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郑韩故城战国会计档案的发现及其学术价值 |
| 范文 | 苗向敏 摘?要：郑韩故城出土的墨书牛肋骨，所记内容为物品的名称及数量，还有物品纳入、支出、借贷和贷赋，时代为战国中期后段，性质属韩国的官方会计档案。此发现填补了我国缺少战国时期会计档案实物的空白，而且这种以骨为载体的先秦档案，对研究战国时期的档案、经济、文字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战国;会计档案;学术价值 Abstract：?The?ink-written?accounts?have?been?excavated?in?Zheng?and?Han?states?city-site.?These?official?accounting?archives?were?kept?on?beef-ribs?in?the?Warring?States?Period?of?Han?state，?which?recorded?names?and?quantity?of?goods，?relative?loans?and?interests.?The?discovery?fills?in?the?blanks?of?accounting?records?in?the?Warring?States?Period.?And?the?archives?of?the?early?Qin?period?kept?on?bone?with?important?academic?value，?which?can?provide?physical?information?on?researching?the?history?of?archives，?the?economy?and?the?writings?of?the?Warring?States?Period. Key?words：?The?Warring?States?Period;?Accounting?archives;?Academic?value 郑韩故城位于河南新郑市城关附近，双洎河（古洧水）与黄水河（古溱水）交汇处。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先后在此建都500余年，[1]并因此而得名。1998年7月，考古工作者在郑韩故城东城的仓城东北部，发现一座圆形灰坑（编号H2164），出土带有墨书文字的牛肋骨39根。[2]根据墨书内容判断，这批有字牛肋骨为战国会计账簿，属会计档案范畴。此发现填补了我国缺少战国会计档案实物的空白，是继商代、西周甲骨档案之后，再次以骨为载体的先秦档案实物的重大发现，对研究战国时期的档案、经济、文字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1??战国会计档案的发现及其性质 H2164中共出土牛肋骨48根，经拼对粘接为45根，其中墨书有文字的39根。这些牛肋骨骨质状态较好，均与自然形状相近，长度不等，最长的达?29.4厘米，最短的残长仅6.4厘米。坑中与牛肋骨同出有大量陶器，经过对陶器特征的分析，初步推断，该坑废弃的时间为战国中期后段左右，约相当于韩襄王与厘王时期，下限最迟不晚于桓惠王在位时期。坑中牛肋骨的使用时间应稍早于该坑的废弃时间，即墨书牛肋骨的时代应是战国中期后段左右。 这批墨书有字牛骨，文字书写于肋骨的正背两面。从章法布局看，肋骨上的字均自上而下，由右及左书写。由肋骨较宽到较窄处，自上而下，分为3～4排，排列规整。第一排为数字编码，在顶端，也即肋骨较宽的一端，一行或两行一个数字编码。第二排自上而下，依次是人名、物品名和数量、借贷记录、完讫标示。第三排自上而下，仍依次是人名、物品名及数量、领取数量或用项、完讫标示。第四排，多记用项。有些肋骨上看不到编号，可能是文字漫漶或脱落所致。 我们以编号H2164：43的牛肋骨为例，展示这批有字牛肋骨的形态及其文字的书写方式和内容。这是一段靠近脊椎的牛肋骨，由三块肋骨粘接拼合而成，其上墨书文字较清晰、完整。肋骨两端微上翘，通体呈弧形。肋骨正、背两面皆有墨书，正面墨书呈3排分布。第一排位于正面最上部，从右到左，依次有“七十九”、“八十四”、“五十九”、“六十九”四个编号。这四个编号对应七条记录。除“八十四”对应一条记录外，其余三个编号均对应两条记录。第二排有七条记录，每条记录由上至下书写，依次为人名（吂舒、蜀虎等），物品名（纑）和数量（三束、十九束、十六束、二十九束等），借贷记录（六束贷赋、三贷赋、二贷等），完讫标示（讫）。第三排有六条记录，每条记录同样由上至下书写，依次为人名（成壹、事池庇、棏人、集戊等），物品名（纑）和数量（四十六束、七束等），领取数量（取纑六束、取纑十四束等），完讫标示（讫）等。肋骨背面上部截面大致呈山字形，有少量骨松质外露，文字记录疏朗地分为上、中、下三排，每排记录均从右向左书写。其中，上、下两排各有三条记录，均居于右侧，中间一排有两条记录，居于左侧。