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学术批评语境下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批评 |
| 范文 | 潘玉民 摘要：以档案学理论批评为基点，对我国档案学理論研究现象予以反思，井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档案学研究学术批评档案学理论 随着我国学术传统的恢复与完善，“学术批评”自然就成为时下经常使用的高频词汇。在当代档案学研究中，学术批评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武器。档案学理论批评是一个比较宽泛的题目，它涉及诸多方面的问题。本文就目前我国档案学研究现象，从学术批评的视野予以反思。 1对档案学理论批评涵义的界定 档案学理论批评是以解读档案学理论为基点，对档案学理论研究展开一系列的评价活动，所谓档案学理论，是在档案实践中产生的并经过档案实践检验和证明的理性认识。档案学理论是对档案实践的科学抽象，档案学理论批评则是对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反思。黑格尔说：“反思以思想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通过档案学理论批评，充分体现和反映档案学理论价值与形态等要素间的辩证关系，综合分析某一档案学理论的现象，深入总结和探索档案实践和档案学理论的规律。 档案学理论批评建立在档案学理论研究之上，其实质在于对档案学理论研究获得一个理性的认识。一种档案学理论初始阶段引起的反应，属于原生态的批评形态。而理性的档案学理论批评，就是要将这种自在的行为变成科学自觉的行动。档案学理论批评的功能主要是探索和提升对档案学理论解读的原则、方法和路径，对于档案学理论的认识直接影响着档案学理论批评的对象、范围和标准。在档案学理论批评还未成为自觉理论形态之前，不可能将档案学理论批评作为档案学理论研究活动中理论层面上的反思。当然，这种非理性的档案学理论批评范式，不能分析从档案实践到档案学理论演进过程的客观规律，也不能使档案学理论得到支持、证实和发展。 应该说，档案学理论批评不仅仅是对批评过程的理解上，它也是档案学理论研究的一种形态，有其专门的概念、原理和结构。既然档案学理论批评是对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全面分析、考察和评判，最终为档案学理论研究服务。那么它所研究的内容，都是针对档案学理论成果本身或档案学理论研究行为，是将档案学理论研究中的得失综合把握，从宏观上予以揭示。正如美国学者雷内·韦勒克(Rene Wellek)所指出的那样：“批评的目的是理智的认识，”“批评是概念的知识，或者说它以得到这类知识为目的。” 虽然档案学理论批评和档案学理论创新是不同的概念，它们各自有着其内在的涵义，但它们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两者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档案学理论批评以档案学理论研究为基础，任何档案学理论批评均不能离开档案学理论研究这个载体而独立存在。档案学理论批评的目的是推进档案学理论的创新。 理性的档案学理论批评要求有自主研究的理论、技术与风格，它在档案学研究中独领风骚，地位重要。从档案实践中获得的档案学理论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有一个发育、成长与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档案学理论批评通过具体的档案学理论研究来发展档案学理论，同时也发展着档案学理论批评的理论。 当然，档案学理论批评的功能还在于推动档案学研究秩序的建立与运行，为档案学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通过系统全面地对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进行评价、反思和创新，可以深化档案学理论研究，推进信息化背景下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另外，通过对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全面学术梳理，可以科学总结成绩和经验，分析不足，厘清未来发展思路，为档案学实现可持续发展指明航向。 2对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反思 我国档案学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建立，经过70余年的发展，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就研究成果而言，据不完全统计，在20世纪我国出版有500余种档案学专业著作，发表6万余篇学术论文。(3)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档案学又有了新的发展，仅在“十五”期间。我国出版档案学专著30余部，出版档案学系列教材2套和单科教材多种，《档案学通讯》和《档案学研究》发表论文796篇。学术研究领域新颖，主题多样。在档案信息化建设、电子文件管理、档案馆社会化、档案价值鉴定、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等方面提出了颇具前沿的档案学理论。 尽管我国档案学研究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但在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对于我国档案学研究的问题，上海大学宗培岭教授认为，缺乏整体性、缺乏问题意识、缺乏学派、缺乏原创性。我比较赞成宗培岭教授以上的意见。