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基于财务视角谈供给侧改革的五大任务 |
| 范文 | 【摘 要】 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笔者在学习文件之余，从财务的角度，以未雨绸缪的思路，对战术方面要抓的关键点，提一些粗浅的、极不成熟的坦诚看法，以期引起讨论研究。 【关键词】 去产能； 去库存； 去杠杆； 降成本； 补短板； 供给侧 中图分类号：F4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6）09-0011-03 一、去产能 去产能就是要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2013年，时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就“产能过剩成为突出问题”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尤为突出的是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焦炭这些传统的产业，此外，光伏、风电设备这些新兴的产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①。笔者认为，而今商品房也应列为过剩的产品。 为什么会出现产能过剩，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在一次发言中指出，目前经济下行或与以下方面的问题有关，一是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具有外向型的特点，但现在外需减少，有些产业产能过剩；二是国内的供给体系没有及时跟上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而变化了的消费结构；三是过去供给体系能适应排浪式消费，但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的能力相对比较差；四是有些产业的产能已经达到了物理性的峰值，有些产业达到了资源环境约束的承载能力峰值；五是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呈现一种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状况②。杨伟民同志的发言从多方面概括了产业产能过剩的原因。 在此，笔者从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角度，以既往工作实践为鉴，谈些粗浅的看法。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应该和企业的目标具有一致性，而企业的目标应该完全从属于国家目标。从根本上讲，国家目标，一方面是通过国家的经济职能促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为国家提供更多的有益产品；另一方面为国家积累更多生产建设资金，最大限度地满足生产建设和全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由于不同时期国家的经济政策不同，在体现上述国家根本目标的同时，以价值形式表现，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1]。例如，以总产值最大化为目标，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财富最大化为目标，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等等。 这里，仅以总产值最大化为目标作一分析。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下，企业的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集中，企业的主要任务是执行国家下达的总产值指标。此时，企业的存废扩缩、企业领导人职位的升迁、职工个人利益的多少，均由完成的产值计划指标程度决定。这就决定了必须要把完成总产值作为生产经营的主要目标。当时考核企业生产经营的指标主要有八项，总产值指标不在这八项指标之内，但企业界流传着“八大指标老九挂帅”的说法，老九即总产值指标。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人们便把总产值最大化作为企业管理的基本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一目标存在的问题：（1）总产值指标相当程度上禁锢了企业领导层的思维。企业存废扩缩、领导职位升迁、职工个人利益的多少都由完成总产值计划的程度这一隐形规定决定。这种管理思维影响深远。（2）重视老产品，不问销路。有的企业明知现有产品难以销售，但仍然愿意生产，因为生产了老产品就能完成总产值。这样，在计划经济的供销体制下，就出现了“工业报喜，商业报忧”的情况，而在如今的供销体制下，一方面是喜，企业完成了总产值计划；一方面是忧，产品卖不出去，形成产能过剩。（3）重视老产品，不重视产品转型更新换代。生产老产品轻车熟路，而进行产品转型更新换代，则需要投入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往往还会遇到新产品的研究、设计、试验和销售等带来的某些风险，这就容易出现企业“懒政”的情况，甘愿不作为。（4）只讲产值，不重视产品配套性、同步化、多批次生产，这样往往会形成产值完成了，但大量积压在产品，资金被占用的现象。（5）只重投入，不重挖潜。总产值最大化目标决定了企业只重视投入，进行外延扩大再生产，而不重视挖掘潜力，进行内涵扩大再生产，因为大量投入易于完成产值指标。由于总产值最大化目标存在上述缺点，因此，把总产值最大化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不符合财务活动的规律[2]。 应该看到，当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表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达到的程度时往往都用总产值（惯用GDP）指标表示。