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好人难寻》屠珍译本中的得与失

    【摘要】本文简要评述了屠珍所翻译的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的汉译本《好人难寻》。文章从信息性维度指出了译本在人物刻画上的优点，同时，也从互文性维度指出了译本在还原文化意向中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关键词】翻译;信息性;互文性

    【作者简介】李云龙，武汉工程大学。

    一、概述

    《好人难寻》的原作作者弗兰纳里·奥康纳（Mary Flannery OConnor）是美国著名小说家、评论家，是美国文学的重要代言人。奥康纳是南方作家，其作品具有南方哥特式风格，作品中常常审视道德伦理等方面的问题。

    《好人难寻》这篇小说集中体现了奥康纳的南方情节、信仰和写作特点，是奥康纳的代表作之一。本文以老奶奶的视角展开叙述，讲述了贝雷一家在旅行途中，在离开塔餐厅后，阴差阳错地遭遇逃狱的“不合时宜的人”及其同伙。在小说中，作者对人物的刻画十分精彩到位，通过人物间平淡的对话来体现怪诞的社会现象，形成强烈的反差。另外，小说中选用的地名具有特殊文化含义，一家人旅行途中地名的变化暗示了小说中人物的命运，以此构建出一个反讽的语境，并凸显小说人物最终的自我救赎。

    本文将从信息性维度（informativity），简要分析屠珍译本中人物刻画之所得，分析译者是如何通过增译来显化原著中的隐含信息，从而实现更为生动鲜明的人物刻画，凸显社会环境和人物关系;以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角度，简要分析跨文化交际背景下屠珍译本在表现原著隐含的文化意向上之所失。

    二、人物刻画之所得

    《好人难寻》原著使用了大量笔墨来描写人物的形态及对话，以此体现当时南方社会中的偏见、冷漠与怪诞。但原著中大多将这样的信息作为二级信息隐含在人物对话或肢体语言中。而屠珍译本在人物的刻画上，通过频繁地使用增译，将隐含的信息显化，以便于读者对原著人物刻画加以理解。

    从信息论角度看，显化是将原文暗含之义用明确的词汇手段表达出来。译文词汇虽有所增加，信息却没有增加，只是信息度降低了，所产生的译文更容易被读者接受。无论从显化的定义、形成还是具体的显化策略来看，显化的作用在于满足接受者的期待，提高译文的可接受性。例如：

    例一

    原著：Her son， Bailey， did not like to arrive at a motel with a cat.

    译文：说真的，她的儿子贝雷可不愿意带着一只老猫走进汽车游客旅馆里活现眼。

    在原著中，这是一段对老奶奶的儿子贝雷的心理状态的描写。在这里，原著中仅表达了老奶奶的儿子贝雷不愿意带上老奶奶的猫这一层含义，而译文中则通过增译显化出了贝雷的心理状态，贝雷认为带上老奶奶的“老猫”走进汽车游客旅馆是活现眼，以此体现出贝雷对老奶奶的冷漠以及对整个旅行感到厌烦的态度。

    例二

    原著：In case of an accident， anyone seeing her dead on the highway would know at once that she was a lady.

    譯文：万一发生意外，过往行人看见她暴死在公路上，谁都一眼就能辨认出她是一位高贵夫人。

    在原著中，这是在对老奶奶的衣着进行描写后补充的说明，其中“lady”本身就隐含着有得体的、高贵的这一潜层信息。如果仅直译为“夫人”，则译文就失去了这一潜层信息。这一潜层信息对理解老奶奶的人物特点十分重要，老奶奶自认是一位来自“文明社会”的现代人，她从未意识到生活的荒谬，她总是沾沾自喜，并相信自己能把握生活的本质（刘娜，2017：26）。因此，若不显化隐含信息，就难以帮助读者理解老奶奶这一人物的性格特点，无法为突出小说主题做好铺垫。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译者在还原人物刻画时，巧妙运用增译来显化人物性格，突出冷漠主题。在原著中，存在三个主题，分别是偏见、冷漠和救赎。而冷漠主题本身就是为救赎主题服务的，为小说结尾的救赎主题做铺垫。因此，译者在译文中着手于人物刻画这一角度，采用显化手段来凸显原文中暗含着的信息，降低了信息度，显著提高了译文的读者可接受性，让中文读者能更方便地去领悟救赎主题。因而，这一手法是十分合理的。

