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从新诗的产生与发展谈新诗散文化 |
| 范文 | 摘 要：新诗产生已逾百年，虽然在体式、语言等方面一直不断变革，未能形成相对固定的样式，但新诗散文化倾向从未消失。本文将从新诗的产生与发展的角度，看新诗散文化，笔者认为新诗散文化是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如何正确看待并理解这一现象才是重中之重。散文化倾向伴随着诗歌的现代性转型而产生，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现实存在根基，但同时也应当认识到过度散文化带来了诗歌艺术的粗糙浅陋等弊端，因而寻找区别于散文等其他文体样式，并符合现代新诗的诗学特征至为重要。 关键词：新诗;散文化;新诗语言 1 新诗的产生与发展 胡适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中不容忽视的一员大将，率先提出“作诗如作文”的主张，用散文的语言来作诗，不押韵，不对仗，不顾及平仄，力求达到白话自然清新、通俗易懂的效果。《尝试集》就是其试验之作，因其直白易懂的语言风格，使久浸于乏味生涩的旧格律诗中的文人感受到一股春风，不少诗人追随胡适的创作风格，逐步形成了自由诗创作潮流。新诗散文化的大门就此开启，再未关闭。 中国诗歌是在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逐步变成了现代化蜕变过程。这一蜕变包含着多个阶段。然而，诗歌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存在着密不可分地承接关系，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新与旧、古典与现代，很难做一刀切的划分。胡适只是新诗孕育过程中的最后一环。 谭嗣同最先将音译词运用到诗歌创作中，这是外来词汇第一次进入诗歌，诗歌开始与世界对接，旧诗格律传统被破坏，诗歌词汇开始变化。此后，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主张要有新语句、新词语和新意境。从内容上来说，语言通俗性较谭嗣同的诗作有所增强，大量俗语入诗，读一遍就知道诗人想表达什么，体现了“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革命精神，为后来的新文学变革做好准备和铺垫。 上世纪初，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出现了专门的音乐学校，“学堂乐歌”随之兴起。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李叔同的《送别》，影响甚大，直至今日依然广为传诵。“尽管学堂乐歌的音节、句式不脱五七言旧诗、词曲或说唱文学的腔调，但其易懂、地道的白话和丰富、务实的内容，却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旧体诗的藩篱。”因而，学堂乐歌是中国古典诗词向现代新诗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过度环节。中国古典主义诗词在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和李叔同等人的努力下，正逐步向现代白话新诗靠拢。 如果说胡适新诗还带有旧词曲的影子，那么郭沫若《女神》的发表，将新诗革命推向了高潮。《女神》在形式上强调“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完全打破了旧体诗词的形式，句子长短不一，再也没有韵脚，语言挥洒自如，强调诗歌内在律，诗歌整体跟随情绪的抒发而变化，郭沫若的情绪与胡适的平缓之风相比，更显得狂暴不羁，符合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的时代精神，是一种要“把月来吞了，把日来吞了，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把全宇宙来吞了”的带有一丝疯狂的精神状态，发出了“我便是我”的呐喊，新诗散文化倾向愈发加重。《女神》被誉为20世纪新诗散文化的典型代表。 近年来，在网络上流传的“打工诗”、“梨花诗”等诗体大量出现，现代新诗散文化趋向越发明显，且有方兴未艾之势。“散文化”倾向的新诗符合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以及现代人复杂细腻情绪的表达方式;以双音节、多音节为主的现代汉语也不再适应旧体格律形式，这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果，加之前文曾提到的新诗“散文化”倾向是中国文学，或者说是中国诗歌内部自然演变的结果。