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时代背景及内涵研究 |
| 范文 | 康丕菊+彭志远 摘 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宏观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其将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定位在改善供给，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方法是深化改革，其理论依据不是西方的“供给学派”，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常态；深化改革 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成为我国当前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宏观经济领域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法，不同于以往的宏观经济政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一个照搬西方教科书的名词，而是一个紧密结合我国实际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之上的新名词，对其内涵的理解是当前宏观经济领域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准确把握内涵需要对其提出的时代背景进行分析，下面我么从其时代背景及内涵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我国即将建成小康社会，正朝发达国家迈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时期提出的，从大的方面而言有现实与理论两个方面的背景： 首先从现实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人均量达到8000美元，进入中等偏上发达国家，这一时期要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质量更为关键，单纯的数量扩张不能实现这一跨越，必须实现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重大转变。一方面多年的高投资、高增长带来了产能的急剧扩张，产能过剩比较严重，与此同时国内需求并没得到很好满足，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变化已经成为我国宏观经济领域一个突出现象。从国际看，我国经济增长传统的低要素成本优势正在丧失，我国劳动力流动已经越过“刘易斯转折点”，相应的农民工工资从2010年以来出现了较大幅度攀升，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的占比不断上升，第三产业相对来说需要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这样就进一步拉动工资上涨，这使得我国传统的出口模式遇到挑战，这迫切需要我国进入国际分工的高端部分。综上所述，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迫切需要对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整，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1998年之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更多的是“抑制通货膨胀”，改革开放以后，居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压抑的需求迅速释放，加之“预算软约束”等体制上的原因，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这实质上说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主要的问题是供给不足。之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整体生产能力迅速扩张，1998年之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开始出现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情况，“扩大内需”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一时期产能再次大幅度扩张，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产能过剩问题日趋严重，但同时产品的高端市场供给明显不足，单纯刺激需求已经不能解决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做出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也就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其次，从理论上看，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存在严重的缺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也需要发展，这迫切需要进行理论创新，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这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宏观经学的产生，作为主流经济学，西方宏观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不同流派，总体而言可以形成了两大相对对立的阵营，一是主张国家干预的阵营，主要是凯恩斯主义、20世纪50、60年代的新古典综合、20世纪80年代的新凯恩斯主义，另一大阵营则反对国家干预，特别是反对相机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的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等，这一阵营认为宏观经济具有内在的稳定性，政府干预往往是经济不稳定的根源。宏观经济具有内在的稳定性显然不符合事实，“非自愿失业”在现实中广泛存在，市场机制在调节宏观经济稳定性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回到“萨伊定律”是不可取的。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看，依据凯恩斯学派实施国家干预，积极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干预经济更为常见，例如，2008年美國针对“次贷危机”带来的经济下滑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主要是针对总需求的短期总量管理，调控的范围非常狭窄，20实际80年代的新凯恩斯主义将经济的内在不稳定归结为经济体系中存在的各种“名义刚性”和“真实刚性”，而凯恩斯本人对总需求不足的解释主要集中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心里上的流动偏好三大因素，这显然不如马克思从制度层面上的解释深刻。总之，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反对国家干预的各种流派片面夸大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凯恩斯学派虽然认识到了市场经济的缺陷，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相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制度层面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缺陷从而很好解释了总需求不足问题，从根本上说明了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在矛盾，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经济理论。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我国当前的现实没有现成答案，这迫切需要进行理论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最新发展成果。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 20世纪70年代针对凯恩斯主义无力解决“滞涨”现象而出现了以“减税”为核心政策的“供给学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之后，不少人自然联系到“供给学派”，该学派因为对美国、英国等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很容易与之混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不是西方的“供给学派”，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其本身就是理论上的创新，这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存在根本差异，首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理论，这与供给学派有着原则界限。其次，“供给学派坚持回到笼统的萨伊定律去，无疑是个倒退”，这说明供给学派从根本上反对国家干预，这与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存在原则区别，尽管其减税主张有科学的一面，但就其对宏观经济的认识不能没有超越凯恩斯主义，相反是出现了倒退。