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乡土小说及其电影改编中的“现代性”思考
曾景婷
以乡村生活为表现空间的电影总的来说分为两类：一是以农村叙事为媒介的影片，主要是从政治层面去观察生活，表现的是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等一些重大的方针、政策，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和革命性；另一类出现在银幕上的乡土电影作品则侧重表现农民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域特色。赵树理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誉为描写农民的“铁笔”“圣手”。其作品紧贴生活实际，植根乡村，充分描绘了我国农村随着国家政治命运转折发生的翻天覆地的改变，形成一个俗称“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而其作品的电影改编也集中体现了这两类新中国农村题材电影的特质，迎合了大众需求，真实地描绘了一幅中国农民生活的精彩画卷。
赵树理作品的改编电影总是以一种新鲜活泼、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呈现在观众面前，生活气息极为浓厚。如《小二黑结婚》（1950）、由长篇小说《三里湾》改编的电影《花好月圆》（1958）、由《登记》改编而成的沪剧电影《罗汉钱》（1957）等等。即便今天再来重温经典，也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现代性”气息。“现代性”不是一个时间概念，并不因为借用民间文化而造成现代性的缺失，而关键在于关注的问题是否现代，是否具有现代问题意识。赵树理是新中国成立前后，文学领域新秩序的领导性作家，他的小说创作融复杂、差异于一体，这正是一种不同于“纯净”的一种还原历史真实的现代性纪实体。从这一角度出发重新审视赵树理作品的改编电影能够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
一、 封建权力禁锢下农民的生活困境
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指出：“在哲学的意义上，时间和空间是指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方式和基本属性，前者体现了物质运动的顺序性和持续性，后者则体现了物质存在的伸展性和广延性。同时，从人类认知的角度来看，时间与空间又是人类感知世界的两种基本方式。”[1]传统的中国社会里，人们已经习惯了从“天道”“万物相生相克”这种哲学启蒙意识来看待时间与空间，这也正是传统社会伦理的理学依据。这种“一生万物”，循环不断的自然观念影响到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格局，形成了封建社会的皇权系统，也就是以皇权为本，并将皇权神化为神授，实现对普通老百姓的层级统治，这种集权政治也进一步延伸到一个家庭、一个宗族里，并由此衍生出对由神权、君权、父权、夫权等权力体系以及宗族大家长制，这种与统治体制相一致的社会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赵树理对于植根于人们血液之中的伦理秩序有超出常人的洞察，他对民间疾苦与生活困顿的观察有着伦理视角。比如《李有才板话》里有着浓浓的等级制度，就连生活环境里也都有着“西高东低”“楼房土窑”的象征权力大小、高低的隐喻，这种地貌上所生活的阎恒元、李有才、小明等有着分明的阶级差别，权力上也有强弱之分，这正是日常乡土生活中的权力状态。赵树理的这种视角使得他很轻松地就点出了《李家庄的变迁》中纠纷案件的关系纠葛，行使着“为民”伸张正义的村公社是被强权的“社首”把持着，而他们并不是真正要为弱势群体维护正义的，他们是要在维护有利于巩固自身权力的乡村伦理基础上进行“维权”，他们解决纠纷的场地在村公所“庙堂”这种代表着乡俗礼法之处，而掌权者李如珍等对铁锁、春喜之间“砍桑”纠纷处理结果也就变成不容置疑的审判。从封建君王手中转换到乡村“社首”这一掌权者手中的权力，统治着村民，“社首”李如珍等用这种统治权力向乡民索取“上贡”，却也高高在上如“神佛”一般，这无疑是对权力的一种生活化的折射。小说《登记》改编的电影《罗汉钱》，讲述了农村姑娘张艾艾与同村青年李小碗相爱，互赠小方戒和罗汉钱作为信物。但是它们的爱情却遭到有封建思想的村長等人的打击，也引起了流言蜚语。村里另一个叫燕燕的姑娘思想进步，她设法说服艾艾的母亲小飞蛾，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电影中艾艾的母亲小飞娥是一个因父母包办婚姻而不幸的女士，她想对这种婚姻进行反抗，而村民却一致认为丈夫张木匠这个时候要教育妻子——因为“打两顿就好了”，这是家庭生活中夫权的体现，也是皇权、族权被进一步下放到家庭当中的一种现象，而身强力壮的丈夫显然获得了这种权力的行使权。在这种层层编织的权力网络体系当中，不论是“当权者”还是“被权力统治者”，却都对这种伦理化了的权力体系视为理所当然，自觉地作为封建神权的卫道者，这让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民难以有可以反抗与翻身的机会，这是当时中国社会中一个显性的特征，悲剧的产生，权威者是主谋，乡邻作了帮凶。无论在乡村的公共生活中还是在家庭生活中，这种封建伦理秩序都有着极强的合法性，这种乡村法理制度是由千百年封建文明累积起来，具有极强稳定性的，并最终形成文化形式支配着社会。
