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空间?身份：谍战剧《脱身》社会题旨解码
李金娟
不久前，由陈坤、万茜联袂主演的酝酿长达9年之久的谍战片《脱身》相继于北京卫视、东方卫视登陆。《脱身》主要以上海市郊区的镇宁邨为叙事场域，展现给观众的不仅是1949年解放前夕国共双方在人才争夺中扣人心弦的一场较量，还有剧中随处可见的浓厚的老上海风情以及弄堂市井生活的气息。剧中，“身体”“身份”等概念被赋予各种引申、关联、转喻的意义，使得个体的身体或身份成为与人性、个体命运密切相关的指涉符号，并由此汇聚而成《脱身》的主旨思想。笔者认为，文艺作品对身体的关注，既是社会学学术研究旨趣的一种拓展，也是创作者对于日常生活世界中“具体人”的一种关注，同时对于我们当下推动党员回社区报到的创新社区治理实践具有某种现实启迪意义。本文尝试基于身体社会学视角对电视剧内容进行解读，分析《脱身》所蕴含的社会学意义。
一、身体作为一种载体：“有形之身”与“无形之身”的博弈
纵观全剧，权力、身体、信仰三者之间的博弈无处不在，微观权力支配下表征主体意志的身体隐喻无处不在。信仰关照以及缺失语境下的身体表达、权力与身体的微妙关系，透过电视剧人物形象的不同命运遭遇的塑造，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受众眼前。
（一）身体与信仰的关系
身体是人之为人的一个首要物质基础，也是古今中外一切文化形态得以生发的核心要素。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便展开了对“身体”的研究。布赖恩·特纳从多角度确定了身体研究的范围，从身体的复杂性、身体的社会行动、身体的集体性等方面对身体社会学进行了整合;美国社会学家约翰·奥尼尔在《身体形态》中依据身体与世界的关系，将“身体”划分为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以及医学身体等五种身体形态。[1]可以说，身体是信仰发生的物质基础，信仰是身体主体进行行动选择的动力源泉。古往今来，人们习惯于将信仰缺失的人称之为“行尸走肉”，将理想、信仰奉之为生命存在的意义及终极目标。《脱身》以乔家与黄俪文一家的情感恩怨为明线，同时辅之以“归省计划”的铺设实施这一暗线，共同指向信仰作为一种精神实体对于个人由身体至心灵的支撑作用。
首先是身体与信仰的同一。例如，刚出场就代替乔智才赴死的“政治犯”、在火车站辗转逃离现场却最终难逃敌人追击的老叶，在千钧一发之际选择了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全组织的机密情报不被窃取。他们放下了“有身”的执着，在主体性的自觉支撑下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了革命事业之中，事实上是以“不有”的方式实践“有”，以“无身”的方式确证“有身”的常在，最终以视死如归的气节完成了身体象征意义的升华。
其次，是身体与信仰的悖离。以张晓光这一分裂式人物形象的设计最为典型。黄俪文的丈夫张晓光表面上在一场爆炸事故中惨烈牺牲，实则成功脱身并卸下伪装的面具成为事实上的隐身人。他试图摆脱任何一种集体身份的约束，缺乏对任何一种信仰的信奉与敬畏，臆想着挟持乔礼杰之后与黄俪文远走高飞，但其对信仰的背叛与缺失，最终使得其自我编织的这一“美梦”难逃灰飞烟灭的宿命。
（二）身体与权力的抗衡
如福柯在《性史》中指出的那样，“规训权力”是“生物—权力”进化演变的一个发展模式，对身体的规训、控制成为权力统治者管理社会的一个有效途径，而身体也在以不同形式表现着对权力的不同程度的反抗。在权力对身体施压的同时，《脱身》剧中不同角色身份的主体也在以不同形式解构着权力。
