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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区域主体功能实现与自然资源利用的定量关系研究
范文

    马涛 谭乃榕

    

    

    

    摘要?主体功能区划通过主体功能划分的方式将开发和保护结合,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复杂化过程中资源利用与目标实现之间亟需实现基本的定量核算关系。本文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角度,试图探讨建立初步的主体功能核算关系,通过核算框架进行生产、生活、生态主体功能概算与比较。以京津冀主体功能区与水资源为例,对所设立的核算关系进行了验证与应用,并构造绝对与相对量指标量化京津冀主体功能量、功能水资源投入量与效率,进行了异空间尺度与异质性功能的比较,为以主体功能实现最大化为目标的资源优化配置提供量化工具。结果显示:①利用生态服务价值测算的当量因子法与水足迹测算的投入产出法,刻画了水资源对于地区主体功能的支撑作用。②利用功能总量与单位功能水资源投入量指标完成了异质性功能在异质性空间上规模、结构、相应水资源效率的比较。基于算例结果得到以下结论:①本文构建的自然资源-主体功能核算关系框架能够有效衔接主体功能规划,定量核算能有效反映与评价资源对区域功能目标、经济开发活动的支撑作用。②区域资源配置存在相对功能实现的效率差异,可根据资源投入与功能产出之间的关系引导实现功能最大化目标的资源配置。合理、有效的量化手段能够推进主体功能制度的落实,也有助于当前中国空间规划体系编制与落实的实际指导效果。

    关键词?主体功能核算;自然资源利用;京津冀主体功能;水资源利用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20)01-0030-11?DOI:10.12062/cpre.20190808

    主體功能战略通过主体功能将开发和保护结合,为国土空间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目标指引[1],由于基础性定量核算关系尚未建立,也制约了主体功能战略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落实和区域管理政策操作与行政考评。从主体功能实现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现阶段国土自然资源利用并未实现主体功能导向的配置,跨区域管理单元的空间开发活动也日渐增加,资源利用低效和错配问题普遍存在。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要求区域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应有效衔接到我国现行的区域行政管理体系中,实现国家主体功能到省域到市县降尺度传导[2],就需要不同区域管理单元的定量核算来支撑主体功能区的政策管理与绩效考评[3],从而实现跨空间尺度的有序、有度的开发[4],基本实现全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5]。为主体功能建立定量核算理论,不仅能够有效推进主体功能制度的落实,也有助于当前我国空间规划体系编制与落实的实际指导效果。本文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角度出发,针对目前国土空间开发利用复杂化过程中自然资源利用与主体功能目标实现的定量关系问题,以京津冀主体功能区管理中的水资源利用为例,建立了主体功能量与功能资源投入量的理论框架,基本实现三大主体功能等功能结构关系在不同国土空间上的可计算、可分解与可比较。

    1?文献评述

    技术进步、人口增长[6]及气候剧变[7]等导致自然资源利用驱动因素的迅速变化,使国土空间中自然资源的利用边界更加丰富。自然资源形成产品与服务的种类结构、实现形式大大扩展,可持续开发、跨周期利用、多次循环等利用形态成为常态[8-9]。国土利用规模大幅增长和环境承载压力持续增加,需要将主体功能规划目标纳入到自然资源可持续开发与利用的考量范畴[10-11]。

    自然资源配置需要以功能实现最大化为导向在开发与保护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国家、省市层级都积极推进自然资源核算工作作为区域资源配置和绩效考评的重要工具。《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试点方案》《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试编制度(编制指南)》等试点工作,与深圳市大鹏新区[12] 、湖州/安吉[13]等编制成果为国内推进自然资源资产核算和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提供了经验借鉴。在当前TEEB2008、SEEA2012等为基础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14]和绿色GDP的编制工作中,自然资源利用与经济开发活动之间的关系并未能得到有效体现。

    以土地利用为例,朱庄瑞等[15]认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政策有效性要综合考虑政治、社会、生态、资源禀赋等因素。对于一个开放区域系统来说,每个区域如何使用或使用何种资源,以及当地自然资源对其开发活动、功能实现的支撑关系如何目前尚未破题。

