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全面二孩时代二孩生育的阶层差异研究 |
| 范文 | 葛佳 摘要：已有研究从数据上证实经济条件是影响二孩生育的关键要素，本文在此基础上从阶层差异的视角切入，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不同经济地位家庭的生育意愿及其实践进行深入研究。在现代生育观念占主导的地区，布迪厄在《区分》中所述的生育阶层差异现象对于当下中国的生育研究很有启发。笔者在2013-2015年期间有针对性地选取上海、江苏、山东、江西、福建、广东六省市的40个城乡家庭进行深入访谈，研究发现二孩生育实践并非与生育政策的开放保持一致，上层直截了当地生育二孩，中层的二孩生育意愿较为强烈且实践可能性较大，而下层放弃二孩生育的可能性最大。消费社会下的抚育成本急剧攀升、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狭窄和生育惯性的影响从不同侧面解释了这种生育行为阶层差异的形成机制。 关键词：二孩生育；阶层差异；生育成本 一、问题的提出 在面临生育水平长期走低、老龄化加速推进、未来劳动力短缺、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这一系列人口问题的前提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一决定公布之时，笔者正在法国学习，一位法国朋友兴奋地告诉我：“你们中国人可以自由地生育第二个孩子了。”可我却在思考，严格执行了30余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结束了，但是中国的全面二孩时代真的会如期而至吗？ 生育观念及行为事关国计民生、种族绵延，是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两种生育理论主要是“成本论”和“文化论”。 “成本论”是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包括孩子的成本效用理论、“数量一质量替代”理论以及代际财富流理论等，其核心观点是“生育是理性的”，成本和效用是夫妻做出生育决策的根本依据。“成本论”从妇女个人和家庭的角度来解释其减少生育数量的原因，将个体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进行分析，效益最大化是影响人们生育决策的主要原因，强调子女给父母带来的效用。这种理性化的生育理论对国内的人口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经济理性考虑成为研究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李建民从生育革命的动力机制角度提出了一个关于生育革命动力结构的理论模型，并根据主导动力机制的不同类型把生育革命划为三个阶段：死亡率转变驱动阶段、生育意愿转变驱动阶段、生育成本约束驱动阶段。目前，我国生育率的不断下降并非生育意愿的减少，而是抚养成本的提高约束了人们的生育行为。实证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地等变量之后，经济成本对二孩生育行为会产生显著影响。随着生育成本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生育行为会保持较低水平。经济因素成为影响生育行为的重要变量，人们的生育行为进入“成本”约束阶段。成本论认为随着收入的增加，家庭的生育数量会随之减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收入水平与孩子数量呈负相关。然而，当下中国“富人、名人超生”现象屡见不鲜，这类富人收入非常高，抚养孩子的成本也很高，但相对于其财富而言，生育成本的相对比例并不高，因此他们仍然会实践多孩生育。由此可见，随着收入的增加，生育数量并非随之减少，成本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当下富人多生的现象，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社会文化分析着力将生育研究置于中国本土文化（如儒家文化、家族文化、乡土文化等）之下，主要是分析男性偏好和多子多福的中国生育特点。李银河认为村落文化规范对农民的生育行为有重要影响，农民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当中，面临着群体规范的压力，“面子”是农民生育的主要动力。经济因素对于降低中国农民的生育动力影响甚微，无论一个农民已变得多么富裕，他的生育动力依然强烈，西方的成本一收益理论并不适用于目前中国农民的生育行为。