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诗”理论的来源与初步发展
内容摘要：“怨诗”是我国古代常见的一种诗歌形式。从孔子从诗歌功能的角度出于政教目的提出“诗可以怨”开始，到屈原第一次在诗歌创作中无限制地抒发自己的“怨”情，再到钟嵘《诗品》第一次对“怨诗”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大大提高了“怨诗”的地位，古代诗歌理论实现了从政治附属物到纯文学的转变，诗歌创作中的“个人之情”不断加强，对后世“怨诗”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孔子 诗可以怨 屈原 钟嵘 怨诗
一.孔子与“诗可以怨”
《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可以怨”来源于孔子，在这句话中，他提出了诗的四种功能——“兴”、“观”、“群”、“怨”，“诗可以怨”是其中之一。
从字面上来看，“诗可以怨”讲的是人们可以在诗中表达出自己的不满之情。在《国语》中就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的说法，显然，明白这个道理的孔子通过“诗可以怨”给了人民一个说出不满的渠道。《诗经》中表现“怨”之情的作品大多出现在《国风》和《小雅》，多是表现下层人民之“怨”。有表现对贪婪的统治阶级不满的《硕鼠》，有表现对天灾人祸的忧愁的《十月之交》，有痛骂不讲礼仪之人的《相鼠》，有描写怀人忧思的《卷耳》，孔子选录的题材多样的“怨诗”实际上已经使为后来“怨诗”的发展奠定基础。
孔子将这些篇目选入《诗经》能看出他对底层人民遭受苦难的同情，对贪婪残暴的剥削者的不满，但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孔子所谓“诗可以怨”是有阶级性的，底层百姓可以通过诗抒发“怨”情，那么上层人士呢？孔子并没有给出答案，因为“怨”并不是他所倡导的最理想的方式，《论语·学而》：“人不知而不愠”、《礼记·中庸》：“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不去怨恨他人，从自己的角度找问题，这才是孔子心中最理想的君子。孔子的这种态度也许是因为他意识到“君子之怨”会引发更难挽回的灾难。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其实就讲了一个关于“怨”的故事，姜氏怨恨“寤生”的郑庄公，因而溺爱幼子，培养出篡位的共叔段，这既导致了兄不兄、弟不弟的不悌之道，又危害了国家社稷的安全;庄公怨恨偏心的姜氏，因而发誓与母亲永不相见，这又显然违反了孝顺父母的纲常。从这两方面看，“怨”是造成这出家国悲剧的根本原因。这种礼仪纲常分崩离析的局面显然为孔子所不耻，“郑伯克段于鄢”六字就以春秋笔法表明了他的讽刺。这个故事就展现了没有得到控制的“怨”扰乱了的伦理纲常，甚至危及国家社稷。因而“勿怨”才是以孔子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所真正自上而下倡导的为人之道。
孔子所谓“诗可以怨”可以说是对“勿怨”这一思想的进一步阐发——“怨”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情感，但过分的“怨”会影响到社会的和谐，所以需要用“诗”去合理地抒发，借用“诗”这种艺术表达方式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后也止于此，实际上是从另一种角度实现“勿怨”，本质目的还是在维护封建统治。强调《诗经》教化作用的孔子并不希望人们无限制地去发泄自己的情绪，“诗可以怨”反而是他给人们设定的情感界限，去防止无限制的“怒”所可能引发的进一步的社会问题。
所以说，“诗可以怨”可以说是孔子在维护封建统治、伦理纲常的前提下为人们的“怨”的情感找出的纾解途径，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方法体现出孔子“中庸”的思想，将“怨”的情感寄托于诗，避免了过度的“怨”导致的破坏性结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思想是站在封建礼教的立场上，实际上局限了个人情感的抒发。特别是“诗可以怨”中暗含的阶级性，赋予了诗“可以怨”这一实际功用，而并没有赋予“怨”这一情感以充分的合理性，更沒有从艺术性的眼光探讨二者相统一的价值。此时《诗经》中零散的的“怨诗”仅仅是封建政教的附属品。
二.屈原与“诗可以怨”
