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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背景的服务业成本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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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服务业规模和生产率对总体经济增长有着深刻影响。在回顾和总结我国服务业发展现状及其成本病的基础上，分别基于减少信息不对称和进入壁垒、带来规模经济和自动化、促进服务贸易的角度，分析网络数字技术根本改变服务业低效率和不可贸易的特征。高度互联互通时代，我国在人口规模、数字技术发展和应用、制造业发展等方面具有优势，服务业成本病问题在我国将显著弱化，服务业占比提升并不会必然造成经济增速持续下降。

关键词：服务业成本病生产率网络数字技术

一、引言

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自2015年突破50%以来，已增长至2018年的52.2%，占据国民经济半壁江山。按照国际通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已经进入服务经济发展阶段。近年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也在持续缓降，对此，学术界分析的原因有很多，如人口红利消失、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常态、国际发展环境不利等。但结构性减速应是更为根本的解释，即由于服务本身无形性、异质性、需面对面交易等特征的影响，服务业成本病特征显著，导致服务业生产率及其增长水平较制造业低。因此，一国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后，服务业占比继续增长会导致经济总体增速下降。然而，与发达国家之前的发展不同的是，我国目前处在服务业和网络数字技术日益融合的背景，诸多服务业的发展模式得到改善，服务业效率提升展现出极大可能性，我国经济增长面临发展新机遇。

二、我国服务业发展现状及其成本病

服务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主要体现为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服务业就业人员比重逐渐上升。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持续上升，同时GDP增速不断下降。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国进入服务业为主的发展阶段后，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和经济增速基本上呈反向变化趋势，这种趋势会一直延续至服务业比重相对稳定。此种规律主要是由服务本身无形性、异质性、需面对面交易等特征决定的，服务业生产率及其增长水平较制造业低。因此，一国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后，服务业占比继续增长会导致经济总生产率增长的下降。

从服务业就业份额来看，我国服务业就业比重逐步提高，在1994年超过第二产业，并于2011年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产业。服务业就业比重已由2005年的31.4%上升至2018年的46.3%，分别超过第一、二产业20.2和18.8个百分点。

接下来看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的情况。2005-2018年期間，虽然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在持续上升，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却从2008年开始呈下降趋势，降至三次产业最低值。劳动生产率和其增长率都比较低，是我国服务业成本病的主要表现。见表1。

三、网络数字技术和服务效率提升

服务种类繁多，但它们与商品的根本区别在于商品是有形的而服务是无形的，因此服务的标准化程度往往低于商品，并且在交付过程中可能涉及更多的面对面互动。这些特征可能会造成服务行业信息不对称、自动化程度低、不可贸易等，进而降低服务生产率。当下，网络数字技术为服务业和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增长活力，改善阻碍生产率提升的服务固有缺陷，使服务业效率提升潜力在高度互联互通时代得到极大释放。

（一）数字平台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和进入壁垒

由于服务标准化程度较低，其质量在购买前更难评估，更容易出现买卖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为全面了解服务质量可能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或成本。随着网络数字技术的发展，许多服务行业开始出现连接服务提供商和消费者的平台。在线平台主要分两类：一类是专门评估和审查现有服务提供商的平台，它们为潜在消费者提供关于服务提供商及其服务质量的有用信息;另一类是评分和评论系统，消费者参与到信息提供的服务中。这些平台加剧了服务行业的竞争，监督服务提供商提供高质量服务，并且倾向于将需求定向到评级更高（且可能生产率更高）的服务提供商，从而使其相对于其他提供商得以更好地发展。大多数平台活动都是赢家通吃，因此确保平台之间的竞争是一项挑战，这是由于提供商和消费者双方都受到强大的网络影响，以及大量使用数据作为改善平台质量的输入所致。

（二）人工智能带来规模经济和自动化

总体而言，服务业从规模经济和自动化中获得的收益不如制造业。服务提供需面对面，也意味着企业无法充分利用规模经济的潜在好处。由于网络服务提供的边际成本很低，一场体育赛事视频的制作成本不论观众人数多少都不变，增加观众的边际成本极低，网络提供的服务规模效应极为显著。除规模经济外，网络平台提供的服务还具有范围经济和长尾效应的特征。一个巨型平台形成后，可以销售多种产品和服务，并且以品牌优势不断拓展新的产品和服务。对消费者来说，登录一个平台就会应有尽有，对企业来说能最大化地利用平台资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这些服务的效率甚至比制造业还要高很多。

