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南京解放前后的陈修良 |
| 范文 | 马昌法 南京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这一天——1949年4月24日，清晨7时，我第8兵团35军军部门口，哨兵们拦住了一个旗袍素装的中年妇女，她说马上要见到何克希政委。带哨的排长搞不清这位指名要见军政委的妇女为何等人物，只得速去通报。 不长的时间，军政委何克希小跑着赶过来，老远就惊喜地呼喊着；“修良，修良同志，我们终于胜利了！”“是呀，我们终于胜利了！”这时，他们完全忘记了中国男女之间只能握手、不能拥抱的习惯，情不自禁激动至极地拥抱在一起…… 何克希将陈修良迎进“励志社”大楼。1个多小时以后，军部开出两辆吉普车，由警卫连长带一个班，护送陈修良前往寓所取东西。当吉普车停在华德电料公司的门口时，人们惊讶地获知；这个平日不善言词、总是爱和人们搓麻将的“张太太”，竟然是中共南京市委的书记！凡是认识“张太太”的人，无不喷喷称奇；共产党真厉害！这样的人竟然是市委书记，竟然安稳地藏了3年，把南京闹得天翻地覆！ 一、虎穴藏身 春雨潇潇的1946年3月，时为中共华中分局城工部南京工作部部长的陈修良，被任命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中央的任命由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进行传达。谭在江苏淮安的一处农舍里约见陈修良。面对当时国民党蓄意破坏政协协议、全国内战一触即发的极为严重的局面，谭震林谈话的重点是地下市委如何站稳脚跟、保障安全，然后开展有效斗争这一问题上，并直言不讳地讲到了这方面的巨大困难。 作为华中分局城工部分管南京工作的部长，陈修良何尝不明了南京的敌方情况！那是名副其实的虎穴之地！地下党掌握的情况表明；国民党当局对“国都”的特务统治，到了空前绝后无以复加的程度。全市的96万余人口当中，国民党的党、政、军、宪、特的机关人员就占了11万多，其中专职特工有9700余人。不管白天黑夜，哪条街道上都找得出三五个化了装的军警特务。正是在这样一座用刺刀围箍而成的白色都市里，从1927年蒋介石“清党”以来，中共在南京的地下组织连续8次遭到敌人的毁灭性破坏，先后有8名市委书记献出了生命！在1937年11月日军攻陷南京城的一段时间里，全市找不出一两名地下党员。到目前为止，整个南京虽然有220名分布在各个方面的党员，但在这样一座到处是眈眈之眼的虎穴里，作为一名市委书记，任何一个小小的疏忽，都可能导致一场个人以及整个组织的灭顶之灾。 二、虎口拔牙 如果说光是隐蔽身份而不活动、不展开谍工斗争，这样的虎穴生涯就毫无意义。陈修良当然不是这样，她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与地下党的各个方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指挥市委各部门见缝插针地与敌人展开战斗。一架由220多个“螺钉零件”组成的特殊机器，在她的运筹下进行着运转。 地下市委最重要的战斗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地获取敌方的军事情报，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举义投向人民。为此，市委设有情报、策反两个专门委员会，前者由卢伯明负责，后者以陈修良的小叔子沙文威为首。 一个偶然的机会，陈修良从中共诸暨县委的旧名册上，看到了“组织部长汪维恒”的名字，不由地想起了最近因祸得福而调任国民党军政部联勤总部技术委员会的副署长，也叫汪维恒，这两个名字是不是同一个人？她将这件事告诉沙文威，要沙核实清楚。不几天，沙文威回告说；这两个名字同是一个人，他就是1929年“诸暨暴动”失败后，奉命自找出路的县委组织部长汪维恒。汪后来混进了国民党军队，而且当上了胡宗南部三十四集团军的军需处长，最近又阴差阳错升迁为副署长。他与我党失去联系已经12年了。更为凑巧的是，当年曾是宁波市学联主席的沙文威，与汪维恒有一面之识。陈修良听后大为振奋，指示沙文威亲自与汪会面，争取重新接上关系。