在我看来，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问题一：在档案学研究整体上，开放不够。封闭有余，社会认可度不高；没有形成学派，没有抽象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 在档案学界，几乎不会有人对档案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视而不见。但在社会上及其他学科，对档案学就未见得认识都全面而透彻。“档案学是小学科”，这似乎已成为档案学界的口头禅，它既是档案学界内人士比较谦虚的说法，恐怕也有发展不强的因素。当下社会上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是，在实际中我们每个人、每个单位每天或者是在产生形成档案，或者在使用档案，可对档案学就是没认识，造成这种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档案学研究的进程来看，恐怕与档案学研究还不够社会化不无关系，迄今为止，档案学研究基本上局限于档案界内部，比如档案学的研究成果，多是发表在档案界内的报章杂志上。不能绝对说其他报刊没有，但相对其他学科来说要少。档案学研究没有能介入社会主流，参与社会主流，社会影响力自然就弱。 现今流行有一种解释上述现象的理由，认为档案学研究时间短，所以社会影响力不大，社会认可度不高。这个理由能成立吗?我们与其他新建的学科相比较，答案就会不言自明。许多新建的学科，像行政管理学科、公共关系学科、信息学科、MBA工商管理、MPA行政管理等，这些学科也是新建的学科，而且建得时间比档案学还晚，只是近几年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才建立的，可其社会知名度却很高。相比之下，档案学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为什么不是很高，是需要认真进行反思的问题。 我国的档案学理论研究一方面是开放不够，封闭有余；再一方面就是对自身的理论总结的还不够，从档案学研究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档案学总是以宽大的胸怀去学习外国。20世纪30年代，近代的档案学受欧美档案学较大影响，尤其是作为档案学的主要内容之一的档案分类，受到美国杜威图书十进分类法的影响更为明显和深刻。50～60年代较多地学习借鉴前苏联的档案学理论。80年代以后档案学研究是学习欧美，特别是在档案学基础理论方面，比如全宗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我们大多耳熟能详。可究竟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又不能说清楚。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我国是没有产生，还是没有总结抽象，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也 是档案学发展必须回答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特色不突出已经成了我国档案学发展的瓶颈，无论是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事实莫不如此。造成当今中国档案学理论特色不突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轨迹、世界档案学发展的总体环境及当下中国档案学价值观的新旧交替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档案学，学习借鉴外国档案学理论的同时而忽视了自身理论的总结与建设，新生代档案学人极度强调国外档案学理论对我国档案学理论的作用又走向了极端，一时间西方的档案学理论成了一边倒的主流观点，唯外国档案学理论是从，言必称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否则档案学就没有理论而言了。这种档案学理论西化的倾向，是以轻视我国档案学历史传统，是以忽略我国档案实践为代价的。然而，由于中国档案学理论体系尚在建设之中，中国档案学者也正面对档案工作新实践，寻找档案学理论的反思，于是档案学理论西化的潮流并没有得到及时矫正和引导。至此，中国档案学重视西方档案学理论，而不重视中国特色档案学理论构建的大环境已经形成。但由于我国档案工作实践不断推新，现有的档案学理论基本能够适应档案实践的发展，也就是档案学理论与实际的相对脱离，使得档案学理论弱化的现象被完全掩盖了。档案学理论站在实践的肩膀上，用对实践的图解完成了档案学理论的任务，档案学研究发挥了理论的解释功能。可以说，是档案实践的光环遮蔽了档案学理论弱化的缺陷，而当档案实践对档案学理论提出迫切需求时，也就是发挥档案学理论的指导功能时，档案学理论弱化的缺陷便暴露无遗。档案社会记忆、档案馆社会化、档案信息化、信息公开与档案扩大开放、国外档案资源收集、社会档案资源整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等就是明证。 目前，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技术革命，电子文件的普遍应用，带来档案管理全新的理论范式。理论创新与建构，测试着档案学者们的想象力和观察力，也测试着社会对他们的认知程度。和过去不同的是，现在的档案学者已经不能利用他们原来的价值观来直接假定电子文件的管理，他们必须面对日益发展的档案工作实践，面对日益变化的档案形态，深入到档案实践中去，找出规律，提出符合信息时代的档案学理论，阐释对档案管理新实践的理解。但是，有些档案学者却不愿面对现实，他们习惯于从现有的理论中去寻找理论，忙于用西方的档案学理论来套已经发展了的中国档案实践，企图为中国档案实践穿上一件不合体的西装。从头到脚，无不如此， 到目前为止，档案学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的学派。