最后，我国当前的经济面对的问题并不是“滞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我国宏观经济中的深层次结构问题，这与解决“滞涨”现象的供给学派存在较大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的政策措施远多于供给学派，涉及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而供给学派涉及的政策措施主要是降低“直接税”税率。事实上供给学派在解决滞涨问题上效果并不理想，“它仍未能改善滞涨局面，其可行性如何尚难预料”。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内涵 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给出了科学的答案，他在《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有两处关于其内涵的表述：一是“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供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另一处是“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首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目标定位在改善供给，这与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主要定位在总需求管理形成鲜明的对比，供给与需求是市场经济一对基本矛盾，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实际看，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转向供给，通过提高供给质量来满足没有实现的需求，这是当前化解我国产能过剩的关键内容。从宏观经济运行框架看，供给侧对应于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从需求侧看对应与投资、消费、净出口，因此从供给侧来看宏观经济必须最大限度激活生产要素的活力，优化要素配置，在当前的历史时期，最为关键是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通过创新驱动引领经济增长。从资产因素看，除了增量投资的优化外外，还包括存量资本的调整，“去产能”就是存量资本调整的内容，从劳动要素看，关键是要最大限度发挥劳动要素的作用，促进劳动力从農村转移到城镇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鼓励“创业”也是未来最大限度激发劳动要素的活力。从土地要素看，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育较慢，严重制约了土地要素的优化配置，因此实施土地“三权分置”来促进土地流转就十分必要。总而言之，即通过在供给侧发力，从而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 其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排斥需求管理，而是内在包涵了短期的需求管理，凯恩斯主义产生以来的总需求管理对战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的发挥了重要作用，一般认为，由于各种名义与真实刚性的存在使得总需求对产量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总需求的调节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是必要的，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一个短期政策，而是有一个指导未来经济工作的战略型决策，因此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同时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身也要求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同时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对总需求进行调节，从我国当前的情况看，适度扩大总需求仍然是必要的，这就要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从操作层面上看，一些政策既有利于调节需求，同时又能够很好促进供给的改善，例如2016年我国进行了“营改增”的全面试点，2017年实行了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这些措施能够促进投资，从而可以从需求端发力，更重要的是这次“营改增”后企业的研发费用能够进行抵扣从而可以促进企业技术进步，这又是明显的供给管理，鼓励“创业创新”一方面有利于增加投资刺激需求，更有利于技术进步从而培育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在这里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认为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不需要需求管理，另一种受西方宏观经济管理的影响认为宏观调控就是短期总量调控，否定长期意义上的宏观经济管理。这两种理解均存在片面的方面，尤其是后一种理解在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实践中有一定的影响，如果片面强调需求管理，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后单纯采取刺激政策来保障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简单通过增大货币供给增加投资项目的方法来刺激经济，虽然短期是有效的，但整体看经济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并没解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短期总量管理与长期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是真正能够解决我国宏观经济深层矛盾的主要方法。 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方法是深化改革，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许多深层次的体制问题严重制约了经济结构的优化，例如，行政审批事项过多严重制约了创新与创业，因此这几年下放或者取消行政审批事项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再如，我国农业领域存在严重的供给质量不能很好满足需求的情况，很多诸如牛奶、婴幼儿奶粉等基本的农产品质量不高从而依赖于进口的情况非常常见，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供给明显不足，其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农产品市场是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的市场，“逆向选择”带来了劣质农产品淘汰优质农产品，市场机制在信息不对情况下存在失灵，这是我国农产品市场普遍质量偏低的关键原因，这就需要从制度上完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和质量监管体系，克服“多头监管”，才能从根本上避免“逆向选择”带来的市场失灵，真正使我国农产品供给质量朝着生态、绿色、有机的方向发展。总之，改革的根本内容是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总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宏观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更好满足人民的需求，主要内容是提高供给的质量，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最大限度激发生产要素活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4：140. [2]胡寄窗.一八七0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说[M].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2：664. [3]胡寄窗.一八七0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说[M].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2：660. [4]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6：99. 作者简介：康丕菊（1975.07- ），汉族，四川宣汉人，讲师，硕士，澳大利亚Newcastle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国际经济与贸易等方面；彭志远（1971.12- ），汉族，四川达县人，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后），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公共经济、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独立在《管理世界》、《经济管理》、《财经研究》、《当代财经》等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专著两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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