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沈敦和与庚子事变后的山西退敌 |
| 范文 | 摘 要：沈敦和作为晚清参与洋务的地方官员，在张家口军台效力期间，恰逢德英意奥联军欲进攻张家口、太原府等地。经岑春煊等奏调，沈由张家口入晋与联军交涉，多次劝阻敌军进犯，在庚子事变后的山西的相关议和事件处理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庚子事变时期的沈敦和研究，对理解庚子事变的解决以及较全面了解其不同面相都有着重要意意义。 关键词：沈敦和；庚子事变；山西 沈敦和（1857-1920），字仲礼，生于浙江鄞县的一茶商家庭。少时学业有成，后在剑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攻读法政科，一年后因丁忧回国。1881年，因帮助解决江宁传教士租地案得到刘坤一的赏识，1899年七月末遭刚毅弹劾，沈敦和被革职派往张家口军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联军向宣化、张家口进犯，经察哈尔都统等奏，沈敦和赴宣化等地阻敌。因其在张家口等地出色的退敌表现，被奏调入晋阻敌，参与山西交涉事宜。在日俄战争期间，他发起创建红十字会，筹办保险公司、女子学堂等，在1920年7月病逝于上海。 目前学界关于沈敦和的研究，多局限于慈善领域，尤其是红十字会的研究，学者认为其对中国的慈善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在其他领域的研究很少涉及。①沈敦和积极参加地方事务，尤其是在庚子事变期间，直接参与张家口和山西的阻敌和洋务，出力颇多。 1 从张家口退兵到入晋 1899年7月底，沈敦和遭刚毅弹劾被派往张家口军台赎罪。1900年5月，义和团运动走向高潮，团民进京逐洋人，“扶乩神语，刊印黄单”，山西的榆次、太原等地出现义和团运动，其中有22处发生过外国传教士被杀事件，其余各处也都发现杀戮教民和焚烧教堂之事。[1]赵尔巽在《护理山西巡抚赵尔巽奏报全晋教案一律议结折》折中论及山西教案情形，“天主教和耶稣教被害教士计达一百九十一人，教堂和医院被毁有约两百二十五所，被害教民多至六千六十余人，焚坏和拆毁被拆的洋人房屋二万二千余间，两教的财产损失巨大，当时中外都惊呼“晋案为最大”。8月14日联军破京城，两宫西逃，各国军队集结向各地进犯。11月12日，德将岳克率领“马步炮队2500人，炮车24辆，轻重粮车70余辆”，声称奉命到太原等地报仇，联军出居庸关，宣化大震。[2] 察哈尔都统奎顺等官员夙知沈敦和有对外交涉经验，便奏调其商议退兵之策。沈指出：义和团运动大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张家口距离北京约有四天路程，为了减轻联军对中国的仇恨程度，应设法保护洋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令他们尽快离开张家口。离晋之前，洋人须事先登记财产以防日后任意索赔。奎顺等地方官员听从他的的建议，下达命令执行。随着各地的仇洋情绪进一步高涨，大批洋人从陕西和甘肃等地逃离。[3]面临即将到来的入侵，宣化官商“泣恳”沈君调停。沈敦和孤身前往鸡鸣驿，恰与联军马队相遇。马队将他误认为中国迎战统帅，准备开枪射杀。沈临危不惧，用英语与之侃侃而辩。幸好在编练自强军时认识相识的德将塔敦朋路经此地，一番解释之后，沈敦和偕同绅士会见统将岳克，商议退兵事宜。最终交涉有效，联军在鸡鸣驿驻扎一夜，并无掳掠。第二天，沈敦和乘机与统帅商议保全宣化、张家口，统将表示不同意。沈多次与统将交涉，承诺捉拿拳匪和赔偿一万五千两及解救英将等事，如此这般宣化才得以免遭联军进犯。宣化得以保全，联军却转向张家口进发。十月初一，沈敦和随从都统与联军商议，最后双方达成协议，联军于初二退兵张家口。由此张家口也得以保全。 沈敦和在宣化、张家口等地的交涉屡见成效，军民称之为“塞上福星，朔方生佛”。[4]鉴于其退敌之功，察哈尔都统奎顺上奏朝廷，认为沈有“专对之才”，请求朝廷破格任用，交于李鸿章差遣。[5]1902年1月1日朝廷下旨：沈敦和着开复原官衔翎仍交奎顺等差遣委用。[6]沈敦和在宣化等地恰逢联军，虽无外交之职，却行外交之权，多次劝敌成功，“戴罪之身”的他展露外交才能。其成功一方面受到他的教育背景的影响，早年的国外学习让其不仅熟练掌握外语，并懂交涉之道；另一方面沈敦和对社会资源的运用，如无德将的帮助，恐怕难以获得会谈机会；除此之外，与当地官员和百姓对他的支持也是分不开。 2 沈敦和入晋阻敌 联军在沈敦和的劝阻下从张家口退兵，却准备改道入晋。在侵晋的路线上八国联军存在分歧：德、英、法主张进攻保定继而进军山西；俄国以“恐太后因保定被占之故，愈向内地逃遁，而和议因此炽焰”为由反对立即进攻保定；美日两国表示没有本国政府的指令拒绝进攻山西。[7]经过一番争论，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决定派兵进攻山西，军队主要由英德法三国军队组成，分为南路、北路。