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挖掘县乡消费潜力 助力国内大循环 |
| 范文 | 张新民 苏艳涛 近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发挥了基础性作用，2013—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60%左右，但与发达经济体70%—80%的水平相比，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019年，我国县域总人口约有9.25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超过65%，县及县级市GDP约为38万亿元，仅占全国GDP的40%左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依托强大国内市场，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要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以改善民生为导向，扩大消费和有效投资。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是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 一、挖掘县乡消费潜力意义重大 一是挖掘县乡消费潜力是满足县乡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现阶段，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县域经济将稳步发展，县乡居民收入也将稳步提高。我国县乡人口比重大、负债率低，绝大部分县乡居民没有房贷压力，消费基数小，人均消费增长速度远超城镇，而且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大于城镇居民。满足县乡居民消费，可以有效减少城乡差距，使其享受公平的社会资源，促进共同富裕。 二是挖掘县乡消费潜力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支撑。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凸显，量大面广的县乡消费需求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县乡产业集聚化、集群化发展，聚焦主导产业和龙头骨干企业产业链、供应链、技术链、人才链和销售链建链延链补链强链，灵活应对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有利于落实需求侧管理，更好地满足有效需求，增加需求者的消费潜力。 三是挖掘县乡消费潜力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畅通国内大循环，是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2020年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发布的2020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此项措施，将有效改善县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最终将扩大县乡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助力国内大循环。 二、挖掘县乡消费潜力具有良好的基础条件 一是县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为扩大县乡消费提供了根本动力。近年来，随着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连续多年高于城镇居民，县域居民消费能力提升较快。2013—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为8.9%，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1.43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由2.81缩小到2.56，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长为9.03%，快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3.47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值由2.47缩小为1.97，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差距也不断缩小。2015—2018年，县域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从1.23万元提高到1.64万元，年均增长9.9个百分点，比同期城市增速高3.8个百分点。城市和县域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之比也从2015年的3.23∶1下降到2018年的2.91∶1。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的调整升级终将拉动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升级，为经济持续发展注入内生动力。2013—2019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距由2.7个百分点下降到2.4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用于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升级享受类消费支出的比重由30.7%增长到35.6%，提升幅度较城镇居民高1.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三项消费支出年均增长分别为13.41%、13.16%、11.90%，提升幅度分别比城镇居民高1.07、5.2、2.93个百分点，成为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增速较快的消费点。 二是县城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改善了县乡基础设施条件。现阶段，农村居民向县城和乡镇驻地居住生活是一大趋势，人口向城镇聚集，减少了人均土地占用，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生活成本，思想的交流与撞击促进了创新创业，提高了规模效益。2019年，我国县城和县级市城区常住人口分别为1.55亿、0.9亿人左右，共计2.4亿人左右，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近30%。首先，相比高等级城市，县城和乡镇驻地的房价和生活成本比较低、社会关系网比较多、文化认同感比较强，是农民就地城镇化的首选目标;另外，县城和乡镇驻地与乡村紧密相连，交通便利，有利于兼顾务农与务工两类活动，提高耕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有利于培育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城市现代文明与农耕文明的融合也有助于培育农民企业家，助推乡村振兴。随着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县乡水电路气房讯医学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断改善，物流运输条件和效率等消费便利化程度不断提升，为县乡消费市场增长提供强劲动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县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35.8%，比2015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县乡消费市场的壮大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市场下沉到县域层面，使县域成为消费市场潜力释放的重要空间。 三是信息技术和新模式新业态发展为扩大县乡消费奠定了基础。近年来，我国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消费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极大提高了消费便利化程度，促进了消费环境的升级。