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相关外交档案的考察

    常笑

    摘? 要：战后日本将依美图存作为对外战略的核心内容，美国因素对日本对外政策的制定起到重要影响。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中美关系趋于缓和，日本也逐渐改善对中国的态度。20世纪70年代初的“尼克松冲击”加快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步伐。本文通过逐年考察1969年-1972年的中日外交档案，探索美国因素影响下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推进。

    关键词：外交档案;中日邦交正常化;尼克松冲击;中日关系;日美同盟

    Abstract： In terms of diplomacy， the postwar Japan depends on the UAS for survival which is taken as the core of its foreign strategy. The American factors exert a great influence on Japans foreign policy. As the Sino-US relations began to thaw in the latterhalf of the 1960s， Japan gradually improved its attitude towards China. “Nixon shock”stepped up the pace of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the 1970s. The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advancement of 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American factors by means of surveying the Sino-Japanese diplomatic archives from 1969 to 1972.

    Key Words： diplomatic archives;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NDRCJ）; Nixon shock; Sino-Japanese relation; Japan-US alliance

    二战后，日本为实现战后复苏，与国力强盛的美国建立同盟关系。美日等国虽对中国采取敌视和遏制政策，但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形势变化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美两国暗中接触，出现震惊世界的“尼克松冲击”，也导致日本政府重新审视中日关系。

    本文试图通过对日本外交档案的考察，厘清在中美关系缓和的历史背景下，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背景和过程，在此基础上从大国因素方面分析当时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本文注重对日本外交档案的考察，选取的史料包括以下四类：第一类为日本外务省制定的对华政策。第二类为外务省对于别国对中国政策或态度的评判，以上档案从日本东京的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搜集，多为手写稿，其中部分还保留着当年日本政要的亲笔批示，有的显示“绝密”字样，在国内难以获得。第三类为日本政界要人的日记。第四类为中日学者著作中对于外交历史的考察。1 战后日本“依美图存”战略的推进（1945年-1968年）

    二战结束后，美国独占日本，名为《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的资料显示，“在主要盟国中发生意见不一致时，要服从美国的政策”，从而保证了美国对日支配权，使日本成为美国的亚太战略的重要部分。日本政府依美图存的对外战略在吉田茂执政时期形成并确立，1951年9月，两国缔结《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通过书面形式证明了以日美关系为轴心的日本战后外交体系完全形成。

    1954年鸠山一郎继任日本首相，外交政策继续以依托美国为核心。但为了重返国际舞台，提出修改宪法第九条，使日本拥有军队，相对独立于美国，并于1956年与苏联复交，加入联合国。可见，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日本政治保守势力的增强和经济实力的上升，日本逐渐要求在外交方面与美国平起平坐，试图恢复自身在国际舞台的发言权。

    1957年岸信介上台，日本政府提出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西方各国协调、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立场的“外交三原则”，为日本战后外交政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60年新《日美安保条约》的签订，加强了日本在经济方面对美国的依赖。

    20世纪60年代，日本国内政局稳定，经济高速增长。为防止卷入两大阵营的斗争，日本大力推行经济外交;为了迅速成为经济大国、提高在国际舞台的发言权，日本于50年代、60年代先后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世界经济领域中重要的国际组织;1962年池田勇人在访问欧洲时提出以北美、欧洲、日本为自由阵营的“三大支柱”论，与欧洲各国展开贸易，开拓欧洲市场，此时日本已逐渐产生大国身份的意识，加大对东南亚的经济援助，试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经济共同体。此后，与中国关系的改善也是日本试图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表现之一。2 中美接触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1969年）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经过国际格局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世界上各种力量逐渐产生新变化。“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陷入国内危机，中苏关系恶化使中国力图改变国际上的孤立状态。同时，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在与苏联争霸的斗争中处于守势，从而重视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重要性。

    1968年，尼克松将改善中美关系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一环，他曾说：“在当选总统后的1968年底，对于准备就任的團队来说，尼克松政权的目的之一就是承认中国。” 此后，美国开始直接或间接试探、寻求与中国接触的机会。1969年9月，基辛格就华沙会谈向尼克松表示中美接触具有可能性：“我们最近向中国人做出了一个小小的姿态，有趣的是中国人没有拒绝。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在贸易方面给中国提供与苏联相同的基础。这件事应该予以考虑。”

    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日本也欲改善与中国的关系。1969年的日本外交档案显示，中日关系是日本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日本政府已开始在意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并有意消除中方的误解。

    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于1969年11月25日起草的《对中国政策要纲》显示，日本将促进和中国在贸易、文化等方面的民间交流，开设在政府层面对话的机会，以改善中日关系。此外，使自民党议员，以自民党代表的身份，在政府支持和帮助下，赴京与中国首脑商讨远东紧张局势、实现亚洲和平、中日间一切问题等事项。同时欢迎中国政界要人赴日。