综上所述，新诗“散文化”倾向具有坚实的历史现实基础。 2 新诗散文化之我思 新詩相较于小说、戏剧、散文等艺术形式，一直备受争议。尽管这些艺术样式均是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孕育产生的，但小说、戏剧、散文等很快就受到了文坛以及社会的认可，唯独新诗，百年来一直处于纷扰不断的状态中。 新诗遭到质疑，一定程度上是新诗“散文化”倾向过度造成的。“散文化”主张的确对新诗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历史功绩，但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弊端。当新诗需要沿着新内容与新形式相对完美结合的道路昂首前进的时候，新诗人却忽视了对诗的本体艺术性的建设，艾青甚至说：“假如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是诗。”致使有些新诗语言芜杂、体式混乱、节奏感差，有些甚至成了分行的散文，似乎“分行”才是诗的本质特征，但是诗绝不能是分行的散文。 闻一多认识到新诗“散文化”倾向过度对新诗发展的危害性，在建设新诗格律方面十分用心，针对根据现代汉语多音节词较多的现象，提出“音尺”理论，使“二音尺”与“三音尺”交叉组合，以此增强诗歌节奏感，并尝试建设完整的新格律理论体系。结果呢？当然失败了。这种失败不是说新格律诗的实践中没有优秀的作品出现，而是在总体上，崩溃与文化的自我抛弃，对“格律”的抛弃。正如臧克家所说：“形式固定了，就像两道长堤一样限制得河流不能壮阔地奔放。” 从原则上讲，“格律”时代已去。“格律”不是诗歌形式的唯一展示方法，没有格律，我们依然能写出好诗。现代汉语变成了现代人思维的一部分，如果硬是不用散文的语言去写诗，那是与现代性生活相对抗的一种思维方式。当然，部分诗人依然用文言进行创作，但那只是极个别的创作，但这种创作也并非一无是处，它如同“毛笔”一般，成为一种“文化标本”。 为了避免诗歌与散文不同文体界限的模糊，必须寻找到区别于小说、戏剧、散文等其他文体样式，并符合现代新诗的诗学特征。“诗与其他文学样式的最大区别在于它的音乐性”关于新诗形形色色的偏见，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说新诗的语言是粗陋的。譬如，语言缺乏和谐优美的音乐性，流于散文化。那么应当如何增强诗歌的节奏感呢？ 例如，尽量回避口语化语言，口语是与书面语相对的概念，书面语的语法相对稳定，而口语缺乏运用标准，结构相对混乱。口语在新诗创作中并非一无是处极巧妙地运用，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但运用部分口语，还想达到良好的艺术效果，这需要极高的创作技巧，对诗歌语言而言，口语只是诗的语言的一种特殊用法。大量运用口语进行创作，节奏势必会被弱化，创作出来的就不是诗了，有可能只是一篇短小散文。再者，向“格律”取法，虽然上文提到“格律”时代已死，但“格律”诗中韵律美等好的质素依旧需要我们传承，音乐性在现代新诗的写作中依然不可或缺。而且，我们还需要开辟其他途径追求新诗音乐美和节奏美，在使用现代汉语的过程中，积极寻找并把握适合新诗与现代化生活的是诗歌节奏。只要对新诗语言的节奏有一个真正的把握，相信未来一定会发明出新的诗歌形式。 3 结语 新诗自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产生以来，已走过百十个春秋，从文学性来看，新诗远不如古典主义诗词辉煌高大。但是，文学史给了唐诗三百多年的发展时间，新诗发展才刚刚百年。对我们的新诗宽容些吧。新诗承接着东方与西方的对立，也接纳了古典与现代的差别，既然选择了“散文化”的道路，那么不妨给它足够的时间，静静等待，观察现代汉语在诗歌体制能到底能迸发出多大的力量。当然，在新诗发展过程中，总有一些关键性人物出来干预新诗发展，但文学的发展还是要靠文学内部的演变。 参考文献 [1]艾青.诗论[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北京第2版。 [2]臧克家.《臧克家全集》：第9卷[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3]张瑜.学堂乐歌与新文学的发生[J].大舞台，2017（05）：13-18. [4]刘静.以《女神》为例反思新诗“散文化”之路[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5）：61-64. 作者简介 张晓晗，青岛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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