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社会信任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 |
| 范文 | 曹思华 一、问题提出 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却存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信任危机”。各种食品安全问题、环境卫生漏洞以及贪污腐败现象的发生，使得民众对政府以及各种社会机构、企业、媒体缺乏信任。社会信任是一个社会团结、和谐的标志，也是民众幸福生活与健康发展的保障。了解影响社会信任的因素，有助于解释社会信任水平低下的现状，为找到解决社会信任问题的办法奠定基础。 二、理论研究现状分析 （一）理论回顾 最先关注信任问题的理论家是齐美尔，他认为：“社会最主要的凝聚力之一，……离开了人们之间的一般性信任，社会自身将变成一盘散沙，因为几乎很少有什么关系能够建立在对他人确切的认知之上” [1]。而卢曼从系统理论和符号功能主义出发，将信任的类型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他认为人际信任是基于熟人社会中人与人的感情的信任；而制度信任是基于现代社会中法律与规范的信任。韦伯对信任进行了类似的“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的划分。本文所要研究的“社会信任”是“制度信任”，它是指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特别是陌生人的信任程度，“是一种事先关于任何随机选择的个体的行为方式有多大可能是诚实的、值得信任的信念” [2]。解释社会信任影响因素的理论一般有三种：个人因素理论、社区因素理论和社会因素理论。个人因素理论强调社会信任与个人特质有关，被个人自身的客观条件与主观认识所影响；社区因素理论强调社会信任与個人所属的社区有关，被社区的客观特征与对社区的主观看法所影响；社会因素理论强调社会信任是社会系统的产物，被社会客观现实与对社会的主观评价所影响。 （二）研究回顾 李涛、黄纯纯等人采用2004年广东省城市居民调查数据进行了居民信任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他们使用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的方法，得出了个人因素、社区因素、社会因素三个因素对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不同影响。研究优点在于个人因素之外还考虑了社区与社会因素，而缺陷在于没有考虑城乡差别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杨明、孟天广等利用1990年至2010年间12个全国性调查的数据资料，使用趋势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的方法，探讨了转型期中国社会信任的动态变迁 [3]。研究的优点在于可以动态的观察中国社会信任影响因素的变化，而缺陷是由于数据来源不一，对某些变量的测量会有差别。而刘澈元、苏毓敏等以2012年初对广西荔浦、全州两县6个乡镇居民的社会调查数据为依据，使用Probit回归模型对泛北部湾中国区域农村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4]。研究的优点是探究了农村地区居民的社会信任状况，并且也考虑了个人、社区和社会三个因素。另外还有胡荣、王晖等学者也都做过这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根据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将社会信任分为了对家人的信任、对熟人的信任和对生人的信任三个层次，并且从个人因素、社区因素和社会因素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但还有不足，比如在个人因素中有一些变量很少被考虑到，比如民族、宗教信仰、政治背景等等；再比如社会因素中道德、传媒、网络等变量也比较少被考虑到。 三、研究设计 （一）抽样方案 本研究使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在江苏省内抽取地级市，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域抽取。首先抽取南京，然后在苏南和苏北各抽取一个。按照pps（概率规模比例抽样）方法，即按照各地级市人口比重，分别在苏南和苏北抽取了无锡和连云港。在地级市中按照pps方法抽取区县，把县和区分开来抽，以兼顾农村和城市地区。每个地级市抽取两个区县。同样，以pps方法在每个区县中抽取两个街道/乡镇，每个街道/乡镇继续以PPS方法抽取两个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在每个社区中，利用户籍名单进行系统抽样，抽取被访家庭户。最后得到有效样本1281个。 （二）研究假设 本研究使用的关于社会信任影响因素的理论是个人因素理论和社会因素理论。研究假设是个人的客观条件、主观认知以及对社会的评价会影响其社会信任水平。将个人的客观条件操作化为性别、年龄、民族、宗教、学历、城乡、收入、政治状况、婚姻状况9个指标，将个人的主观认知操作化为生活满意度与受网络影响程度两个指标，将对社会的评价操作化为“对现在社会上某些状况严重程度的评价”与“对社会道德状况的评价”；再将社会信任水平操作划为“对大多数人信任的程度”。 有如下的13个操作假设：（1）女性对大多数人信任的程度比男性低；（2）年龄越大对大多数人信任的程度越高；（3）汉族人对大多数人信任的程度比其他民族低；（4）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对大多数人的信任程度比有宗教信仰的人低；（5）学历越高的人对大多数人的信任程度越低；（6）城市地区的人对大多数人的信任程度比农村地区低；（7）收入越高的人对大多数人的信任程度越低；（8）党员对大多数人的信任程度比非党员高；（9）已婚的人对大多数人的信任程度比未婚的低；（10）生活满意度越低的人对大多数人的信任程度越低；（11）受网络影响越大的人对大多数人信任程度越低；（12）对社会道德状况评价越低的人对大多数人的信任程度越低；（13）对社会现状评价越低的人对大多数人的信任程度越低。 四、分析方法与变量介绍 （一）分析方法 本研究选取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因子分析法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使用因子分析法将“对某些人或组织的信任程度”的利克特量表中的变量提取公因子，将提取的公因子合并为综合因子作为研究的因变量，另外自变量中的“社会评价”变量也需要使用因子分析来提取综合因子。