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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对其健康的影响

范文

高翔温兴祥

摘要：基于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分析了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对其健康的影响，利用工具变量方法解决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探索其作用渠道。结果表明：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活动参与对其日常生活能力、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自评健康都有直接的正向影响，通过引入工具变量后，志愿服务活动参与对城市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程度会显著提高。渠道检验表明，健康变化状况与身体疼痛感情况是两个重要的作用机制。基于此，建议政府应完善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制度、促进社区养老服务基础资源整合、提高老年基本医疗服务可及性与可得性，以切实保障城市老年群体的健康。

关键词：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健康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9）04-0107-15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9.04.008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2018年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2010年13.3%上升到2017年17.3%[1]。

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以两周患病率为例，2013年城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两周患病率为73.6%;而农村老年人这一比例为48.8%[2]。这说明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从政策的顶层设计来看，对此问题有所回应，2016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把“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并鼓励老年人进行社会参与。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要举措，在社会参与的多种形式之中，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因其能够有效弥补社会服务的不足而越发受到人们的关注，《“十三五” 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中指出要支持老年人积极参与基层民主监督、社会治安、公益慈善、移风易俗、民事调解、文教卫生、全民健身等工作，到2020年老年志愿者注册人数达到老年人口总数的12%。这说明政府的顶层设计已经将老年人的志愿服务活动参与摆在了突出位置。有学者指出在老龄化社会中，老年人能够支配的闲暇时间要多于中青年劳动者，因此老年人有更多的时间来参加志愿者组织，为社会贡献力量[3]。与延迟退休年龄的强制性相比，老年人志愿服务的自我选择性更加明显，这也为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福祉、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但是从已有研究来看，对于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现状及对其健康影响的研究还有待验证，同时其面临的反向因果难题有待解决，其中的作用渠道既有研究更是少有涉及。基于此，本研究试图解决三方面的问题：第一，根据志愿服务活动参与的具体变量，从客观与主观角度将健康内容分解为日常生活能力（ADL）、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IADL）、自评健康三种情况，来具体分析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对其自身健康的直接影响;第二，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志愿服务参与对城市老年人健康影响中的内生性问题，尤其比较明显的是反向影响，即健康状况影响老年志愿参与问题，准确识别这种影响的有效性;第三，探索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对其健康影响的作用渠道。通过以上三个问题的解决为政府制定有效的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政策进而促进城市老年人健康，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具体的数据分析支撑和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由于对老年人志愿服务的定位及认知不足，国内有关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对健康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均寥寥无几，比如有学者利用福建漳州的数据探讨了老年人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对自身精神健康的积极影响[4]，但是对于志愿服务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社区，更应该扩展到对个体、家庭与社会，相较之下，国外研究较为丰富，值得借鉴。

国外对于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活动参与和健康关系的理论解释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利用活动理论来解释这种关系，有研究指出参与志愿服务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活跃和参与社会的机会，并因此可以改善其自身的健康，促进其幸福感的增加[5]。第二类是利用角色理论中的角色限制、角色环境的概念来阐释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从角色限制的角度来看，老年人对于志愿服务的参与应该适度，如果过度参与则会对自身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6];其次，从角色环境的视角来看，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可能会对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和其自身健康的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7]。第三类是利用健康促进的社会模型来解释志愿服务参与和健康的关系。这种观点认为老年人可以通过参加具体的志愿服务项目，例如美国的经验团项目，通过增强老年人的身体、心理和社交活动进而影响并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8]。第四类是利用积极老龄化的框架来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此类观点认为老年志愿者通过参与较多的志愿服务，可以越来越多地得到社会接触，并且获得健康，同时也能够让他们所在的地区和国家获得他所作出的贡献[9]。四類理论阐释从多方位解释了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活动参与对其健康状况的影响，其核心就是志愿服务参与能够让老年人的躯体得到足够的锻炼，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能够让他们更多地接触到社会，丰富自身对于外界的认知，了解外界的变化，进而促进老年人自身健康水平的提升。

国外对于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活动参与和健康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活动参与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这是研究内容最为丰富的领域，研究一致指出老年参与志愿活动可以显著改善其抑郁症状，提升其心理满意度、生活自评及其心理健康[10-11]。二是老年人志愿服务活动参与对自身功能限制的研究，这方面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志愿服务活动对日常生活能力（ADL）某一方面的影响。有研究利用美国部分地区的老年人问卷调查指出，城市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能够改善自身功能的限制[12]。有学者的研究指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对于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状况的影响有着积极的效果[13]。三是老年人志愿服务活动参与对自评健康和社会交往方面的影响，有研究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审视了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对于老年人自评健康与社会联系的积极作用[14]。通过梳理不难发现，国外对于老年人志愿服务对其躯体健康和自评健康的影响关注较少，本研究试图弥补这一不足。

