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工马南》中的颠覆与抑制
宗原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概述了新历史主义的概念和由格林布拉特提出的作家与作品的“协商”功能。通过对乔治·艾略特早期代表作《织工马南》的解读，从三个方面探讨艾略特的创作手法与新历史主义的关系：历史观、价值观和宗教观。此外，在马南的价值观和宗教观的转变过程中，分析了“颠覆”和“抑制”这两种社会功能在小说中是如何交织和相互作用从而达到一定程度的“协商”功能。
关键词：乔治艾略特 新历史主义 《织工马南》 颠覆 抑制
出版于1861年的《织工马南》是乔治艾略特的早期代表作之一。这部小说描绘了马南在英格兰中部乡村生活的起起落落。“颠覆”是对代表统治阶级社会意识形态的质疑，而“抑制”是将这种“颠覆”控制在允许的范围内，使其无法达到实质性的效果。作者的“协商”意识反映在其在文本中对“颠覆”和“抑制”的动态平衡，并在这种“协商”过程中融合各种社会能量。因此，本文从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的视角出发，从历史观、价值观和宗教观三个方面对西拉斯·马南进行解读，并探讨艾略特的创作技巧与新历史主义的联系。
1.新历史主义概述
深受20世纪中叶出现的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不再是一种坚实的客观存在，而是一种历史的叙事或历史的编纂，突出了历史的虚构性和文本性。因此，真实的“历史（History）”被“一个个小的历史（histories）”所取代。路易斯蒙塔罗斯认为对新历史主义学者来说，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的交互关系意义重大（1989）。历史作为进入后世视野的“文本”，不再具有原始的正统性、权威性和客观性，而仅仅是一种人为的“表象”。它与文学文本、艺术文本（绘画、雕塑等等）甚至奇闻轶事具有同等的地位。由于跨越多个学科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新历史主义也被新历史主义者自己统称为“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者认为“颠覆”和“抑制”的关系存在于文学和历史之中。“颠覆”是指通过对反抗政府或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来推翻政权;而“抑制”意味着显而易见的颠覆力量被压制，统治阶级的力量得以被巩固。“颠覆”和“抑制”两种对立的政治功能同时存在。随着“社会能量”流通和交换，这两种功能互相渗透和改变，以此达到平衡和实现“协商”功能。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新历史主义者使用的大都是政治社彩鲜明的词汇，如“颠覆”、“协商”，事实上这些术语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但不限于社会和种族冲突，个人和环境矛盾等等。这为笔者从新历史主义角度分析乔治艾略特的《织工马南》的文学功能提供了可能性。新历史主义者强调存在于艺术语篇和社会话语之间的“流通”、“交换”和“协商”，而文学批评应该再现和倡导社会话语和艺术语篇之间“交流”和“協商”的过程。
2.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织工马南》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时代。彼时，英国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经历了巨大的改变，完成了从传统农业文明到现代城市文明的飞跃。《织工马南》发表之时，英国的城市人口占人口总量的58%。维多利亚时代的诸多作家，如狄更斯，萨克雷，奥斯汀，勃朗特姐妹等等，大都关注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状况。
然而，艾略特反其道而行地选择19世纪的英国边缘乡村作为故事背景，关注的是被主流文学语篇排斥或遗忘的下层工人阶级的生活。小说中马南的长期自我封闭也是导致村民对这个外来人怀疑的主要原因：
“他和他的生活方式对瑞福洛的村民来说是那么神秘。他长时间在织布机上工作，没有朋友和客人。除非为了工作的事，他从不和邻居说话，也从不看一眼瑞福洛村的女孩子们。“有谁愿意嫁给他？“姑娘们互相开玩笑，“有谁愿意嫁给这个苍白得吓人，长着一双虫子一样眼睛的人？好像死人刚活过来样！谁也不会愿意！”（2009）
