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贷款客户的盈余管理是否会增加银行风险
贝洪俊 马春光
【摘 要】 银行作为金融行业的支柱，其信贷安全是稳定我国金融市场的重点内容。现有研究从宏观层面入手分析商业银行风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从微观层面入手所开展研究的却不多。文章以企业盈余管理为切入点，利用2007—2018年我国商业银行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贷款客户的两类盈余管理行为对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借款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一般不会影响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但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股权质押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会正向影响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借款企业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会显著提升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数量。为此，应加强对企业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管控，保证银行的信贷安全。
【关键词】 商业银行; 信贷安全; 盈余管理; 贷款损失准备
【中图分类号】 F230;F1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1）07-0026-07
一、引言
2017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加强金融监管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商业银行处于金融行业的核心位置，像血液一样为企业注入活力，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截至2018年底，我国商业银行贷款总规模已达256万亿元，当年新增贷款金额为14.5万亿元，宏观杠杆率达到了245.4%，与美国相当。这意味着我国人民在不消费的情况下，需要2.5年才能还清这些债务。从美国的现实经验来看，2008年发生在银行业的次贷危机仅仅一年之内就波及其他行业，形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在巨大的负债压力下，我国银行所面临的风险是否过高？当危机来临时，我国商业银行是否会发生像美国那样的信贷危机？
尽管银行信贷已经扩张到了一定规模，但不少中小型企业仍面临着融资难的困境。众所周知，银行向企业提供贷款的依据是企业的偿债能力，其中包括企业的规模、盈利能力和信用记录，这就导致了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很容易获得银行贷款，而中小型民营企业较难获得银行贷款。但大型企业往往具有多种融资渠道，其中不少企业集团还能够通过集团内部融资实现快速的资金周转，而中小型企业只有向银行取得贷款的唯一融资渠道，为了能够获得银行的信用贷款，不少中小型企业借助盈余管理操纵实际利润。对于这一现象，学术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小企业的盈余管理是普遍现象，其动机是多样的，因此不能认为企业发生了盈余管理银行的风险就必然会增加[ 1 ];另一种观点认为盈余管理虚增了企业账面利润，使得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贷款，但企业不具备与之相匹配的偿债能力，一旦企业经营不善，那么银行将很难收回借款，因此企业的盈余管理必然会增加银行的风险[ 2 ]。
为了回答“企业盈余管理是否会增加银行风险”，本文以2007—2018年我国A股中小型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这一问题。研究未发现中小型企业的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会增加银行的坏账，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与银行的坏账增长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该结论在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
本文的结论将银行风险的研究从宏观拓展到了微观，以往研究非常关注宏观经济变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本文则从更为微观的视角探讨企业行为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影响银行风险的因素。
二、理论分析及假设提出
（一）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与银行风险
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以下简称应计盈余管理）是指企业提前或递延应计项目的确认或通过变更会计政策来调整账面利润。现有学术研究认为，应计盈余管理是会计准则赋予企业在合理范围内调整利润的能力，企业通过向上的盈余管理可以取得更为有利的谈判条件，而向下的盈余管理则可以帮助企业避税。但应计盈余管理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仅仅是将未来的收入提前到当期计入或是把现在的费用递延到未来计提[ 3 ]。因此，被调整的应计项目必然会在未来会计期间发生反转。基于应计盈余管理的特点，一些学者认为过度的应计盈余管理会对企业价值产生不良影响。以下原因可能会导致应计盈余管理的滥用：（1）管理者与董事会签订的薪酬契约临近到期，而企业尚未达到契约中所规定的净利润或股价[ 4 ];（2）企业实际控制人通过金字塔层级掏空非嫡系企业[ 5 ];（3）连续亏损，处于退市预警期的上市公司（ST公司）[ 6 ]。上述情形会导致企业出现过度操纵应计项目，使企业未来计提巨额的费用或减值准备，降低未来业绩，最终影响企业价值。
中国银保监会2011年发布的《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管理办法》要求商业银行采取前瞻性的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策略，将未来可能影响金融资产现金流的因素考虑在内。在这一规定的要求下，一旦银行的风险感知提升，就会导致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增加。银行的风险感知一方面來源于宏观层面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会导致银行经营稳定性下降，从而增加银行风险[ 7 ];另一方面来源于微观层面的企业还款能力变化。彭俞超等[ 8 ]指出，我国商业银行识别借款人借贷风险的能力较差，导致大量资金被偿债能力较差的企业占用，产生银行风险与企业经营情况高度相关的现象，为了保证企业不发生贷款违约，银行就必须追加借款维持企业经营，造成了恶性循环。为了控制这些风险，银行会主动降低贷款数量，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通过计提贷款损失准备来实现[ 9 ]。但由于企业倾向于对外隐瞒经营风险，从企业隐瞒经营风险的手段来看，最主要就是运用盈余管理调整公司利润，使外界相信企业的经营情况较好，从而帮助企业取得更为有利的契约条款或刺激股价的提升。对于银行来说，企业的盈余管理所释放的错误信号误导了银行的风险评估，增加了银行与借款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银行无法及时地察觉企业偿债能力的变化。一旦企业发生资金链断裂，银行只能诉诸于法院对企业实施破产清算，以低流动性的固定资产抵偿企业贷款，使银行出现大量的坏账。