沙文威得知汪维恒经常到下关的一家餐馆就餐，便和他在那儿“巧遇”上了。两人密谈了一个多小时，当沙文威婉转地问起“汪先生还愿不愿为‘家里做些事”时，汪动情地回道；“愿意，怎么不愿意？” 汪维恒的抽屉里、柜子里，到处有我党我军急需的各种绝密情报。他向我党提供的第一份情报材料，是国民党军各师以上的部队番号、长官姓名、实际兵员、武器配备的综合表册。当这份厚厚的绝密材料由中共上海局派人转送到延安，放在毛泽东、朱德的案头上时，两人看后同声叫好，随即指示李克农发电报嘉奖地下南京市委。其后，汪维恒将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况及其兵员数目、司令部驻地、军需集中地等大量情报，陆续抄好后交给沙文威，由沙转往中共上海局地下电台，发报给延安中央军委和社会部。汪维恒提供的情报属于国民党的最高军事机密，十分准确，与后来战场上的情况完全相同。在国防部与参谋部的一次联席会议上，顾祝同大惑不解地问陈诚；“怎么搞的？延安掌握我军的番号人数，为何比我们还要翔实？” 作为地下市委的书记，陈修良特别重视策反委员会的工作，过问每项事情的进展。不过，行动干将还是沙文威。从1948年8月下旬开始，“策委”就把目光盯在那些有可能起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身上。陈修良频频与沙文威接头，拿着花名册筛选策反对象。 首先把策反目标选定在国民党南京空军轰炸大队飞行员俞渤身上的，是年轻的地下党员林诚。他的公开身份是空军第四医院的航空医官，其职责是为南京大校机场提供医疗服务。中尉医官为人爽朗热忱，机场的飞行员们爱和他在一起。林诚带着观察对方内心世界的眼光与这些“空中骄子”相处，在频繁而又真诚的接触中打通了上尉飞行员俞渤的思想。俞渤对蒋介石不顾国计民生大打内战的政策感到厌恶，亦对国民党污浊腐败的政治风气灰心丧气。尤其人民解放军攻占锦州之后他认定国民党败局已定，不可逆转，痛心于以B24这样先进的空中打击武器残杀中国人。他在与林诚的多次交谈中表示愿意飞到“那边”去。林诚根据他的心态，进行了循序渐进的争取，让他下定了起义的决心，还把机组的4个伙伴争取过来了。不过，他向林诚提出要求，能够在驾机起义前加入中国共产党。林诚不禁犯难了，把问题反映到沙文威那里。沙不能决断，报告到市委。陈修良稍经思考，说道；“人家同意起义，就是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经受了考验，有什么不能入党的？”市委书记的一番话，让俞渤等人吃下了定心丸。陈修良又对沙文威指示说；“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迄今没有过，这架轰炸机起义的政治价值，抵得上一两个师！一定要保证它的成功！”“大胆中不忘谨慎，周密中不乏灵活。”这是市委书记的指示。 俞渤等人的起义计划得到市委批准后，于1948年12月16日晚9时，与已是中共党员的同机组郝桂桥、周作舟等4人，从南京大校机场驾驶着当时最为先进的B24—514号轰炸机，绕到总统府的上空，一连投下3颗吨级巨型炸弹，然后向北疾飞。当晚11时，飞机在石家庄市我军机场降落。不到天亮，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罗青长，按中央军委会指令赶到石家庄，慰问第一批驾机起义的俞渤等5人。罗在交谈中告诉俞渤他们；由于夜间难以判断，加上坐标误差，3颗巨型炸弹落在了南京的燕子矶，虽然没有炸中总统府，但把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吓得不轻，蒋为此气得当场吐血，下令撤换了机场司令。 上午8时整，南京市委的地下电台收到了中央军委的嘉奖电，中央对首次策动国民党空军起义取得成功，表示祝贺。 陈修良没有为这次成功感到满足，她和沙文威等一批红色谍工，将下一步的策反目标，选在了国民党海军最为先进的军舰——巡洋舰重庆号上。 把国民党海军中影响力最大的“重庆号”争取过来，不单是南京市委想到了的事，中共南方局、上海局大场区委等，也都不约而同地打上了“重庆号”的主意。差不多与此同时，有我党6个方面的地下组织，像尖刀一样插上了该舰。作为其中的第二大策反力量的南京市委，掌握着以蒋树德、王继挺为首的“起义秘密小组”，这个小组已经联络好赞成起义的官兵21人。 