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钦定康济录》的救荒实务观念 |
| 范文 | 孙新梅 摘 要：《钦定康济录》蕴涵丰富的荒政思想，不仅倡导积极的备荒、救荒思想，宣传推广行之有效的救荒实务，而且对某些错误的观念和方法进行批判和纠正。但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该书在认识问题上存在某些谬误和片面。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7）05-0138-03 关键词：《钦定康济录》；荒政思想；备荒；救荒 《钦定康济录》搜集了历史上各种赈救灾荒的措施，无论是对行之有效措施的肯定，还是对某些错误观点的纠正和批判，书中要求司牧者在灾荒面前要采取积极的赈救措施。 1 救荒贵速 书中指出，赈济灾荒的关键在于迅速、及时，就是在救荒中要戒除迟疑滞后的办事方法，快速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使灾民尽快地得到赈救。因此书中多次强调“良有司”应该“深明乎救灾拯患之不可少缓”[1]“饥民之待食，如烈火之焚身，救之者刻不可缓，即以一日试之，亦无不验”。明太祖命“先贷后闻”[1]，四字之中，仁心仁政，悉包罗无遗矣，“救荒贵速而恶迟”[1]。为了充分说明救荒贵早的重要性，该书又于《摘要备观》中列举明代林希元的《荒政丛言疏》时，尤其提出“戒迟缓”一条，就是当“民迫饥寒，其命在于旦夕，官司若迟缓而不速为之计，彼待哺之民岂有及乎”，此时“救荒如救焚”，并列举了救荒中的反面事例，指出“救荒之弊，费多而无益，以救迟故也”[1]。因灾蠲免租税，固属“惠民之政”，“然亦贵及时。否则追呼早迫，杼轴已空。恩诏来自九重，而国课已纳于百室，此际上有隆恩，下无实惠，中间吏胥，有私饱其囊橐而已”[1]。 《康济录》之所以如此强调救荒要及时，主要是针对清代荒政的特点而言的。对于赈灾，从“报灾”“勘灾”“查赈”，再到“放赈”，在清代法律中有明确规定，每一个赈灾环节都有时间限制，涉事官员如未能按期办理，都将被追究责任并给以处罚[2]。但是，在赈灾的实际过程中，封建制度下的一些规定形同虚设。一方面，就办事官员而言，他们贪赃舞弊、结党营私、办事拖拉，赈灾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情况，是今人无法想象的。另一方面，就封建制度而言，本身就存在上下级的推诿、烦琐的办事手续和低下的办事效率等顽疾。正因为如此，该书强调“救荒贵速”具有非常现实的社会意义。 2 首重得人 《书》云：“建官惟贤，位事惟能。”[3]“时当歉岁，可弗以择贤任能为首务哉？”[4]因此，于赈灾救荒中组织一支得力的队伍，该书认为是救荒取得实效的关键问题。因“救荒无善政。使得人犹有不济，况不得人乎？”[4]如果赈救灾荒中，能任用贤能，可以使救荒活动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如宋理宗命故守臣赵与权仍知临安事，“民遂相戒勿死，良吏之有益于民生也如此”[4]。书中进一步强调说：“天下事未有不得人而能理者也，况歉岁哉？事起急迫，人非素练，老幼悲啼，妇女杂乱，厉之以严，则饿体难加扑责，待之以宽，则散漫莫肯循规，加之吏胥作弊，致使饿莩盈途。故不得人，其何以济？此历代圣君贤相，无不以得人为要也。”[4]因此，于救荒中择选人才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所任非其人，则即使是同一措施，施行起来也会百弊丛生。 既然办荒人才对救荒效果有重要影响，那么选择合格的办荒人才就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该书认为对救荒人员的任用，要注意以下几项：其一，对在职官员要经过考察，注重取其之长处，“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才能委以赈灾重任，以保证救荒的客观效果。正如明代林希元的奏疏所言，“抚按监司，精择府县官之廉能者使主赈济。正印官如不堪用，可别择贤能佐贰，或无灾州县，廉能正印官用之。盖荒事处变，难以常拘也”[4]。这种以个人品德和实际能力作为择人标准的观念，打破了封建等级观念，确实非常可贵。其二，要注重办荒人员的德操。只有具有为天下百姓谋福的公心，才能真正使百姓得到實惠。因此，除在职人员之外，要多聘用一些地方士绅介入赈灾事务。书中引用元代张光大的言论，“择人委任，为第一要事。若委任得人，自然无弊。君子作事谋始，赈济之方，尤为当慎。若一概委用富豪之家，则富而好义者少，为富不仁者多，其害有甚于吏胥无藉之辈。今后莫若选择乡里有徳望诚信，谨厚好义之人，或贤良缙绅，素行忠厚廉介之士，不拘富豪，但为众所敬而悦服者，许令乡民推举，使之掌管，庶几储积不虚，凶年饥岁，得以济民也”[4]。对于这些人的选聘，不能只看他们财富的多少，而同样应以品德能力为首要条件。该书对于张光大的这一主张，进行评论说，张光大“留心荒政真诚恺切，故所论悉皆出于肺腑，事事可法”[4]。这表明了《康济录》完全赞赏的态度。其三，破格优礼，就是对具有办荒才能的人破格重用。该书认为选拔人才要不拘一格，只要能“勤敏自励”“实心任事”者，就应当“破格优礼”。