儒家文化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历史久远、根深蒂固，父系结构是其统治基础，我国农村仍然存在强烈的男孩偏好与父权主义制度结构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种族延续、传宗接代都是依靠男孩进行，所以现在仍有许多农民费尽心思要生男孩。对生育行为的社会一文化分析是结合我國实际情况提出的理论视角，传统文化、家族文化和乡土文化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在文化分析的框架下，多孩生育与多子、男孩偏好紧密相连，然而，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传统文化的影响式微，男孩偏好有所下降。多孩生育是防范失独风险的手段，也是满足二孩愿望的方式。多育往往发生在农村地区，因此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农村，对于城市的研究较少，而城市与农村的价值观念、生活水平都相差甚远，所以，不能一概而论。目前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城市居民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必须以其实际情况为准，发展出更多因地制宜的理论。 成本论和文化论这一对看似相悖的理论，实际上也存在共同之处，即都未考虑到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异性。而在当今社会，人们的经济收入差异巨大，导致阶层分化的出现，不同阶层的人在生育行为上会有差异，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成本论的对象具有局限性，生育成本约束的仅仅是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而无法抑制富裕群体，并且富裕群体普遍认同子女在精神层面的效用，而非子女的物质效用。富人多育的事例较多发生，娱乐媒体争相报道名人、明星二孩生育，在政策放开前，他们赴港、赴美生育二孩，既不在国内明显违反政策，又给了孩子一个便利的身份。美国和我国香港的这类月子中心、中介正是因为这类群体而被炒得火热。同样，社会文化分析也应当区分不同的地区、阶层、年龄层次，不能一概而论。不同阶层群体不仅在收入、社会地位、消费水平、价值观念上具有差异，在生育观念及行为上也具有差异，但目前并未得到深入研究。中国的生育研究应当是一种具体的、变迁的研究。 布迪厄（Bourdieu）在《区分》一书中，也对生育率的阶层差异进行了阐释，他指出民众阶级、中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的生育数量和形成机制的差异性，民众阶级在两代内进入统治阶级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他们的生育率很高。而小资产阶级一方面无法增加他们的收入，另一方面又极度渴望向上流动进入统治阶级，所以他们采取限制消费者数量的策略，即减少消费者。在统治阶级中，生育率重新猛增，并再生产其阶级地位。布迪厄的研究十分值得借鉴。中国是人口大国，在外部政策和内部经济的双重压力下，社会整体上生育数量发生变化，但在内部结构之间差异性的研究稍显不足。笔者在经验研究中发现，在生育理性化占统治地位、男性偏好较弱的地区，占有不同经济资源的群体在生育行为的反应上同样是有差异的，富人会积极地选择生育二孩；中间阶层的生育计划性很强，有一个“犹豫”的过程，但其二孩生育意愿强、生育可能性较大；而下层阶级出于经济因素考虑直接放弃二孩生育的可能性很大。与布迪厄对生育阶层差异研究有所不同，本文认为在男性偏好较低的地区，生育数量是随着阶层地位的降低而降低的。 已有一些实证研究对于政策子女数量、理想子女生育数量、意愿子女数数量和实际子女数量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分析，并针对“双独二孩”和“单独二孩”家庭的生育意愿进行大规模的抽样调查，研究反映出经济条件是影响二孩生育行为的重要因素。许多符合生育二孩政策的家庭都放弃了二孩生育，反映出部分家庭“能生”且“想生”，结果却“没生”，实际生育数量往往低于意愿生育数量，经济条件的抑制是重要原因，家庭收入水平较低者很有可能延迟或放弃生育二孩，而家庭收入水平较高者更有可能生育二孩。放开二孩政策后中国是否会结束独生子女时代，开启全新的全面二孩时代呢？不同社会阶层的反应如何？这些都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生育阶层问题是笔者较早就开始关注的问题，想法和资料来源于日常生活实践和质性调查。