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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企业安全文化评价研究
范文

    杨鑫刚 任猛 王起全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1145(2019)9-001-02

    摘 要 加强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提高职工安全文化意识,不仅是遏制人的不安全行为的有效手段,更是企业安全管理的发展方向。因此,企业安全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前人的研究并充分考虑其对员工行为的引领作用,我们给出了企业安全文化的定义,建立了企业安全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指标权重之后,我们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东大化工公司安全文化现状进行了评价分析,并对其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提出了改进建议。

    关键词 企业安全文化 层次分析法 指标体系 模糊综合评价法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科技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在各行各业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伴随着很多安全生产事故。据相关资料表明[1-2],安全生产事故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员的不安全行为,而良好的企业安全文化对人员的不安全行为有很强的遏制作用。由此可见,加强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提高职工安全文化意识,不仅是遏制人的不安全行为的有效手段,更是企业安全管理的发展方向。因此,研究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

    安全文化源于1986年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随后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ternational Nuclear Safety Advisory Group, INSAS)首次提出安全文化这一理念,并由此定义了安全文化的内涵,安全文化使他们清晰地认识到此次核事故中企业在管理和组织方面的缺陷[3]。在INSAS对安全文化定义研究的基础上,英国安全将康委员会(The U.K Health and Safety Commission, HSC)总结出一个较为全面的安全文化的定义:即安全文化是一种企业和职工间共有的、与安全相关的态度、能力、认知、价值观及行为方式的组合体[4]。此后,国内外众多学者[5-11]对安全文化概念进行了拓展和延伸,但是并未形成具有统一标准的安全文化指标体系。为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安全文化的内涵与作用,我们给出了企业安全文化的定义,建立了企业安全文化指标体系。此外,我们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东大化工公司安全文化现状进行了评价分析,并对其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提出了改进建议。

    一、企业安全文化体系构建

    (一)企业安全文化的定义

    在前人[12]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安全文化的内涵[13],充分考虑安全文化对员工行为的引领作用,我们将企业安全文化定义为:在企业的各个发展阶段(设计、施工、投入生产、验收)中,逐渐形成的,有利于职工安全意识提高和安全行为养成的安全物质及安全意识形态的总和。其包括职工安全意识和职工安全行为,职工安全意识又分职工对企业的安全知识、安全理智感和预判伤害能力,职工安全行为又分为安全承诺、安全沟通与反馈和安全培训。

    (二)企业安全文化体系构建

    根据给出的企业安全文化定义,我们构建企业安全文化指标体系如图2.1所示。

    二、东大化工公司安全文化评价分析

    (一)公司简介

    天津东大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大化工公司)始建于1998年3月2日,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是集科研开发和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专业化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

    (二)利用层次分析法计算评价指标权重

    根据专家意见和问卷调查,可得职工安全意识中三个元素的判断矩阵C:

    计算结果可以看出,东大化工公司的企业职工安全文化建设现状总体处于“良好”的水平,其中企业职工安全意识处于“较好”水平,企业职工安全行为处于“良好”水平。公司应着重提高职工安全意识水平的建设,进一步加强职工在安全意识方面的培训,同时也要保证企业职工安全行为的建设。

    三、结语

    结合前人的研究并充分考虑其对员工行为的引领作用,我们给出了企业安全文化的定义,建立了企业安全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指标权重之后,我们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东大化工公司安全文化现状进行了评价分析,并对其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提出了改进建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资助(2017YFC0804900)】

    参考文献:

    [1]佟瑞鹏.行为安全研究进展追溯与述评[J].安全,2019,40(07):1-14+88..

    [2]吴超,王秉.行为安全管理元模型研究[J].中國安全生产科学技术,2018,14(02):5-11.

    [3] International Nuclear Safety Advisory Group. Safety culture: a report by the International Nuclear Safety Advisory Group[R]. Vienna: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1991.

    [4] Atkinson A R. The pathology of building defects; a human error approach[J].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Architectural Management,2012,9(1):53-61.

    [5] Guldenmund F W. The use of questionnaires in safety culture research-an evaluation[J]. Safety Science, 2010, 45(6): 723-743.

    [6] Richter A, Koch C. Integra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ambiguity in safety cultures[J]. Safety Science,2011,42(8):703-722.

    [7] Lee T, Harrison K. Assessing safety culture in nuclear power stations[J]. Safety Science, 2000, 34(1-3): 61-97.

    [8] 罗云.安全文化的起源、发展及概念[J].建筑安全,2002(9):26-27.

    [9] 张吉广,李德恭,张伶. 企业安全文化评估与企业安全行为的质化研究[J].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5,18(6):55-63.

    [10] Fang D, Chen Y, Wong L.Safety climate in construction industry: a case study in Hong Kong[J].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2006, 132(6): 573-584.

    [11]傅贵,何冬云,张苏,等. 再论安全文化的定义及建设水平评估指标[J].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3,23(4):140-145.

    [12] 宋四新,吴红艳,任庆祝,赵云胜.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模式的有关问题探讨[J].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2017,13(S2):208-212.

    [13] 瑞克·博瀚,桑迪·史密斯,郁振山.企业文化与安全文化的改善策略[J].现代职业安全,2019(01):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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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3/24 7:4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