技术可以很好地代替标准化商品生产过程中的手工操作，却无法提升许多与认知相关的服务的生产效率。人工智能自动化服务活动中的认知任务的能力越来越强，例如语音或图像识别，而最佳算法已经很接近了达到或超越人类的表现，如AlphaGo智能机器人、杭州智慧城市等。这种自动化具有提升服务生产率的极大潜力，并且可能将某些本地化的低技能行业转变为非本地化的高技能行业。人工智能的采用率仍然很低，并且集中在高科技领域，但是对相关研究的投资却在快速增长。

（三）通信技术促进服务贸易

由于无形性、需要面对面交易、同时同地消费、不可储存等特征，决定了服务的不可贸易性。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数字技术的发展，许多服务业不再囿于上述特征。（1）信息和通信技术可以降低空间交易成本，从而提高服务跨国界的可交易性。例如，音频和视频会议的可用性和便利性的提高，使得有可能在远距离执行越来越多的任务。（2）除了支持“传统”服务的远程交付外，数字技术还催生了全新数字服务的出现。它可能不涉及直接的人类交互，并且本质上对距离几乎不敏感。例如区块链、电子竞技、数字音乐、体育赛事转播等。这些服务是依托网络数字技术形成的，生产率极高。

四、启示和思考

（一）服务成本病在我国将显著弱化

对于那些可以有效利用网络技术提供的服务业和依托网络技术产生的全新数字服务来说，以往导致服务业低效率的因素会极大改善甚至消失，服务业发展的动力将大大加强，由服务业低效率引致的服务业成本病将显著弱化。但由于互联网促进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存在滞后性以及互联网时代产出和生产率衡量标准的有限性，这种弱化的程度可能还无法在数据上及时准确的得到论证。Brynjolfssonet al.（2017）提出现代“索罗悖论”，即人工智能提高生产率的期望和生产率下降的现实共存，并描述了该悖论的四种解释：错误的期望;测量误差;集中分配和租金消散;实施和重组滞后，且滞后可能是悖论的最大贡献者，需建立足够大的互联网“新”资本存量或确定、生产（有形和无形的）互补资本以充分利用其生产率好处。他还用音乐产业的案例指出，也许不是互联网带来的增长不足，而是现有衡量标准的不足。互联网提供免费服务，因为价格为零而无法计入现有产出体系，但它带来各种各样的消费者剩余（衡量消费者愿意为特定商品或服务支付的价格），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价值。

（二）中国发展服务业还有特别优势。

首先，中国人口规模大，网络服务提供具有规模效应，人口多就是消费者规模大，极大地降低网络空间服务业的边际成本。巨大的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不仅有利于大型平台的发展，还可以支撑很多小众创新项目获利，从而呈现规模经济和竞争性、多样化统一发展的良好局面。既可以通过相互竞争提升企业在国家内部的竞争力，还为消费者提供了丰富多样的产品选择。此外，我国广阔的市场会虹吸全球服务优质资源，吸引他们前来投资和提供服务，有利于快速提升我国服务业水平和质量。

其次，我国网络技术发达，应用潜力巨大。根据CNNIC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8年，我国网民规模高达8.29億，网络普及率为59.6%。在网民规模如此巨量的情况下，互联网覆盖范围仍有开发的潜力。而且得益于中国网络技术发达，居民几乎可以随时随地无障碍上网，再加上中国人很热爱网络，人均上网时间位列全球前三，国民总上网时间谁也无可匹敌，这为我国互联网相关产业群的发展带来了巨大优势。

第三，我国制造业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生产性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支柱和核心，而制造业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依托。发达的制造业可以使依托网络数字技术的生产性服务业更加细化、更有效率。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尤其是ICT领域），它们可能对服务业产生广泛的影响。所有经济领域，包括知识密集程度较低的行业，网络技术甚至可以彻底改变其中的一些行业，使其成为知识密集型行业，如运输行业的自动驾驶汽车。此外，诸如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软件和系统集成等服务，可在不同地点分散进行，同时通过网络即时联结和同步推进，专业化和效率大大提升。

五、结语

由于服务本身无形性、异质性、需面对面交易等特征的影响，服务业生产率及其增长水平较制造业低。因此，一国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后，服务业占比继续增长会导致经济总生产率增长的下降。然而，一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如ICT行业，和制造业相比已经实现较高的生产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数字技术的发展也改善了诸多服务业的发展模式，改变了服务业低效率的固有属性，为服务业效率提升提供了可能性。且诸多研究表明信息技术对生产率的影响并非“索罗悖论”描述的那么悲观，主要是因为存在时滞，即发挥数字技术对生产率的积极作用需要长时间相关资本的积累和互补设施的完善。总之，网络技术增强了我国服务业乃至整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网络数字时代进入服务经济的中国有望打破服务业成本病的“魔咒”，改变服务业低效率，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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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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