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郑韩故城战国会计档案的发现及其学术价值 |
范文 | 苗向敏 摘?要:郑韩故城出土的墨书牛肋骨,所记内容为物品的名称及数量,还有物品纳入、支出、借贷和贷赋,时代为战国中期后段,性质属韩国的官方会计档案。此发现填补了我国缺少战国时期会计档案实物的空白,而且这种以骨为载体的先秦档案,对研究战国时期的档案、经济、文字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战国;会计档案;学术价值 Abstract:?The?ink-written?accounts?have?been?excavated?in?Zheng?and?Han?states?city-site.?These?official?accounting?archives?were?kept?on?beef-ribs?in?the?Warring?States?Period?of?Han?state,?which?recorded?names?and?quantity?of?goods,?relative?loans?and?interests.?The?discovery?fills?in?the?blanks?of?accounting?records?in?the?Warring?States?Period.?And?the?archives?of?the?early?Qin?period?kept?on?bone?with?important?academic?value,?which?can?provide?physical?information?on?researching?the?history?of?archives,?the?economy?and?the?writings?of?the?Warring?States?Period. Key?words:?The?Warring?States?Period;?Accounting?archives;?Academic?value 郑韩故城位于河南新郑市城关附近,双洎河(古洧水)与黄水河(古溱水)交汇处。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先后在此建都500余年,[1]并因此而得名。1998年7月,考古工作者在郑韩故城东城的仓城东北部,发现一座圆形灰坑(编号H2164),出土带有墨书文字的牛肋骨39根。[2]根据墨书内容判断,这批有字牛肋骨为战国会计账簿,属会计档案范畴。此发现填补了我国缺少战国会计档案实物的空白,是继商代、西周甲骨档案之后,再次以骨为载体的先秦档案实物的重大发现,对研究战国时期的档案、经济、文字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1??战国会计档案的发现及其性质 H2164中共出土牛肋骨48根,经拼对粘接为45根,其中墨书有文字的39根。这些牛肋骨骨质状态较好,均与自然形状相近,长度不等,最长的达?29.4厘米,最短的残长仅6.4厘米。坑中与牛肋骨同出有大量陶器,经过对陶器特征的分析,初步推断,该坑废弃的时间为战国中期后段左右,约相当于韩襄王与厘王时期,下限最迟不晚于桓惠王在位时期。坑中牛肋骨的使用时间应稍早于该坑的废弃时间,即墨书牛肋骨的时代应是战国中期后段左右。 这批墨书有字牛骨,文字书写于肋骨的正背两面。从章法布局看,肋骨上的字均自上而下,由右及左书写。由肋骨较宽到较窄处,自上而下,分为3~4排,排列规整。第一排为数字编码,在顶端,也即肋骨较宽的一端,一行或两行一个数字编码。第二排自上而下,依次是人名、物品名和数量、借贷记录、完讫标示。第三排自上而下,仍依次是人名、物品名及数量、领取数量或用项、完讫标示。第四排,多记用项。有些肋骨上看不到编号,可能是文字漫漶或脱落所致。 我们以编号H2164:43的牛肋骨为例,展示这批有字牛肋骨的形态及其文字的书写方式和内容。这是一段靠近脊椎的牛肋骨,由三块肋骨粘接拼合而成,其上墨书文字较清晰、完整。肋骨两端微上翘,通体呈弧形。肋骨正、背两面皆有墨书,正面墨书呈3排分布。第一排位于正面最上部,从右到左,依次有“七十九”、“八十四”、“五十九”、“六十九”四个编号。这四个编号对应七条记录。除“八十四”对应一条记录外,其余三个编号均对应两条记录。第二排有七条记录,每条记录由上至下书写,依次为人名(吂舒、蜀虎等),物品名(纑)和数量(三束、十九束、十六束、二十九束等),借贷记录(六束贷赋、三贷赋、二贷等),完讫标示(讫)。第三排有六条记录,每条记录同样由上至下书写,依次为人名(成壹、事池庇、棏人、集戊等),物品名(纑)和数量(四十六束、七束等),领取数量(取纑六束、取纑十四束等),完讫标示(讫)等。肋骨背面上部截面大致呈山字形,有少量骨松质外露,文字记录疏朗地分为上、中、下三排,每排记录均从右向左书写。其中,上、下两排各有三条记录,均居于右侧,中间一排有两条记录,居于左侧。