最早敏锐发现并立即紧紧掌握蒋树德、王继挺这条线索的，是陈修良。辽东战役结束后，“重庆号”舰上的蒋树德、王继挺等人，时常私下商议起义投向人民一边。蒋树德从他的朋友、已被“伏波号”舰开除军籍的少尉军官王淇那里得知，他有个兄弟很可能是共产党。蒋便拜托他找一下这个兄弟。王淇在与兄弟见了面后，吐露了蒋树德等人的有关情况。这个果然是地下党员的王兄弟，便向陈修良作了汇报。市委书记立时敏锐地意识到内中的重要性，要他抓住王淇这条线索不可放松。之后，陈修良两次秘密约见了王淇，进一步坚定了他的起义决心。在这种情况下，陈修良叫来沙文威与王淇见面，将其移交给“策委”。王淇受命后即去上海活动，与蒋树德、王继挺接上了头，“重庆号”上的“起义秘密小组”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1949年2月25日，这个小组与中共上海局策动的起义力量“士兵解放委员会”联合行动，扣押了舰上的反动军官，把舰长邓兆祥争取过来。原来就有起义思想基础的邓兆祥，指挥军舰改变航向，摆脱青岛美军海军基地的控制。军舰经过9天的艰险航行，于3月4日抵达葫芦岛，受到在此等待的中共东北局代表伍修权和辽西军区副司令员朱军，以及数千军民的热烈欢迎。 同年3月14日，国民党空军对停泊在葫芦岛海面的“重庆号”进行轮番轰炸。邓兆祥与“秘密小组”、“七委会”经过商议，决定撤出人员后放水沉舰。 国民党最大的军舰沉没了，但中共谍工们法力无边的策反活动，使得国民党的军政要员每每想起便心惊肉跳。他们决然没有想到，南京华德电料行那个沉静寡言、只爱搓麻将的“张太太”就是这些红色谍工们的幕后指挥者。 当“重庆号”巡洋舰鸣着汽笛驶向解放区以后不久，陈修良和沙文威等，又把“铁钳”伸向蒋介石的又一颗“虎牙”上——策反南京首都警卫师师长王宴清。 选定王宴清这样在军界很有影响力的中将师长为策反对象，无疑是石破天惊的大胆举动，这是地下党员、《大刚报》记者陆平（又名李益之）锁定的目标。陆平向“策委”汇报说；他有个湖南同乡邓昊明先生，是王宴清的母舅。邓昊明系农工民主党的重要成员，年轻时参加过五四运动，一贯同情、支持我党。他的大儿子早已到延安去了，女儿也是思想进步的青年教师，与陆平是初中同学。因为这层关系，陆平随她多次去过王宴清家。陆平谈到；经过他们观察了解，王宴清为人豪爽，胸怀正义，对国民党的政治腐败甚为不满，痛恨地方上的污吏。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形势下，只要攻心得当，策动这支御林军的倒戈不是没有可能的。 根据陆平的汇报，陈修良与刘峰、沙文威等人，对王宴清的情况作过3次认真研究，最后统一了思想。认为策反王宴清虽然存在着很大风险，但成功后的影响是重大的，这个险值得一冒，决定由陆平先动员邓昊明先生出面试探，然后视情况再定。陆平做通邓昊明的思想后，由邓带着他，以湖南同乡的名义经常出入王宴清家，渐渐地与王妻李君素熟悉了。两个月后，王宴清已经意识到陆平是共产党派来“统战”自己的，这时候国民党已经在淮海、平津战场上惨败的时局，让这个御林军头领不得不对起义之事有所考虑。而他始终无法下定决心，认为蒋介石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不忍心背叛。 陈修良在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对沙文威指示，加紧对王宴清进行针对性的攻心战术，及时地把邓昊明搬了出来。 得到市委具体指示的陆平，立即付诸行动。在一次家宴上，邓老先生对外甥几乎是泣血陈词；“………忠于某一个人，只是个人小事，有利于国家和民族，才是大节大忠。像蒋介石这样祸国殃民的反动首脑，根本不值得愚忠！”老舅父的这一番忠告，对推动王宴清下定起义的决心起了重要作用。不久，王宴清提出要与我地下党“相当负责”的人士晤面一次。陈修良接到沙文威的报告，指定由沙以“策委书记”身份只身前去，见了王宴清后将若干情况落实好。在非常稳妥、安全的基础上，陈修良亲自出面，与王宴清进行了一次恳谈。警卫师师长在见到陈修良的最初几分钟，望着这个文弱沉静、浑身上下并无一点张扬的中年妇女，心里摸不透对方为何等人物，只知道其职务比沙文威“还更负责”。当陈修良与之谈了十几分钟后，王宴清才于心中认定；她就是中共在南京地下党的最高领导者。