    以资源承载力为代表的资源量化与评估正从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导向逐渐转变为资源可持续利用、注重环境与质量约束为导向,优化方法也从解决单目标转向多目标优化。代表成果有国家尺度土地资源利用的Land Use Trade-off模型[16-17],多资源多区域尺度的LCA投入产出分析[18]研究,如水[19]、能源[20]碳排放[21]、粮食产出等。除此之外,情景分析法[22]、CPR博弈模型[23]等。方法工具被应用于资源、环境与经济可持续研究。

    国土空间开发活动变化影响了生态系统的权衡与协同问题[24-25],通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理论将生态系统的空间关联属性引入自然资源核算[26],可辅助解决异质性空间中不同尺度关联和不同空间尺度转换需要,并且与刻画经济活动的国民经济核算建立框架性转译关系。以国民经济核算为基础的环境经济核算、绿色GDP核算对于经济与资源环境的比较有借鉴意义,其核算的环境资产价值仍然主要是经济视角下的市场价值,部分延伸到准市场价值,并不包含从社会、生态环境等更广义上的功能价值[27]。

    我国满足资源可持续利用需求的核算方式尚在探索阶段,自然资源利用与主体功能实现结合的核算能够量化资源对功能实现的支撑作用,也能够从功能实现的角度评价资源利用效率。因此如何建立一套围绕主体功能实现,同时适应资源总量有限约束的核算机制,实现异质性空间尺度与异质性功能的比较与转化,以主体功能实现最大化为目标的国土空间资源优化与配置是本文所关注的主体功能区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2?主体功能核算的理论建构

    主体功能区划是一项开拓性工作[28],需要对主体功能核算的基本概念,包括核算对象、核算原则、限定条件等进行探讨。

    2.1?主体功能核算基本概念

    2.1.1?主体功能与功能产品

    国土空间主体功能包括生态、生产、生活功能三类主体功能以及其他支持性功能,根据不同的功能所提供的服务差异,梳理功能的核算边界与相互关系。生态功能指生态系统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功能。本文引用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29],即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各种惠益,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供给与无形的服务提供两方面。主要分为产品供给、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以及维持其他类型服务所必须的支持服务,共四种类型。生产功能指通过水、土、能源、劳动力、资本各类自然资源与非自然资源要素的不同组合,产出产品与服务的功能。生活功能是指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各种需求的承载与保障功能,包括衣食住行、公共服务等人口承载功能,也包括了各类教育、文化、美学的精神保障功能。

    对不同主体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解析,综合考虑三类主体功能在空间上的叠加和相互制约与支撑作用。不同功能在空间上存在交互叠加的关系,如城市空间以提供工业品和服务产品的生产功能为主体功能,同时还提供城镇人口承载的生活功能和城市绿地系统的生态功能。同一功能提供多样化服务,如森林生态系统[30]承担着生物与冻土固碳的生态功能,其林木产品生产既属于生态功能的产品供给服务也属于生产功能农业生产的范畴。不同功能之间的支撑关系,如农业空间中耕地、园地也兼有生态功能,但其主体功能是农业生产功能;不同功能之间的制约关系,如生态功能为生活功能与生产功能提供发展基础,但同时资源总量有限又制约着二者的实现总量,资源利用不可超出生态环境阈值。

    功能产品与主体功能量。将国土空间开发过程中,自然资源与非自然资源投入到开发生产活动中所产出的产品定义为功能产品。通过功能产品的核算来计量空间单元的主体功能总量。依据主体功能区提供工业及服务产品、农产品、生态产品的分类,工业品及服务产品、农业产品对应生产功能,其中一部分对应生活功能,被用于居民消费;生态产品对应生态功能,为生产、生活功能提供发展支撑和约束阈值。为避免重复计算,功能总量核算时需要对生态功能产品与生产功能产品范围重叠的部分予以扣除。生活功能产品为最终被用于居民消费的工业品与服务产品。