[8]八国联军侵晋战事从1900年10月开始，到1901年4月结束。 1901年正月，德国某提督带领万人由平山进入娘子关，法国提督巴尧由获鹿井进入固关，提督方友升和总兵刘光才率兵防守。由于朝廷命令撤退防军，刘光才再三请旨无果，最后不得已而退，法军乘机进入固关占据槐树坡。[9]山西形势危急，沈敦和初奉锡良函调，岑春煊复奏入晋调停，遂于2月15日兼程赶往太原。随后，山西巡抚岑春煊上奏调任沈为山西洋务局督办，全权山西办理洋务。[9]18日，沈行至阳高县王郭二屯，碰见刚毅灵柩停放于此处。沈恐洋人开馆检查，故书一洋文保刚毅灵柩免于开验。[3]沈敦和不记刚毅弹劾之事保其灵柩免于查看，可见其度量和品性；所写的一纸通关文书有如此效力，足见他在洋人眼中有一定的知名度与权威。及二十八日，沈敦和抵达太原，时联军正猛烈攻打固光、龙泉关、长城岭等处。岑春煊一见到沈敦和，不言其他，将诏书出示，希望沈尽早劝说联军退兵，以保全百姓性命。沈敦和立即着手退兵事宜，与山西营务处太原府知府吴匡同行，驱散溃勇，安抚百姓。沈到达平定州，知府乃还。 义和团运动使得民不聊生，平定州“官白昶已逃，人民流亡过半，道路积尸成堆”，民众“跪道呼冤”。[9]沈敦和平定此处期间，地方绅士有劝其给予赔款以求退兵，甚至要求挂白旗投降，沈自然不允，担心赔款会加重百姓负担，仇教之风再起。[10]他带领士兵四人前往固关敌营求和，将文涵交于德军士兵送至统帅处，德将回信称此次攻晋是由法国指挥。沈又致书法军，孤身一人与巴尧在天主教堂进行会面。巴尧质问其是否有山西全省之权，可代行巡抚之事。沈敦和称巡抚已授权督办全省洋务。沈反问之：“敝军意欲何为？”巴尧回答此次来晋有五大原因：前山西巡抚毓贤在庚子事变期间，屠杀洋人、焚烧和毁坏教堂医院、杀害教民，至今未获得任何赔偿；拳首大师兄等人未绳之以法；中国竟无官员出面处理此事；除拳首外的其他拳匪未受惩处；外人在山西勘探矿山经常遇难。[9]对巴尧所指的五条罪证，沈并不全部赞同，辩解道：现任巡抚岑春煊已将拳首大师兄二师兄缉拿归案，目前正在处理洋人被杀之事，且包庇拳匪的官员已遭朝廷惩办，外人来晋皆受到官府保护。在他其一番解释下，原打算久驻晋中的法军同意退兵正定。双方于1901年5月签订保护西人章程七条，规定仇洋的军队必须离开山西，委派朝廷官员处理教民受害一事，并在正定府、获鹿、井陉、柏井驿、平定州城、寿阳县、什贴镇、太原府八处设卡护送洋人，保护教民生命财产安全，除此之外，要求进一步清除匪患，晉省邮政由中国邮局办理，电报局修缮固关、井陉、获鹿至正定府的电线。[11]沈敦和与巴尧所定的七条章程，表面看是沈的一味妥协，如驱逐仇洋人士出晋，设卡护送西人等要求，实为“舍小利保大利”。此章程的签订不仅是为平息洋人愤怒，防止出兵侵扰山西，也是为了防止军队占领村庄后掳掠百姓，章程中的设八卡和修缮电线等事务带有维持地方秩序的意味，对恢复正常生产及商业贸易有一定裨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德军欲攻山西“以雪冤仇”，英军认为法军的退兵与沈敦和授予法军利权有关，想以侵晋来换取利权。对德军入晋一事，沈敦和以军队入晋拳匪恐远逃，劳军远涉于对方无益为由，约定将捕匪一事交由山西官府办理，德军遂退还天津；对于法军一事，西人报纸甚至其洋人好友都认为退兵与密约有关，证明是否存在秘密协定是此事关键。[10]沈敦和将与法所定的协约公之于众，谣言渐渐平息，英军打消入晋念头。 沈在山西多地劝阻联军入晋，巧妙地与联军周旋，终获得满意的结果。无论是张家口“赎罪”期间在鸡鸣驿、宣化等力阻联军进犯，还是山西的多次退敌，所为“大似春秋之展禽，战国之苏代”，[9]外交能力得到官员和联军的认可。沈敦和在燕京之地“舌战联军保全千百万民命”，[5]卫中国主权，出力颇多，成果显著。为表彰沈敦和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中国内地会在靠近太原府的北门为其立了一纪念碑，此碑是当时已知最早的西方人所设立的纪念中国人的石碑。[3]1902年10月10日，沈敦和进京“陛见天后及皇上，赐头品顶戴以示优宠”，[12]慈禧太后钦赏《富贵万年图》。[13] 3 结语 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清政府逐渐被纳入全球国际关系体系，中国传统外交体制不得不发生变化。清廷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奉行着“外交在外”的政策，尤其是皇室，尽量避免与外人发生直接的接触，这就给晚清地方官员参与处理涉外事务打开了方便之门。在晚清大变局的形势下，个人命运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相结合的结果。沈敦和被发配张家口军台，此次变故使得他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有机会参与宣化等地退敌；后联军侵晋，经岑春煊等人奏调入晋，直接参与山西的阻敌和洋务事宜，巧妙化解敌军进犯。