书中引用明代钟化民赈救河南饥荒时的言论，“司厂不可用在官人。各地方保甲里耆，公举富而好礼者，州县官以乡宾礼往请，破格优礼，谕以实心任事。厂内利弊，陈请即行，月给官俸”[4]。破格重用一些通晓礼义的乡绅来负责粥厂事务，并给其一定的自主权，使“饥民多所全活”。该书认为这是“择贤任能”的一条重要途径，尤其在县以下的广大地域，更要吸收地方士绅阶层广泛参与，使边远的百姓得到实惠。 对于当任的各级官吏，必须“专以抚治为事”，遇到灾荒，救荒就是他们的职责。但是督责考核办荒人员，根据救荒实绩，做到赏罚分明，也是救荒中必不可少的。《康济录》认为：“况饥年民命在于旦夕，若不以赏罚励荐举，乌知不有徘徊岐路，观望而后时者哉？”[4]于荒年施行赏罚，可以使有司官员实心行实政，使救荒达到好的效果，因此“贤良之不可不急，赏罚之不可不明也。”“如此，则人人有所激励，而荒政之行，或庶几乎！”“求贤于赏罚之中，”[4]可见，利用赏罚可以充分调动官员的积极性，使他们在救荒中真正负起责任。 3 揆时度势 《康济录》认为，灾荒发生后，负责赈救灾荒的官员只有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才能拯救嗷嗷待哺的哀哀灾民，因此打破常规的办荒原则，适时变通赈救办法赈济灾民，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同一措施在不同情况下的变通。以灾后补种粮食作物为例，因水旱灾荒不同，这就需要司牧者根据客观灾情，帮助灾民选择适应自然条件的粮食作物来种植。如：程珦知沛县时，会久雨，平原出水。谷既不登，晚种不入，“程君揆时度势，豆尚可种，遂募而种之，果得以济”[4]。又如：宋真宗因江淮两浙旱荒，命取福建占城稻而种之者，避旱荒也。水潦成灾，则需选择耐涝的农作物补种；旱灾，则需补种耐旱农作物，只有这样，才能聊以维持灾民的生计。再如：对于犯下重罪之人，在灾荒之际也可允许其出谷赎罪，以筹集谷物赈救灾民，正如书中所说，“无辜之民，困之以赋，不若令有罪之人赎之以财，出其情愿，输其当然，宽一人而生数十人之身命，通变之方，莫妙于此”[5]。同样，不要拘泥墨守于古代救荒之成法，而要变通施行。修筑沟渠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水导入海洋，故不用恪守古法，只要依据地势修筑即可。正如书中引用明代周恭的疏曰：“善救时者，在乎得其大纲；善复古者，不必拘于陈迹。所谓修沟洫者，非谓一一如古，亦惟各因水势地势之相因，随其纵横曲直，但令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远，盈科而进，委之于海而已。”[6] 其次，对于不同的灾情采取不同的救荒措施。因灾荒发生的情况不同，社会民生所遭受的损失就不同；因百姓的贫富不同，所能承受的灾荒侵袭的能力就有差异。因此，对于不同的灾民要采取不同的措施，书中引用林希元的《〈荒政丛言〉疏》：“曰极贫之民便赈米，曰次贫之民便赈钱，曰稍贫之民便转贷。”[5]这就充分强调了司牧者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赈济。 最后，办荒人员要有专擅处置之权。赈救灾荒的过程中，救荒一线的办荒官员最应该因时因事地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但是这些官员往往畏惧朝廷的相关规定，为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墨守成规，不敢擅自行动，正如书中所说：“世多不职之吏，人亦知其所以不职之故乎？一惧祸患，二为功名，三贪财货。”[4]再者，朝廷的决策往往带有严重的滞后性，这就严重影响了救荒的效果。因此，皇帝要给办荒官员以专擅之权，同时，办荒官员要以民生为念，敢于专擅。该书列举了一些贤明君主给臣以专擅的权力，如：宋文帝元嘉二十年，吴郡大水，以扬州治中从事沈演之巡行拯恤，许以便宜从事。书中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美哉元嘉之政！可见称于天下后世者，盖由饥馑之年，令臣便宜从事，无一人之不被其泽也”[1]。再如：宋太祖乾德元年四月，诏诸州长吏，“视民田之旱甚者，蠲其租，不俟报”，也是给予办荒官员专擅之权的典型事例。书中进一步指出，“有心救民，位不在乎大小”[4]，唐代员半千为武陟尉敢于开仓救民、汉代汲黯矫制以活灾民都是很好的事例，因此书中引用宋董煨的感慨，曰：“今之太守，号曰牧民，一遇水灾牵制顾望，不敢专决，视黯当内愧矣。”[4]这些都充分表明了该书要求办荒官员应该因时因事地制定策略，以免贻误灾情，而置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4 即工寓赈 工赈也就是以工代赈，书中的提法为“以智行仁，即工寓赈”[4]，或者称为“兴工寓赈”“兴工作以食饿夫”。具体的内容就是，每逢灾荒之后，政府招募灾民中有劳动能力的夫役修筑河堤、城墙、学校、寺观等公共设施，并适当给以工价银米，这样不但解决了部分灾民的实际生活问题，也解决了兴修水利所急需的劳动力，可谓“诚一举而两得之事也”[4]。 