傅道彬指出：“真正文学意义上的‘诗可以怨是自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开始的。从屈原开始，诗人的哀怨不再是礼乐束缚里的小心翼翼的有限度的怨忿情感表现，而成为个人悲伤、怨忿、不满情绪的任性的自由的抒发，‘诗可以怨的精神有了根本性转变。”①这种根本性的转变就体现在对于礼乐束缚的跳脱，对于孔子“诗可以怨”下的“勿怨”本质的否定。作为一名古代的君子，屈原没有刻意限制，直接将统治阶级作为了“怨”的对象，将自己所有的情感都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出来，并对自己的内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同时，《诗经》中“怨诗”的作者大多是底层民众，作品多随意而发，也没有艺术创作的理念。而屈原的作品是有意识地进行诗歌创作，他在充分肯定自己的前提下，丝毫不收敛地将“怨”抒发出来。
首先要注意到，屈原在作品中的大都通过“愁”、“哀”、“郁”等字眼进行情感表达。可以想见，对楚王忠心耿耿、对国家一腔热血的屈原他的内心是十分纠结的，在理智上，他并不愿直接将楚怀王直接放在自己的对立面，去抨击对方、去痛诉自己遭受的不公，但从他“抚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的流露出的痛苦的背后，我们也能感受到其中难以抑制的“怨”之情。
在屈原的所有作品中，直接出现“怨”字的只有四句，分别是《离骚》中的：“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九章·湘君》中的：“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九章·山鬼》中的：“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以及《九章·悲回风》中的：“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来者之悐悐。”在前三句诗中，屈原表现出了对楚怀王的“怨”，但这种“怨”并不是怨愤，从情感上来看更是一种哀怨，痛心无奈于楚怀王不能体察出他内省的忠心耿耿、一心为国，反而被小人所迷惑。而最后一句的“怨”带有自嘲的意味，屈原“怨”自己不识时务的追求，使自己遭受了后来的祸端。纵观屈原全部的诗歌创作，“怨王”和“自怨”实际上是贯穿始终的核心情感。
在表现“怨”之情时，屈原创造了“香草美人”的意象，在诗中多把自己设定为一个弃妇的形象，写出自己遭受的小人的攻击与陷害，如《离骚》：“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如泣如诉地表现对楚怀王背弃约定，流放自己的哀怨。屈原以“怨妇”“思妇”的形象表现脱离朝政、不受重用、内心痛苦的忠臣形象，这种象征手法的使用在后来的怨诗中也很常见。除了以思妇形象表达自己的哀怨，屈原也会在诗中直接激愤地表现出对自己遭受不公待遇的埋怨，如《九章·惜颂》：“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令五帝使折中兮，戒六神与向服。俾山川以备御兮，命咎繇使听直。”屈原直指上天，希望山川众神来判定是非曲折，发泄出满腔的不满与怨愤。
另一方面，遭受排挤、被放逐他乡的屈原也经常会怀疑自己做出的选择，并产生“自怨”的痛苦，到底是因为忠诚而贫困，还是选择迎合而富贵呢？《卜居》就是向我们展现了作者的精神困境的一部作品。流放三年的屈原不知所从，通过与詹尹的对话，他坚定了自己坚贞不移、不与小人同流合污的选择。从屈原的“自怨”中我们看到的是他的“惩违改忿兮，抑心而自强”（《九章·怀沙》），更看到了他的从容不屈背后的苦苦挣扎。但在挣扎过后，他还是坚定了自己的理想。
屈原通过诗歌充分地展现了他在流放后对楚怀王的埋怨，对小人的怨恨，以及对自我选择的抱怨。在作品中，他没有克制情感，也并不以礼仪纲常为先，只是怀着一个忠君爱国之心、恪守高尚的人格，抒发了自己全部的情感。他写诗疏解了心中的郁塞，但绝不仅仅于此，他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他更渴望的是一种改变现实的力量。同时，屈原作为诗歌的创作者，他在表现自己的“怨”时，也有意识地进行了艺术性的创造，使情感与诗歌充分融合，抒发出感人至深的心声。
三.钟嵘与“诗可以怨”
钟嵘《诗品》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论专著，在这部作品中，“怨诗”的意义第一次从文学创作角度有了理论概括。在《詩品·序》中钟嵘提出：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在《诗品·序》中，钟嵘从纯文学的角度将“诗可以怨”再次提了出来。总结上述文段，可以看出钟嵘较为全面地概括了怨诗的四种类型：一、感自然景物之怨;二、国破家亡之怨;三、亲人离别之怨;四、思妇征人之怨。同时，钟嵘将“诗可以群”和“可以怨”放在一起，可以看出他重视“怨”所产生的共情作用，或许可以说，钟嵘重视的是真事真情的传达，他看到了“怨”作为时代之音所特有的艺术感染力，并赋予其重要意义。在他看来，只有对个人体验进行充分的表达才能使读者感同身受、引起共鸣，而这样的诗歌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钟嵘作《诗品》，为两汉至梁的一百二十二位诗人划分品级。他不仅仅将“怨诗”作为一种诗歌特定类型提出，而且将“怨”作为了批评诗歌的一个标准。在上品十二位诗人的评价中，对五位的评价都直接出现了“怨”字：
