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影视产业的历史回响与未来景观

    国家进步、民族复兴最后都归旨于文化的繁荣。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日新月异、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微博、微信、博客、播客、QQ、维基等新媒体信息传播正方兴未艾地改变着世界的传播格局，而各种APP客户端以及以大数据建设为依托的多元化的自媒体体系正以裂变式的革命改变着当下甚至未来的人类生活。从1.0时代的传统报纸、杂志、电视等媒体到 3.0时代的微博、微信等以“立体”的方式超越“平面”媒体[1]，使影视产业面临极大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全媒体、融媒体所带来的极大挑战。那么，在脱贫攻坚、带领贵州人民实现全面小康的路上，贵州影视产业如何担当起启蒙和引领的历史作用，就成为了贵州所有影视人的历史使命。

    由于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贵州电影和电视剧的发展走过了一条极其坎坷的道路。从1958年9月贵州电影制片厂成立到1961年下马，这个担当贵州电影发展的引擎仅仅存在了3年时间。这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困难，一方面是由于电影人才的缺失。影视制作是一个综合艺术形式的制作过程，从剧本、导演、演员、拍摄到后期制作，任何一个环节的缺憾都会给艺术作品带来致命的伤害。仅存3年的贵州电影制片厂无论在剧本创作还是在影片制作方面，都没有拿出经典作品。3年间拍摄的《周总理和贵州各族人民同庆五·一》《朱德委员长视察贵州》等新闻纪录片影响比较大。1960年和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了电影黑白片黔剧《秦美娘》，1961年又和该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了彩色艺术片《蔓萝花》。但这些作品并没有引起全国性的影响，也没有进入到电影经典的行列中，只能说明在新中国早期电影事业中，贵州电影事业曾经存在的历史痕迹。没有了制片厂，贵州本土电影人对电影事业的执着和热情还是有的，他们克服困难，创作了贵州电影的辉煌。

    从附表中可以看出贵州本土剧本创作的实力，24部影片中有21部剧本是贵州本土作家的作品，作家本人甚至就是电影剧本的编剧。在众多知名导演和演员的共同努力下，贵州电影在茁壮成长中走向了辉煌。尤其近几年，贵州电影走向纯本土化的创作倾向，开始了由“借鸡生蛋”到“无中生有”的开拓发展。2005年，丑丑的《阿娜依》不仅是中国第一部反映苗族、侗族文化的原生态电影故事片，也是第一部由贵州人自己独立担任制片人、编剧、导演拍摄的电影作品。《水凤凰》《云上太阳》《幸存日》《旷继勋蓬遂起义》等更是贵州本土影视制作方制作的结晶。

    电视剧方面，从没有制作工厂、制作人员、制作经费到借助全国兄弟单位的资源“借壳上市”，再到贵州本土电视剧走向辉煌，有着和贵州电影几乎一样的发展轨迹。贵州有中国电视剧创始人唐佩琳，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便出自他笔下。《敌营十八年》由中央电视台在1980年拍摄，一共9集，是中国大陆第一部电视连续剧，由著名导演王扶林、都郁执导。由于故事曲折传奇、结构步步惊心而被重复播放和翻拍。由此可见，贵州本土作家在电视剧创作方面可以说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在电视尚不能普及的情况下，贵州电视剧的创作是有开拓性的。唐佩琳作为贵州省文化局、贵州电视剧制作中心编剧、贵州电视艺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为贵州电视剧创作树立了新的标杆。后又连续创作了电视连续剧《情留此山中》（6集）、《普通一官》（4集）、《难念的经》（15集）、《周恩来在贵阳》（上、下）、《邓小平在1950》（6集）、《误区》（4集）;其它还有《我回春天》《红土地》《子归啼血》《那年那月》《这方水土这方人》《西线不见硝烟》等21部100多集电视剧。先后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视金鹰奖等。美中不足的是只进行编剧创作，在导演、拍摄和后期制作方面还是要依靠省外兄弟单位的合作与支持。以贵州本土制作方制作的电视剧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还是很荒凉的，这一局面到90年代后期才得以改观，贵州电视人有了自己的“贵州制造”。贵州电视台于1968年成立，到1981年才独立拍摄电视剧，到1986年贵州省电视剧制作中心成立，标志着贵州有了完全独立的电视制作中心，也成为贵州本土电视剧制作的龙头老大。贵州电视剧中心先后拍摄出有影响的电视剧包括《茅台酒的传说》（1986）、《侗女贝仙》（1989）、《二月天》（1991）、《瀑布边的布依娃》（1991）、《省城佚事》（1993）、《黄齐生与王若飞》（第四届 “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布依女》（1996）、《遵义会议》（1996）、《那年那月》（1997）、《邓小平在1950》（1999）、《杨虎城的最后岁月》（2000）等。其中，八集电视连续剧《遵义会议》曾获全国及贵州省“五个一工程奖”、全国电视剧“飞天奖”;《杨虎城的最后岁月》获得全国20届飞天奖提名奖等大奖。由此可见，贵州电视剧本土创作的实力。尤其近几年来，以欧阳黔森为主创人员拍摄的《雄关漫道》（2006）、《绝地逢生》（2009）、《王阳明》（2011）、《风雨梵净山》（2011）、《奢香夫人》（2011）、《二十四道拐》（2014）等更是为贵州电视剧创作锦上添花。其中，《雄关漫道》《绝地逢生》和《奢香夫人》获得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贵州电视剧迎来了被业内称赞为“贵州影视现象”[2]的辉煌时期。