笔者首先总结已有实证研究中的一些共同特点，再结合2013、2014年的村庄调查资料和2015年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后的方便抽样资料，分析生育行为的阶层差异及其形成原因。访谈资料分别来源于：2013年7月湘西北杨村的调查、2014年7月浙东富村调查，并包括二孩政策放开后的方便抽样资料，笔者先选择身边的亲朋好友，再进行“滚雪球”式抽样，寻找不同阶层的人，对六省市的40个城乡家庭进行深入访谈以考察其生育观念及实践。 二、生育实践的阶层差异 笔者从单独二孩政策开放之前就已经开始关注人们的二孩生育意愿及行为，2013年在湘西北杨村，2014年在浙东富村调查。2015年笔者虽身在法国，但知晓二孩政策放开之后，立即着手利用视频技术向笔者分布在五湖四海（上海、江苏、山东、江西、福建、广东）的同学、朋友、家人询问其本人及他们朋友圈的二孩生育意愿及实践。通过三年来的调查与访谈资料，笔者发现二孩生育的阶层差异是客观存在、不容忽视的。笔者将通过具体的事例及分析揭示出不同阶层的二孩生育意愿及实践。 李强指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分化的程度较低，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以政治分层为主，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经济分层逐渐取代政治分层的主要地位。笔者认为经济收入是社会分层的主要标准，但是不同省市、地区、城乡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不同，应在具体的场域内来区分不同的阶层。如在湘西北农村，一位年收入30万元的村民就是当地的富裕阶层，在景德镇这个小城市一位资产百万的人就是人人艳羡的有钱人，他们在自己所属的场域内生活质量相当高，而把他们的这种收入放在上海、北京就不值一提了。所以，在笔者的文章中，阶层划分是具体、分区域的，根据当地情况综合考虑进行划分，并非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一个固定的标准线来划分。以下根据具体场域内调查对象的经济状况、当地的消费水平及周边人看法，将社会阶层简要地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并考察不同层次群体的孩子抚育成本、对二孩生育的态度及行为。 1.上层的“直截了当” 从2013年至今，笔者的访谈对象近百人，访谈着力于了解他们的生育态度，尤其是对二孩生育的生育状况。就目前学术界的定量调查和笔者的访谈经验而言，2个孩子是绝大多数人最理想的数量，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实践二孩生育，而经济处于上层地位的群体基本上都倾向于二孩生育并会付诸实践，上层人对于二孩生育的态度是“义无反顾”的。在老百姓眼里，“有钱人”生二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他们不生才是令人费解。 2013年，笔者在湘西北杨村调查时发现，当地的富裕阶层都已经实践二孩生育或准备执行，并会支持子女生育二孩，其中包括一些违法生育。事实表明，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无力约束违法生育行为，计生办不能强制妇女引产，最多就是交1万元左右的罚款，这罚款还需要干部多次上门做工作，最后一番討价还价也并不需要完全上交。当地的情况是富裕阶层不管是否违反计划生育政策都生了二孩，而经济条件较差者就算符合政策也会犹豫或者放弃二孩生育。曾毅在湖南的调查也指出湖南和广西农村已生一孩、想生二孩的育龄妇女在当时基本都生了，或很快要生。 2014年，笔者在浙东富村调查中发现当地的生活质量非常低，生养孩子的负担非常沉重，人们已经从内心接受独生子女的家庭状况，许多符合政策能够生育二孩的村民都放弃了二孩生育，其理由大多为负担重、养不起、一个孩子就够了。而富裕者即使不符合政策也要想办法生育二孩，甚至是把亲生孩子放在门口然后当做弃婴收养的情况都有。 在笔者最近的视频调查中，基本上所有的朋友和家人都告诉我一个事实：有钱人普遍生育二孩；而大多数没钱人即使符合政策也不会生。许多有钱人不仅要生二孩，还要通过现代试管婴儿技术挑选优质的胚胎、选择孩子的性别和数量。在中国，试管婴儿是不能挑选性别和数量的，只为满足无法生育夫妇最基本的生育需求。于是，很多人选择去国外做试管婴儿。一位朋友为我举了一个案例：WU（夫，1982年生），江苏海安人，父亲是当地领导干部，WU18岁就下海经商，现在拥有一个规模较大的文化广告公司，妻子YANG（1985年生）娘家是开进出口贸易加工厂的，两人身价几千万，拥有多套房产和豪车，两人希望生育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为了选择最优秀的基因并一次搞定两个孩子、免去再一次生育之苦，夫妻二人经朋友介绍去泰国做试管婴儿，回国后一直在医院保胎，最后生育一对健康的龙凤胎。