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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突发疫情下人权与制度对防控效率的影响

范文

王宝森范启铭

摘要：在2019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资本利润与社会效益会产生矛盾，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也会产生矛盾，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人民对人权的不同理解下，使得这两对矛盾都产生缓解。因此，首先从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经济、宗旨与民族优势四个角度分析了中国疫情防控的有效性。然后基于对突发疫情下个人外出对自由和生命安全的影响，建立了家庭与社区间的博弈模型，得出中国人民认为生命权是基础人权，其他人权是衍生品，居民对生命安全的要求比对自由要求更高，因此中国可以取得更好的防控效果。

关键词：疫情防控;制度优势;博弈分析

中图分类号：D631? ? ? 文献标志码：A? ? ?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23-0144-03

引言

2019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国全民参与，以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坚决遏制了疫情扩散蔓延势头，被全世界公认为成功典范。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高度评价中国的防疫举措，称“如果不是中国采取了有效管控措施，也许病毒早已播散全世界”。

目前美欧正在逐渐替代中国成为全球疫情风暴的中心。从防控条件来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疫情爆发早，事先没有其他国家的预警，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也不如美欧发达。其他国家的防控进程都是在中国及时通报信息和世界卫生组织全球预警后开始的，但是感染人数与死亡人数却远超中国，其根本原因在于政策推行速度与政策推行难度的差别，导致最终防控效果的差别。

本文拟从制度和人权两个角度分析防控效果差别的原因。

一、国内外文献综述

（一）制度因素相关研究

张桂文、张光辉[1]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行比较，厘清区别，探究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的体系。刘勇、董静[2]认为，在重大疫情治理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治理效能具有综合优势，但并没有说明这种优势的理论来源与实现途径。威廉姆森[3]将制度分析划分为“社会嵌入”、“制度环境”、“治理制度”、“资源配置”和“思想与行为”五个层次。Toon Meelen等[4]基于资本主义多样式观点与比较优势理论，分析了自由市场经济与协调市场经济各自的优势所在。目前国内外的研究阐述了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中的制度优势，但并未全面分析制度因素对防控效果的影响路径。

（二）人权因素相关的研究

丛亚丽[5]指出，由于我国文化的特点，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可以采取家长主义的干预方式对个人权利进行限制。但姚国庆[6]等认为，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应该兼顾强制与顺从，实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蔡昱[7]基于“个体权利与整体利益的统一”和“团结互助”的核心价值，论证以“人类生命共同体”作为本位生命哲学的重要性。Hardin[8]提出的“公地的悲剧”模型，为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结合提供了范式。Tabellini.G.[9]以个人价值观和信念作为衡量文化的指标，证明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关系。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体现了我国人权问题在疫情防控时的既有优势，但没有提出人权因素对防控效果的影响路径。

二、问题分析

（一）制度因素分析

如果政府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必然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如果不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又无法有效控制疫情传染。不同政府对于疫情防控政策的决策目标、实施能力与实施速度不同。执政党的性质决定政府的利益倾向。资本主义政党在疫情防控中更重视资本利润，而社会主义政党在疫情防控中更重视人民福祉。执政党的数量决定政策制定的有效性。多党制的政策更多是各个政党相互妥协的结果，而一党制的政策可以体现政党最终的价值取向。经济制度决定了政府防控政策的实施能力，完全的计划经济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削弱了国家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社会制度的根本利益决定了民众对于防控政策的支持程度。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难以调动人民积极性，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符合广大人民利益，保证了广大劳动人民对防控政策的有效参与。因此，疫情期间我国政府可以更好制定与落实防控措施，最大限度降低人民的损失。

（二）人权因素分析

在隔离措施下，居民如果选择不外出，将会面临生活物资短缺、个人自由效用降低、失去收入来源等问题;而如果选择外出，则会面临增加感染风险、提升疫情防控难度。疫情對居民的生命权与自由权产生影响。资本主义国家中生命权与自由权并行，由于疫情防控时期个体自由极大受限且对集体安全的感受不明显，居民更愿意牺牲集体安全而获得个人自由，从而在疫情爆发时期无视个人与集体的生命安危，大肆追求言论自由、行动自由、不戴口罩的自由等自由权;而我国的人权体现为以生命权为基础，其他权利为衍生权利，当生命权受到影响时，自由权作为衍生权利的效用为零，我国居民更愿意通过牺牲自由权来维护个人与集体的生命权。

三、制度因素对防控效率的影响

（一）政治优势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本次疫情正是由于党中央迅速决策、统一部署，中国的动员能力才能在短时间内充分释放，超大规模的防疫行动才能高效实现。在我国中央政府统一领导的执行机制下，地方政府作为政策执行者的自由裁量权会降低，政策执行起来更能保持本真，执行过程中的效率较高。相反，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平行决策的执行机制下，地方政府的变通余地会很大，政策最终的结果更多体现的是基层执行者的意图，政策效益目标就会离预期的政策目标较远。正是由于党对疫情准确的判断与高效的执行力，才能采取对武汉市等重点灾情地区的封城举措。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是疫情防控措施高效制定的政治基础。