中国人向来有一种“乐天安命”的精神特征。封建伦理秩序在乡间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使身处压迫中的下层民众，往往产生了一种无奈的精神逃避。
中华夏这片土地上生长着“乐天安命”的一群人，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使得封建礼教与伦理根植民间，根深蒂固。电影《小二黑结婚》塑造了二诸葛、三仙姑两个落后农民和小二黑、小芹两个进步农民的形象。小二黑敢于向封建婚姻体制说“不”，小芹积极乐观，勇于追求真爱；而“二诸葛”就是典型的身处封建权力体系之中无能为力反而投身这种封建权力的典型代表。他自觉地维护这这种封建权力体系，面对现实的无奈与屈从，仅仅能够从“黄道”“吉日”“算命”这些封建迷信当中去寻求一丝精神安慰，在这种虚无的世界中幻想着主宰自己的生活与命运。“三仙姑”则寻找到一种替上天“代言”的身份，她在经历了婚姻的破败之后用一种近乎迷恋的方式来“装神弄鬼”，只有在这个时刻她才能够真正作为一个可以行使自己意愿、作出独立判断的人，只有在这个时刻她才体会到拥有权力的滋味。电影以生动的画面和立体的叙事形式，生动地刻画出这些在现实世界里屡遭屈辱的人们在虚妄的世界里寻求到了一种可以暂时逃避封建权力侵害的生存方式。而这正是农村特有原始文化的集中展示。
作为大众电影趣味的集中体现，赵树理作品对农民的落后是理解同情，而不是憎恶愤恨。他深深地体悟到底层民众在封建权力体系下的遭遇，他的反思已经摆脱了“五四”时期人们被西方精神号召的那样的亢奋，而是意识到这种顽固封建秩序对人们的侵害之深与反抗之艰难。
二、“革命”的日常生活书写
“现代性”之所以被小说家和电影导演们自觉不自觉地贯彻应用，这不仅仅是一种文艺发展的趋势，更因为它彰显出人类社会普遍向往自由、民主、解放之心已经不可遏止。正因如此，它才得以对封建文化统治的中国社会造成颠覆性的冲击；近代知识分子才不惜抛弃传统文化到西方世界寻找现代性的火种来拯救处于水生火热中的中华民族。当中国人面临着压在头顶的几座大山，而这压迫人们的“大山”是由封建秩序所衍生出来的，“革命”就必然成为人们重获自由新生的唯一途径。“自人类社会有了现代性这一题域以来，革命就因其是现代性中最活跃的因子而倍受关注。”[2]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活动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选择的是一个现代化的方式来重建国家，宣扬“打土豪、分田地”。赵树理作品正是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小说发表后也很快受到社会关注，其小说的影响力以及所表露的控诉、反抗意识被解放区军民所颂扬，而改编成的电影《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描绘乡土压迫与反抗的作品则真实、客观地重现出当时中国的革命活动，赵树理小说及其电影改编恰逢其时，成为与中国土改革命和新农村建设相辅相成的一股文化革新风潮。
自古以来，封建制度下统治下的农民阶层，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共产党根据地和左翼文化界对‘民族身份和‘民族文化（文学）的认同，无疑更倾向于以底层民众（工人、农民、士兵及其干部）为主体、以尚未被‘五四现代性统合的‘民间文艺作为核心资源、以现代性作为其核心导向的文艺形态。”[3]赵树理的小说不仅对乡土权力有深刻的思索与洞察，由此改编的电影风格独树一帜，塑造出了个性鲜明、形象突出的大众农民形象，更是还原了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
在现代文艺形式中，“现代性”似乎就应该与城市题材息息相关，而赵树理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是对中国“现代性”的一种拓展。赵树理作品无疑是与当时的革命话语有着某种契合，这就让一些评论人士认为其是“雇佣革命宣传家”。但是，认真研读就可以看到其小说宏大的农村生活背景、深刻的封建思想揭露等都是根植于民间的，其用自然朴实的描述与反思，探索了潜藏在老百姓各种境况与行动背后的深层文化动因，反抗获取自由自然呼之欲出，这种与民众同呼吸的共鸣不是机械的政治宣传所能够比拟的。电影《三里湾》中有着家长里短、纠葛缠绕的家庭生活，也在这些剧中人的命运与选择当中看到希望的所在，观影者能够被启发去深挖农村生活背后的因素才能够思索向封建秩序反抗的出路。在《罗汉钱》里对爱情故事的叙述中，艾艾和燕燕身上都表现了一种女性在新时代对于封建陋习的反抗。最终，这些青年女性用自己的勇气在新政策来临之际获得了与相爱之人携手的美满婚姻。这当中不只是政策能够快速改变人的命运，能够改变这些女性命运的首先是其自身意识的公觉，另一方面，“家庭议事”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电影主人公能否顺利成婚还在于家长的赞同，这充分表明在中国乡村里，家庭才是每一个人的所皈依和遵从的组织体，其矛盾与纠纷也只有在家庭中才能够得以妥善解决。
中国人的居家意识强烈，对家庭的依恋度十分之高，赵树理小说的改编电影从农民日常生活入手，在琐碎的“家长里短”里有爱情理想、有婚姻冲突，还有农村合作化，有反抗的青年，也有遵從封建秩序的农民，电影世界就是当时人们的生活现状，电影人物就好像是身边的熟人，他们的遭遇与他们的选择都很轻易地就能够引发当时人的共鸣，起到了非常好的世俗宣传作用，而电影里所蕴含的政治意识也很容易被深有同感的农民所接受。