    2.1.2?主体功能核算的基本原则

    主体功能核算关系应该能够适用于在不同资源开发利用类型、不同空间尺度条件和不同功能复合叠加下的国土空间管控需求。同时应至少满足四个核算原则:功能完备性,即所选指标应能完全覆盖一个区域的主体功能;异质互斥性,即异质性功能刻画指标不能有重叠,以避免重复核算;分解可加性,即反映不同功能的指标间能够进行合理加总和拆分;计算简洁性,即所选指标易于计算,并具有明确的内涵。作为最后主体功能实现的产品形态,以功能产品为核算对象能够满足完备性、互斥性、可加性和简洁性等四项主体功能核算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2.2?主体功能的基本核算关系与指标

    2.2.1?主体功能量计算

    本文将主体功能核算定义为:特定国土空间范围中,一定时期内或某动态时点上,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的利用资源要素投入(自然资源与非自然资源)所产出的产品与服务总量的核算(见图1)。主体功能(Y)主要由生产功能(YP)、生活功能(YL)、生态功能(YE)三部分组成,三种部门以功能量为虚拟量纲,既可以实物量表示也可以价值量表示。

    其中,主体功能总量Y表示某一尺度下的空间单元的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功能实现总量。空间单元可以是行政区划单元,如国家、省域、市县;也可以是主体功能区划单元,如优化开发区、限制開发区等。生产功能量YP表示生产功能提供的工业品与服务产品的量,是对经济系统产出情况的量化,通过对一定时期内地区所产出的产品与服务进行核算可得。生活功能量YL表示生活功能提供了居民生活所需的产品与服务量,是对区域人口承载状态的量化,通过对一定时期内居民消费核算可得,可用常住人口数、人口密度等指标进行辅助表述。生态功能量YE表示生态功能提供的生态产品量,是对生态服务系统产出的量化,即地区的生态系统在一定时期内提供的各类产品的产量、生态调节功能量和生态文化功能量的总量核算。除了三大主体功能,还有其它支持性功能(Yε),表示特定国家战略和管控需求,如生态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

    对国家、省域、市县等区域整体与局部的生产、生活、生态功能进行主体功能量的测算,既可表征不同地区所实现的功能量,也可用作地区间比较与主体功能规划落实情况。因此,功能量指标既包括地区的绝对功能量,也包括局部地区相对其他尺度、其他地区的相对功能量。

    (1)结构主体功能结构:利用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在主体功能总量的占比表示。既可以反映该区域内主体功能结构,又可以进行跨地区的主体功能情况实现可比较。

    (2)人均功能量:通过功能量与区域人口数N的比值表示区域功能量的人均水平值,可衡量跨空间尺度(如省域-市县、流域)、同空间尺度(省域之间)的功能实现情况,进行区域间的横向比较。

    2.2.2?主体功能实现的自然资源投入

    自然资源投入到国土开发活动中得到主体功能产品,为区域主体功能实现提供物质基础,因此主体功能量与资源投入量能够建立以下核算关系:

    自然资源通过在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各环节流转,对生态、生产、生活功能实现具有支撑作用。自然资源与功能之间的量化关系根据自然资源的类型不同有所差别,对功能实现所需投入的水、能源、土地资源量建立对应的核算,应有如下关系:

    基于生态足迹原理与投入产出原理对各功能实现所投入的资源进行核算,常用方法有水足迹、碳足迹、生态足迹等,可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进行核算方式的调整。

    (1)功能资源投入量:区域对资源利用结构有所差异,表现为对不同功能、不同资源所投入的资源量不同。通过对区域的投入资源量进行分功能类型的拆解与核算,可得到该功能实现所对应投入资源量,可以表征区域资源投入情况与功能资源利用结构。通常资源利用结构与该空间范围的产业结构、功能定位密切相关。

    (2)单位功能资源投入量:区域单元实现单位功能量所需要投入的资源量,即功能投入资源量与功能量的比值,可用于表征该区域资源利用效率,进行跨区域比较。以水资源为例进行说明,在某一区域单元若要实现单位功能量,则需投入水资源量:

