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铁门之城”与湖湘士绅的卫道 |
| 范文 | 刘长林 摘 要：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随着外来势力的不断侵入，当时的中国社会随之逐步产生了一些新的因素，西学日渐输入，“放眼看世界”的呼声渐起，这个阶段湖南社会却对外来文化表现出顽强抵抗力，省会长沙更是被称为维护传统伦理纲常的“铁门之城”，“铁门之城”从何而来，本文从“上林寺大火”为例，对湖湘士绅卫道精神展开分析，探寻二者之间所存在的某一种关系。 关键词：“铁门之城”；“卫道”；“上林寺大火” 对于近代湖湘文化，梁任公先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曾言：“中国首讲西学者，为魏源氏、郭嵩焘氏、曾纪泽氏，皆湖南人。”①这样的评价无疑是湖湘文化独具的开放性与经世致用思想相结合下所产生的独特社会效应。 但是就咸同之际，洋务运动兴起之时，湖南社会却对外来文化表现出顽强抵抗力，正如后来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后来所评价的：“自咸丰以来，削平寇乱，名臣宿将，多出于湘。其民气之勇......不愿视他人之长，与异族为伍。其义愤激烈之气、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为最。”② 陈宝箴这段文字无疑很好的论证了近代以来推行洋务的湘人督抚曾国藩、左宗棠之流在省外创办近现代机器工厂，却鲜有闻洋务运动期间有湘籍洋务派官员在湖南经办近代工厂这样一个问题“怪圈”的由来，而这背后所透露出的正是这段时期湖南陷入“铁门之城”困局的现实。 自太平天国运动被扑灭以来一直到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这一时期，湖南本土近代化为何会面对“铁门之城”困局，本人认为正是湖南本土士绅阶层多以卫道自居，自诩“铁门之城的守护神”。正如当年英国传教士马歇尔·布朗荷所言：“多年以来，它是大陆腹地中一座紧闭的城堡，因而也是一个无与匹敌的、特别引人注意的省份。”③ 1 “上林寺事件”——“铁门”之下的乱象 上林寺本是湖南著名古刹，同治初在郭嵩焘等的捐助下，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建，颇称壮观。 清光绪二年秋闱期间，全省数千儒生聚集省城，此时恰逢郭嵩焘出使英国之事，对于郭嵩焘出使“英夷”、“背弃祖宗”之事，一时成为诸多士子议论的话题。郭嵩焘出使“英夷”，湘人本就不耻，时人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④秋闱到来，士子聚集此事进一步“发酵”，甚至有人传言，说是郭嵩焘出使英夷，在其“勾引”之下，洋人将至。于是“群情激愤”，齐至省属公堂请愿。⑤虽经王文韶好言相劝，但是对“洋人将至”的怒火很快转移成为对一切洋事务的憎恨，首当其冲的便是湖南机器局。 但湖南机器局毕竟是奉旨而建，其背后不仅是皇权的体现，更有地方官府的保护。湘人多以卫道自居，所谓“道”在现实世界的具体体现正是皇帝的权威，故而对于卫道士而言摧毁机器局之事也只能不了了之，然而群情激愤若是不寻求一个发泄点，它是不可能就此偃旗息鼓的。 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本就处于议论中心的郭嵩焘出使事件，自然而然的也就成为了一个发泄点，而由郭嵩焘捐助的千年古刹上林寺则正好处在这场“群情激奋”的漩涡中央。 千年古刹在一把大火之中毁于一旦，有心理学家研究表明，放火对于长久压抑的人群而言是最好的宣泄手段，湘人对于上林寺的一把大火不仅仅是对于西洋文化日渐侵入的危机下的一种宣泄，更是卫道者们企图凭借一把大火树立卫道者的“卫道”的决心。只不过烧焦后的残垣断壁何尝又不是湘人自大与保守的最为直接的体现。 2 “铁门之城”因何而生——湖湘士绅的卫道 此处以“上林寺大火”作为例证，当提到崔暕此人，崔暕在上林寺大火一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郭嵩焘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言及丙子秋焚毁上林寺，其源由崔贞史欲怙众人......一泄其毒于上林寺。”⑥这段言语虽然是事后郭嵩焘所载，也能看出上林寺大火中崔暕的重要地位。 此处以崔暕作为分析对象，一则他本就参与了上林寺焚烧一事，二则是其早年投身于湘军，治军长达十五年之久，光绪元年又中举人，其后因被吏议罢归故里，这样的人既有湘军出身的身份，又有功名在身，又罢官闲事在乡，可以说崔暕是这一时期湖南士绅阶层最为代表性的人物，更为重要崔暕常以攘夷卫道自居。 