三、 农村新生活中的生存焦虑
只要细心观察就会发现，“‘现代已从其原初的‘现在这个时代这个意义，被转换成一种有待规划和完成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从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演化成为时代的‘问题意识”。[4]赵树理谈到自己的创作时称所写的都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5]“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我要写的主题”[6]所以，赵树理将自己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现象化，并在小说中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这使得他的小说离现实并不遥远，赵树理自己说：“有些很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工作成绩所迷惑，我便写《李有才板话》，农村习惯上误以为出租土地也不纯是剥削，我便写《地板》。”[7]“又如写《三里湾》时，我是感到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农业合作社应不应该扩大，对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和对扩大农业社有抵触的人，应该怎样批评……于是又写了这篇小说。”“再如《锻炼锻炼》这篇小说，也是因为有这么个问题，就是我想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问题。中农当了领导干部，不解决他们这种是非不明的思想问题，就会对有落后思想的人进行庇护，对新生力量进行压制。”[8]
赵树理小说《三里湾》改编的电影《花好月圆》里，有一个靠蒙骗混进村集体管理组织中常常揩油谋取私利的流氓小旦，这是他下乡工作中所遇到的一个典型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洗脚上岸的一些封建力量、不务正业之人摇身一变又变成管理者，他们继续用封建作风谋取私利、欺压百姓。这种人物并不少见，在《李有才板话》中有章姓工作人员，在《小二黑结婚》中有金旺，在《李家庄的变迁》中有老王，这些人用封建作风阻扰解放政策的落实，人们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以为换了新天地的农民铁锁不禁疑惑道：“李如珍怎么能永远不倒？”这恐怕正是作者所担忧的，赵树理也在反思农村这种状况的可能出路，他在《李家庄的变迁》的结尾部分还加进去这样一个场景：欢送自卫战争参战人员，这突出表明了作者对继续斗争以清除封建遗孽的理想。这样也暗示着——斗争还没有结束。赵树理对农村基层政权干部队伍不纯的严重现象加以形象化曝光，提醒着人们“革命尚未成功”，显示出其作为一个农村基层工作者的敏锐目光和批判意识。
同时，赵树理里作为一名自觉拥护革命意志的文艺工作者，其在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本身也是当时新中国政策与乡土农民之间所存在矛盾的一种折射，这正是“现代性”焦虑的体现。即使是提倡民族传统文化的解放区文学，究其根源也肇始于新文学对西方现代性的借鉴，所以“五四”知识分子们一直怀有深深的眷恋。但是解放区文学所面临的是学习与保持本真的双重矛盾。实际上，“西方现代性并没有为‘五四提供一个强大的中心，一套完整的现代性知识和叙述。”[9]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必然要依靠自己的摸索，而革命思想也主要来源于体制层面上政治观念的成功传播（当然也有赖于那些隐含在故事里的传统象征和认同性情感），必然地，在这种集体化的政治传播中，个人主张与意志就难以得到表达，在国家意志面前，个人力量是微弱的，人的个性是难以得到伸张的。《三里湾》描述了一个个体创业户所遭遇的集体“围攻”，这不仅是村集体管理所致，也是整个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时所遭遇国际资本主义包围的政治现象的翻版，虽然独立创业是当时时代所鼓吹的，但却难以在那样的政治氛围中真正得到社会的尊重与集体的支持。国家与民族解放带给农民以新的生活、新的希望，但是农民的个体发展需求却难以在集体解放中得到实现，在阶级意识的认同过程中，群体意识不断对个人进行制约。赵树理敏锐的在其创作中提出这些问题，显示了一位现代知识分子保有独立批判意识的可贵品格。
结语
任何一种批判都暗示着一种理想。赵树理作品的电影改编用能够洞察乡土社会与农民生存的胶片，用各类活泼生动的镜头，表达出赵树理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种深刻体验。电影把观影者带回到那个火热的年代，给予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这些文艺作品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特定年代中国农民真实的生活画卷，即便年代久远，也必将隽永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