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不可靠性与口述档案论争
汪长明
摘 要：围绕口述档案是否为档案、口述档案的学科属性与学术地位、口述档案与文本档案的关系之争议，是档案史学领域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实际上，导致口述档案不被学界普遍认可的关键因素在于记忆的不可靠性。记忆具有主观判断的成分，容易失真；具有美学化倾向，难免利己主义道德评价；容易被误导，从而形成错误的记忆。从“记忆失真”到“记忆真实”，进而实现“历史真实”，是基于口述史学产生的口述档案获取档案身份，从而走进档案史学研究范畴必须实现的两个重要突破，而这有赖口述档案采集者与口述作者的共同努力。
关键词：档案；口述档案；记忆不可靠性；口述历史
1948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兰·内文斯创建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从此口述史学作为当代历史文献研究的新手段得以创立，标志着现代口述史学的诞生。作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兴起的为数不多兼具学术研究意义、公共历史价值和社会激进议程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口述史学的兴起虽然其最初动机旨在弥补现存文献不足或现有史料缺失的档案考量，即强调口述历史的史料价值，但它在客观上推动了历史学及其它相关学科的发展，同时催生了“口述档案”这一新兴学科名词的兴起。
但自口述档案作为学科名词诞生以来，围绕其身份定位，即口述档案是否为档案、口述档案的学科属性与学术地位、口述档案与文本档案的关系之争议就一直存在着。以致于时至今日，“口述档案”词条在中图分类号之“档案学”中仍找不到对应的次级学科归属。本文以记忆的不可靠性为切入点，试图对口述档案的学术论争、学科定位及采集原则进行探讨，旨在破解口述档案在档案学领域的尴尬处境。
1 围绕口述档案的学术论争
所谓口述档案，是“为抢救社会记忆而对个人进行有计划采访的结果，”[1]是“为记录人们语言信息的记录材料的总称”。[2]这一表述基本涵盖了以下基本要素：来源上，口述档案的采集对象为与事件相关的个人；性质上，口述档案是社会记忆的一部分；形态上，口述档案是以语言信息为原始形态，并通过记录、记载的形式将其物化，成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
长期以来，对口述档案如何定位、口述档案算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档案等问题，史学界和档案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主要有赞成和反对两种观点。赞成者认为，口述档案是档案的一种形态，是“活档案”，属于档案的一部分。其理由包括：（1）从文本属性看，口述记忆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属于社会记忆的构成单元，与书面档案一样“具有原始性”，[3]应该成为“档案的一个分支”。[4]支持这一理由的最直接依据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撰的《档案术语词典》对“口述档案”的解释，即“为研究利用而对个人进行有计划采访的结果， 通常为录音或录音的逐字记录形式。”[5]（2）从形成过程看，口述档案的采集对象为历史事件的当事人，访谈内容经整理后可视为对历史的记载，具有原始性，“具有其他形式的文献资料无可替代的价值”。[6]（3）从反应内容看，口述历史以个人讲述的形式反映的内容多为亲历、亲见或亲闻，是当事人从自身角度凭借其个人记忆回忆历史的方式，从而尽可能还原历史，具有相对真实性。（4）从制度支持看，口述历史属于《档案法》《著作权法》《继承法》等法律法规认定与保护的对象，具有合法性。（5）从研究方法看，口述历史不仅是对传统文本档案以政府为主体的自上而下研究方法的一种突破，通过以个人为主体自下而上建构历史，使普通人的生活和大众对历史的情感和认识走进了史学领域，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史学理念”。[7]（6）从社会功能看，口述档案可以拯救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可以填补历史空白，为正史或典籍史作补充与拾遗；还可以改善和充实档案馆馆藏，更好地发挥档案馆的服务功能，[8]等等。因此，赞成者认为，口述档案是将个体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从而建构社会记忆的重要基石，是填补历史空白的有效措施；同时，口述档案还对鉴别文献史料真伪有着一定的意义，从而有利于优化、改善档案保管单位的馆藏结构。因此，口述档案赋予了档案以新的内涵，“拓展了档案工作的领域”。[9]