    贵州影视产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荒凉到繁荣的过程，但理性地对整个发展历程加以厘定就会发现，在全媒体经济信息时代背景下，政府主导围绕主旋律创作的作品一方面暗合了时代的呼唤，一方面又不得不面临市场和票房的尴尬。近年来，民营影视私企的崛起，一方面带来了多元创作空间，弥补了影视产业的主旋律的单一性;一方面却因为过度的“盈利性”而走向了重复选题、肤浅雷同、表面化的死胡同。如何使贵州影视产业健康发展，如何开拓贵州影视产业发展的空间，就成为了贵州影视人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不忘历史，才能更好地走向未來。从以往影视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贵州影视作品有三个创作维度：一类是突出主旋律的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一类是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作品;一类是普通贵州生活的作品[3]。红色题材和民族题材面临着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深度挖掘的命题，而普通题材则有着更加丰富开掘的可能性。创作空间的开拓关键还是要培养贵州本土的剧作家、导演和影视工作者。只有熟悉和浸染了本土文化血脉气息的影视工作者，才能创作出属于贵州的、进而属于全世界的艺术作品。尤为重要的是如何建构贵州的影视产业，最大限度地开掘民族文化资源，变文化资本为符号经济，使之成为贵州脱贫攻坚的精神武器，在实现全面小康的道路上给予智力支持和精神启蒙。

    美国大片来到中国，像吸金石风卷残云般短时间内就卷走了大笔资金，贵州影视产业发展最终也要通过文化符号艺术化来赢得经济价值。问题是我们如何开掘发展空间，从哪里开掘，怎样开掘？首先，是红色题材的开掘。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转折地，贵州红色资源相当丰富，很多红色题材需要进一步开发：强渡乌江、木黄会师、猴场会议等很多红色资源可以被深度挖掘，遵义会议也有很多小故事、小細节可以去做“小切口、深分析”，关键是创作者能不能从红色资源中发掘文化的增值功能。其次，贵州以生态立省，创作者要从民族生活中汲取少数民族传统的生态智慧。“生态智慧指向的是一种‘启蒙反思，对现代性带来的后果，对科学理性、科学技术、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进行反思。”[4]如果能把贵州少数民族的生态智慧艺术地呈现给世界观众，将会为世界的生态难题提供应对之道。近年来，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影视创作人。作为东道主的贵州本土影视工作者，更应在传承文化和文化交流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民俗风情是最纯正的口耳相传的最原始的人类自身叩问，也是深入少数民族密部的钥匙。贵州本土影视人无疑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第三，借助融媒体、微电影，集细流而成江河，多元探索贵州影视模式和创作风格。小众试水，小成本创作积累经验，多维度展现贵州影视资源，引进新技术、新智慧，利用大数据中心建设平台推广贵州影视产品。最后，要有国际视野和弯道超越精神。以丑丑为代表的贵州影视人已经在国际影视盛宴中崭露头角，贵州印记不断走向国际舞台。由丑丑编剧导演的《侗族大歌》，从2009年开拍，用了6年多的时间，2017年11月上演，已经斩获第22届加拿大维多利亚国际电影节组委会特别大奖“新文化浪潮电影大奖”、第49届美国休斯敦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最佳艺术指导奖以及第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影展“最佳影片奖”和第11届法国巴黎中国电影节最佳民族电影导演奖、最佳女主角奖、最佳新人男演员奖。2015年11月，由北京十月天文化传媒、黔南报业文化传媒联合出品的电影《山那边有匹马》，荣获了第52届韩国大钟奖“最佳外国优秀故事片”;两天后，来自贵州凯里的26岁青年导演毕赣，凭借其长篇处女作《路边野餐》夺下了第52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桂冠，成为该奖项历史上最年轻的得主;贵州籍导演周浩也以纪录片《大同》问鼎本届“最佳纪录片”奖。这充分说明，贵州不缺乏创作人才，缺少的只是平台和出口，只要搭建好创作空间，贵州影视产业就一定能从边地走向影视世界的中心。

    参考文献：

    [1]张挺玺.自媒体信息传播的道德诉求[N].贵州师范大学校报，2017-09-25.

    [2]吴文仙.让“贵州制造”的影视剧热起来[J].当代贵州，2012（29）：13-14.

    [3]黄俊杰.西部大开发中的贵州电视剧发展趋势[J].六盘水师专学报，2001（6）：31.

    [4]安燕.民族地区影视产业的创意之维[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0（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