所谓档案学派，是指在档案学研究中由于观点、学说不同而形成的派别。有学者将判断学派的标准归结为五个：一是必须有一、二个大师级学术带头人；二是有最少不低于3个人的基本团队：三是具有共同的学术信念；四是按照同一种理论和方法进行相关性的系统研究；五是有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形成与发展不同的档案学派，既是档案学繁荣的标志，也是档案学成熟的具体体现。档案学研究过程中，虽然对有些问题进行过讨论，比如档案定义与本质、文件与档案、档案与商品等问题的学术争论。但对于某一问题的讨论，没有形成特别具有影响力的观点，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通常对于一个学术问题，争论时候很热闹，争论过去就基本结束，没有学者沉下来进行深入研究。我们并不是说档案学一定要形成学派才算成熟，但学派形成的确是可以看成是档案学繁荣成熟的标志之一。 问题二：在研究成果和研究质量上，精品著作少，学术监督缺失，规范性不够，重复研究。 首先，精品著作少。总体看，我国档案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著作方面成果较多，改变了80年代全国档案学专业本科、专科、在职档案干部培训“共念一本经”的局面。但问题是档案学著作数量不少，精品不多。如果用档案学名著标准来选择的话，哪些著作是档案学名著，实在是难以判断。关键是可供选择的书太少，一般而言，经典著作应该是能够代表档案学发展水平的，而我国现在的档案学著作基本上是教材“主天下”，真正对档案事业建设。或对档案工作实践，或对档案学理论，进行专门深入研究的书有限。相比之下，其他学科，比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等可选的书就太多了，穷毕生精力也难以读完。是什么原因造成此种情况呢?其真正的原因，要从档案学研究机制、学术环境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其次，学术监督缺失。从目前出版和发表的档案学论著来看，有非常大的比重不属于作者原创性成果，属于炒冷饭性质。许多著作和论文没有经过作者独立思考，没有付出艰辛的劳动，只是依赖别人的成果，再进行拼凑，有的甚至原样拷贝。成果是出了，但没有创造性，只是重复现有的东西，这种所谓的论著显然谈不上学术性，比如有的档案学教材就存在着相互转抄的现象。当然，教材可以继承成熟的理论，但如果一本没有编者自己观点和体系的教材，只是复制现有的同类教材，这样的教材出版有什么意义呢?再如有的论文集，纯粹是为档案人员评职称而出版的，收所谓的论文几百篇，每篇文字量不大。凡收入书中的论文都要交一定的版面费，多交者还可以当主编、副主编。这样的书还谈什么学术性，此类学术垃圾书不仅没有学术性，还会造成极坏的影响。本来社会上对档案学就不够了解，看了这样的书后，难免会产生档案学不过如此的印象。就是对档案界内部来说，也是有极大负面影响的。現在有的档案刊物也在收取版面费，理由是增加经费收入，为了刊物的生存。档案学刊物由为读者办刊变成为交钱者办刊，发论文需要交费，只要钱交了，稿子质量也可以“打折”。诸如此类，都是档案学术监督缺失所致。 再次，规范性不够。这里的规范性不够主要是指档案学术规范方面的问题。通常，档案学术规范由几个层次构成：第一，操作层面，有一些基本认同的研究方法，在撰写论文时，应对该论文主题的沿革脉络交待清楚，论文应有规范的注释和参考文献目录等；第二，学术层面，档案学应该有为学者所接受的理论，以便进行学术交流，不能有过分的随意性；第三，道德层面，研究者应具有自律精神，应当有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学术道德和学术品德，要尊重别人的成果，引用别人的观点要注明出处，更不能抄袭、剽窃；第四，科研管理的层面，课题评审和成果的鉴定等方面需要规范，要符合严格的程序和规范的格式。学术规范作为学术行为准则，在学科的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它有利于规范档案学的发展。目前我国档案论著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需要进一步规范，比如，档案学专业刊物有相当一部分论文，不注明参考文献。再如，关于对策性文章的误识，如果一文中没谈对策，似乎就脱离实际，就纯学术化了。其实，学术研究中的对策性研究并不是判断学术合理与否的唯一标准。论文的多样性目标定位，决定着不能用一个标尺来衡量不同类型的论文，更不能让所有的论文都朝着一个模式发展。学术研究的发展与繁荣，既要遵循学术研究的规律和治学的原则，又要注重其个性的发展和特色的打造，更要力戒发展的盲目心态和浮躁情绪。当然。并不是说学术研究完全不需要对策性研究，提出具有一定水准的研究性对策，本身并无不妥。如果不论是做何种研究，均是领导重视、法规保障、组织实施之类的空话和套话，这样的“档八股”不要也罢。还是宁要少些，但要好些。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对策。 最后，重复研究。除了以上问题外，档案学研究还存在重复研究的现象，这从每年的档案学期刊的论文检索中我们可以得到证明，雷同标题、内容的论文比比皆是，档案学的理性与档案学研究的理性彼此博奕。当下，对外国档案学理论，尤其是对西方档案学理论引进与研究是越来越多了。曾几何时，欧美档案学理论占据着我国档案学的话语权。高层次档案学论坛之上，当谈及文件周期理论时，气氛热烈，众人争相发言：而当论及档案法制实践时，则响应者寥寥，和者盖寡。我们不仅要问。这正常吗?一个本科毕业论文答辩会，答辩者十一二人，竟有四五个青年学子做文件生命周期的论文，这理智吗?表面数量可观的档案学论文，无疑是热闹的，不过，也多少有点游戏的成分，这是档案学转型期出现的一场“派对”。某些人的本意不在于研究，他们只想发表文章，完成晋升、考核的要求，或是满足某种功利条件。为了档案学研究的健康，我们不禁要大声疾呼，为文而文者可以休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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