乔智才与乔礼杰这对孪生兄弟，是整部电视剧浓墨重彩渲染的重要角色。乔智才几度入狱，不管是因与姜科长的经济纠纷蒙冤入狱，还是被毛六爷陷害入狱，全是依仗小市民的生存智慧才得以完成对权力的抗争，侥幸保全生命。乔智才的孪生弟弟乔礼杰醉心于科研事业，待人接物单纯善良，由于其独特的科研知识主体的身份属性而被卷入一场争斗较量。在以毛六爷为首的保密局获知“归省计划”后，不遗余力地对乔礼杰进行人身监控、窃取知识成果等一系列管控行为，这正是通过权力来对个体进行控制的一种形象变现。在紧要关头，不断成长起来的乔智才与逐渐觉醒的乔礼杰为了国家利益而做出了艰难抉择，即由足智多谋的乔智才代替乔礼杰成为“物理学家”，真正的物理学家乔礼杰则从毛六爷那里成功脱身。这既是《脱身》电视剧的高潮所在，也是身体对权力的一种抗争与解构的尝试。而在被权力的实施者识破之后，毛六爷以一句“你必须是乔礼杰”则从更隐蔽的层面展现了权力持有者对被管控者从肉体到灵魂的倾轧;而乔智才唯一的抗争，也只能是在方寸之间以文字书写的方式表达对黄鹂文及家人的思念。诚如福柯所说，权力无处不在，“它们不是把人体当作似乎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对待，而是‘零敲碎打地分别处理，對它施加微妙的强制，从机制上、运动姿势、态度、速度来掌握他。这是一种支配活动人体的微分权力”[2]。
二、身体的空间呈现及意义
身体与家庭的建构、城市文明的发展紧密关联。作为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大城市发展中的个体，其身份也是多重的、变动不居的，是人们窥探历史进程的多棱镜。如布迪厄认为的那样，身体是一种物化资本或经济资本，身体的惯习是在特定场域中形成的。身体在不同维度的空间内习得的惯习，促进了个体的社会化进程。而身体所赖以存在的这一特定场域，在《脱身》中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其一是具有私密性的家庭私人空间，其二是以公共性为表征的城市空间。
（一）家庭空间的同质性及异质性
家庭餐桌是《脱身》中出现频率最多的器物之一，围绕餐桌进行的家庭成员互动空间也是家庭成员身份确认的重要空间场域。一定意义上，乔家的餐厅这一结构性要素成为了剧中人“意义和身份”实现的重要场所，参与并促进了电视剧的叙事进程。例如，乔太太在乔老爷意外离世后，在餐桌上提醒家人要“相互关爱，相互守护”，并把管理大家庭的重任交付给了乔智才，这意味着乔智才在这个传统大家庭中独一无二身份的确立以及乔家在经济与社会地位上的意义保障;又例如，从大嫂与蔡阿三偷情被发现后在餐桌上的心理波动，到在就餐时打探到乔智才有危险时回归家庭的决定过程，勾描了大嫂对于身份缺失、身份重置的一种忐忑;再如，从乔智才宣布其与黄俪文的婚讯时乔母在餐桌上的极力反对到乔母从内心开始接纳黄俪文时为黄俪文煲汤夹菜的转变，这表明对黄俪文作为乔智才夫人身份的家族合法性的确认。
如果说电视剧运用一系列运动画面的有序连接，作为视听、时空、动静、艺术和技术手段形成一种视知觉存在，并运用“餐桌”这一元素向观众展示了家庭文化空间同质性的分化与融合过程，那么以黄俪文为核心的黄家则又从另一层面向受众描述了家庭空间异质性的消弭过程。三个生活在同一家庭空间的不同女性，在血缘上是母女、姐妹，而在现实生活中彼此之间又极度缺乏相互认同。“男性”作为家庭叙事中心的缺失，使得共处同一屋檐下的母女三人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立场和人生观。黄俪文的母亲林小姐，装扮入时、生活现代，作为镇宁邨的外来者，由于其“戏子”身份而不被邻里认同尊重，是传统社区中的“他者”，黄家的迁入被认为是一种对中产阶层的空间僭越;职业女性黄俪文来沪探夫未果，却已成“未亡人”，在与家人阴差阳错重逢时以“未婚”身份重新介入到自己的原生家庭;费俪娜是百乐门的头牌小姐，却也深陷其母“绍兴派”作风之困扰，并对姐姐早年弃家而走的行为耿耿于怀。随着电视剧情节的推进，母女三人在各自的空间获得了成长以及相互之间的扶持，在具象之父不在场的空间刷足了存在感：黄俪文母亲为融入社区积极参与镇宁邨妇女代表的竞选活动;费俪娜与巫云甫的感情在经历分手—小年夜爽约—获知巫云甫噩耗后与姐姐冰释前嫌并开始在情感上理解母亲;黄俪文也从一开始与乔智才拿错箱子的被动卷入，到转变为胸怀理想的革命青年，完成了个人生命意义的脱胎换骨。