然后再将各自变量放入多元回归模型中来检验假设的真伪。 （二）变量介绍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于江苏省居民生活状况与心态调查，调查覆盖了江苏省三个市的14个社区，共有1281个有效样本。其中男性46.4%，女性53.6%；年龄范围18岁到82岁，各年龄段比例为：18岁到30岁占16.7%，31岁到45岁占25.4%，46岁到60岁占36%，60岁以上占21.9%。 本研究将因变量社会信任操作化为“对某些人或组织的信任程度”的利克特量表，里面的项目有：家人、住在周围的人、商人、外地人、村/城市领导、政府、警察、医生、国内广播电视报刊上的新闻、法官、外国人，有完全信任、比较信任、不太信任、根本不信任四个选项，分别赋值1-4分，分数越高表示对这些人和组织越信任。然后，对这11个问题进行主成分法因子分析，并进行最大方差法旋转，发现KMO检验值为0.849，说明变量比较适合进行因子分析。11个问题可以提取3个因子，共可以解释61.567%的变异量。第一个因子由对村/城市领导、政府、警察、医生、国内广播电视上的新闻、法官这些社会上的普遍人士或机构的信任组成，可以解释36.82%的变异量，命名为“普遍信任因子”。第二个因子由对商人、外地人、外国人这些陌生人的信任组成，可以解释15.2%的变异量，命名为“生人信任因子”。第三个因子由对家人和住在周围的人这些亲人或熟人的信任组成，可以解释9.547%的变异量，命名为“熟人信任因子”。然后以三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计算它们的综合得分作为总的“社会信任因子”。 然后对自变量做以下操作： 1.性别变量：设置虚拟变量，性别_男、性别_女。2.年龄变量：连续变量。3.民族变量：设置虚拟变量，民族_汉、民族_非汉。4.宗教信仰变量：设置虚拟变量，宗教信仰_有、宗教信仰_无。5.教育程度变量：设置虚拟变量，没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中专/职高设置为教育程度_低，大专、本科、研究生及以上设置为教育程度_高。6.城乡变量：即户口是农业户口还是非农户口，设置虚拟变量，城乡_农村、城乡_非农。7.收入变量：即个人月平均收入，设置虚拟变量，0-3999元设置为收入_低，4000-8999元设置为收入_中，9000元及以上设置为收入_高。8.政治状况变量：设置虚拟变量，政治状况_党员、政治状况_非党员。9.婚姻变量：设置虚拟变量，婚姻_未婚，婚姻_已婚。10.生活满意度满意变量：即对目前的生活状况是否满意，设置虚拟变量，很满意、比较满意设置为生活满意度_满意，不太满意、很不满意赋值设置为生活满意度_不满意。11.网络影响变量：即网络对自己思想行为的影响程度，设置虚拟变量，影响很大、有一些影响设置为网络影响_有影响，不太影响、完全没影响、不上网设置为网络影响_无影响。12.社会道德评价变量：即对社会道德状况的总体评价，设置虚拟变量，非常满意、比较满意设置为社会道德_满意，比较不满意、非常不满意设置为社会道德_不满意。13.社会现状评价变量：对23个负面的社会现象严重程度的评价，将非常不严重、比较不严重、比较严重、非常严重赋值4-1，分数越大对社会现状的评价越高。对这23个问题进行主成分法因子分析，并进行最大方差法旋转，发现KMO检验值为0.941，說明变量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23个问题可以提取4个因子，共可以解释57.849%的变异量。第一个因子可以解释39.799%的变异量，命名为“社会公德评价因子”。第二个因子可以解释7.992%的变异量，命名为“社会风气评价因子”。第三个因子可以解释5.498%的变异量，命名为“社会伦理评价因子”。第四个因子可以解释4.56%的变异量，命名为“社会职业评价因子”。然后以四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计算它们的综合得分作为总的“社会现状评价因子”，成为本研究的自变量之一。 五、数据分析和结果 在多元回归模型中，将社会信任因子放入因变量，将自变量中的前9个也就是个人的客观条件变量放入自变量模型1，然后在自变量模型2中引入个人的主观认知变量2个，再在自变量模型3中引入社会评价变量2个，最后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 2.以上多元回归模型中虚拟变量的参考变量为：性别的参考变量为男性；民族的参考变量为汉族；宗教信仰的参考变量为有宗教信仰；教育程度的参考变量为教育程度高；城乡的参考变量为农村；政治状况的参考变量为党员；婚姻的参考变量为未婚；收入的参考变量为收入高；生活满意度的参考变量为满意；网络影响的参考变量为无影响；社会道德的参考变量为满意。 在3个模型中始终显著的变量有年龄、城乡_非农、婚姻_已婚、生活满意度_不满意、社会道德_不满意、社会现状评价因子6个。而性别、民族、宗教、教育程度、政治状况、收入、网络影响这些因素对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无法推广到总体中去。另外，第三个模型中的13个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总变化的25.8%。具体分析如下： 年龄变量的β系数为0.03，说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年龄增高一个单位，人们的社会信任水平提高3%。年龄越大，人们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一般来说年龄越小越单纯，其社会信任水平应该比年龄大的人高，那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结果呢？这可能是因为年龄越大其社会经验也就越丰富，加上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的提高，对自己社会生活的信心也就更高。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稍有上升。 城乡_非农变量的β系数为-0.077，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非农户口增加一个单位，人们的社会信任水平降7.7%。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要比城市居民高。因为城市基本上是一个生人社会，外人口多、流动性大，潜伏的危险也多，居民在社会生活中自然要保持较高的警惕。而农村基本上是熟人社会，居民在生活中接触的都是认识的人，与外界接触不多。所以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要比城市居民高。 