背面记录有特别之处，即第三排右边的一条记录上从上至下涂有一竖划，表示此记录作废，估计可能是该记录有误或对此项不予立账。 H2164：43上共有21条记录，所记物名皆为“纑”。我国古代的丝、麻、棉都可称纑，用麻织成的布缕亦可称纑，蔡全法先生认为所记的物名极可能是丝或麻之线束。肋骨上的记录简约，没有明确显示物品的纳入。我们从“事池庇”、“棏人”等的支“取”记录，每个人登记的数量，及从中借还贷的内容及数量推断，“吂舒”、“蜀虎”等名下的物品及数量当是纳入或借贷的相关记录。这批牛肋骨的墨书内容与肋骨H2164：43基本相同，所记内容为“纑”的纳入、支出、借贷和贷赋。 《史记·韩世家》载：“（哀侯）二年（前375年），灭郑，因徙都郑。”[3]韩国定都新郑后，在城内新筑了一条南北向的隔墙，把都城分为东、西两部分。西城为宫城和贵族居住区，东城为仓廪、屯兵和手工业集中区。经发掘证实，今仓城一带为东周时期的大型仓廪区，[4]并从出土的量器上多有“公”字印记分析，这些仓廪属国家性质。[5]墨书牛肋骨的出土位置位于仓城的东北部，结合上述墨书内容分析，这应是战国时期韩国仓廪中的专项簿记，即当时的官方会计档案。 2??战国会计档案的学术价值 在先秦史研究中，因文献不足的限制，有许多问题无法解决。郑韩故城出土的战国会计档案作为稀缺的先秦出土文献，其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2.1?档案学价值。先秦档案根据内容又可分为五类，即占卜档案、盟誓档案、科技档案、祭祀档案、公文档案。[6]战国牛肋骨墨书档案的发现，为先秦档案增添了会计档案这一专门档案新类别，丰富了先秦档案的形式和内容。 所谓的会计档案，通常包括那些有保存价值的会计凭证、账簿和报表等会计核算专业文件，[7]而战国会计文件主要有券书和账簿两种。券书记载债权、债务及买卖合约，关系双方各持一券，卖方持左券，买方持右券，具有经济凭证性质;账簿则按货物种类分别立账或依债务人的姓名分户登记，其载体多是竹简、木牍，或刻写，或墨书，或漆书，这些竹简和木牍按会计事项的先后以绳索系联成册，用“入”、“出”作为记账符号，记载财物的结余，具有账簿和报表类似的功能。[8]郑韩故城战国会计档案的出土，使我们对战国会计账簿有了清晰而具体的认识。 我国古代档案的沿革源远流长，经历了从原始记事到甲骨、金石、简册、缣帛再到纸质档案。[9]现存先秦档案实物按载体分，主要有甲骨档案、金文档案、简帛档案、石刻档案等。[10]郑韩故城战国会计档案的发现，是先秦时期继甲骨档案之后以兽骨为载体的档案实物的重大发现。这批档案选用牛肋骨作为墨书载体，是与牛骨骨质坚硬而经久耐用的特性密不可分的。随着牛耕的推广和普及，牛在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作用较之前有了飞跃性的提高。鉴于牛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为保证足够的畜力，《礼制·王制》载“诸侯无故不杀牛”，此后的中国历代王朝设有“禁止私杀牛”的耕牛保护制度。[11]战国会计账簿选用珍贵的牛骨作为载体，彰显了这批会计档案的重要性，也可作为官方档案的有力旁证。 2.2??经济学价值。我国古代的会计工作及会计活动中形成的账簿皆可称为簿记，战国时期的簿记称为“记”、“簿书”、“籍”或“籍书”。《战国策》云：“孟尝君出记，问门下诸客：‘谁习计会，能为文收责于薛乎？”[12]其中，“计会”指会计，即计算和管理财务。“孟尝君出记”之“记”，便是会计账簿。《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恒籍”、“菀籍”之“籍”实乃会计账簿。[13] 东周时期，借贷已是常见的经济活动之一。《左传·文公十四年》载“尽其家，贷于公有司以继之”，《左传·昭公三年》曰“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此类记载屡见于文献。在H2164：43的肋骨第三行中部有“六贷三十四束，已（讫）”，可理解为某人借贷了六次之多。根据“借贷十九束，贷赋六束”判断，借贷的息税约为贷出的三分之一。由此推断，战国时期韩国借贷行为可能比较常见，也应是充实国库的一项重要经济方略。 郑韩故城出土的战国会计档案虽仅记录?“纑”（线束）入、出和借贷，此账簿属于当时众多分类账簿的一部分，作为专项账簿已不完整，诸多相关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有待进一步发现和研究，但作为韩国簿记实物，其承载的经济信息弥足珍贵。这批官府会计账簿属于中式单式簿记，为流水账簿（草流簿），有固定的“入出”记账符号，记录条目有章可循，记载要素排列有序，说明战国时期我国单式簿记在夏、商、西周的基础上有了巨大的发展。这批战国会计账簿反映出会计簿记确是当时国家控制财物入、出的有力手段，依此可避免财物入、出过程出现混乱及流失，确保国家正常的经济运转秩序。