从国外四种关于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对其健康影响的理论（即活动理论、角色理论、健康的社会促进理论、积极老龄化理论）来看，城市老年人在生活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他们对于人生中可能面对的困难有着多维的认知，这对于在志愿服务中为他人提供所需的帮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有学者指出志愿服务可以让城市老年人传承志愿服务精神、促进社会公平，使得个人的心理、躯体功能都能得到正常维持，也能较好地促进老年人健康状况的维持和康复[15]。其实，日常生活能力、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自评健康不仅牵涉到身体的正常运转，更是与老年人自身的生活满意度息息相关，志愿活动的成功参与必然给志愿者个人带来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因为成败经验是塑造自我效能感的最重要的因素[16]。老年人有可能在成功参与了志愿活动之后，自我效能感提升，促进自身健康状况的改善，这说明参与志愿活动与老年自身健康之间可能是存在因果关系，但是，志愿活动作为老年人休闲的一种活动方式，其本身能够给老年人幸福或是健康带来多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高估还是低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依然有待验证。

具体而言，一方面，志愿服务参与对城市老年健康的影响有可能是被高估的，因为从样本的选择性来看，只有健康的人才参加志愿活动，也拥有着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17]。另一方面，从中国目前对于志愿服务的支持力度，以及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的发展整体现状来看，对于志愿服务功能及其效果的认知是不足的，这其中就包括对老年人的健康产生怎样的影响。与此同时，伴随社会发展而形成的家庭核心化与小型化，城市人际关系呈现出一种表面化、非情感化的社会情感趋向，老年人自身对于类似于邻里帮扶这种志愿活动没有传统社会那样强烈的偏好[18]。这些现实与认知可能会使得人们忽视志愿服务活动参与的健康促进效应。据此推断，这种因果关系可能被高估，也可能会被低估。基于以上内容，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会对其健康产生正向影响，但是由于影响中的内生性未被清除，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对其躯体健康状况和自评健康状况的正向影响到底是会被高估或低估并不确定。由于将城市老年健康内容操作化为三个方面，所以在此基础上推出了三个子假设。

假设1a：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会对其日常生活能力产生正向影响，但是由于影响的内生性未被清除，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对其躯体健康状况的正向影响具体是被高估或低估并不确定。

假设1b：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会对其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产生正向影响，但是由于影响的内生性未被清除，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对其躯体健康状况的正向影响到底是会被高估或低估并不确定。

假设1c：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会对其自评健康产生正向影响，但是由于影响的内生性未被清除，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对其自评健康状况的正向影响到底是会被高估或低估并不确定。

而对于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是通过何种渠道对健康产生的影响，既有文献很少涉及，但是志愿服务参与活动大多情况下属于老年人的一种体力活动，有研究曾指出，充分的日常体力劳动可以提高老年人的运动量，这对其体质健康有着不可忽视的正面促进作用[19]。有研究指出适当的体力劳动可以减轻老年人的疾病风险[20]。所以，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通过躯体变化的稳定和缓解身体疼痛感进而会对其健康产生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是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简称CLASS），它是一个全国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CLASS于2014年开展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基线调查，调查共完成的居民问卷为11511份。由于本研究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城市老年人群，同时也包括居住在城市区域的农村老年人，这样更能全面考察城市中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对其健康的影响，在剔除缺失值之后获得的样本数为6100人。之所以选取这套数据，是因为该套问卷对于核心自变量（志愿服务参与）的测量较为细致，符合本研究的内容需要，这也是其他数据所不具备的。

2.变量选取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对于健康标准的操作化，不能仅仅从单维的标准进行测量，本文选取的健康内容包括日常生活能力（ADL）、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IADL）、自评健康，将客观与主观的健康评价相结合，精细化地衡量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对其健康状况的影响。