（二）城市公共空间的再现
作为一种听觉与视觉多重复合的艺术文化生态样式，城市空间的文化表达也是电视剧创作的一种内在旨趣。“城市在中国文化观念中呈现着迥然不同的形象。从形象角度看，城市的象征可以是小镇的一片城墙、一座孤塔、一湾小溪，或是古城的一坊牌楼、一座宫殿、一片花园，亦或是都会的商业区、红灯区、贫民区。从观念角度看，小镇可以表示一种宁静，古城可以表示一种秩序，而都会可以表示一种喧嚣或紊乱。”[3]在此意义上，《脱身》时空变换中的不同场景成为编码和解码电视剧主题的重要场所。
如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研究者约翰·费斯克所述：“电视和观众沟通的方式，主要是供给观众一连串熟悉的影像……其中不仅可看到自己，更可看到社会。”[4]编剧将一系列不同的时空转换图像分布在不同剧集中，由此产生了多重意义。例如，电视剧的主要对话和情节都在穿街走巷和穿堂过屋中展开——街道里弄作为典型的城市景观和地标，体现了特殊时期城市的流动性和混乱性等特征;如镇宁邨的社区楼栋建筑、消遣娱乐空间“百乐门”等居住空间，作为多元场景符号从不同层面展现了城市空间的文化意象——中产阶级家庭的交往模式、上海胡同里弄的日常生活、上层阶级消遣娱乐的“百乐门”等等这些表征老上海味道的元素，在《脱身》中随处可循。就此意义而言，《脱身》不仅是个人化的事件记忆，也是上海城市历史镜像的展现。如果说，乡土社会所侧重的以父子关系为核心的家庭秩序排列是对于时间/历史的强调，那么相形之下，城市公共空间作为一种文化的意象和建构，无疑反射出人作为主体在解放前社会文化空间结构性因素制约下形成的一种生活态度、理念以及社会交往方式等等。
三、被建构的身份
身份是历史情境的附着物，是随社会发展阶段的演变而不断被建构的一种产物。如果说，身体是一种基于肉体的自然构成，那么身份则是作为物理形态的身体与其它要素通过互动建构起来的一种社会性的形象。《脱身》一方面通过不同人物角色形象的塑造，将身份的确立、排序、回归与游移进行了深层诠释;另一方面，运用不同的场景符号勾勒出市民对于身份及城市的想象图景。
（一）基于儒家血缘关系的现实秩序排列
原生家庭对于个人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每一个人都有着多重身份——他人的儿子（女儿）、他人的（外）孙子女、他人的哥哥（弟弟）和姐姐（妹妹）等等。以乔父乔默耕及三个儿子乔义英、乔智才、乔礼杰为代表的乔家，作为镇宁邨的书香世家，恪守儒家治家之道，是儒家传统社会的理想型家庭。如果说，名字是个人身份的核心元素，也是人与人之间地位关系、角色关系的一种显现，那么乔氏父子的名字设定本身就隐喻着编剧对于儒家“仁、义、礼、智、信”理念的一种强调和回归。在传统社会，家庭中的父子关系作为主要的成员关系。随着剧情发展，当乔父意外去世后，家庭的整体性被打破，给予家庭成员关系的日常生活连贯性被削弱，直至乔智才成为新的家庭管理者后，乔家才被重塑为一个完整的家庭组织。《脱身》据此建立起一种传统家文化的连贯性与完整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缘纽带并未因乱世而剥离、脱落，因而赋予了角色人物身份以文化的属性。
（二）关于身份的想象