他们这次的生育费用高达20多万，包括试管婴儿费用、保胎费用、来回机票、营养费，等等。这样高昂的费用并非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 福建的一位朋友也告诉我他身边有钱的朋友不管是否符合政策，基本上都生育了二孩，甚至三胎。如：LI（女，1980年生），18岁结婚，现在是家庭主妇，老公（1975年生）是做进出口贸易公司的，资产过千万，房产数套，像宝马、路虎这样的豪车有四五辆。LI现在已经生育一女两男，孩子吃穿用度均是国外进口的名牌产品，家中有两个保姆，LI负责开车接送孩子放学等。LI说她的任务就是生孩子，继承家产，有经济条件肯定要多生几个。 总而言之，经济分层处于上层的人生育二孩，甚至更多是十分可能的，他们考虑的是怎么挑选最优质的胚胎、最佳的性别和数量，或者是否要去美国、香港生育孩子，从而给孩子最便利的身份。对这一阶层的人来说，计划生育政策往往不在考虑的范畴之内，在政策放开前，他们很可能就已经实践了二孩生育。 2.中层的“犹豫不决” 在学界，关于中产阶级概念的界定一直没有得到统一。在本文中，中产是在具体场域内，经济地位处于中间阶层的群体，这一类群体的特征是工作和收入稳定，有固定住房，消费水平中等。二孩生育对于中层会带来一定的经济压力，并需要耗费许多时间精力，会影响家庭的生活质量和事业发展，中层的二孩生育实践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家庭年收入在8万-10万的人占湘西北杨村人口总数的40%，他们在经济地位上处于中间阶层。这部分人群有固定住房、固定收入，生活也算怡然自得。2013年，笔者在村庄调查时发现，当时生育二孩的情况非常少，据笔者所知，近两年来，有一些中层收入家庭生育了二孩，但是绝大部分还是没有实践二孩生育，处于犹豫状态。2014年笔者在浙东富村的调查发现，当地的中层生育意愿也处于犹豫状态，许多家庭符合二孩政策但仍在考虑之中，而不像富裕阶层那般义无反顾地付诸行动。 在笔者最近的视频调查中，发现经济地位处于中层的这一类群体，他们的理想生育数量基本上都是2个孩子，但是对于是否实践二孩生育，仍然需要综合经济能力、年龄、精力等等各方面因素的考量。如山东的一个案例：WL（男，1983年生，独生子，山东济南）原本是公务员，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而下海，现为公司管理人员，年薪10万元以上。妻子（1985年生）是公务员，年收入8万左右，女儿出生于2011年。目前夫妻拥有两套房产，其中一套房产还未还完贷款。夫妻早就符合二孩生育政策，公公婆婆（退休前为普通工人）希望二人生育二孩且多次游说媳妇生育二孩，但是妻子考虑工作原因不想要二孩。在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之后，WL受社会舆论影响，非常希望生育二孩，但是这时父母和妻子都不打算要二孩，最重要的原因是父母（年逾60）认为带孩子非常辛苦，再照顾第二个孩子已经力不从心，而请保姆的费用比较高。其次，抚养孩子的成本非常高，二孩生育会拉低家庭的生活质量。所以二人放弃二孩生育的可能性非常大。WL家庭对于二孩的态度反反复复，一直在考虑和犹豫。而同样是来自山东济南的另一个案例：LY（女，大学老师，1983年生），丈夫是国企职工（年收入20万元以上），夫妻二人均为独生子女。LY的父母分别是著名的老中医和中学教师，丈夫的父母为山东另一个地级市的领导干部。第一个女儿出生于2010年，第二个女儿出生于2014年，女方母亲帮助照顾孩子，并请保姆帮忙。 LY家庭的收入比WL家庭高，且LY父母能够提供经济支持和时间上的帮助，所以LY家庭生育二孩，而WL家庭则更加犹豫，因此，来自于父母的帮助对于中层家庭的二孩生育实践也非常重要。中层家庭是犹豫的，一方面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能够承受二孩抚育成本，另一方面一个孩子压力不大，两个孩子却是双倍开支，担心会拉低家庭生活质量，影响工作，等等，此时，父母的态度和能力显得非常重要。 3.下层的“放弃为主” 记忆中的“超生游击队”时代已然过去，目前少生、优生的想法在不少区域深入人心。尤其是对于经济条件较差者来说，多子未必多福，反而是沉重的压力和负担，像大山一般压在胸口。本文的下层主要是指收入较低、工作不稳定、学历较低，甚至无固定住房的群体。 在湘西北杨村，除了再婚等特殊情况，经济条件较差者基本上都是生育一胎。养不起、负担重是村民最常见的回答，村民YP（女，1989年生）说，我和丈夫都是打工的，双方家庭条件都不好，公公早逝、婆婆改嫁，养育一个孩子都很困难，根本不会再想着生两个孩子了。如果我中彩票发财了，那肯定会再生一个。