反对者或曰质疑论者则认为，“档案与‘口述档案是根本不同的两种事物”；[10]与书面档案、文本档案相比，口述档案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不能称为档案。其理由包括：（1）在基本属性上，档案的原始记录性是档案的本质属性，口述档案因并非伴随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而自然形成，不具有“原始性”这一档案的根本属性，真实性、可信性值得怀疑；口述史不能称为信史。诚如塞内加尔学者萨利乌·姆贝伊所言：“口述档案因其回忆不能也不会总是真实的……使得重建历史真貌的努力困难重重。”“口述档案具有因其性质所决定的缺陷。它们建立在口头传说的基础之上，具有易变的特点。”因此，不能把口述的真实性绝对化。（2）在学科概念上，“口述档案说”混淆了原始历史记录与事后追忆的历史记录之间的界限，打破了传统的档案分类与编研体系。[11]（3）在机构职能上，档案部门建立口述档案是一种越权行为，混淆了档案部门与其他相关机构职能的界限，冲击了档案的严肃性、规范性、权威性。（4）在行为动机上，建立口述档案本身是一些历史档案不足的机构或国外一些缺少历史档案的国家的权宜之计，属不得已而为之之举。（5）在国际经验上，国际档案界对口述档案的概念及定位也存在争议，有些国家并不认可“口述档案”一词，如法国以“有声档案”代替口述档案，加拿大采用“有声文件”作为通用术语，扎伊尔则使用“口述史料”一词，等等。因此，反对者认为，口述档案“不具有档案的本质上属性，不具有法律的凭证作用，而只是一种辅助档案利用的重要的参考资料”。[12]
2 记忆的不可靠性
实际上，导致口述档案真伪之争——到底应将口述采访资料归入口述档案抑或口述史料——的根本因素在于记忆的不可靠性上。这一直是一个赞成者刻意回避、反对者揪住不放的关键问题，是两派争论不休的症结所在。对这一问题的论争结果决定了档案的最根本属性——原始性是否成立。
所谓记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解释是“往事在头脑中的印象”。这一定义具有三层含义：首先，记忆的对象为“往事”，即成为了过去或历史的事情、事件，具有不可还原性；其次，记忆的主体为“头脑”这一非文本、非实体的载具，具有主观性、随意性；再次，记忆的形式为“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记忆主体的主观性，使得印象本身具有模糊性、不可验证性。因此，上述三个特征决定了记忆具有不可靠性，使得其在保证档案的历史再现性（真实性）上大打折扣，而这正是怀疑论者对口述档案进行质疑的关键所在。如果不能真实再现、还原历史，即便赞同论者能够给出多少看似合理的、具有说服力的理由，这样的“口述历史”根本不具有历史价值和档案价值。于是，有学者提出，“口述档案”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伪概念，无论从语义学还是从逻辑学上讲，根本不存在“口述档案”一说，除非它是“来自他人口述（或口头讲话）的不同载体的现场记录所形成的档案”。[13]
2.1 记忆具有不确定性，容易“失真”。“记忆是动态的，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动态或不确定使记忆本身带上了戏剧性。”[14]就同一事件而言，由于受时代久远程度、个体记忆能力、判断力的影响，不同口述主体的记忆往往或多或少存在偏差，容易出现记忆疏失、模糊和错位，甚至可能出现自相矛盾之处。这种“既包含着真实内容，也有想象的成分”的口述历史，其真实性难免“不断遭到质疑”。[15]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弗雷尔颇具讽刺意味且一针见血地指出：“口述历史正在进入想象、选择性记忆、事后虚饰和完全主观的世界……那不是历史，而是神话。”[16]
就个体而言，随着年龄的增大，其“忘性”也会越来越大，严重者甚至出现失忆或记忆紊乱现象，只不过程度有轻有重而已。这是人类难以克服的生理现象和自然规律。科学研究证明，记忆不但并非坚如磐石，而是变得容易丢失、改变，随之导致的记忆错误无所不在。“我们坚持了许多年的一些记忆片段很可能掺杂了许多莫须有的想象，我们也许永远无法了解自己的记忆中到底有多少是真实发生过的。”[17]对此，左玉河教授从历史记忆与历史叙述、历史之真与记忆之真分离的视角做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口述者的口述渗透了随后的经验，是一种历史叙述（记忆之真）而非历史记忆（历史之真）；而记忆之真是由历史亲历过程中存储的记忆以及随后增加的生活经验共同作用、改造过并重构的历史记忆。口述者的童年经历、怀旧情绪、个人偏见、亲情意识与健康状况等，都可能使历史记忆发生扭曲，难以保障记忆呈现的客观，从而将过去的历史变成现在的历史，将过去的声音变成现在的声音。[18]长期从事人类记忆不可靠性研究的加州大学埃尔文分校伊丽莎白·洛夫特斯教授通过对“记忆错误”的研究发现，记忆不仅并非牢不可变，而且比我们所认为的更为脆弱；特别在提取遥远而模糊的事件细节时，记忆有时会变得混乱不堪。
