不连贯的反高潮叙事，她们像目击者一样观察人物的表里，柔情地对待人物的抉择。人物身份皲裂的青春叙事被烙上地域文化的空间质地和社会变迁的时光印记，也隐喻着深圳与香港的鲜明对比。[2]《过春天》作为一部弱情节电影，要想讲好故事，必须通过一个合适的点建立起多维度的关系，所以影片中佩佩的“梦”成为了剧情的主要推动力。远离生长于斯的焦灼故土，摒弃“他者”身份，来一杯日本的清酒，赏一回烂漫的樱花，触一触富士山上的白雪，这些拼贴起来的“诗与远方”是青春荒原上的绿色常青藤。安宁的“乌托邦式”的图景是佩佩和阿JO聊慰哀思的希冀和祈愿。《过春天》的主创们从未具象青春的过程，也从未曾放大成长的痛苦。就把青春的样子摆在那里，并且带着你走一条和青春和解的路。佩佩去日本追寻自由的梦想随着朋友间的争吵和分手无疾而终，做水客向成人世界的试探也被法治社会的健全拦腰斩截，但是绝望和脆弱没有像荒草一样倔强生长，影片最后，佩佩和母亲和解并将鲨鱼放归大海，不仅象征着放下了对“自我”的执拗，也象征着跟自己青春生活的道别。佩佩和母亲阿兰站在飞鹅山顶俯瞰氤氲环绕的香港，随着阿兰幡然醒悟的感叹，香港飘下了雪花，佩佩“乌托邦式”的梦境竟然在充满暗伤的故土实现。
影片在主题上把握现实的脉动，洞察时代变迁中的个人隐忧，对人物冲突的处理内敛沉静，达到寓浓烈于冲淡的艺术效果，缥缈的希望和恬淡的愁思是每个人物身上的共同特征。《过春天》在情节设置上没有一味地进行道德宣教，并且刻意回避给所有人物中国式的、直观式的治愈。阿兰无法改变一地鸡毛的生活，每天逃避现实沉迷于麻将桌，想逃离围城般的城市远飞西班牙，没想到所有的积蓄都被男友周滨骗走。因为时长的限制，导演对佩佩的家庭戏作了删减，阿兰被骗后独自站在阳台上吸烟，成片中只呈现了一个风情万种的背影，这种无声的留白给了观众无限的想象空间，“昨日温柔化白骨，方才蜜语变寒冰”，岁月的风霜和情路的坎坷让一颗初心千疮百孔，除了无言和回家，似乎别无选择。现实与理想的错位和对人生无法掌控的无力感都为人物增添了一份悲剧意味，影片导演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通过屈指可数的画面进行多维度的呈现，阿兰深夜醉酒归来依偎在佩佩怀里的落寞身影使类型化、扁平化的人物瞬间变得立体，难以言说的伤痛虽然成为了过去，却依然能在深夜伸出它的枝蔓拨动人物的心弦。
任何叙事结构的影片都离不开戏剧冲突，商业电影因为强烈的戏剧冲突一直都是电影市场的宠儿，《过春天》对青春的塑造没有成为一般商业电影惯常的消费符号，而是把青春成长历程中的难忘瞬间通过幽微的情节展现出来。影片中最明显的戏剧冲突主要体现在阿豪和花姐的博弈上，花姐是港式江湖的代表人物，2000年以后，港式江湖片随着法治社会的健全和人心思稳的大势所趋早已雄风不再，但大众还依然保持着对港式江湖的热情追忆。《过春天》不仅似有似无地再现了当下香港的焦灼与变化，还充满了一丝港式江湖片的“灵韵”。阿豪信仰金钱，相信万事终须靠自己，不甘心在花姐的“水客家庭”里做一名被利用的工具，他暗中抢占花姐的生意，想要自己开辟疆土。与人心的叵测和花姐的凶狠老辣相比，阿豪显然还是“too yong，too native”，因此被现实撞击得头破血流。导演没有给剧中人物和观者展现一个体味爱与温暖的伊甸园，矛盾冲突看似是隐晦的，其实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它让每个观者都能回忆起初入社会的坎坷，从而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身份的焦虑和梦想的枯荣，道尽了成长路上男男女女们的悲欢喜乐，刻在人物人生扉页上的每一笔都将是沉重且有温度的，这对未经过风雨洗礼的年轻观众无疑是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三、地域与群体——空间围城中的“寻根”者
现实主义电影依赖大众化、世俗化而生存，并通过镜头艺术呈现社会百态和人间悲喜，《过春天》通过丰富的镜头语言和灵活的场面调度塑造了青春男女的鲜活形象，叙事技巧上精雕细琢，剧情把控上不拖泥带水。影片从常规的青春、成长问题中提炼出专属于特殊群体的生存困境，再现人物真实生活，是主创们对青春题材电影的一次冒险。主创们采用手持摄像和机器摄像相结合的方式展现人物内心的波澜，佩佩水客生活的第一次试水用大量的手持摄影展现急促的节奏，强烈地晃动创造紧张眩晕的观影效果，摄影机尽可能贴近人物，观察细节，创造出逼真的主观视角，同时在晃动的大特写下，电音的鼓点加强了紧张、窒息的气氛。佩佩随着电子音乐不断奔跑的行动轨迹，显示出少女在迷茫中找寻方向的一腔孤勇。频繁出现的与主人公同視角的侧写镜头，一方面再现人物情绪密度，一方面表现人物双城生活的迷茫和压抑。游艇上落水的佩佩被阿豪救起，身体的接触迸发出旺盛的荷尔蒙，这种和“命”与“性”相关的碰触是深刻的、直接的，从而慢慢滋生为“情”。这些片段不仅提高了影片的深度，也值得观者细细的品味和琢磨。