    (3)功能资源投入效率:不同区域单元所实现的主体功能的单位功能资源投入量比值。通常功能资源投入效率与区域的经济、技术、生态系统、功能定位相关。

    从跨区域角度来看,不同区域之间存在资源投入效率差异。若某区域i的生产资源投入效率较区域j高,i实现单位生产功能所投入的水资源比小,即从单一区域内部来看也存在资源投入效率差异,可存在以下三种情况。

    单资源-多功能效率差异。区域水资源在不同功能实现过程中存在效率差异。若为植被相对稀疏而产业高度集聚的城镇空间,水资源在生产功能投入效率通常高于生态功能投入效率,表现为

    多资源-单功能效率差异。区域水资源、能源等不同资源在单一功能实现过程中存在效率差异。若i为缺水而煤、油储量丰富的地区,在资源利用过程中则会倾向多消耗能源以缓解水资源紧缺,水资源的生产功能投入效率通常高于能源投入效率.

    多资源-多功能效率差异。区域进行多资源投入与多功能实现的效率比较时需要考虑资源之间的耦合关系。即可以看作是复合资源在三大功能实现中的效率差异。从功能定位的角度,以生产功能为主体功能的区域i实现生产功能所投入资源的复合效率应高于生态功能效率,即

    2.3?主体功能核算的限定条件

    2.3.1?空间限定:不同区域尺度的空间解析

    主体功能区跨越传统行政单元的区际限制,利于国土全域可持续发展目标[31]。有以市、县为基本单元的主体功能区,也从开发基础、发展潜力等方面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重、限、禁四类开发区。从全局考虑可以加强区域间的横向联系,更注重自然过程及空间要素流动,能更好平衡资源总量约束与经济开发活动空间不均衡的矛盾,围绕中长期可持续的国土空间管控目标,进行不同空间单元的“刚性与弹性”的分区管控[32]。

    依据主体功能区划中提出的区域综合发展均衡模型[1],即任何承担不同功能的区域综合发展状态的人均水平值(Di、Dj)趋于相等[33],目标就是使各区域综合发展状态的人均水平值差距缩小,寻求全域综合功能Y最大化,得到功能区合理组织的目标函数为:

    功能最大化与功能区如何划分r紧密相关,r可以用不同功能組合的函数表示:r=R(ωP YP+ωL YL+ωE YE)。其中,Yi为第i个地区r提供的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或其他支持性功能;R则是地区r对于不同功能实现的优先序,以权重ω.表示。承担不同主体功能的区域其不同开发方式所提供的功能组合优先序不同(表1),功能区划分r量化从定性政策导向转换为功能最大化的目标函数的可量化约束。如优化开发区可表示为:

    基于上述限定,不同区域主体功能总量与其主体功能定位匹配,应表现为经济越发达、城镇化程度越高的省域,所承载的生产功能与生活功能相应越多,资源相应的更多配置在生产、生活功能[34]。生态脆弱屏障区需要资源大量投入以保证生态功能实现,确保自然资源在系统有效循环,减少不合理的人为活动干涉与破坏以修复生态功能,比如干旱区内陆河的石羊河流域[35]、石漠化的喀斯特地区[36]等。

    2.3.2?资源限定:不同自然资源对主体功能的支撑差异

    未来国土空间开发活动将建立在自然资源总量有限前提下[37]。基于资源投入-功能产出关系,区域所需的资源量随着所实现的功能增加而增加。对主体功能具有基础性支撑作用的自然资源,同时也是区域发展关键的约束性要素。不同资源对于主体功能的支撑作用呈现差异化,而资源投入与功能产出之间的关系通常非线性、动态、交互、难以准确衡量的[38]。在区域主体功能实现目标下进行资源开发利用,需要满足不同空间尺度上各类主体功能实现对资源利用的复杂化需求。