你看某某某家里生了两个儿子，现在都要结婚了，可是没钱怎么讨老婆，他爸爸每天晚上愁得睡不着觉，经常蹲在门口吸烟，抽的都是土烟，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养不起就不要生，不然害了自己又害了孩子。 江苏海安的LL（女，1982年生）目前有一女，自己是公司的普通员工，也表示自己一个月就3000多块钱，自己都养不起，养一个都够呛，再生一个怎么养得起。在浙江富村，情况同样如此，2014年笔者在村庄调查时，许多家庭都符合政策可以生育二孩，但他们都表示经济负担太重，无法给孩子很好的生活条件，又会影响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所以不打算生育二孩。 福建厦门的ZL女士（1984年生）表示一个就够了，不会再生第二个孩子，最主要是经济条件不允许。现在ZL在已经进出口贸易公司担任财务一职（月薪3500），丈夫在物业公司担任某部门主任（月薪5000），夫妻二人在福建没有固定住房，租住房屋。厦门市的消费水平很高，每个月基本上是人不敷出，房价太高买不起房子。这样的条件生一个已是极限，不可能再生一个孩子。只有经济条件好才能生二孩啊，像我身边接触到的有钱人，谁不是生两三个的。没钱生那么多孩子是害人害己。 在江西婺源，HH（女，1987年生）是乡村小学教师，丈夫在南昌的公司上班，目前二人处于分居状态，二人每月总收入在8000元左右。2014年生育一女儿，每月收入都处于“月光”状态，现在HH带着孩子住在娘家，小两口还没有固定住房。她告诉我说买房子有些遥遥无期，现在的经济条件根本无法再养育一个孩子，能养好一个就不错了。 由上述资料可见，在二孩生育的态度上，上层有钱有闲，直接将二孩生育付诸行动。中层在这一问题上持保留或迟疑态度，会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父母支持是重要变量。而下层群体在无法改变自身经济条件的情况下，很大程度上会直接放弃二孩生育。即使二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经济条件较差者也会放弃二孩生育，二孩生育呈现明显的阶层分化趋势：上层多孩、中层可能二孩、下层一孩。 三、生育阶层差异的形成机制 近年来，计划生育政策松动，但是許多即使符合政策的家庭也没有生育，经济条件成为遏制生育数量的关键因素，负担重成为人们放弃二孩的理由。这与中国的生育历史传统相悖，反观我们的先辈，何曾因为穷困就放弃多子多福的期待。笔者认为，生育实践阶层差异的形成机制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 1.消费社会下的高额抚养费用 消费主义在带来自由与满足的同时，也带来了失望和强制，成为学者争执不休的问题。消费主义尽管背离了我们的“理想”和“崇高价值”，但它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不论我们如何批判它、抵制它，消费主义并不会因此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推动下，消费主义正在，并将以更猛的势头渗透到社会生活之中，日益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常态”。布迪厄利用惯习、实践、品味、资本等概念建构了一个更为动态化的消费过程，认为某些特定的阶级成员习惯将自身的独特品味泛化为社会整体的品味，并加以流行。个人的阶级和地位由个人的消费元素来体现，处于较为底层的阶级在符号消费的虚假自由中，试图提升自我的品味而购买上层社会的商品，上层社会为了始终保持自身的优越性便会不断地更新品味、更新消费符号，从而会引发社会场域的动荡和调整。符号被媒体大量复制和生产，像泡沫一样充斥于人们的生活，并以其所承载的意义幻想激发人们的占有和购买欲望。生育行为作为一种社会性行为，不可避免会受到消费主义的渗透。 “爱孩子，就要给他最好的一切”，这种思想已经深深地烙在父母的心中。每对父母都在尽最大的努力给孩子最好的生活，包括吃、穿、用，等等。如YJ（女，1987年生，江苏海安人）说，现在社会跟以前社会不一样了，以前大家都很穷，现在贫富差距拉得太大，别人小孩穿名牌，我小孩穿地摊货，差距太大了。不能让小孩输在起跑线上，给不了孩子最好的，养不起还不如不生。尽自己所能给小孩最好的，包括物质、生活环境、教育，等等。做父母都应该这样，在能力范围内给他最好的，贵的东西质量肯定更好。江西景德镇的JX（1979年生，女）说，我不生二孩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条件不允许。如果再生一个，饭是肯定吃得饱，但是现在的小孩生活条件不能太差，如果生两个小孩条件肯定要差很多。一个孩子可以让他学很多东西，给他很多条件，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就像我老公说的，“1块钱给一个人用不好吗，两个孩子一个人就只有5毛了”。