陈修良与王宴清的晤面，对首都警卫师师长的倒戈起义，起到了最后下定决心的作用。 陈修良赶紧派人沟通了与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的联系，报告王宴清师准备起义的情况，陈毅司令员作了具体的指示。陈修良指示陆平与另派去的地下党员白沙，协助王宴清制定了起义计划。1949年4月中旬，王宴清在极其困难的情形下，指挥警卫师其中的两个团举义过江（另一个团正在南京执勤，来不及调动）。这支起义部队虽然遭到了国民党军的追击，损失严重，在军事上作用不那么大，但对瓦解国民党的军心、震慑南京的反动军政头目，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眼看着自己的又一颗“虎牙”被共产党生生地拔掉，蒋介石、顾祝同等人痛彻肺腑，严令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从速摧垮共党的地下市委！”张耀明曾无可奈何地对部下叹道；“南京的共产党地下市委这么厉害，连首都的御林军都弄走，岂是这么容易能够摧垮的？他们藏得像地壳虫一样，叫我们哪儿去找？” 三、虎门洞开 淮海、平津两大战役的帷幕降下以后，攻取“国都”南京和全国的解放，已经是为期不远的事了。陈修良与刘峰等人分析到：南京关押着大批的“政治犯”，国民党在其反动政权崩溃之际，势必对这些人进行屠杀。因此，抢在敌人动手之前，营救被敌人关押的党内同志，已成为中共南京市委诸多工作的重中之重。 地下市委所辖的学生运动委员会成员沙轶因，其姐夫杨兆龙是国民党司法部的一个司长，能否在他身上打主意，通过他救出一批同志？陈修良突然产生了这个想法。她很快地约见了沙轶因，谈了自己的看法，指示沙轶因迅速地说服姐姐沙溯因，共同向杨兆龙发起“攻势”。 面对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大势将去的惨局，杨兆龙不能不有所考虑，初步答应疏通有关人员和部门，保释一批由“对方”开具名单的“政治犯”。 就在这时候，出任国民党代总统的李宗仁鉴于最高检察署检察长一职空缺，签署命令，任命杨兆龙行代理职权。 陈修良得讯，立即以电话召来沙轶因，指示沙氏姐妹加大对杨兆龙的攻心力度，让他出面利用当前的有利时局敦促李宗仁释放全国的“政治犯”。在沙氏姐妹强有力的“攻势”面前，杨兆龙终于抛弃顾虑，要求与中共南京地下党的“主要负责者”面谈一次，视共产党方面的“承诺”情况再定。 陈修良派出市委副书记刘峰，由“策委”成员白河陪同与杨兆龙晤面。二人通过向杨兆龙一整夜的晓以大义，终于使他下定了弃暗投明的决心。杨经过一番精心安排，赴广州面见了李宗仁。他以“取信于民，有利和谈”为前提，积极劝李释放在押的部分“政治犯”。李宗仁听话听音，也意识到蒋介石欠下共产党的债，自己没有必要替他死背着，不如卖个顺水人情，共产党也会领情的，于是答复说可以考虑，视方案再定。 情况反馈到陈修良那里，她立即指示沙氏姐妹加紧动作，争取得到李宗仁签署“释犯”的命令。杨兆龙再次来到广州，先运动好孙科等相关人士，有理有节地直逼李宗仁。这位代总统鉴于种种复杂的因素，于1949年4月5日签发了在全国释放在押“政治犯”的命令。作为这一命令的执行者杨兆龙，立即积极有序地展开工作。随着最高检察署“释犯”的执行方案出台，4月9日起，关押在南京几处监狱的大批“政治犯”，陆续走出监狱的铁门，这里面有为数众多的我党干部，许多同志迅速地与党组织接上了联系。待到4月20日，国民党决计放弃南京，准备来一次“清狱”时，南京的监狱已是十室九空了。 杨兆龙在中共南京市委的引导和辅助下，为人民做了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建国后，这位原国民党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长，在东吴大学任政法系主任，是南京市政协的常务委员。 自1949年2月起，常在华德电料行与人打麻将的“张太太”，心中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如何组织民众，特别是南京的国民党警察系统，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直捣国民党的巢穴？为此，陈修良多次召开市委的紧急会议，听取众人的意见，制定切实措施。 