背面记录有特别之处,即第三排右边的一条记录上从上至下涂有一竖划,表示此记录作废,估计可能是该记录有误或对此项不予立账。 H2164:43上共有21条记录,所记物名皆为“纑”。我国古代的丝、麻、棉都可称纑,用麻织成的布缕亦可称纑,蔡全法先生认为所记的物名极可能是丝或麻之线束。肋骨上的记录简约,没有明确显示物品的纳入。我们从“事池庇”、“棏人”等的支“取”记录,每个人登记的数量,及从中借还贷的内容及数量推断,“吂舒”、“蜀虎”等名下的物品及数量当是纳入或借贷的相关记录。这批牛肋骨的墨书内容与肋骨H2164:43基本相同,所记内容为“纑”的纳入、支出、借贷和贷赋。 《史记·韩世家》载:“(哀侯)二年(前375年),灭郑,因徙都郑。”[3]韩国定都新郑后,在城内新筑了一条南北向的隔墙,把都城分为东、西两部分。西城为宫城和贵族居住区,东城为仓廪、屯兵和手工业集中区。经发掘证实,今仓城一带为东周时期的大型仓廪区,[4]并从出土的量器上多有“公”字印记分析,这些仓廪属国家性质。[5]墨书牛肋骨的出土位置位于仓城的东北部,结合上述墨书内容分析,这应是战国时期韩国仓廪中的专项簿记,即当时的官方会计档案。 2??战国会计档案的学术价值 在先秦史研究中,因文献不足的限制,有许多问题无法解决。郑韩故城出土的战国会计档案作为稀缺的先秦出土文献,其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2.1?档案学价值。先秦档案根据内容又可分为五类,即占卜档案、盟誓档案、科技档案、祭祀档案、公文档案。[6]战国牛肋骨墨书档案的发现,为先秦档案增添了会计档案这一专门档案新类别,丰富了先秦档案的形式和内容。 所谓的会计档案,通常包括那些有保存价值的会计凭证、账簿和报表等会计核算专业文件,[7]而战国会计文件主要有券书和账簿两种。券书记载债权、债务及买卖合约,关系双方各持一券,卖方持左券,买方持右券,具有经济凭证性质;账簿则按货物种类分别立账或依债务人的姓名分户登记,其载体多是竹简、木牍,或刻写,或墨书,或漆书,这些竹简和木牍按会计事项的先后以绳索系联成册,用“入”、“出”作为记账符号,记载财物的结余,具有账簿和报表类似的功能。[8]郑韩故城战国会计档案的出土,使我们对战国会计账簿有了清晰而具体的认识。 我国古代档案的沿革源远流长,经历了从原始记事到甲骨、金石、简册、缣帛再到纸质档案。[9]现存先秦档案实物按载体分,主要有甲骨档案、金文档案、简帛档案、石刻档案等。[10]郑韩故城战国会计档案的发现,是先秦时期继甲骨档案之后以兽骨为载体的档案实物的重大发现。这批档案选用牛肋骨作为墨书载体,是与牛骨骨质坚硬而经久耐用的特性密不可分的。随着牛耕的推广和普及,牛在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作用较之前有了飞跃性的提高。鉴于牛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为保证足够的畜力,《礼制·王制》载“诸侯无故不杀牛”,此后的中国历代王朝设有“禁止私杀牛”的耕牛保护制度。[11]战国会计账簿选用珍贵的牛骨作为载体,彰显了这批会计档案的重要性,也可作为官方档案的有力旁证。 2.2??经济学价值。我国古代的会计工作及会计活动中形成的账簿皆可称为簿记,战国时期的簿记称为“记”、“簿书”、“籍”或“籍书”。《战国策》云:“孟尝君出记,问门下诸客:‘谁习计会,能为文收责于薛乎?”[12]其中,“计会”指会计,即计算和管理财务。“孟尝君出记”之“记”,便是会计账簿。《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恒籍”、“菀籍”之“籍”实乃会计账簿。[13] 东周时期,借贷已是常见的经济活动之一。《左传·文公十四年》载“尽其家,贷于公有司以继之”,《左传·昭公三年》曰“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此类记载屡见于文献。在H2164:43的肋骨第三行中部有“六贷三十四束,已(讫)”,可理解为某人借贷了六次之多。根据“借贷十九束,贷赋六束”判断,借贷的息税约为贷出的三分之一。由此推断,战国时期韩国借贷行为可能比较常见,也应是充实国库的一项重要经济方略。 郑韩故城出土的战国会计档案虽仅记录?“纑”(线束)入、出和借贷,此账簿属于当时众多分类账簿的一部分,作为专项账簿已不完整,诸多相关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有待进一步发现和研究,但作为韩国簿记实物,其承载的经济信息弥足珍贵。这批官府会计账簿属于中式单式簿记,为流水账簿(草流簿),有固定的“入出”记账符号,记录条目有章可循,记载要素排列有序,说明战国时期我国单式簿记在夏、商、西周的基础上有了巨大的发展。这批战国会计账簿反映出会计簿记确是当时国家控制财物入、出的有力手段,依此可避免财物入、出过程出现混乱及流失,确保国家正常的经济运转秩序。