对于日常生活能力的测量，问卷中采用了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如梳头、剃须、化妆等）、穿衣服、洗澡、吃饭、小便失禁、大便失禁、上厕所、从床上将自己移到床边的椅子上、室內走动、上下楼梯10项内容来测度;对于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的测量，问卷中采用了打电话、吃药、外面行走、公共交通工具、购物、管理钱财、提起10斤重的东西、做饭、家务9项内容来测度，对于日常生活能力和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的回答都是按从好到不好的情况逐次递进的，在变量处理时，为体现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健康促进效应，把回答的顺序调整为由不好逐次向好的情况递增，对于ADL、IADL的测量采用多个问题相加所得到的分值，主要的依据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参照了国际指标和顾大男、孙金明等[21-22]对ADL、IADL指标测量的计算方法;二是结合了2014年CLASS数据中对ADL、IADL的测量标准。ADL的分值在10—30分范围内浮动，IADL的分值在9—27分的范围内变化，分值越大，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越好，由于这两个变量属于连续型的，所以采用的是OLS模型，而自评健康的测量采用的是问卷中 “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怎么样？”，在进行变量处理时，将“很健康、比较健康、一般”的回答选项整合成“好”的标准，并赋值为1，相反，将“比较不健康、很不健康”的回答选项整合成“差”的标准，赋值为0，由此可见，自评健康的衡量是二分变量，采用的是Probit模型。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是城市老年人的志愿服务活动参与。在对志愿服务变量选取之前，首先应该明确志愿服务的基本内涵，对此目前国内使用较多的是学者莫于川的界定，即志愿服务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基于利他动机，自愿、无偿地贡献知识、体能、劳动、经验、技能及时间等，以增加他人的福利、提升个人价值、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的服务活动”[23]。基于此，结合问卷中问题的可得性，选取“过去三个月内，您是否参加过以下这些活动”，而选项中对于老年人志愿服务的内容主要包括社区治安巡逻、照料其他老人（如帮助购物、起居照料等）、环境卫生保护、调解纠纷、陪同聊天、需要专业技术的志愿服务（如义诊）、帮助照看其他人家的小孩、其他、曾经参加过志愿服务活动、过去三个月没有参加及从没参加过。在进行变量处理时，使用“从没参加过”作为判定城市老年人是否参加过这些活动标准，如果回答是，说明从未参加过志愿服务活動，赋值为0，如果回答否，则说明参加过数量不等的志愿服务，赋值为1。

在对控制变量的选取上，本研究在借鉴已有对城市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研究的基础上，将老年人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工作状况、慢性病状况、是否能受到优待服务等作为控制变量。

3.模型设定

本研究首先采用OLS与Probit回归，来观测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和其健康之间的关系，为解决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活动参与和其健康状况的反向因果关系的存在，本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IV）来解决内生性问题。有效的工具变量需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①相关性，即工具变量与内生自变量（老年人志愿服务活动参与）相关; ②独立性，即工具变量与误差项（影响老年健康的随机项）不相关。结合学者刘西国、张冲、张丹[24-25]对于工具变量内容选取的指标，选取“社区是否有文化娱乐设施”

在问卷中询问了老年人是否有老年活动室、健身室、棋牌（麻将）室、图书室、室外活动场地、其他等方面的社区活动场所或设施，笔者采用了“以上都没有”作为判断社区是否有以上这些设施、场所的标准，如果回答否就是有一项或者是有几项，如果回答是则说明一项设施都没有。和“是否有现金储蓄为养老做准备”为工具变量。这两个变量会影响到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但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不相关，属于外生变量。选取这两个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第一，社区是否有文化娱乐设施对于城市老年参与志愿服务具有诱导性作用，有基础娱乐设施的城市老年人可能会更倾向于参与到社区发展与服务之中，这其中最明显的就包括志愿服务活动;第二，是否为养老做现金准备是城市老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基础前提，只有对养老保障作出更好的储备，才能进行其他服务活动的参与。

因为工具变量的选取个数多于核心自变量个数，所以需要进行过度识别检验，基于模型的估计结果，我们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由于工具变量是否与内生变量（志愿服务活动参与）相关是两阶段估计量有效的前提，我们将用F检验来判断该工具变量是否为弱工具变量。另外，还需检验工具变量是否和误差项不相关。本文将利用2SLS和IV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以解决因变量（老年健康）和核心自变量（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之间的内生性问题。

四、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1.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活动参与的基本情况