小孩之间也会有攀比，吃穿不如别人家的小孩，在一起玩的时候就会抬不起头来，产生自卑心理。再说，也会影响到整个家庭生活质量，如果经济条件好，就不会有影响。 由此可见，虽然不同阶层的抚育费用相差甚大，但是每个家庭对养育孩子的态度基本一致，即，尽最大努力给孩子最好的生活。这既是出于父母之爱，也与当下整体的生育消费水平有很大关联。正如Jx所说，孩子虽小，但攀比行为仍然存在，孩子的吃穿用度太差会影响到身心健康发展。笔者2015年在杨村的调查同样反映出上述问题，许多村民都会把“孩子不能比别人差”作为拒绝生育二孩的理由。村庄内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有一套共识性的标准，如果不能达到这一标准，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会遭到社会舆论的奚落与嘲笑。根据笔者的调查，抚养孩子的标准如下：进口奶粉、进口婴儿用品（纸尿裤、衣服、推车等）、高质量的衣服鞋袜、玩具、进口零食等。无论是富裕阶层，还是最穷困的打工者，进口奶粉、品牌衣裤都是养育孩子的必需品，只不过不同阶层使用的品牌和价格等具有差异。而贫富差异本身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条件较差者只能通过减少孩子的数量来满足少数孩子的基本抚养费用。当然，出现这一趋势也可能与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国内市场中假冒伪劣商品很多，“三聚氰胺”、明胶等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给广大消费者留下严重的心理阴影有关。 2.“父母之爱子必为之计深远” 自古以来，教育都是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亦深入人心。在封建社会，科举制度是选拔人才的重要渠道，在当今社会，高等教育同样是中层、上层阶级保持精英地位和下层阶级“鲤鱼跳龙门”的重要方式。“金字塔”型经常用来描述我国的社会结构，即上层阶级少、中层阶级呈过度状，而下层阶级很多的结构。李强通过数据发现，我国的社会结构呈用倒过来的丁字型结构，反映出更加突出的阶层界限，且城乡差异明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政治分层为主转变为以经济分层为主，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社会阶层出现固化趋势。面对社会分化加大并趋于固化和向上流动渠道狭窄的客观环境，人们毫不犹豫地将教育视为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并为之付出努力。不论处于何种社会阶层的家庭，都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父母之爱子必为之计深远”，父母在孩子教育问题上会付出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这必然会影响到生育子女数量，尤其会抑制中下层群体的生育数量。上层群体有钱有闲，可以给孩子最好的生活条件和学习环境，可以将孩子送往国外学习并给予孩子大笔产业，而中下层阶级则必须通过培养孩子，使其接受高等教育，如此才能够实现下一代的向上流动。对于中下层阶级而言，孩子的质量与数量存在替换关系，这与贝克尔的观点相符，但并不适用于上层阶级。 正如景德镇的Jx女士所说，我现在一个孩子，可以把所有的时间和金钱都投入到他一个人身上，让她学很多东西，得到很好的教育。再生一个孩子虽然能让他吃饱饭，但是在教育等其他条件上，无法满足两个孩子的需求。女儿从5岁开始学钢琴、舞蹈，一节钢琴课就要120元（1月4次），現在孩子上四年级，还要上奥数、英语等辅导班，其他孩子都要上，自己孩子不上辅导班成绩就要落后，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啊。我自己文化水平也不高，课后辅导孩子比较难，像英语之类的一点也不懂，现在是她上一节课，我自己也要跟着学，不然就没法辅导她。孩子上课有老师教，我还得自学。 山东济南的YF（1971年生）女士也表示在孩子的教育上耗费了许多时间精力，直接影响二孩生育。她说白天要上班，晚上回来做完晚饭还得陪孩子写作业。现在孩子的作业很多都需要父母的参与，如英语的读、背以及古诗，作业写完了还要陪他练琴。孩子学习累了，还得陪他玩。 家长都希望孩子能有一个光明的前途，良好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因此，家长们在孩子身上付出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让孩子参加各类辅导班、兴趣班，只为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虽然并非所有孩子都能上好的大学，或者即使上了大学也不一定能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但这依然无法打消父母的爱子之心。