目前全国农村网民数量已突破2.5亿，网购成为农民生活的常态，越来越多服务和商品通过电商进入农村。淘宝村是我国电商快速发展的重要阵地信号之一，2009年全国只有3个淘宝村，到2020年达到5425个，淘宝镇也达到1756个。据统计，2019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从2014年的1800亿元增加到1.7万亿元，规模扩大8.4倍。在应对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直播经济快速兴起，促进了线上和线下融合发展，电商平台正加速渠道下沉县乡。2020年全国网上零售额117601亿元，比上年增长10.9%，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97590亿元，增长14.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4.9%，比上年提高4.2个百分点。 三、挖掘县乡消费潜力面临四大制约因素 近年来，我国县乡消费潜力正在逐步释放，但在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完善消费环境等方面还有不少制约因素，在扩大新型消费中仍有不少的堵点和难点，需要通过改革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一是县乡居民收入持续提升面临一定压力，对扩大县乡消费造成影响。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继续缩小，但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仍在扩大，2013—2020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绝对差距由17037元增加到26703元。从农民收入构成上看，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受到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和生产成本“地板”的双重挤压，工资性收入遭受经济增速下滑、企业用工需求减少的不利影响，转移性收入增长面临财政收入增长放缓而后劲不足，财产性收入还无法从现有农村各项改革中获取足够的增长动力。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农业生产、农民工就业和农村投资形成较大冲击，进一步影响了农民收入增长。居民社保支出提高、物价上涨等因素影响了县乡居民收入的增长。 二是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城镇行政管理体制等改革滞后抑制了城镇化潜力的释放。城镇化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但是人口净流入地区的发达县乡户籍制度并没有完全放开，存在公共服务供给排斥外来人口的现象。2019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4.38%，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16.2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尚有2.27亿人口虽然生活在城镇但没有享受到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这部分人的消费潜力尚未充分释放出来。农村建设用地制度改革仍然滞后，城乡土地要素流动受到较多限制，表现为农村土地闲置与城镇大量土地需求矛盾并存。2009—2018年的十年间，农村人口减少1.38亿，农村建设用地却由2.77亿亩增加到2.92亿亩。土地制度改革未能真正释放土地要素潜力，广大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在土地城镇化进程中尚未享受更多红利。中小城市活力没有得到激发，镇改市依然举步维艰。2019年，全国有1494个县（自治县）城，县城常住人口为1.55亿，平均每个县城人口为10.37万人，同时，全国有镇区常住人口10万以上的非县级政府驻地特大镇158个、镇区常住人口约为0.3亿人。以上已具备小城市甚至中等城市城区的人口规模，但公共资源特别是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公用设施仍按照县级、镇级来配置，与实际民生需求相比存在很大缺口，“小马拉大车”的现象日益凸显。 三是县乡消费场景和高质量产品供给不足，制约县乡消费升级。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商业连锁店、大型百货超市和商业综合体快速涌现，促进了城市贸易市场的繁荣，但县乡商业服务设施投入和零售额滞后于地级以上城市。2017年末，地级以上城市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达到12.8万个，占全国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的64.1%;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商品零售额54.8万亿元，占全国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商品零售额的87.0%。多数县城商业设施总体布局混杂散乱，消费场所以农贸市场、百货市场和生活超市等为主，特色不明显。消费场景单调，缺乏场景化打造和主题风格设计，难以吸引消费者长时间逗留消费，尤其是很难吸引到年轻消费者。县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利用开发总体滞后，也不利于县城服务业的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据统计，2019年，我国县城人均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仅相当于地级及以上城市城区的1/2左右，县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相当于地级及以上城市城区居民的2/3左右。调研发现，位于大城市周边的很多中小城市和县城，在大城市虹吸效应作用下，本地消费大量流出。远离大城市的一些县城，因为对外交通不畅通、内部交通不完善等，导致物流成本较高、配送效率偏低，影响了消费能力。同时，也对城市居民下县乡消费带来诸多不便。此外，县乡、农村市场上优质商品的供需长期失衡，也是导致一些县乡居民消费疲软的重要原因，更多优质商品无法下沉至县乡、农村消费市场。 四是县乡优质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导致县乡消费外流。目前，我国中心城市人口密度高、规模大，而县域吸纳和聚集人口、产业的能力相对不足。很多县域城镇功能不健全，城镇化质量不高，教育、医疗、科研资源特别是优质资源匮乏，很难吸引到人才、资本等要素聚集。要素聚集程度不高又导致各项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投资成本高、使用效率低，不能满足县域人民对优质公共服务的需求，使得县域的聚集效应更难发挥，造成城镇化滞后的累积循环。据统计，2018年县城平均每10万人拥有医院、医院床位、医师数量分别为1.7个、300.1张、172.7人，分别为城市市辖区平均水平的46%、38%、41%;而县城公共供水、燃气、供热管道密度分别为3.24、2.10、0.9公里/平方公里，分别相当于城市市辖区水平的79%、59%、51%。如医疗方面，全国1881个县（市、旗）中拥有三甲医院的县不足20个，并且，縣级医院普遍存在专业人才不足、信息化建设滞后等问题。 四、以挖掘县乡消费潜力为抓手助力国内大循环 从我国的情况看，挖掘县乡消费潜力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需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消费能力，完善消费政策，改进消费环境，开拓更多的消费增长点。 一是建立县乡居民特别是农民持续增收机制。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瞄准国内市场需求，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吸引更多产业进驻县乡，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增加产业竞争优势，高质量发展县域经济。