而且作为财物入、出的文字记录，是韩国仓廪主管官吏及相关当事人履行财物管理职责的书面凭证，也是仓廪财物监管和人事考核的重要依据。会计账簿是“纑”的专账，表明当时是按货物品种分类设立账簿，包含诸多要素，且诸要素排列井然有序。如前所述，一条完整的记录，编号居首，其后依次为当事人姓名、入出符号、物品名称、数量、借贷、完讫标示等，如此便于会计核算，进而为相关经济活动的深入开展提供有益的参考，降低经济活动的盲动率，减少因经济决策失误带来的损失。 2.3??古文字学价值。从总的方面来说，战国文字大致可分为东土、西土两大区域，又可再细分为秦、楚、晋、齐、燕五系。[14]郑韩故城出土的韩国会计档案墨书文字属于晋系文字，是继侯马盟书、温县盟书之后的又一批晋系墨书文字，为晋系文字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而且墨书是手写真迹，如实展现了战国文字的真貌，相对于手写文字变体的金文、玺印文字而言具有独特的价值。这批肋骨墨书的字形，与郑韩故城出土的战国中后期的金文、陶文字形相近，部分字形罕见，对于研究古文字、书法艺术都是弥足珍贵的资料。 3??结语 郑韩故城出土的战国墨书账簿以牛肋骨为载体，记录内容包括出入库物品的名称和数量、当事人与借贷事项和贷赋等，属于流水账性质的会计档案。根据其出土位置推测，这批会计档案是韩国官方仓廪账簿，其中涉及人名姓氏近四十个，有些姓氏还见于韩国的陶文或兵器铭文。如H1264：43正面第一行作“吂舒”，新郑韩国兵器窖藏中有“八年吂令戈”，[15]吂为姓，借贷和作器之人同姓。这些人作为当时手工业生产的管理者或直接参与者，均不见于经传记载，会计账簿为了显示货物的来龙去脉，记录了入、取货物当事人的姓名，这为研究战国起名风俗、地理、族氏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本文为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商周金文字词集注与释译”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ZD130。 参考文献： [1]杨育彬，袁广阔主编.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429. [2]蔡全法.新郑郑韩故城出土战国牛肋骨墨书账簿考[J].华夏考古，2014（4）：72～84.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868. [4]马俊才.郑、韩两都平面布局初论[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2）：115～129. [5]蔡全法.郑国祭祀遗址出土韩国陶量及其文字研究[M]//蔡全法.蔡全法考古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143. [6]张志汉.先秦时期档案文献的分类与价值探微[J].档案，2010（2）：38～39. [7]王英玮.浅谈会计档案整理分类和编号[J].北京档案，1994（1）：26～28. [8]王亘坚主编.财会知识手册·会计分册[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527. [9]刘文英.中国古代档案沿革探析[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2（5）：55～56. [10]赵彦昌.中国档案史研究史[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19. [11]魏殿金.中国古代耕牛保护制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7（6）：94～96. [12]刘向集录.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396. [13]李孝林.中外会计史比较研究[M].北京：科学献出版社，1996：89. [14]曹锦炎.古玺通论[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5：75. [15]郝本性.新郑出土战国铜兵器部分铭文考释[M]//郝本性.郝本性考古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22. （作者单位：河南省济源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来稿日期：2015-04-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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