如前文所述，“身體”不仅表征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体，还是一种在社会文化情境中被建构的社会“综合体”。吉登斯也指出，“身体并不只是在的问题”，它也不仅仅是存在于社会之外的有形的东西，人们的身体受到所属规范和价值观的影响，也深受社会经验的影响”[5]。在电视剧不同剧集勾勒的空间里，通过一系列典型场景符号将社区文化、自我追求、社会价值等观念层面的要素整合在一起，建构起20世纪中期上海市民关于城市与身份的想象。
对于镇宁邨的“钱太太们”而言，她们作为原居民的典型代表，一方面在道德情感、价值理念、社会交往准则上更偏向于传统社区生活，在她们看来，不知来路、行为怪异的黄俪文一家是错乱而另类的、偏离正常轨道的“闯入者”，因而能够在“她们家没有一个好女人”这一问题上快速达成群体性共识。另一方面，“钱太太们”也恰恰是在对他人的猜测揣度、曲解抹黑中表达其社会情感认同从而印证自身的存在，最终完成其自身小市民身份的建构。
对于黄俪文而言，一方面以黄家长女的身份居住在表面平静的镇宁邨，与此同时在真实的生活世界中也在不断向家人以及乔智才掩饰真相——过去的记忆被刻意隐藏，与此同时只能凭借想象来建构自己当下和未来的角色身份。这种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的内在紧张，促使其只能以一种想象的方式建构起自己的生活图景。而从与乔智才假结婚到志同道合产生真感情，也昭示着黄俪文作为一名独立女性自我身份认同过程的完成。
结语
总的来说，《脱身》基于解放前夕的时间设定，将电视叙事置身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中，以一种着眼于日常、落笔于细微的叙事方法，在紧张、悬疑、刺激人心的氛围之外，让我们从主人公的成长轨迹中更多探寻到一定时代背景下个人恩怨与家国大义之间的冲突碰撞、接纳契合。这种身体与信仰、权力之间不同关系的生发、阐释，折射出某一个群体在社会变革中与他者、自我之间的关联性与归属感，实质上是描述了一种群体心理动态演变的轨迹合集。这在一定程度上充分演绎了电视剧的主旨思想，即“每一个人都是铀原子，他遇见了中子的撞击，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每一个鲜明饱满的角色人物都在“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围绕人物“怎么脱身”推进情节，在不同设定的场景表现中回应家国和谐的宏大历史主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在重要场合强调，文艺创作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作为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电视剧产业发展需要从供给侧持续发力，结合新时代社会经济政治转型发展背景向受众提供更多有创意、兼具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优秀电视剧作品。就《脱身》而言，作为一部围绕“身体”而展开言说的电视剧艺术作品，如果说“身体”“身份”是理解整部电视剧创作旨趣的关键词，那么编剧对于剧中角色“如何脱身”浓墨重彩的书写是其对湮没在历史进程中无数个体小人物的一种尊重与挖掘。可以说，《脱身》呈现给我们的是谍战片与情感片的一种折中影像;从个体化的身体维度切入文艺作品的创作，是理解这部电视剧的一个不可忽略的视角，以此从社会学学术视角进行剖析，有助于人们认识、厘清新时代个体化与集体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从观念层面推进当下党员个体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的实践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