沈敦和作为参与地方洋务的重要人物，积极调解中外纠纷，“他的杰出表现获得了国内外的尊重与感激，他的治理是动乱的北方恢复稳定秩序的保证。作为一个处事果敢的中国官员和接受西方教育启蒙的爱国者，沈敦和坚决维护中国同胞的利益。他的机智与才华帮助中国度过许多难关，他的经历就像一个传奇。”[3]庚子事变时期的沈敦和研究，对弥补其研究的不足和了解整个庚子事变的解决都有着重要意义。 注释 ①目前，关于沈敦和的红十字会研究领域，有周秋光的《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和《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慈善救护与赈济活动》（《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周秋光和曾桂林的《沈敦和与中国红十字会》（《史林》2008年第6期）等，他们皆认可沈敦和在红十字会活动中作出的贡献；晚清的对外交涉研究中，如张志清《晚清山西的对外交涉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和赵宏林《晚清地方外交》（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略述沈敦和在山西教案处理中的作用；关于出版研究沈敦和的著作，最重要的要属孙善根所编《中国红十字运动奠基人沈敦和年谱长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勾勒出沈敦和的个体生命史；在沈敦和军事方面的研究，孙立峰在论文《晚清编译德国军事著作活动考评》（《德国研究》2007年第2期）认可其所编书籍对近代中国军事的影响，但并未详加叙述。总的来说，当前学术界以沈敦和为主体的研究不多，多局限于红十字会，在其他领域有待深入。 参考文献 [1]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1：428. [2]戴学稷.《一九00年内蒙古西部地区各族人民的反帝斗争》[J].历史研究，1960，（6）：40. [3]Harold Jefferson Coolidge.Recollections of a Chinese Official： With Some Sidelights on Recent History-Shen Tun-ho，Shanghai： North-China Herald[M].1903：1-2；8；17；26. [4]中国历史研究社编.《庚子国变记·拳变余闻》[M].上海：上海书店，1982：219. [5]孙善根.《中国红十字运动奠基人沈敦和年谱长编》[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42；45-46.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卷四》[G].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36-137. [7]《瓦德西拳亂笔记》[M].中国史学会编.《义和团·第三册》.北京：上海神州国光社，1951：19. [8]梁锦秀.《八国联军侵晋》[M].侯伍杰编.《山西历代纪事本末》.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53. [9]南茗外史.《沈敦和·第四章》[M].集成图书公司，1911：9；10；12. [10]陈守谦.《燕京弭兵录·退敌篇》[M].阿英编：《近代外祸史·下册》.上海：上海潮锋出版社，1951：83-84. [11]乔志强.《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 》[G].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107-108. [12]《宫门抄》（1902-10-23）[M].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上海总商会的宁波人》，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275. [13]《清朝慈禧太后御笔富贵万年图》[G].仝冰雪.《世博会中国留影：1851-1937》，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40. 作者简介 蒋昌辉（1993-），男，汉，福建霞浦人，研究生，历史学硕士，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
| 随便看 |
|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