根据斗争的需要，中共南京市委增设了“警察运动委员会”，调集精干力量充实其中。南京国民党的警察有一大部分来自重庆、贵阳、河南及南京的初高中毕业生，生活待遇低，普遍对现实不满，多数人是可以分化瓦解的。陈修良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要求“警运委”抓住一切机会，派人打入到各个警察分局，展开组织警员迎接南京解放的工作。 国民党南京警察厅下辖13个分局。在中共南京市委“警运委”的切实努力下，各个警察分局都有了地下党的活动人员。党员袁有秋等人，首先暗中争取了市东区警察局副局长周春萱，通过他掌握了一批愿意弃暗投明的警察。地下党员杨辉等人，把汉中门、大胜关、水西门等9个地段的警察所控制住了，让他们维护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自来水厂、西门外大桥等机关和设施的安全。在下关区，地下党员林大宗等人，也把警察分局的实权人物争取过来了，掌握住水上警察局的5艘巡艇，并与下关码头、发电厂的地下党小组互相配合，共同制定了保护发电厂、火车站、轮渡码头、栈桥等设施的计划。 与此同时，陈修良布置市委铺开了组织群众维护治安、保护工厂、迎接解放的工作。在各个地下党组织卓有成效的组织下，许多工厂、学校、民众团体，都成立了应变委员会或维持委员会，建立起了纠察队、巡逻队，日夜护卫公共设施和厂房设备。连国民党的一些大机关也不例外，秘密建立了“应变委员会”。陈修良在听汇报时了解到，总统府的一个留守人员掌管着府内的所有钥匙，她当即布置这个地下党小组，派人去做这个留守人员的工作，保护好总统府内的档案文书库房。 随着解放军渡江日期的越来越近，陈修良在市委会议上多次具体布置船只的事宜，明确分工，责任到人。自从国民党当局3月下旬宣布对长江“封江”以来，南京长江江面上的大小船只，全被严格控制，有的被迫拆除动力，有的被赶入内河，解放军在江北很难找到船只。4月23日上午，市委的秘密电台接到由上海局电台传来的解放军第35军的电报，称该军可在下午6时赶到江北浦口，要求市委准备好过江的船只。陈修良阅了电报，立即派人通知到相关的地下党组织。当天下午4时起，下关电厂、下关机务段轮渡所的地下党组织，带领工人将“京电号”、“凌平号”运输艇、水上警察局的3艘巡艇，还有下关轮渡公司的十几艘大小机动船，开到浦口码头等候，解放军的人马一到就载着过江。至第二天凌晨3时，解放军第35军的1.5万人，全部过了江，胜利地开入城内。 就在解放军进入南京城的前一天，敌军工兵营在下关火车站炸毁了部分设施后，又赶到老江口火车站，欲要炸毁轮渡舟桥。这座舟桥是连接市内南北交通的咽喉，栈桥的工人们竭力阻止，但他们手中没有武器，情况万分危急。这时候，老江口水上警察局的地下党员潘逸舟带着机枪手登上守望楼，向工兵营的敌军扫射。分工负责保护栈桥的地下党员林大宗，也带着起义的警察赶来火力援助。只奉命以炸桥为主、所携武器不多的国民党工兵营狼狈地逃走。 南京解放了，六朝古都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可以公允地说，就南京的解放形式而言，这座古都属于“和平解放”——并没有经过什么战斗，解放军第35军能顺利地进城，可以说，虎穴的大门是洞开着的。而打开这座虎门的，正是以地下市委为核心的党组织及数百名地下党员。对此，第二天下午率部队进入南京的解放军第8兵团司令员陈士榘，也赞同南京“虎门洞开，和平解放”之说。 4月27日，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率机关进驻南京。中共中央电令重新组建中共南京市委，刘伯承为市委书记，宋任穷为副书记，陈修良任常委、组织部长，张际春任常委、宣传部长。至此，以陈修良为书记的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圆满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陈修良也结束了她的虎穴生涯，开始了新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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