    通过建立水资源与功能之间的核算关系,将缺水地区的水资源纳入核算框架,能够有效刻画主体功能之间支撑关系、水资源紧缺带来的制约关系,为统筹该地区各类功能实现来配置水资源量以实现区域主体功能最大化提供理论支撑。较为典型的是农业功能对水资源的高需求量,如新疆各地州农业用水在空间分布上呈正相关,提高农业用水效率是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39]。而生态用水与生态功能之间的产出关系较为复杂,水资源作为水生态系统的载体,提供水质净化、水流动调节等生态系统服务,而对于水资源利用的要求应当以维持当前生态系统的需水量阈值为下限,而相对应的生态功能产出除了受人为的生态用水投入影响,还受降水、径流等自然水循环影响较大。

    因此,利用关键自然资源与环境承载力为约束条件在各个空间尺度中进行功能核算,可以充分量化资源的多功能性,有助于进行各方面权衡,并保证短期收益不会破坏长期的环境可持续性或对于难以恢复的服务功能造成损害[40],实现有限资源的永续利用和功能产品的可持续产出。

    2.3.3?时间限定:时间不确定性与代际更替

    时间跨度与代际更替带来开发目标的不确定性。国土空间发展目标根据发展阶段不同日益复杂。联合国发展框架SDGs近期目标是2030年消除贫困、消除饥饿,因此如何利用资源实现粮食安全、改善就业是首要目标,而长期目标是解决经济、社会、生态三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例如,体面工作与经济增长、可持续城市与社区等促进全社会和平与平等的长期目标。

    时间跨度与代际更替带来资源开发的不确定性。自然资源可分为短期可再生资源、长期可再生资源与不可再生资源。随着时间跨度的变化,不同资源可利用量会随着技术水平和管理方式改变引起的资源储量、利用效率变化而变化(见图2)。对于资源开发方式就应该根据不同时间跨度进行调整。开发活动受到资源总量有限的制约,资源随着时间的变化短期内不可再生的资源在较长时间内

    如果得到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够成为可再生资源,如有限的淡水资源能够通过湿地生态系统净化,或是净水、节水、新生水循环等技术增加可用水量[41]。同时开发活动的过度、无序将会加速资源的消耗,一旦开发强度超过生态系统阈值,可再生资源也可能变成不可再生资源,突出表现在草原荒漠化问题[42]带来生物多样性衰减,损失难以核算与挽回[43]。

    3?主体功能核算:以京津冀水资源为例

    本文选取京津冀地区作为核算框架的算例进行研究。京津冀是我国人口与经济高度密集的优化开发区之一,面临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约束,如干旱及水资源短缺等,《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同时将京津冀区域的生态环境、水资源利用列为关键关注领域。从京津冀水资源现状可以看出,京津冀地区整体属于水资源紧缺地区。2015年人均水资源分别为123.8 m3/人、124.8 m3/人、182.0 m3/人,不足全国(2 064.3 m3/人)的十分之一。水资源作为京津冀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需要充分考虑水资源对区域主体功能实现的支撑与约束作用。通过主体功能与水资源的定量核算刻画京津冀水资源利用与主体功能实现的目标之间的关系,识别和梳理水资源在区域、省市不同尺度不同主体功能实现过程中的利用结构,核算京津冀地区的主体功能量与功能实现所需的水资源量。

    3.1?研究方法

    3.1.1?主体功能量核算方法

    依据2.1对核算边界的确定选取适合方法对生态、生产、生活三大主体功能进行核算。目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主要是基于单位服务功能价值法和单位当量面积价值当量因子法。功能价值法参数众多,评价方法与参数标准难以统一。因此本文具体核算方法参考谢高地当量因子法[42]进行生态功能量的试算,构建了不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当量,结合土地利用精度为1 km的栅格数据,适用于省市级以上较大尺度的区域生态功能的价值核算。

    生产功能与生活功能利用投入产出法进行核算。生产功能主要利用京津冀三地投入产出表核算,通过省级统计年鉴数据辅助测算。生活功能首先利用人口承载数量进行反映。其次,可利用产品从部门间流向最终居民消费的定量刻画也可一定程度上表征区域生活功能的数量与结构差异。利用区域投入产出表的消费需求量化不同地区生活功能的差异。