    外交档案显示，日本的动向将随时向美国做出详尽的解释，必要的时候美日将共同采取对策。 可见，日本在对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时刻顾及美国的态度。日美同盟是日本对外战略的基础和轴心，日本与其他一切国家发展的关系都在美国允许和认可的范围之内，充分表现出日本对美国的依附关系。3 美日对华态度的好转（1970年）

    1970年，在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转交周恩来总理的信函中，基辛格表示，希望中美两国间在北京的会谈应着眼于改善两国关系、缓和紧张气氛。6月10日，名为《将向中国人传达的信息》的美国文件显示：“我们（美国）愿意在承认双方（中美）存在意识形态方面分歧的前提下，与之（中国）建立正常关系。（中略）如能保守秘密，基辛格博士准备与中方指派的要人进行会谈。” 10月27日，基辛格在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会谈中重申，美国政府不认为中美间存在长期的利益冲突，并希望与中国政府建立政治和外交关系。

    由于国际形势的演变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日本也意识到美国的对华态度开始转变。根据外务省的分析，美国重新讨论对华政策的契机，是在讨论中国加入联合国和处理越战问题的国际会议上，这两者和后年的总统选举关系重大，美国正在逐渐转变对华政策，因此，日本改变对华政策也具有必要性。 自此，日本亲华派的势力逐渐增强，日本政府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缓和与中国关系的态势。

    1970年左右，日本曾经两度（1969年12月-1970年2月，同年11月-1971年2月）试图改善中日关系，提议模仿中美华沙会谈，建立中日大使级会谈。但由于佐藤荣作内阁缺乏诚意，没有遵从中方“建交三原则”，两次对华接近政策相继失败。尽管如此，却是日本政府在战后第一次明确表现出欲与中国改善友好关系的意愿和行动，试图在两国间建立政府层面的往来，将改善中日关系提升到对外政策的重要议程的高度，为中日邦交正常化铺垫了伏笔。4 “尼克松冲击”对中日关系的影响（1971年）

    出于共同抗苏的利益，中美继续缓解两国关系。1971年1月11日，基辛格与大使博格丹的谈话内容显示，周恩来总理曾在与齐奥塞斯库副总理的会谈中表示，“由于尼克松总统已访问过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我们也欢迎他访问北京”。2月25日，尼克松在提交至国会的第二年度《外交政策报告》中表示，将认真研究美国可以进一步采取的措施，以创造中美两国人民广泛接触的机会，以及消除不必要的障碍。4月的“乒乓外交”结束了中美两国间20多年来人员交往隔绝的局面，使中美关系的和解取得了历史性突破。7月，基辛格在北京与周恩来进行了秘密会谈后，美国对外公布尼克松总统将于次年访问中国的消息，并在消息临近公布前仅两小时，向日本驻美大使牛场信彦做了通告，在日本国内引起一片哗然。

    基辛格访华以后，中美关系呈现出大幅度改善的态势，使日本各界对美国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感，但促使佐藤内阁重新审视日本的对华政策。7月16日，佐藤曾在日记中对中国的对外政策进行推测，“这可能是中国的态度变得柔软化的证据，此事是值得庆贺的”。次日，在众参两院全体会议上，佐藤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是70年代我国外交史上的最大课题。政府认为中国的动向对缓和远东紧张局势有很大的影响力量，从这一观点出发，打算慎重改善中日关系。互相尊重双方的立场，通过各方面的对话加深理解是必要的。（中略）日本准备就包括邦交正常化在内的双方关心的事项，进行政府间的接触”。这是佐藤第一次明确提出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5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1972年）

    中美接近后，中日相互间的政策呈现柔软化趋势，这是两国关系缓和重要的因素。从日本外交档案可见，中国的对外政策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相比较“文化大革命”初期中断对外交往，中国的外交活动显著增多。如，邀请尼克松访华;与多个国家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文化、体育代表团的互访交流;积极缓和与日本的关系等。第二，革命意识形态色彩减弱，现实主义基调增强，对外政策变得柔软。如，美国虽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头目”，但中国对总统尼克松访华一事表示出热情和诚意，与西方国家恢复和建立外交关系，等等。第三，动员并争取国内各界对政府的支持。在积极推进外交活动的同时，政府广泛动员社会各层面的支持，以努力获得人民的支持。第四，中国政府的对美政策也发生转变，避免与美国对抗的局面，并在1972年2月在中美首脑会谈中，逐渐展开与美国的对话。在中美关系的发展方面，中国将以确保国家安全为目的，深化和美国的接触。田中角荣内阁成立后，中国政府会继续对田中内阁保持态度友好。

    1972年7月，田中內阁在日本国内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愈发高涨的呼声中，推进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步伐。8月，田中角荣向中国表示，希望就中日邦交正常化一事访华，受到中国政府热烈欢迎。9月，田中一行正式访华，就中日间的各项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并达成一致。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中日关系进入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