然而，现有学术研究表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是在合理区间之内进行了利润调整，所调节的收入和费用在未来期间会发生反转，因此合理范围内的应计盈余管理发生并不会影响企业经营，也不会对企业的偿债能力产生不良影响。根据Huang[ 10 ]的研究，有超过80%的美国上市公司存在应计盈余管理，这说明应计盈余管理是上市公司的一种普遍行为，将不会引起银行风险感知的变化。
为了研究企业应计盈余管理是否会造成银行贷款风险的增加，本文提出以下对立假设：
假设1a：借款企业的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程度与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1b：借款企业的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程度与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不存在相关关系。
（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与银行风险
相比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更为激进，其操纵利润的方式是改变公司真实的经营活动[ 11 ]，主要包括：（1）销售操纵，公司通过打折促销等方式快速清空库存，回流资金;（2）生产操纵，公司异常降低产品单位成本，同时扩大产量;（3）费用操纵，公司降低研发支出和销售支出。通过这三种操纵，公司能够快速增加账面收入，并快速回流资金，这比起仅提前收入确认和递延费用计提的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来说是更为有效的，同时又能够避免被调低的费用在未来发生反转。然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对企业的危害相对较大。销售操纵使得公司产品售价下降，降低了毛利率;生产操纵降低了公司产品质量，不利于公司声誉，同时又造成了潜在的诉讼风险;费用操纵削弱了公司的研发能力，阻碍了产品的更新换代，使公司在未来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由此可见，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行为[ 12 ]。现有研究表明，公司只有在应计项目无可操纵的情况下，才会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13-14 ]。
尽管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对企业存在一定的危害，会影响未来经营绩效，但这种方式确实能够帮助企业提升经营活动现金流。因此，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对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一方面，从契约理论的角度看，我国商业银行向企业提供流动资金是以短期借款为主，长期借款通常发生在企业购置固定资产，因此借贷周期相对较短。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是依据“已发生损失模型”，企业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能够在短期内快速提升企业利润，避免债务违约。从这个角度看，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恰恰是债务人为按时清偿债务所做出的努力，符合债权人利益，因此可能与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不存在相关关系。另一方面，从信号理论的角度看，企业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是更为危险的信号，在某些时候，其意味着公司为避免破产所做出的最后努力。从实际情况看，企业在破產之前均会进行激进的利润操纵。从这个角度看，一旦企业发生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则可能意味着企业即将破产，发生债务违约，必然会导致银行的风险感知提升，相应的贷款损失准备就会增加计提。为此本文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设：
假设2a：借款企业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与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2b：借款企业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与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不存在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2007—2018年我国商业银行面板数据、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其中商业银行数据来源于锐思数据库，企业财务数据来自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在剔除变量缺失样本后，最终获得990个银行—年度观测值。为了排除极端值对本文研究结果的干扰，对所有的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数上做了缩尾处理。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为了检验企业盈余管理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本文设计如下回归模型：
如果在回归结果中EM对LLP的回归系数为正，则意味着该种方式盈余管理的发生能够显著增加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如果不能，则回归系数应表现为不显著。模型中的变量说明如下。
1.因变量
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反映出银行对未来信贷损失的预测，银行会通过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来对未来可能的信用损失进行预防，本文参考Ahmed et al.[ 15 ]、Balboa[ 16 ]和申宇等[ 9 ]的研究，以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占期初银行总资产的比重作为因变量。
LLPi，t=Provisioni，t/Asseti，t-1 （1）
如式（1）所示，LLP为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率，Provision为银行期末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数，Asset为银行期初总资产。
2.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为企业盈余管理程度（EM），包括应计项目盈余管理（EM_D）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EM_R）。应计项目盈余管理（EM_D）的计算方式采用修正琼斯模型，如式（2）所示。其中TA为应计项目总计，A为资产总计，REV为主营业务收入之差，AR为应收账款之差，PPE为固定资产原值，ROA为总资产收益率。该公式的回归残差项即为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程度。
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计算方法如式（3）—式（6）所示。式（3）为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的计算公式，式（4）为生产成本的计算公式，式（5）为酌量性费用的计算公式。式（3）—式（5）的回归残差项计算出来之后，在式（6）中进行运算即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