    3.1.2?功能资源核算方法

    区域间水资源与不同功能实现的投入产出量化是基于EIO-LCA模型通过区域投入产出表进行测算。由于投入产出方法实现了经济内部商品流转的模拟,因此在宏观尺度的环境核算研究,特别是水资源核算、虚拟水研究中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44]。由此EIO-LCA模型适用于京津冀地区的水资源核算,可从整体的角度考虑水资源在区域的配置,验证区域功能定位与包含虚拟水的实际用水结构相匹配,区域资源禀赋约束与直接用水结构相匹配。除此之外,考虑实体水在不同区域之间调配的难度大于产品虚拟水通过贸易进行交换的难度,与水资源的区域稀缺性差异,还可通过功能水资源投入量体现水资源的区域价值。

    水资源核算数据来源采用2012年京津冀投入产出表与统计年鉴数据,如统计年鉴无该部门数据就需要按产值比例进行估算。该方法优点是可以进行产业间资源消耗的比较和城市尺度的比较,缺点是核算存在误差。目前的资源核算中由于统计年鉴分行业的数据缺失,因此在用投入产出法进行运算时,是通过各个产值的比重作为产业用水的依据,并未考虑不同产业的用水量差异,如高产值低耗水的产业。

    3.2?尺度划定与指标选取

    3.2.1?京津冀主体功能区划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京津冀地区整体定义为优化开发区,细分来看北京和天津属于优化开发区,河北省各地市分属于不同类主体功能区。具体划分如表2。

    3.2.2?指标选取

    主体功能量的测算。利用2.2给出的公式与指标分别对京津冀整体地区与局部地区的生产、生活、生态功能进行功能量的测算。由于主体功能量测算所需的功能产品尚未有完善的核算方式,本文选择京津冀地区中口径统一、数据公开的代理指标进行核算,用于表征不同区域所实现的功能量规模与结构的差异。

    (1)生产功能量:对经济系统产出情况的量化,通过主体功能区包括范围功能定位优化开发区北京、天津、秦皇岛、唐山、廊坊、沧州全国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重点开发区石家莊、保定、衡水、邢台、邯郸河北省重要的工业装备制造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基地限制开发区张家口、承德农产品主产区、京冀郊区奶牛产区、沙漠化防治生态功能区禁止开发区分布在各地市自然保护区、文化遗产等区域对一定时期内区域所提供的产品进行核算。本文通过京、津、冀三地省域投入产出表中各个部门的产出产值之和。

    (2)生活功能量:对区域人口承载功能的量化。核算指标包括一定时期内常住人口数、人口密度与居民消费等指标。本文生活功能量价值利用京、津、冀三地省域投入产出表中各个部门产品最终被居民消费的部分进行核算。

    (3)生态功能量: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核算,即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系统在一定时期内提供的各类产品的产量、调节功能量和文化功能量之和,利用生态系统服务的当量因子法进行价值核算。

    主体功能的水资源投入测算。利用投入产出法能够对各个功能资源投入量进行测算。

    (2)京津冀整体与京、津、冀三地内部的各功能实现的规模总量与效率之间存在差异。从全国层面来看,京津冀地区整体经济水平较高、人口密集,是国家级的优化开发区。但从京津冀内部来看,各地区承担的主体功能不同,既存在规模差异也存在结构差异。根据核算结果,北京、天津两地生产、生活功能高度密集,以13.1%的土地分别占了京津冀生产、生活功能的50%。同时河北省提供京津冀地区主要生态功能,可知主体功能存在比较优势与相对功能实现效率的差异。

    (3)京津冀主体功能投入水资源结构与其主体功能结构相匹配。北京、天津、河北2012年生产投入水资源的比重都最大,分别为87.47%、95.95%、94.92%,远高于三地生活与生态投入量,与京津冀生产功能为主的主体功能定位匹配;其次,在不同地区内生产用水结构与其产业结构有一定的关联,整体来看工业用水占整个京津冀地区生产用水量的48.35%,与京津冀高度发达的工业相适应,实现提供工业品的生产功能。同时,河北省作为京津冀地区的农产品主产区,农业水资源投入比例远高于其他两地。