而且作为财物入、出的文字记录,是韩国仓廪主管官吏及相关当事人履行财物管理职责的书面凭证,也是仓廪财物监管和人事考核的重要依据。会计账簿是“纑”的专账,表明当时是按货物品种分类设立账簿,包含诸多要素,且诸要素排列井然有序。如前所述,一条完整的记录,编号居首,其后依次为当事人姓名、入出符号、物品名称、数量、借贷、完讫标示等,如此便于会计核算,进而为相关经济活动的深入开展提供有益的参考,降低经济活动的盲动率,减少因经济决策失误带来的损失。 2.3??古文字学价值。从总的方面来说,战国文字大致可分为东土、西土两大区域,又可再细分为秦、楚、晋、齐、燕五系。[14]郑韩故城出土的韩国会计档案墨书文字属于晋系文字,是继侯马盟书、温县盟书之后的又一批晋系墨书文字,为晋系文字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而且墨书是手写真迹,如实展现了战国文字的真貌,相对于手写文字变体的金文、玺印文字而言具有独特的价值。这批肋骨墨书的字形,与郑韩故城出土的战国中后期的金文、陶文字形相近,部分字形罕见,对于研究古文字、书法艺术都是弥足珍贵的资料。 3??结语 郑韩故城出土的战国墨书账簿以牛肋骨为载体,记录内容包括出入库物品的名称和数量、当事人与借贷事项和贷赋等,属于流水账性质的会计档案。根据其出土位置推测,这批会计档案是韩国官方仓廪账簿,其中涉及人名姓氏近四十个,有些姓氏还见于韩国的陶文或兵器铭文。如H1264:43正面第一行作“吂舒”,新郑韩国兵器窖藏中有“八年吂令戈”,[15]吂为姓,借贷和作器之人同姓。这些人作为当时手工业生产的管理者或直接参与者,均不见于经传记载,会计账簿为了显示货物的来龙去脉,记录了入、取货物当事人的姓名,这为研究战国起名风俗、地理、族氏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本文为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商周金文字词集注与释译”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ZD130。 参考文献: [1]杨育彬,袁广阔主编.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429. [2]蔡全法.新郑郑韩故城出土战国牛肋骨墨书账簿考[J].华夏考古,2014(4):72~84.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868. [4]马俊才.郑、韩两都平面布局初论[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2):115~129. [5]蔡全法.郑国祭祀遗址出土韩国陶量及其文字研究[M]//蔡全法.蔡全法考古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143. [6]张志汉.先秦时期档案文献的分类与价值探微[J].档案,2010(2):38~39. [7]王英玮.浅谈会计档案整理分类和编号[J].北京档案,1994(1):26~28. [8]王亘坚主编.财会知识手册·会计分册[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527. [9]刘文英.中国古代档案沿革探析[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2(5):55~56. [10]赵彦昌.中国档案史研究史[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19. [11]魏殿金.中国古代耕牛保护制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7(6):94~96. [12]刘向集录.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396. [13]李孝林.中外会计史比较研究[M].北京:科学献出版社,1996:89. [14]曹锦炎.古玺通论[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5:75. [15]郝本性.新郑出土战国铜兵器部分铭文考释[M]//郝本性.郝本性考古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22. (作者单位:河南省济源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来稿日期:2015-04-20) |
随便看 |
|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