为了保证研究结果仅体现为银行对企业调高利润的风险感知，笔者只保留了正向的盈余管理，令小于0的盈余管理为0，而不是负值。在计算出每一个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后，以银行为单位对公司进行组合，计算每一家商业银行的企业贷款客户中进行了盈余管理的企业占比。EM_D为应计盈余管理企业占比，EM_R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企业占比，均为本文的自变量。
3.控制变量
参考申宇等[ 9 ]的研究，控制银行层面因素：不良贷款占总资产比重（NPL）、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水平（CapRatio）、前三大股东中国家股占比（Stateown）、银行贷款市场份额（Loanshare）。控制地区层面因素：银行所在地区经济增速（GDP）、银行所在地区企业景气指数（FirmPI）、银行所在地区市场化率（Market）。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为本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1可以发现，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均值为0.005，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平均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比重占银行总资产的0.5%，该指标略高于欧美平均水平。从数据特征上看，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情况差别较大，标准差为0.036。企业客户应计盈余管理的均值为0.320，说明银行有32%的企业客户在当年进行了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相比之下企业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比例为7.1%。不良贷款占总资产比重（NPL）的均值为0.7%，最高达到3.7%，说明个别银行资产质量较低，存在较高的风险。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CapRatio）的均值为12.9%，最小值为6.9%，最大值为26.3%，说明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较高。前三大股东中，国家股占比（Stateown）均值为5.9%，国有控股依然占据中国商业银行的主导地位。从地区层面指标来看，地区GDP增长率的均值为9.8%，符合我国实际情况。企业景气程度（FirmPI）的均值为0.402，说明我国企业的景气程度较高，对银行贷款的需求较高。地区市场化程度（Market）的均值为7.918，最大值为15.32，最小值为0.511，说明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具有较大差异。
（二）主回归结果
表2汇报了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对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回归结果。根据数据结果，企业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与贷款损失准备的回归系数为-0.105（T=-0.741，P>0.1）;企业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与贷款损失准备的回归系数为0.522（T=3.752，P<0.01）。以上结果说明未发现企业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程度与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存在显著相关性，但企业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却显著引起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数量的增加，表明假设1a和假设2b不成立，假设1b和假设2a成立。
（三）稳健性检验
商业银行管理层在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上具有较高的自由裁量权，该项目是银行对宏观经济波动、货币政策调整和企业经营风险综合评估及分析后才确定计提的，具备人的主观判断特征，这就不免导致贷款损失准备的调整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种滞后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银行发觉风险变化存在滞后，其二是银行管理层做出应对措施存在滞后。前者是由于银行通过企业报表、新闻报道或其他渠道了解企业信息存在延遲，后者是由于银行在直接选择调整贷款损失准备之前可能与企业进行沟通，降低信息不对称。如果企业调整盈余的行为存在正当理由，那么银行就不会提升风险感知。由于上述两种滞后性的存在，笔者在回归模型中用当期企业盈余管理与当期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来进行回归，分析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采用动态广义矩估计（GMM）模型来运算原回归方程，结果如表3所示。
在GMM模型当中，运用本期银行贷款损失准备（LLP）、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CapRatio）和不良贷款占总资产比重（NPL）作为工具变量。这三个工具变量通过了弱工具变量F值检验，同时三个工具变量也不存在过度约束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遵循现有研究惯例对GMM模型的适用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原OLS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运用GMM模型能够更好。
应计盈余管理（EM_D）与下一期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回归系数为-0.133，T值为-1.135，结果不显著;真实盈余管理（EM_R）与下一期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回归系数为0.457，T值为3.289，在1%的水平上显著。以上结果说明运用GMM方法估算回归模型后，与原OLS回归保持一致，表明本文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此外，由于本文的研究时间跨度为2007—2018年，在这12年间，无论是宏观经济还是微观企业层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原模型中考虑时间的变化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对此，将2007—2018年这12个年份虚拟变量代入回归模型中，Stata在运算时自动剔除了存在共线性的年份虚拟变量，最终得到了11个年份虚拟变量。在加入这些虚拟变量后，回归结果依然显著。
五、进一步分析
虽然本文未能直接证明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能引起银行风险感知的提升，但这可能是由于本文的实证研究未能将借款企业分组而造成的。为了进一步研究企业应计盈余管理与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之间的关系，本文进行了三项分样本测试。
（一）企业规模、应计盈余管理与银行风险