对自变量的处理结果显示，城市老年人中参与过社区治安巡逻的占比仅为2.69%，参与过照料其他老人（如帮助购物，起居照料等）的比例为2.06%，参与过环境卫生保护的比例为4.44%，参与过调解纠纷的比例为2.24%，参与过陪同聊天的比例较高，达到了9.08%，参与过需要专业技术服务的志愿服务（如义诊）的比例为0.49%，帮助照看过他人家小孩儿的比例为2.97%，参与过其他志愿活动的为2.78%，选择“曾经参加过，过去三个月没有参加了”的城市老年人的比例是7.14%。从城市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的情况来看，无论从哪个维度来讲，比例均较低，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许晓茵等的研究指出，包括治安员活动、义务劳动、志愿组织活动等在内的志愿服务活动，老人参与其中的比例仅为10%左右[26]。

2.变量描述

从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可以看出，无论是日常生活能力、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还是自评健康，其平均值均偏高，而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老年人志愿服务活动参与的平均值较低，仅为0.272。从两个工具变量方面看，城市老年人为养老所做的现金储备明显不足，平均值仅为0.191，而从社区文化娱乐设施的拥有程度来看，情况还比较好，平均值为0.713。在控制变量方面，老年人的平均年龄为70.449岁，受教育程度的平均值为0.487，这说明城市老年人受教育水平的平均值在小学程度上下浮动，而从慢性病的平均值来看，城市老年人患有慢性病的比例较高，城市老年人收入贫困现象并不严重，继续从事工作的老年人较少，享受的社会优待状况有待进一步提升。

五、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活动参与对其健康影响的实证分析

从描述性统计的结果不难看出，城市老年人健康水平比较高，可能存在志愿服务活动参与同老年人健康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所以在实证分析时，本研究首先对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活动参与对其健康的直接影响进行分析，然后引入两个工具变量以解决两者之间的反向因果，最后再探讨其中的作用渠道。

1.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活动参与对其健康影响

（1）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活动参与对其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由于因变量日常生活能力属于连续型变量，所以采用OLS回归分析，志愿服务活动的参与属于外生自变量，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以解决志愿服务活动的内生性问题，内生性检验的结果P值小于0.05，可以认为两个工具变量

为内生解释变量，过度识别检验结果认为两个工具变量外生，与扰动项并不相关。从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两个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都有显著的影响，同时对于内生变量（志愿服务活动参与）有着较好的解释力，F值超过10，可以认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可能。豪斯曼检验的结果也显示老年人志愿服务活动参与

属于内生变量。从二阶段的结果来看（见表2），城市老年人参与志愿活动依然对其自身的日常生活能力有着正向的影响，这说明老年人参与的志愿服务活动越多，越有可能对其日常生活能力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一结论说明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包括社会公益活动在内的志愿服务活动，不仅能够对社会作出自身的贡献，也对自身健康大有益处。

从表2 OLS回归到二阶段的模型可以看出，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活动参与的系数从0.257上升到了1.507，足以说明工具变量不但解决了内生性问题，而且显著提升了老年人志愿服务活动参与对其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程度。这就部分验证了假设1a的真实性，也说明志愿服务参与对城市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被低估了。同时一阶段回归结果也说明社区有文化娱乐设施（如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图书室、室外活动场地等）、为自己养老储蓄必要的资金对于城市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的行为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印证了学者霍曼·基亚克的观点，即有较高的个人收入与较多的家庭资产、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与基础娱乐设施的老年人志愿活动参与比率往往较高[17]。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自己的金融资产越多以及社区的基础设施环境越好，可能会让老年人对于外界的认知更加良好，从而促进老年人进行更多的社会接触。从控制变量的角度看，慢性病情况较轻、个人收入越高以及社会给予城市老年人必要的优待服务，会对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的增强有积极作用，这一点无论是在OLS回归还是在引入工具变量之后的二阶段回归都是成立的，但系数略有差别。

（2）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活动参与对其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由于因变量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是属于连续型变量，所以依然采用OLS进行回归分析，同样在引入工具变量后，该模型通过了过度识别检验，从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两个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都有显著的影响，同时对于内生变量有着较好的解释力，F值超过10，这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可能，同时也通过豪斯曼检验，见表3。