    (4)主体功能投入水资源效率存在地区差异。根据核算结果的单位功能用水来看,北京市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单位生产功能用水量均低于天津、河北,分别为308 m3/

    万元、27.5 m3/万元、15.4 m3/万元,生活功能用水量为18.2 m3/万元,这与北京市生产生活用水效率高有关。如北京市生产用水仅为河北省的20.35%,北京以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为主的生产功能产出为55 658.69 亿元,相当河北省的71.52%。同时,北京市生态功能水投入量(6.52亿m3)与单位生态功能用水(83.3 m3/万元)远高于其他两地。而河北省对于生态功能的用水投入相对较小却提供了大量的生态功能,单位生态功能用水仅为5.45 m3/万元,表明河北省生态系统功能产出过程中对人为配置水资源的需求较弱,且从提供生态功能的角度来看,河北省在京津冀地区中具有资源优势,应当保障与维护生态系统功能的良好运行而非过多人为配置水资源[47]。

    4?结论

    本文围绕主体功能实现,同时构建适应资源总量有限约束的核算机制,尝试实现异质性空间尺度与异质性功能的比较与转化,探讨以主体功能实现最大化为目标的国土空间资源优化与配置。

    (1)本文构建并验证了主体功能与资源利用之间的基本定量核算关系。用生态服务价值测算的当量因子法与水足迹测算的投入产出法,根据数据可得性选取代理指标刻画京津冀地区主体功能实现以及功能水资源投入情况,反映了水资源对于地区主体功能的支撑作用。利用单位功能水资源投入量与效率测度完成了异质性功能在异质性空间资源效率比较。

    (2)主体功能核算关系框架能够有效衔接主体功能规划,适用于不同空间尺度不同功能核算与比较。以功能实现的产品为核算对象,核算京津冀地区生产、生活、生态功能量,并且比较分析了京津冀地区各个功能量与功能结构差异。核算结果与京津冀主体功能定位基本一致。功能投入资源的核算弥补了传统评价方法中资源对区域目标支撑作用反映的不足,能够有效加强规划的指导作用与相关政策落实。

    (3)对主体功能与投入资源的理论分析,结合了经济与资源核算相对独立的两部分,能初步实现自然资源与功能产品之间的量化关系。现有研究中以绿色GDP、SEEA为代表的资源环境核算,仅对资源的存量、流量等进行清单式刻画,而未反映出自然资源利用与地区目标实现之间的关系。本文结合了用于反映经济成果与过程的国民经济核算与生态系统服务核算的方法,对资源投入量与功能量进行投入-产出分析,能够较好地反映一个阶段内地区经济开发活动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情况。

    (4)主体功能与资源投入的核算有助于主体功能定位与资源比较优势共同引导资源可持续利用。基于资源总量有限进行功能与功能资源投入效率的核算,结果表明对水资源紧缺的京津冀主体功能设定的目标与现阶段水资源的利用结构基本一致。其中生态功能用水的衡量需要进一步考虑当地生态系统与资源比较优势,人为的水资源投入对于生态功能产出影响较小,水资源支撑生态功能实现的效率很大程度取决于当地生态系统效率,而不是传统经济用水的投入产出效率可以衡量的。因此,区域资源配置需要充分考虑资源相对功能实现的效率。可根据资源投入与功能产出之间的关系引导实现功能最大化的资源配置目标,但是资源约束下异质功能转换中功能间替代弹性问题尚未解决,这将是后续研究的重点。

    (5)流域作为水资源管理的重要单元,可进一步探究主体功能及其定量核算在流域治理的应用。目前流域内存在生态功能和生产—生活功能空间不匹配、区际利益分配不均衡等问题,流域主体功能与水资源核算可以作为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和流域生態补偿机制的量化依据,对流域内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提供有效转移支付,实现流域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标。

    (编辑:刘照胜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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