已有研究表明，企业规模与贷款获得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17 ]。大型企业的资产规模大、资金流量大、可供抵押的固定资产价值高，因此受到银行业务经理的青睐，被银行视为大客户。大型企业每年获得的贷款额度用不完的现象非常普遍，使得一些大企业将贷款额度转让给中小企业从中赚取利差。因此，大型企业并不需要操纵应计项目来向银行证明自身的偿债能力。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并不担心银行贷款额度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资金周转能力较强，银行对他们的信任度较高。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他们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度较高，但又不能取得银行的充分信任，因此，更有可能通过操纵应计利润来取得银行信任，以获得更高的贷款额度。基于上述分析，在本部分对企业规模进行了细分。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分类中的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作为分类依据，研究不同企业规模贷款客户的应计盈余管理与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之间的关系。
表4的Panel A部分汇报了实证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大型企业样本组的EM_D与LLP仍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而中小企业样本组中EM_D与LLP的回归系数为0.176，在10%的水平显著。说明中小企业贷款客户的应计盈余管理更能够引起银行风险感知的提升，进而导致银行增加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
（二）产权性质、应计盈余管理与银行风险
除了企业规模之外，企业产权性质也会造成银行贷款偏好的变化[ 18 ]。一般来说，国有企业是所在地区的龙头企业，承担着促进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职能，且受到地方政府的直接管辖，在某些时候，国有企业的银行贷款甚至由地方政府领导出面促成，因此在信用方面国有企业远高于民营企业[ 19 ]。良好的信用使得国有企业不需要通过操纵应计利润的方式来获取银行的信任，因此，本文回归分析样本中包含国有企业可能导致结论有所偏差。在进一步检验中，对产权性质进行了分组，分为国有企业组和民营企业组。表4的Panel B研究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样本组的EM_D与LLP不呈显著相关关系，而民营企业样本组的EM_D与LLP的回归系数为0.152，在5%的水平显著。说明民营企业样本组的应计盈余管理将引起银行的警惕，导致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数量的增加。
（三）贷款性质、应计盈余管理与银行风险
随着上市公司高管频繁将所持股份质押，股权质押近年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性质看，股权质押是以股东持有的股份为抵押物向银行取得信用贷款，与一般债务具有相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质押物为股票。股票相比于传统质押物而言存在流动性较强、价值波动大的特点。传统质押物的定价依据是由商品市场现时价格所计算出的重置成本，而股票的价格却是由资本市场所确定的，如果股价下跌，那么债务人就需要追加质押物，否则就会被债权人强制平仓[ 20 ]，这就导致对股权质押的研究应扩展到资本市场的范畴。在资本市场当中，股票的价格是由投资者买卖的成交价格所定的，投资者出价的依据是对公司的价值预期。若公司的经营绩效较好，那么投资者的价值预期就相对较高，此时股价就会上升;反之则会下调对公司的估值，导致股价下跌。当公司进行了股权质押之后，管理者为了维持股价稳定，通常会进行盈余管理。但由于应计盈余管理存在反转的特性，导致当前被提升的利润在未来会下降，而利润下降在资本市场当中是利空信号，投资者就会抛售股票，导致股价下跌。对于债权人银行来说，债务人在股权质押后用应计盈余管理所提升的利润实则是建立在沙丘之上，因此银行在发觉应计盈余管理之后会上调对债务人的风险评估，提升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为了验证上述推断，本文按贷款性质分组，分为股权质押组和非股权质押组。回归结果如表4的Panel C所示，股权质押组的EM_D与LLP的回归系数为0.252，在1%的水平显著，而非股权质押组的EM_D与LLP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
综上所述，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在特定状态下，如中小企业贷款、民营企业贷款和股权质押贷款时会提升银行的风险感知，导致银行增加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为了研究结果的全面性，笔者还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银行贷款损失准备模型进行了上述分组回归测试，结果发现无论在任何组中，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与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如表5所示。
六、研究结论
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在近年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关注到了盈余管理动机及其对企业利益相关者行为产生的影响，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然而，尚未有研究关注到企业的盈余管理对银行风险造成的影响。学术界在银行风险研究方面过于注重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风险产生的影响，忽略了更为微观的企业行为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本文以企业盈余管理作为研究切入点，研究两种盈余管理手段对银行风险感知产生的影响，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通过对2007—2018年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数据和企业盈余管理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借款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一般不會影响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但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股权质押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会正向影响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借款企业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会显著提升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数量。本文的研究结论在动态广义矩估计（GMM）后，依然成立。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1）鉴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危害性，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企业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管控，保障银行的信贷安全。（2）对于部分信贷资质较差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银行应避免过度反应，以免扰乱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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