正如Jx所说，孩子未来发展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无论如何，我都要给他创造好的条件，不然以后孩子会恨我，我自己也会愧对孩子。对孩子教育上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父母生育二孩的行为，对中下层阶级尤甚。因为中下层阶级无法承诺孩子一个无忧的未来，只能尽己所能培养孩子，因此，生育的孩子数量减少。 3.生育惯性的影响 30余年来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深入人心，使独生子女家庭成为常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人们发自内心地认同一胎化。即使目前二孩生育逐渐放开，生育二孩的数量却远低于预期值。长期执行的政策所产生的效果犹在，人们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保持一胎生育习惯，产生“生育惯性”。但这种一孩的生育惯性更多体现在广大中下层群体身上，这不仅是生育数量上的路径依赖，还与独生子女家庭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有关。 上层阶级是最不受计划生育政策束缚的人群，在二孩生育政策放开前，富人违法生育现象就较为普遍。如Jx的同事WN（女，1975年生）是事业单位的行政人员，2003年生育第一个男孩，2012年生育第二个男孩，属于违法生育状况。但是WN公公是地方领导，颇有权势，WN的单位领导对她的违法生育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WN只是请了个长假就把孩子给生了，至于户口也是花钱解决的。富裕阶层可以通过缴纳罚款或其他手段应对国家政策，从而达到生育二孩甚至多孩的目的。 然而，对于广大中下层群体而言，一孩已经成为常态。山东济南的HL（男，1978年生，教师）说目前还没有考虑生育二孩的事情，因为计划生育这么多年，都已经接受了独生子女状态了，这也许是一种惯性吧。之前是不能生，生了二孩，工作就没了。现在是能生不愿意生，生育二孩需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会打破原来的生活状态。我们和那些收入水平很高的人群没法比，再生个孩子会拉低整个家庭的生活水平，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觉得一个孩子挺好的，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已经习惯了独生子女家庭的生活，如果再来个小孩，孩子的心理也会受影响。早期，对于在经济条件较差的中下层阶层来说，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后果更加难以承受，他们往往无法用维持整个家庭生计的工作来换取一个孩子的出生。即使现在政策放开了，在独生子女已经成为常态的条件下，中下层群体不愿意或者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打破既已形成的生育模式。 另外，有关生育孩子的福利政策在中国仍显不足。在法国、瑞士、荷兰等发达国家，从母亲怀孕开始就为孩子的出生和未来发展提供一系列的福利政策，从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帮助家庭抚育孩子，孕妇在工作中也会得到优待。反观中国，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同样承担工作压力和为家庭提高经济贡献的责任，而生育行为与女性职业发展存在冲突。而中国虽有一些保护妇女的法律政策，但是还不细致、系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孕妇在工作过程中经常会受到歧视，许多妇女都曾因为工作压力或职业晋升而放弃妊娠。这对上层阶级而言则基本没有影响，他们可以随意地放弃工作或者做全职家庭主妇，没有过多经济压力。正如厦门LI女士的情况，她的任务就是生孩子，不需要工作，只要生养孩子即可。可是对于中下层阶级而言，在怀孕、生产和养育过程，他们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并存在影响工作的风险，在政策上也很少获得实质性的帮助。 消费社会下高昂的生育费用、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和生育惯性的影响共同造成了中下层阶级对二孩生育的望而却步。