从OLS回归结果与引入工具变量二阶段的回归模型相比，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活动参与都对其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产生了正向的影响，但是系数却从0.449上升到3.264，这说明工具变量的引入很好地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并且能够看到志愿服务参与对老年人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更加真实的因果关系，志愿活动参与更可能对于老年人自身躯体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这就部分证明了假设1b，同时说明志愿服务参与对城市老年人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也被低估了。这表明如果老年人能够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能够促进其社会接触进而有利于其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相反，如果不与热心的人接触，别人无法获知老年人自身的需要，其存在感也会逐渐降低，这不仅难以克服躯体健康恶化的困难，更会让个人精力难以恢复。同时，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两个工具变量均对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从控制变量来看，教育程度对城市老年人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有着正向的影响，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教育程度越高，对于自身健康管理的知识与技能可能会掌握得越多，更有利于提升自身的健康状况。而回归结果也显示，是否患有慢性病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不容忽视，慢性病对于老年人的影响并非是立竿見影的，但是这种累计劣势一旦持续，则会对老年人的预期寿命产生较大影响。与此同时，个人收入状况以及是否工作情况等都影响了城市老年人的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

（3）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活动参与对其自评健康状况的影响。

由于因变量自评健康属于二分变量，采用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为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IVprobit回归探索更加精准的因果关系。同样对于IVprobit模型而言，无论是采用稳健性回归检验还是两阶段的分析法，对模型进行沃尔德检验的结果都显示可以在1%的水平上认为两个工具变量均为内生变量，见表4。

从Probit回归到IVprobit回归，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对其自评健康的影响明显增强，相关系数从0.161增加到了2.042，这说明工具变量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即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老年人更有可能对于自身健康的评价保持乐观。这就部分证实了假设1c，同时表明志愿服务参与对城市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被低估了。这一结论也与既有研究保持了一致，学者马赛尔·德吕勒指出，如果不参与到一个包括义务社团类的社会圈子之中，则身份解体会使得老年人落入痛苦与抑郁之中[27]。一阶段回归的结果也可以看出，社区文化娱乐设施、为养老准备的现金储蓄同样对于城市老年人的志愿服务参与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说明两个工具变量的引入是十分必要，也是足够恰当的。从控制变量上来看，年龄、教育状况、收入状况、慢性病情况、社会优待服务以及是否工作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城市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状况。

2.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对其健康影响的作用渠道

从本质上讲，志愿服务参与大多属于老年人的体力活动，有研究曾指出积极的体力劳动能够影响老年人对自身的躯体健康状况的评价，也能降低老年人的患病风险[28]。所以本研究在寻找作用渠道时主要对老年人躯体变化方面的变量进行检验，选取的是“与去年相比，您现在的健康状况有什么变化？”、“上个月您是否感觉过身体疼痛？”两个变量作为作用渠道进行探析，分别以回答“变差”、“是”作为参照项。

本研究检验的基本思路借鉴了程令国等[29]的做法，即如果志愿服务参与是通过以上选取的两个渠道变量改善了老年人的健康状况，那么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这两个变量必须同时符合两个条件：第一是志愿服务参与对城市老年人健康三个维度的正向影响会降低，但仅仅满足此项条件是不够的，因为从模型本身来看，加入任何两个变量，都会使得模型中变量的系数发生一定的变化。所以，第二个条件也尤为重要，即这两个渠道变量的加入也必须使得原有的工具变量依然在模型之中起作用。从表5的数据可以看出，对日常生活能力而言，在加入了两个渠道变量之后，系数从1.507下降到1.079，“健康变化”、“身体疼痛感”两个变量依然对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产生显著影响。从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来看，两个渠道变量的引入使得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对其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的正向影响下降了64.9%。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了自评健康方面，随着两个渠道变量的加入，这种正向影响降低了24.9%。

在工具变量的检验方面，对于因变量是日常生活能力和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使用的是2SLS回归，结果表明一阶段F值检验的统计量全部大于10，且P<0.01，说明工具变量是依然有效的，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在豪斯曼检验过程中，可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的原假设。而对于因变量是自评健康，使用的是IVprobit回归，使用两步法之后的结果显示，可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认为两个工具变量是内生变量。

以上检验确实说明“与去年相比的健康变化”、“身体疼痛感”就是两个真实的作用渠道。这也验证了假设2，具体的解释是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能够促进其健康变化保持稳定，并减轻其身体疼痛感。这样能切实改善其自身的躯体健康和自评健康状况。