    三、文化意向之所失

    该小说中隐含的文化意向主要体现在地理名称设定上，通过地理名称与文化意向形成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而翻译需要对源语文本进行全方位解读，无疑，互文性理论可以起到其他理论不可替代的作用（曹山柯，2012（4）：91-95.）。因而后文将从互文性维度来看待译文中的文化意向之所失。

    在原著中随处可见作者奥康纳的道德伦理观，这也成为《好人难寻》这部小说的翻译难点。出于中西方巨大的文化背景差异，原著中隐含的文化意向难以为中文读者所领悟。这是由于中英文处在两个不同的话语网络体系中，原著中的互文性难以复刻。因此，译文在文化意向上的缺失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例如：

    例一

    原文：She pointed out interesting details of the scenery： Stone Mountain; the blue granite that in some places came up to both sides of the highway; the brilliant red clay banks slightly streaked with purple; and the various crops that made rows of green lace-work on the ground. The trees were full of silver-white sunlight and the meanest of them sparkled.

    译文：一路上，老奶奶把奇物异景一一指点出来，石山啦、公路两旁时时出现的蓝色花岗石啦、微带紫纹而闪闪发亮的黏土斜坡啦，还有地里一排排饰带般绿油油的庄稼啦。银白色的阳光普照树丛，几株长得顶不像样的树木在明晃晃地发亮。

    这一段是一家人刚出发时，对沿途的景物描写。在英文原文中，这段描写更侧重于写景，美妙的景色与荒诞的现实形成反差，这样美轮美奂的景色构成美国南部的典型风景，更像是通往伊甸园的天路美景。而这段话在译文中采用了类似口语的表达，侧重突出老奶奶絮絮叨叨的人物特点，丧失了由景色与西方文化背景色彩构筑而成的反差。

    例二

    原文：They stopped at The Tower for barbecued sandwiches. The Tower was a part stucco and part wood filling station and dance hall set in a clearing outside of Timothy.

    译文：他们在宝塔餐厅门前停下车来，进去吃烤肉三明治。这家餐厅坐落在蒂莫西郊外的一块旷地上，是用拉毛水泥和木料盖的，兼作加油站，里面还有一间跳舞厅。

    在原著中，无论是塔餐厅（tower）还是蒂莫西（Timothy），都隐含浓厚的西方文化意向，塔餐厅可营造出西方神话语境，如同精辟的“类比意向”，不仅是无知、空虚、徒劳的象征，还作为从物欲向精神之旅过渡的起点，在文本中充当物质意义上的非起点和精神意义上的新起点。而“Timothy”则与《新约》中的信使提摩太和提摩太书形成互文性。提摩太作为传道人，他的名字代表着福佑，原著作者通过这样的反差来讽刺一家人受物欲蒙蔽的灵魂。該类地名创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既暗示一家人不幸的命运，又讽刺了一家人扭曲的心态，是给原著增添西方文化色彩的重要一笔。在译文中，这样的互文性形成的文化隐喻难以显化，讽刺效果大打折扣，成为原著中，地理文化、人物关系、主题表现三位一体叙事空间中缺失的一环。

    四、总结

    综上所述，针对原著中三位一体的叙事方式，屠珍译本在人物关系上，通过运用增译来显化原著中隐含的人物信息，降低了译文的信息度，凸显出原著中人物关系的偏见与冷漠，让中文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从信息性维度而言，是合理的。从互文性的角度来看，原著里杂糅在地理文化中的互文性所形成的文化意向，成为译文中缺失的一环。但这也是由中文与英文处于不同的话语网络体系中这一客观因素所造成的，这样的互文性的确难以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