其体源出于《国风》。虽多哀怨，颇为总杂。（古诗）
文多凄怆，怨者之流。（汉都尉李陵）
《团扇》短章，词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汉婕妤班姬）
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魏陈思曹植）
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晋记室左思）
在中品的评价中“怨”出现了三次：
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怨。（汉上计秦嘉 嘉妻徐淑）
泰机寒女之制，孤怨宜恨。（晋处士郭泰机）
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梁左光禄沈约）
在下品中并没有出现。
可见，“怨”在钟嵘评诗时是作为一个较高的标准出现的。钟嵘如此重视“怨诗”的重要性，这与魏晋南北朝时的时代背景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混乱，国家分裂，儒家的正统地位被打破，这是既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从建安七子到竹林七贤，人们的个性意识不断提升，他们在艺术创作中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情感，而时代的限制、社会的动荡又使得他们内心苦闷，钟嵘所概括的四种“怨”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魏晋文人一边采取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消极地避世，一方面只能寄情诗歌，“怨”成为这个时代普遍的情感表达。
正如《诗品·序》中所言，钟嵘推崇“怨诗”，他不仅对“怨诗”的范围进行了更加细致地总结和划分——《古诗》中的“哀怨”，李陵、秦嘉、徐淑诗中的“凄怨”，班婕妤的“绮怨”等等，而且从审美的角度赋予“怨诗”以重要意义，这就使得“诗可以怨”从政教的工具转向了文学创作的手段，完成了从抑制个人情感到充分表达情感的转变。如果说屈原只是无意识地进行了创作，那么钟嵘则清晰地进行了理论总结，推动了后来韩愈、欧阳修等人对“怨诗”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更促进了唐宋“怨诗”诗歌创作的兴盛。
四.总结
孔子从现实出发，将“诗可以怨”作为一种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而屈原较纯粹地将内心的“怨”在诗中表达了出来。孔子是《诗经》的选编者而不是创造者，他并不注重诗歌创造在艺术方面的价值，“诗可以怨”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探讨、分析。从“诗可以怨”到“怨诗”经历了底层民众创作到有意识地发愤而作，诗中“怨”的个人情感表达愈发丰富，创作者逐渐实现了对封建礼教束缚的叛逃，在诗歌中迸发出自己的情感。而钟嵘的《诗品》则实现了诗歌评论从政教目的出发到审美品评的发展，“怨诗”创作从理论角度得到了愈高的地位。创作和理论相辅相成，推动了“怨诗”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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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成林.“诗可以怨”源流[J].中国韵文学刊，2001（12）.
[6][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注 释
①傅道彬.“诗可以怨”吗[J].文艺研究，2007（11）.
（作者介绍：闫紫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院18级文艺学专业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