（二）经济优势

疫情对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我国的经济制度优势是防控政策的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道路使生产力迅速发展，保证了疫情防控期间充足的物资储备;而公有制为主体赋予中央政府极大的物资调配能力，可以迅速以举国之力应对突发疫情。2020年1月23日，财政部紧急下拨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补助资金10亿元，支持湖北省开展疫情防控相关工作。在武汉市迅速建设火神山、雷神山两座大型医院，落实了“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综合了国家调控与市场配置的优势，是疫情防控措施稳定落实的经济保障。

（三）宗旨优势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我们党的最高价值取向。面对疫情，我们党的防控决策不受资本主义利润影响，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2020年1月22日，财政部与医保局出台了《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保障的紧急通知》，明确提出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确保收治醫院不因支付政策影响救治，贯彻了“应收尽收，不漏一人”的治理方针。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基础，是疫情防控措施全面实施的根本原则。

（四）民族优势

我国人民牺牲小我、保全大我的民族精神对疫情防控效果提供了充足的动力。从每个省派遣逆行医疗队向武汉市进行援助，到众多企业自愿跨界生产医疗资源，再到无数的志愿者主动参与到疫情防控过程中，我国的民族精神保证了防控效果的最终结果。民族利益、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民族精神，是疫情防控的动力来源。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面对重大突发疫情时的防控措施执行效率更高，完成的防控效果更好。

四、人权因素对防控效果的影响

由于每个家庭很容易知道社区内其他家庭的出行情况，在家庭为理性人的情况下会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因此个人的最优化目标为：

Maxgi*freedom+gi*safe（G）

将家庭的效用函数对家庭的出行次数求偏导，得出家庭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当n个家庭都实现效用最大化时，可解出每个家庭的最优外出次数gi*

safe（G）+gi*safe′（G）+freedom=0（3）

将n个一阶条件相加可以得到社区实际总出行人数G*：

而社区最优化目标为最大化社区总效用：

MaxG*freedom+G*safe（G）

通过社区总效用对总出行次数求导得到的最优化一阶条件，可以得出社区目标总出行次数G**：

safe（G**）+G**safe′（G**）+freedom=0（5）

将两个一阶条件相减得：

在没有管制措施的情况下，家庭部门通过最优选择而达到纳什均衡时实际出行总次数会达到G*，由于G*>G**，因此每一个家庭的最优选择并不能实现整个社区的最优选择。

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主要体现于对人权定义的区别。在资本主义国家，生命权与自由权并行;而我国将人权定义为以生命权为基础的人权，自由权体现为生命权的衍生品，没有标的生命权时，作为衍生品的自由权等于零。因此我国居民的效用函数体现为分段函数：

Ui（g1，g2，…，gn）=Ui（freedom（gi，safe（G）），safe（G）），i=1，2，…，n

s.t.

freedom（safe）=freedom，safe≥safe00，safe

其中，safe0表示居民对安全性的最低要求，当安全性低于最低要求时，居民则不会从自由中获取效用。带入式（2）可得我国的居民线性效用函数：

Ui（g1，g2，…，gn）=gi*freedom+gi*safe（G），i=1，2，…，n，safe≥safe0gi*safe（G），i=1，2，…，n，safe

（9）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不同国家防控措施与防控效果对比分析，发现了制度因素与人权因素对处理重大突发疫情时的重要影响。并分析了两种因素的影响路径，为其他国家的疫情防控提供了参照依据。在重大突发疫情的防控过程中，人民的配合程度取决于国家政策对人民利益的保护程度。无视人民利益、维护资本利润的政府政策执行效率低下，最终防控效果会严重偏离国家预期。依靠市场无法降低重大突发疫情的影响，只有国家政府积极参与调控才能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在面对重大突发疫情时，社会秩序需要较大的转变，提高国家的调控能力可以减少秩序转变时间，为疫情的防控节省时间。普通居民由于个人视角的局限性，不能准确判断疫情的风险。政府应及时公开疫情信息、普及抗疫知识，才能使普通居民配合防控政策，积极参与到抗疫过程中。

参考文献：

[1]? 张桂文，张光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比较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9，（11）：47-53.

[2]? 刘勇，董静.重大疫情治理中的中国制度优势[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3）：4-7.

[3]? Willmmson，O.E.The Economic Institution of Capitalism.Free Pree.New York，1985，79.

[4]? Toon Meelen，Andrea M.Herrmann，Jan Faber.Disentangling patterns of economic，technological and innovative specialization of Western economies：An assessment of the Varieties-of-Capitalism theory on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2017，46（3）：667-677.

[5]? 丛亚丽.公共卫生伦理核心价值探讨[J].医学与哲学（A），2015，36（10）：1-5.

[6]? 姚国庆，王琳，丁琴，丁朝飞，谭先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伦理探讨[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7，30（6）：720-722.

[7]? 蔡昱.论作为公共卫生伦理基础的“超个体的个体”和“人类生命共同体”——兼论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前提错误[J/OL].中国医学伦理学：1-6[2020-04-19].http：//kns.cnki.net/kcms/detail/61.1203.r.20200218.1255.002.html.

[8]? HARDIN，Garrett.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science，1968，162.3859：1243-1248.

[9]? Tabellini，G.（2010）.Culture and institutions：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s of Europe.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8（4），677-716.

收稿日期：2020-05-05

作者简介：王宝森（1963-），男，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金融工程与金融风险管理研究;范启铭（1998-），男，吉林四平人，硕士研究生，从事金融工程与金融风险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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