婚姻_已婚变量的β系数为-0.091，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已婚增加一个单位，人们的社会信任水平下降9.91%。已婚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比未婚居民低。这可能是因为已婚居民建立了新的家庭，对于家人、孩子的责任与关心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与人交往更加小心谨慎。而未婚居民比起与家人交往，参与了更多的社会活动，与陌生人有更多的交往，所以他们的社会信任水平要高于已婚居民。 生活满意度_不满意变量的β系数为-0.147，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对生活状况不满意的程度增加一个单位，人们的社会信任水平下降14.7%。也就是说，人们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越满意，其社会信任水平越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是对自己生活的物质水平与精神状况的评价，评价越高，说明他们承受社会风险的能力就越高，对于自己的社会生活越有信心。所以，对生活现状满意程度低的人其社会信任水平也低。 社会道德_不满意的β系数为-0.263，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对社会道德状况不满意的程度增加一个单位，人们的社会信任水平下降26.3%。对社会道德状况评价越低的人其社会信任水平就越低。对社会的道德评价体现了居民对整个社会现在道德状况的总体认知，评价越低说明居民认为社会的总体道德状况越差，各种坑蒙拐骗违法犯罪的事件越多，居民社会生活的安全感就越低。所以，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也会随之降低。 社会现状评价因子的β系数为0.213，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对社会现状的评价程度增加一个单位，人们的社会信任水平提高21.3%。对社会现状评价越低的人其社会信任水平就越低。对社会现状的评价包括了对社会公德、风气、职业、伦理这四个方面现象的评价，直接影响到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安全感。对社会现状的评价越低，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也就越低。 六、结语 本研究的13个操作假设中，关于年龄、城乡、婚姻、生活满意度、社会道德评价、社会现状评价6个因素的假设被证明，而关于其他7个因素假设被证伪。得出以下结论：个人因素与社会因素影响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在个人因素中，年龄、城乡、婚姻状况、生活满意度影响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随着年龄的增大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比城市居民高，未婚居民比已婚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高，居民对目前生活状况越满意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在社会因素中，对社会道德状况的评价与对社会现状的评价影响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居民对社会道德状况越满意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居民对社会现状评价越高社会信任水平越高。 研究假设中的许多个人因素都不显著，显著因素相关系数也比较小；而社会因素全部显著了，相关系数都比较大。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受个人因素的影响相对来说比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小。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体差异和生活条件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越来越小，而社会现状、社会上发生的各种事件对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有普遍的影响。现代社会的社会信任逐渐趋于理性化，人们越来越考虑社会生活中与他人交往所面临的风险，而对这种风险的评估是建立在社会总体风险水平之上的。社会上各种信任缺失事件的频频发生与大众媒体的肆意报道，使居民对自己所要面临的社会风险评估越来越高，其社会信任水平自然也就越来越低。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如何才能提高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呢？关键在于对大众媒体关于各种消极事件报道的控制。一些媒体为了博取眼球经常夸大报道甚至编造虚假新闻，而且倾向于报道负面消息，传播社会负能量而非正能量。这样就会造成居民的社会危机感越来越高，社会信任水平也就越来越低。要提高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必须对大众媒体进行整顿与引导，使他们更多关注到社会的正能量，逐渐恢复居民的社会安全感。 参考文献： [1] 齊美尔.货币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78—179. [2] 李涛，黄纯纯，何兴强，周开国.什么影响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来自广东省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08，（1）. [3] 杨明，孟天广，方然.变迁社会中的社会信任：存量与变化[J].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 [4] 刘澈元，苏毓敏，徐晓伟.泛北部湾中国区域农村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因素探讨[J].经济地理.2013，（8）.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宋英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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