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完善创业就业服务体系，统筹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返乡创业，打造创业创新平台，优化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环境;挖潜现代农业增产增收潜力，积极发展规模经济、家庭农场和庭院经济，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大力丰富乡村经济业态，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完善企业与农民利益联结机制，健全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机制;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服务体系，释放土地要素潜力，让广大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在土地城镇化进程中享受更多红利。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根据乡村休闲观光等产业分散布局的实际需要，探索灵活多样的供地新方式。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有效实现形式，建立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机制;加强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落实和创设，重点深化农业农村综合改革，提升政策惠农转移性收入水平。脱贫地区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优化收入分配结构，采取增加居民收入与减负并举的措施，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二是通过改革进一步释放县域城镇化消费潜力。根据政府工作报告，“十四五”期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目标为65%，意味着未来五年，我国城镇率每年还将提高1个百分点。从国际经验来看，城镇化率在30%—70%之间，仍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发展县域城镇化，可以有效防止大城市病，激发中小城市发展活力，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城乡之间、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巨大差距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统计显示，农民从农村搬入城镇，其平均收入和消费均会增加1倍以上，从事二三产业后劳动生产率也会增加3倍以上，由此带来的住房等消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将会进一步拉动内需，增强发展的韧性。“十四五”时期，预计我国新增城镇人口的约70%将向城市群和都市圈集聚，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和轨道交通建设，提高县乡与中心城市的交通便利度，将释放城市群和都市圈地区增长动力。提升远离大城市县城的对外通达能力，丰富对外连接方式，加快高速公路、快速路建设，促进县城融入区域交通网络。推动县域内道路改造提升，便捷乡镇与县城的联系。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重点解决人口净流入地区落户难题，降低市民化的成本。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同权开发，释放集体建设用地活力，降低城镇化的用地成本。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放宽设市条件，加快推进特大镇设市，全面激发中小城市和特大镇活力。 三是加强县乡消费设施改造提升。加快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步伐，加强县乡交通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使商品下乡更加便捷，汽车消费更加顺畅。推进通信网络升级改造，加快布局5G网络，改善县乡“互联网+”“智能消费”基础条件，迎接数字经济赋能传统产业。大力发展县乡电子商务，完善农村物流配送体系，完善县—乡—村三级流通网络，建设乡镇商贸中心和综合服务中心，构建超市进镇、连锁下乡、配送到村的农村消费服务体系。完善县域乡镇商贸基础设施建设，升级改造立足乡村、贴近农民的生活消费服务网点。推动县城传统商贸业向集群化、高端化、功能化方向发展，分类推进商业步行街、商业综合体和商圈建设，优化消费场所布局，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引入和培育大型商业企业，丰富消费场所业态。统筹消费场所建设和城市更新，加强空间设计和场景化打造，营造夜间消费氛围。支持主要商圈、商业街等适当延长营业时间，开设深夜营业专区、“深夜食堂”等特色餐饮街区，优化提升特色夜市，打造一批餐集聚型、百姓生活型、文体消费型等特色鲜明的夜间经济集聚区。 四是着力提升县乡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积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加大教育、医疗、就业、养老、育幼等领域投入力度，加快补齐社会民生领域短板，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消费无后顾之忧。以提升县城公共服务质量为重点，培育发展专业化、特色化教育和医疗机构。扩大县城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增加县城中小学优质学位供给。全面提升县城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发展特色科室、特色诊疗，推动县城探索发展医养结合机构。以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吸引人口、留住人口、留住消费。要更加突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努力扩大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城市综合管理服务能力。 五是完善市场监管，优化县乡消费环境。深入开展县乡消费市场整治行动，依法打击假冒伪劣，引导和支持农民树立科学、理性、安全的消费观。加强农村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从严查处制假售假违法行为，完善农村市场“红黑名单”制度，引导农村消费者增强维权意识。建立常态化的市场监管机制，避免县乡消费潜力被骗子“透支”。針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力、维权成本高、侵权成本低这一老大难问题，要改善消费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发展信用经济，完善质量标准和后评价体系，健全缺陷产品召回、产品伤害监测、产品质量担保等制度，完善多元化消费维权机制和纠纷解决机制。 六是加大对县乡消费的政策支持。培育完善内需体系，必须加快完善“想消费”“敢消费”和“能消费”的政策环境，要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有机结合起来，为县乡消费升级奠定坚实的基础。进一步完善出台汽车、家电家具家装、餐饮、农村、旅游五大方面消费政策，制定切实可行的消费下乡政策。完善假日制度，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扩大节假日消费。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因城施策，完善机制，有效控制住房消费对其他消费的“挤出效应”。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发展服务消费，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推动教育培训、医疗健康、养老托育、文旅体育等消费提质扩容。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 （张新民，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政策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苏艳涛，北京盛世光明量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数据分析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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