灾荒之际，政府仅靠賑济的措施，难免力不从心，灾民也无法一一顾及，因此采取这种工赈的方式，既可以减轻政府的压力，又可以使灾民得以度过灾荒。书中引用明代周孔教的言论，“官府赈给，安能饱其一家？故凡城之当修，池之当凿，水利之当兴者，召民为之，日授其值。是于兴役之中，寓赈民之恵也。”[4]该言论对施行工赈这一措施进行了较为透彻的分析，充分说明了施行的必要性。书中进一步指出，“失业之人，不知所往，加以饥寒逼迫，不就死于沟壑，必创乱于山林，势所必至”[4]。而盗贼蜂起，富室必定先遭到荼毒，因此，司牧者如果可以劝富民治塘修堰，既可以减轻政府的负担，又可以使“饥者得食，富室无虞”，因此，书中认为“保富安贫之道，莫过于此”[4]。于灾荒之年兴修水利工程，不但有益于当时，从长远的利益考虑也是很有必要的，“兴修水利，令民口有食而家有粮，非目前之善策乎？兴修之后，堤塘坚固，沟洫分明，田事赖以不损，非永远之善策乎？”所以，“即工寓赈”达到“一举而数善备焉”的目的[4]。 施行工赈，比起简单的赈济来说，是一种更加注重实际效益、注重长远利益的积极赈灾的措施。这项措施，早在春秋时期齐国的晏婴就实行过，当时晏婴利用齐景公发民力修筑路寝之台的时机，增加夫役的工钱，延长工期，使灾民因此而得赈。“以工代赈”至今在我国的防灾抗灾中仍为一项重要的方针举措，1998年我国遭受水灾，中央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包括“以工代赈”在内的三十二字方针。故该书在当时大力提倡施行工赈这项措施，确实是很有见地的。 5 对不合理措施的纠正和批判 《钦定康济录》对于救灾采取了实事求是和认真分析的态度，对于前人的救灾方法采取吸取精华和去其糟粕的观点，故提出了符合救灾实际的见解。如：在以往的救灾过程中，一些官员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提出过闭籴、禁止流民入境、平抑粮价等措施，这些措施就当地民众和当时情况来说是有利的，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损害了当地百姓的利益，也给整个救荒过程造成了破坏。故该书不赞成上述官员的做法，并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样做的官员是“皆胥吏贪污者之所为也”“沽名而不恤民者，非良有司也”，是“不近人情之事”[4]。 《康济录》认为，一方面，当政者应该具有全局观念，“以天下为家，胞与为怀。凡在版图，莫不欲安养而生全之，宁肯令此境阜安，彼方饥馁乎？揆情度理，务在流通”[4]。另一方面，这样做不但不能解决救灾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反而会加难灾民生活。以平抑粮价为例，从表面上看，可以防止不法商贩趁机哄抬粮价和囤积居奇，可以让灾民买到平价粮食。但在实际过程中，“谷少则贵，势也”，故“抑价之令一出，商贾不来，囤户不卖。即卖，如抚君所云，专卖与出重价之远商而去。四境之米，于是而绝，无论小民无钱在手，即有钱何从得籴？非死亡，即劫掠缘斯而起”[4]“抑价之令一行，商贾固裹足不前，囤户亦皆无米。吏知之乎？囤户恐人贱籴，略留少许以应多人，余皆重价而暗售他方，故无米者室如悬罄，有钱者亦欲呼庚”[4]。对此，该书提出应该让商品快速流通，“商不通，民不救；价不抑，客始来。此定理也”[4]。等到商贩“闻风争赴”“舟车辐辏”，外地的粮食已经运送到荒地，如宋董煨所言，“不抑价，则商贾来，此不易之论”[4]。粮食多了，粮价自然不抑而平。该书认为，救灾过程中用经济手段使货物流通，达到“商自通而民可救”的目的。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中，《康济录》提出这样的观点，不能不说是非常可贵的。 参考文献： [1]清高宗弘历钦定.中国荒政全书·钦定康济录：卷一[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243-258. [2]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馑：1840—1919[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285-301. [3]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95. [4]清高宗弘历钦定.中国荒政全书·钦定康济录：卷三[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298-371. [5]清高宗弘历钦定.中国荒政全书·钦定康济录：卷四[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391-412. [6]清高宗弘历钦定.中国荒政全书·钦定康济录：卷二[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268. （编校：崔 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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