2.2 记忆难免带有道德判断的烙印，具有利己主义色彩和美学化倾向。口述记忆实际上是一个以利益为边界区分自我与他者的过程，是口述者通过利益权衡主观选择的结果。“历史记忆呈现的选择，取决于口述者的价值观及其背后的选择权力。”[19]严格说来，真正的口述档案是建立在事件当事人的回忆基础之上的，任何非当事人都不能成为口述档案的采集对象。即便基于当事人的回忆，人们在以口述的形式将记忆信息转化为他人可接收的视听信息过程中，尤其在口述主体成为事件中对立一方的时候，总是倾向于强化对自己或自己所属一方有利的成分。他们“可能碍于种种原因而有意避开敏感的问题，或出于个人利害关系而有意护短，甚至文过饰非，歪曲事实”，[20]从而影响采访者的价值判断与道德评价。其中的影响因素包括：趋利避害的人之本性，社会权力的操纵与对社会现实利害关系的权衡，社会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观的影响，以及口述者的个体因素，如人格、品质、品德、信仰、情感、动机、价值观、是非观、认知能力，等等。这种基于被采访者主观价值判断形成的口述档案不可避免地带有“去历史真实”的痕迹，既背离了口述采访者的动机，也背离了口述档案应有的道德原则。简单地说，即记忆是自私自利的，具有利己性，很容易被刻意“污染”。它不可能具有春秋笔法，做不到不偏不倚、不虚美、不掩恶，难免会“在道德上做不自觉的修正，”从而“让记忆偏离轨道”。[21]那种经过多种因素反复过滤和引导后形成的口述叙事文本，显然或多或少地带有个人的偏见，与口述者的“历史记忆”有着较远的距离，其同客观存在的“历史真 实”的距离则相去甚远。
2.3 记忆容易被误导，从而产生错误的记忆。由于受“事件后”因素的影响，在多次外部因素的强化诱导作用下，人们原先的记忆很容易发生改变，从而形成新的记忆，即错误记忆。加拿大认知心理学家史蒂夫·林赛在2004年发表于《心理科学》杂志上的一篇关于心理治疗的论文中，通过对经历机械脑损伤或经历外科手术失去记忆的病人进行记忆恢复诱导实验的心理治疗得出结论指出，此类实验除了有可能对病人进行“记忆唤醒”外，另一方面，如果操作不当将非常危险。尤其是如果当一些真实的物件（道具）结合实验组织者刻意设计的谎言误导实验对象时，错误的记忆就很容易产生。因此，记忆很容易被误导，我们应该对此采取审慎的态度。
如果记忆扮演着“真实的谎言”角色，这样的记忆以及由此形成的所谓“口述档案”，如果不加考证、去伪存真，实际上并无多少历史价值和社会利用价值，失去了档案的本质属性和社会利用价值。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论争中，反对者因仅仅抓住了“原始性”这一档案的先天属性、同时也抓住了赞成论者的把柄而占了上风。但在实际的工作中，口述档案采集、建档与组织管理工作早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并已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成为各级档案管理机构与业务部门的重要工作内容。
3 结论
自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内关于口述档案地位的讨论和研究方兴未艾，引起了学术界、档案机构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并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经过长期论争与探索，学术界已逐步从最初对口述档案的概念与定位之争，转向了关注口述档案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口述档案在档案工作中的地位回归成为其主流发展方向。这对推动口述档案的研究和发展无疑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口述档案学术地位与应用价值的理想归宿是实现“记忆之真”与“历史之真”的趋同。不管口述档案工作做得多么有声有色，口述档案研究取得了多么丰硕和有价值的成果，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作为解释和重建历史的一种工具，如果不解决记忆失真即记忆的可靠性问题，口述档案的身份问题论证将会一直持续下去，记忆研究终将无法进入史学的殿堂。而这有赖口述采访者与口述者的共同努力。笔者认为，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建立起一套口述档案与社会记忆互构机制（而不仅仅单向度的口述档案建构社会机制）。其主要动力机制包括不同口述档案之间的互构、口述档案与文本档案之间的互构、口述档案与其他记忆媒介之间的互构三个方面。唯此，备受争议的口述档案才能去伪存真、去疑存信，成为档案家族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最好、最可信的口述档案应是最优秀的采访者与最合适的口述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令人欣慰的是，在整个史学界“记忆转向”的大背景下，以口述档案为核心研究对象的记忆问题在口述史学研究中的复兴与变革方兴未艾。口述档案采集与建档工作在实践领域的开展成为推动和确立其身份归属的重要动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基金项目“钱学森手稿整理与研究（1955～2009）”（立项号：13ADJ004）子课题“钱学森笔记整理与研究（1955～200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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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钱学森研究中心 来稿日期：2016-07-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