作者放弃了描述工业革命和中产阶级的各种华丽辞藻，转而关注乡村中下层阶级的生活，如铁匠，医生，挤奶工，织工和其他劳动人民。相较于作家同期的那些文学作品，《织工马南》摆脱了中产阶级生活的束缚转而关注下层阶级的劳动人民，反映了新历史主义强调具体的小历史的观点。艾略特不再展示记载于册的英雄豪杰的成就，她笔下的人物，或是泥瓦匠，或是织布工，或是其他平凡人物的坎坷命运。这就是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中所提倡的“小历史”，即描述社会边缘生活的历史解释。她再现的不是史学家所描述的横向发展的“大历史”，而是社会中的普通事物和被忽视和压制的边缘声音。
3.《织工马南》中的道德观
格林布拉特认为文学作品是社会能量的产物，功能是“协商”。“社会能量是一个广泛且抽象的概念，可以是引起共情的任何事物。“协商”是在“社会能量流通和平衡过程中通过“颠覆”和“抑制”这两种社会功能来实现，是文学和社会的纽带。协商不仅是社会生活与自我意识的平衡，也是文学冲突的统一。《织工马南》中，艾略特揭露了不同阶层在价值观上的矛盾和冲突，这也是对当时主流价值观的“颠覆”和“抑制”。
一方面，作为坚定的人文主义支持者，作家相信因果报应说。在小说结尾，她相信命运是对人行为举止的最高奖赏或惩罚，控制人物冲突，防止“颠覆”的实际发生，并最终达到“抑制”。这是艾略特的“协商”在社会道德标准层面的体现。在小说中邓斯坦偷走了马南的血汗钱并且逃之夭夭，让马南陷入绝望。16年之后邓斯坦的尸体却被发现。结果证明在他逃遁途中失足跌入坑中丧命，马南的钱也失而复得。钱被偷之后，马南既没有愤而反抗，也没有疯狂爆发，而是陷入深深地悲伤之中。他不断地织布，甚至产生自己的钱又回来的幻觉，这种状态直到艾比的出现才有所好转。这样的情结这是正是作者所相信的因果报应轮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对于作家来说，我们能成为什么样的人，不仅取决于行为举止，还受命运所影响。可以看出，艾略特只是暴露了社会矛盾，并没有诉诸于现实的反叛或激烈的对抗来摆脱这种主流意识形态。然而在最后她又强调了命运的作用，即突出了“抑制”功能。
4.《织工马南》的宗教观
艾略特宗教观的改变同样也是她“协商”意识的体现。在小说中马南对上帝的态度也是作家本人宗教观的真实写照。主人公马南被指控偷窃时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自证清白，而是相信上帝会替他证明。令人讽刺的是，最终决定马南是否有罪的是抽簽。艾略特显然对这种盲目信服的宗教观持怀疑态度。在宗教的庇护下，伪善的恶棍不受惩罚，但诚实的人却被判有罪，所以马南已经从虔诚的基督徒经受打击后成长为对上帝的诅咒者。自此，马南失去了对上帝和人的信任，并逃离灯笼场。这一情结安排反映了艾略特对维多利亚时代宗教信仰的怀疑：“只有上帝才能让人们远离罪恶和惩罚，只有圣灵才能使人重生。”作家通过主人公的经历大胆表述了自己的不满，而读者也了解到作家本人的宗教观。在那样一个宗教至上的世界，作家的勇气值得赞扬。这种“颠覆”揭示了人们信仰陷入混乱和泥澡的历史事实。对上帝的怀疑和盲目的信仰在作家的作品中相互交织。
而另一方面，艾略特对宗教的“颠覆”又没有直接导致她对信仰的放弃，所以又是不完整的。新历史主义这认为“颠覆”和“抑制”总是同时存在，彼此作用。在试图推翻主流价值观念时，它总是被社会现实所抑制，最终实现“协商”功能。在艾略特时代，整个维多利亚文化都在阻止作家对上帝的彻底怀疑，也使作者选择了人文主义的信仰。因为主流的宗教观念不过是统治阶级试图麻痹和奴役人民意志的修正后的观念。作家宗教观念的改变在主人公马南的经历中都有迹可循。艾略特所提倡的是人文主义观念下所构建的社会意识形态，这也体现了作家对“协商”功能的把握。
5.结语
在《织工马南》中作家呈现给读者的是下层劳动人民的苦苦挣扎。在马南宗教观念转变过程之中，我们了解到作家和维多利亚主流文化信仰的冲突，以及“颠覆”和“抑制”两种功能是如何实现相互作用的。在她的作品中，作家不仅呈现了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念，还讲自己的伦理道德和人文观点注入主人公马南的思想之中，最终体现作家自己和主流政治文化之间的“协商”。
参考文献
[1]Eliot， George. Silas Marner.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9.
[2]陈蕾蕾.艾略特早期作品的新历史主义解读[J].外国文学研究，2002，（1）：54-60.
[3]艾略特.织工马南传[M].曹庸译.杭州：浙江人民曲版社，1982.
[4]李琳.“社会能量”的“流通”、“交换”与“协商”：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文艺观新探[J].山东外语教学，2015，36（01）：75-80.
（作者单位：北京林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