社会上层则因为拥有雄厚的经济资本，可以承受高昂的生育费用和教育费用，无论政策放开与否，都有可能达到多胎生育的目的。由此，整个社会出现明显的生育数量的阶层化差异。 四、总结与余论 综上所述，执行了30余年的严格计划生育政策虽然结束了，然而并非所有符合政策的家庭都会选择生育二孩，政策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独生子女时代的完结。在30余年的外在政策影响及现代生育观念的作用下，人们已经从内心接受了一个孩子的状况，即使现在已经放开二孩生育政策，许多家庭也会放弃二孩生育，这也是笔者所言的独生子女时代并未结束。 当然，现在还有许多地区的男性偏好十分严重，不生儿子誓不罢休的状况仍然存在，这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等要素有关。中国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异明显，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文化仍然存在，但并不能以此来否定生育阶层论的客观存在。笔者的质性访谈发现，在生育观念已经转变为现代少生优生的地区，生育数量阶层差异的趋势明显。 西方运用微观经济学来研究家庭生育决策行为，包括孩子的成本效用理论、“数量一质量替代”理论以及代际财富流理论，但这些理论并未从阶层差异的角度进行研究。处于不同经济地位的群体对于生育成本的考量是不同的，当孩子的抚养费用占总收入的比例较小，不会影响到家庭生活质量时，生育多个孩子能够满足家庭对理想孩子数量和性别的期望。当孩子的费用占总收入的比例较高，极有可能影响家庭生活质量时，孩子质量与数量替代则占主导地位。生育成本约束的对象是广大中下层群体，对上层阶级并不会造成影响，生育成本论具有局限性。 生育文化论则是用来诠释中国多子多福、男孩偏好的生育理论。随着中国社会城市化、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男女平等、少生优生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在政策影响下，独生子女家庭成为常态。虽然，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之初，遇到许多困难与阻力，许多群众偷生、超生现象严重，但经过多年外在政策和内在观念的潜移默化，人们已经从内心认同现代生育观念。在现代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即使政策允许，许多家庭也放弃了二孩生育。因此，生育文化论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豐富其理论内涵。中国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异明显，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文化仍然存在，但并不能以此来否定生育阶层论的客观存在。笔者的质性访谈发现，在生育观念已经转变为现代少生优生的地区，生育数量阶层差异的趋势明显；而在一些落后农村或潮汕地区，男孩偏好依然十分严重，其生育数量一直保持较高水平。 布迪厄是从阶层地位代际再生产的角度分析不同阶层的生育策略，统治阶级和民众阶级的生育行为在数量上都很高，因为他们社会地位的再生产都比较固定。而小资产阶级则是流动性最大的，必须通过限制生育数量，最大限度地进行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达到向上流动的目的。反观当今中国，社会分层明显，贫富差距巨大，阶层之间的生育策略具有差异性，但都是在保持地位或者向上流动目的下的生育策略调整。与布迪厄研究不同的是下层阶级也希望通过教育到达向上流动的目的，因此也与中产阶级一样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学校教育之中，而不是沉浸在向上流动无望之中频繁地生育。 消费社会下的高额抚育成本、庞大的教育投入和生育惯性限制了中下层阶级生育二孩的脚步，使他们“想生”而“不能生”，对于经济资本雄厚的上层阶级而言，则更可能“多生优生”，生育行为打上了深刻的阶层烙印。笔者所述的生育阶层论是当今社会存在的客观事实，目前的研究还停留在表面，笔者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推进生育阶层差异的深层次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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