攘夷可以看做是明末以来湖湘文化所表现的“夷夏之辨”，主要是指王夫之所提出来的以文化为划分的“夷夏之别”，卫道则要当时湘绅阶层所表现出现的集体卫道精神，关于湖湘士绅集体卫道的产生则又要提及近代湘军的崛起，而提及湘军，则又不得不提到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之始，洪秀全借“皇上帝”之鞭，鞭笞孔孟儒学，湘军之兴起，则是以卫道者而自居。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湘军卫道的成功，造就所谓“语战绩则曰湘军，语忠义则曰湘士。”⑦这种持续的“光辉”背后使得湘人以卫道者自居的心理愈发的浓厚，对于湘人的这种心理的滋长，梁启超曾给过这样的评价：“发逆之役，湘军成大功，故嚣张之气渐生，而仇视洋人之风以起。”①很显然梁启超先生所言的这种‘嚣张之气所依托的正是那种日益成熟的以卫道者自居的心态，也正是因为以卫道者自居，才会有‘嚣张的底气。 湘军对湖南士绅阶层的吸引在于其打出的“卫道”的口号的吸引力，正如曾国藩喊出的“粤匪焚郴州之学宫......十哲两庑，狼藉满地”⑧、“本部堂奉天子之命，统师二万......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⑧崔暕早年投湘军，行伍十五年之久，无疑是自身本就推崇的卫道精神与湘军的口号不谋而合，而这何尝又不是无数投靠湘军的湖南士绅阶层的缩影。 湘军卫道成功后，一来在统治者心中产生了“忠义之邦”形象，与此同时曾氏兄弟又对王夫之“尊礼重道”的思想大肆渲染，并且修志、立祠去颂扬湘军的‘忠义行为，无疑又加深了湘人以卫道者自居的心理。崔暕回到故里之后，著成《辟邪纪实》，自诩为“天下第一伤心人”，其书首录《圣谕广训、黜异端以崇正学》，就其名目而言，所透露出来的俨然就是一副以卫道者自居的模样。 3 结语——“铁门之城”的谢幕 对于饱受传统儒学熏陶的士绅阶层而言，面对自己所信奉的道统遭受到威胁之时，自然会滋生一种“卫道”的心态，而湘军的崛起以及湘军卫道的成功，无疑是进一步加深了湖南士绅阶层以卫道而自诩的心理状态，“上林寺大火”只不过是在这种心态下一次偶然与必然相结合的事件。 可以说自太平天国运动熄灭到甲午惨败这段时间内，湖南士绅阶层盲目排外，对于一切“洋事物”的拒之门外，除了是面对外来侵略加深出于家国情怀的仇恨外，更多则是以卫道而自居的湖南人认为外来的“洋事物”再次威胁到了他们一直所推崇的“道統”，这种心态也造就了所谓的“铁门之城”。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这种卫道精神何尝又不是那种以“家国为己任”的心态的一种极端体现，也正是因为如此，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对于湘军惨败辽东的局面，向来以卫道自诩的湖南士绅基层才从以“卫道”自居的迷梦之中清醒，“铁门之城”的谢幕也正意味着近代以来湖南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始。 参考文献 ①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第一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 ②《湖南巡抚陈宝箴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43页。 ③马歇尔·布朗荷：《中国内地传道团亚当·多尔瓦和其他传教士在湖南的开拓工作》，转引自许顺富《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页。 ④王闿运著：《湘绮楼日记》第一卷，岳麓书社1997年7月版，第460页。 ⑤《王文韶日记》（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97-398页。 ⑥《郭嵩焘日记》第3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24页。 ⑦转引自陈金川主编《地缘中国》（下），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第536页。 ⑧曾国藩：《讨粤匪檄》，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57-5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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