六、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对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活动参与的基本情况进行阐述，进而探索其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并尝试利用工具变量方法克服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活动参与对其日常生活能力、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自评健康都有直接的正向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存在内生性，基于此，本研究引入“社区是否有文化娱乐设施”、“是否为养老做现金储备”两个工具变量来解决这一问题，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两个工具变量均对城市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社区文化娱乐设施、养老现金储备均会促进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活动的参与。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在排除了内生性问题的干扰之后，志愿服务活动参与对于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相关系数会显著提高。同时，因为存在内生性问题，直接性的因果关系可能低估了志愿服务参与对城市老年人健康的实际影响。而通过对其作用渠道的检验发现，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是通过“与去年相比的健康变化情况”、“身体疼痛感”两个渠道变量来对其健康状况产生影响的。这说明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能够促进其健康变化保持稳定，并减轻其身体疼痛感，进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城市老年人的躯体健康并改善自评健康。

基于以上的研究結论，本研究认为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城市老年人的健康进行保障。

首先，政府应积极推动城市老年人的志愿服务活动参与，以促进该群体健康水平提升。

具体又可以从以下四方面着手：一是完善已有制度，虽然目前我国有关于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的意见、办法等，但是这毕竟不属于法律，约束力与强制性不足。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对于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的促进，不能仅仅依靠老年人个体的自觉行为，更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以美国为例，该国的《志愿服务法》包括《全国反贫困志愿服务计划》、《老年人志愿服务计划》和《志愿者协助企业计划》[30]，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二是依托具体的项目来推动城市老年人的志愿活动参与，在此方面，美国为中国提供了项目范本，为促进美国老年人的志愿活动参与，该国设置了如老人团、经验团、税收优惠政策项目、老年活动中心、跨年龄项目和医疗服务项目等[3]，这些项目的开展对于老年人志愿活动参与及其自身效能感、健康水平的提升都有着较好的效果和积极意义。三是应该加强舆论宣传，在社区中积极引导老年人进行志愿服务活动参与，让老年人知道参与对于自身健康的意义。四是建议在部分城市进行正式试点，逐步将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的覆盖面扩大并形成常规化、制度化。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尝试将老年人志愿服务纳入正式的政策之中，比如成都市文明办出台的《“关爱空巢老人志愿服务行动”实施方案》专门提出，为改善城市老年人健康水平，调动老年人参与社会的积极性，就近就熟和以低龄老年人志愿者为主、其他专业志愿者为辅招募社区志愿者，开展“定向结对”为主的老年人志愿服务[31]。但是这种试点只是局部性的，很难形成推广性规模，政府应推动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的试点，并形成具体的配套措施。

其次，加强社区基础文化娱乐设施建设，支持老年人进行物质资产储备，为城市老年人的志愿活动参与打下坚实基础。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两个工具变量的引入，很显著地提升了志愿服务活动参与对其健康影响的精准性，这间接说明了两个工具变量的改善对于提升城市老年人健康水平的重要意义。杨菊华也指出老年人健康水平如何不仅仅是个体自己“私人”的事情，也不单单是家庭方面的问题，更需要的是社区资源的动员与整合[32]。其实，很多城市老年人需要的社区基础设施，都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例如老年活动中心与老年图书室等，需要投入的资金较少，这就需要在实际工作中，积极引导社区及相关部门整合既有的养老服务资源，尤其是文化娱乐设施资源，一种更为可行的方法是对社区中的“闲”、“废”、“腐”的物质资源进行充分利用，这样既提高了物质资源的利用率，又促进了老年人的志愿服务参与，也提升了该群体的健康状况。同时，在加强社区设施建设的同时，不可忽视老年人自身的物质资产储备，进一步提升城镇老年人基本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提高城市高龄补贴的补助力度，尤其对于贫困老人而言，更需要发挥社会救助制度的兜底性作用，以保证城市老年人心理上拥有更多的“获得感”。

最后，应该促进城市老年基本医疗服务可及性和可得性，并形成具体的制度保障。从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对其健康的影响渠道来看，“与去年相比的健康变化”、“身体疼痛感”是两个重要渠道。显然，这两个方面均是与老年人的基本医疗服务紧密相关，如果能够享受到更加可及的医疗服务，则老年人对于自身健康状况的判断更加准确，从而也更有利于其躯体健康和自评健康。基于此，在促进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的同时，不能忽视基本医疗服务供给中预防性服务的供给数量和内容，并且注重城市老年人有关此类服务的可得性。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对于老年人预防性基本医疗服务供给主要局限在体检服务方面，且并未形成制度化、规模化趋势。在此方面，日本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该国不仅对老年人提供体检服务，更是将健康教育、健康咨询、功能训练、访问指导等一系列的基本预防性医疗服务纳入到供给体系之中，并有完善的法律作为支撑[33]。

这也应是我国在促进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以改善老年人健康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可行之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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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武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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