《过春天》的主创们没有以成年人的感伤姿态回望青春，摒弃了以夭折的爱情为主线的庸俗套路，影片没有沉溺于个体生命体验的自说自话，用“男孩遇上女孩，男孩爱上女孩”这样简单的脉络来诠释青春，而是用少男少女自带的青春气息来消解“深港”题材的严肃性，用行之有效的方式解读跨境学童的身份复杂性，通过细腻的手法开凿出不为大多数人熟知的社会现实。影片中的学校和家对佩佩来说只是单纯的实用意义和空间意义，可以被简单的概括为宿舍和教学楼，深层的身份缺失才是她选择做水客的原动力。已经赚够了去日本的钱却不愿意停止冒险的水客生活，一方面是依赖阿豪给予的隐秘的情，一方面是享受水客们的“家庭式”氛围，或者可以说是佩佩在成功的走私行为中找到了实现自我的价值。这种物质价值的迷信轻而易举地吞噬了奔腾炽热的生命力和尚未成熟的智识，当物质泡沫的虚幻性被打破后，佩佩、阿豪、阿兰在现实面前都显得手足无措，最后不得不重新投入平淡庸碌的真实生活。片中人物在现实面前无法掌控的无力感无差别地与观者形成了共同的生命体验，这正是《过春天》的主创们对青春与成长这一命题最完美的阐释。
香港和深圳的地域关系不单单是物理空间的间隔，还表现在截然不同的政治、地理、和文化上。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后的新兴城市，抓住了政策窗口给予的历史机遇，做出了令人赞叹的成绩。作为一线城市中的后起之秀，深圳传达出的地域精神是创新和打拼，但这种精神文化显然不是来自于长期的历史积淀，而是转型期中国经济的特殊表现。文化的载体是人和器物，深圳作为通过外来人口移入崛起的城市，突飞猛涨的经济形势却无法掩盖本土文化的浅薄性。所以“溯源”是这个高速发展的移民城市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如何在生存之地和精神家园里进行双向“寻根”不仅是影片中人物的困惑，更是深圳的游子们亟待解决的问题。《过春天》正是抓住了这一特殊的地域语境，准确地塑造了特殊文化生态上的个人情感，显然如果主创们在陆港题材上着墨过多，会使影片背上厚重的枷锁，所以影片将焦点再次聚焦到跨境学童的这一群体上，用青春故事承载时代问题，从而变得轻盈有质感。影片中镜头跟着佩佩的身影不断穿梭在关口、地铁和巴士上，地点的不断转换衬托出灵魂的流浪，人物的脸部特写也都是面无表情，这是对两点一线生活的麻木，外在状态的冷感却暗流在内，无形中增加了人物的立体感。在多伦多电影节的国际版海报中，佩佩站在天台上，一边张开手臂做飞翔状，一边仰望红蓝交织的天空，身后便是万家灯火，满溢而出的单纯和孤独打动了观者的心扉。不管春天如何到来，人生路都不止会有春天，路总得要往下走，就像香港也会下雪一样，“只要信，不要问”就好了。漂泊感和和精神空间的无归属感是连接片中人物和观者的纽带，繁华的都市海纳百川的包容了五湖四海的乡音和不同肤色的种群，无处安放的心灵该皈依何处呢？
结语
作为导演白雪的处女作，《过春天》经过了两年多的实地采访和剧本打磨，以扎实生动的剧本获得了青葱计划的支持，这部没有超级明星、流量鲜肉和特效炫技的“三无”影片，兼具家国、不仅取得了不俗的市场反响，还使得中国青春系电影的格局更加广阔。目前大多数的华语青春电影都仅仅将主题压缩在了爱情和物质上，借由人们心底对青春固有的珍惜和怀念，“青春拼盘”式的影片被密集、潦草的搬上了荧幕，随着大众辨识度的提高，青春电影的模仿道路道阻且长。摒弃对“青春”一词的过度消费，依靠本土文化的滋养书写照进现实的新篇章，踏踏实实的扎根题材的深度和广度，才能让电影呈现温度！
参考文献：
[1]修新羽.《过春天》导演白雪：温柔是一种力量[ N ].中国青年报，2019-03-12（008）.
[2]巩杰.《过春天》：城市空间中的青春荒芜与身份皲裂[ N ].中国艺术报，2019-03-27（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