例如，中央指出，2016年要在GDP指标6.5%的基础上确定发展目标。2015年GDP增长速度6.9%，2016年预计GDP指标可以达到6.8%。必须指出，企业财务管理以总产值最大化为目标时所指的总产值是以企业为主体，即从微观的角度来谈的，而国家所谈的总产值（GDP）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谈的，两者的关系不是全国各个企业完成的总产值相加等于国家完成的总产值（GDP），而是在计算国家总产值（GDP）时，要扣掉各个企业相互转移时重复计算的部分，但从企业和国家所谈的计划任务指标的涵义是相同的，因此，不构建配套指标来计划、考核国家所谈的总产值（GDP）指标，则以往以总产值最大化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所存在的缺点，极其容易潜移默化地渗入计划、考核国家所谈的总产值（GDP）当中去。因为指标所强调的都是总产值。 笔者建议，国家在运用GDP指标时，应建立配套的考核指标体系，不能单打一，例如应建立资源考核指标，资源应包括人力资源、物力资源以及财力资源等；应建立社会贡献考核指标，贡献应包括税收、利润、社会公益等方面的贡献；应建立环境保护考核指标，包括自然生态保护，实现减排任务等。 二、去库存 去库存就是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主要措施是，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向，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城镇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要鼓励房地产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 高产能导致房库存，“去产能”与“去库存”这两方面实际上有很大的联系，去库存主要还是解决供应过剩问题。那么，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措施农民工愿意“农转非”进城买房“安家落户”吗？据报道，2015年四川省统计局对成都、绵阳等9个城市进城务工人员调查的数据显示，53.8%的受访者不愿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③。他们为什么不愿“农转非”，有专家指出，这是从成本收益的角度作出的理性选择。对此，笔者谈一些自己的观点： 1.农民工的基本属性是农民，农民工的根在农村，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是田地，田地是他们解决衣、食、住、行的生产资料，而今他们进城打工，无外乎是想多挣钱，使自己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他们进城打工大多是不稳定的，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况，难有保障。笔者认为，在没有解决农民工进城就业，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以及他们的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之前，他们是绝不会轻易放弃根之所在而“农转非”的。在这一点上，笔者是持谨慎态度的。 2.现在的房价一路飙升。房价和地价有因果关系。开发商是要把买来建房的高地价计入房屋的建设成本当中去的，以一线城市而言，一平方米房屋的地价成本动辄几万元。地价为什么会那么高呢？现在的土地出让完全看价格，价高者得。2003年后，一律通过招拍挂一种渠道获取土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规范市场的目的，但也将土地价格推高，结果既推高了房价，又造成地方财政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3]，即所谓土地财政之说。形成房价过高的原因还有税费负担太重等因素。建议有关部门对农民工有无能力买房的问题进行深入实际的细致调查，切不可想当然办事。 3.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搞市场经济应该有社会平均利润率这一指标，因为这一指标是自动调节各产业部门、各种产品之间赢利水平的市场规则。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应该有社会平均利润率这一指标，那么，我国的社会平均利润是多少？由此而想到房地产部门的利润率是多少呢？如果房地产部门的利润率高得多，那么，国家是否应该对属于社会公共产品的商品房的定价进行一些合理的行政干涉呢？当前提出适当降低商品房价格的呼吁是恰当的。 三、去杠杆 去杠杆就是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实际针对两方面部署了“去杠杆”任务，一是地方政府的债务，二是各类融资行为。对此，笔者提点看法： 1.2015年12月24日《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分组审议。部分委员表示，一些地方政府事实上的“破产”问题值得警惕，建议通过明确事权、公开政府债务信息等途径规范地方发债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表示，“虽然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去年和今年出台了相关意见和决议，明确了地方政府债务总体制度框架和举债的限额，但一些地方政府前期存在过分举债和隐性举债，报告当中也提到了有的省、地区负债率超过100%，100多个市本级、400多个县本级的债务率超过100%”。陈竺认为，要根本解决地方债的问题，还需深化财税体制的改革。“分税制设计初衷是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中央和地方相当一部分财权和事权始终未能真正划分清楚，地方政府的职责不少，财权不够。”④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冯淑平提出，地方债之所以大量存在，根本问题是财政体制问题。“财政体制存在着严重的财力与事权不相匹配的问题，地方承担的事务太多，从1993年至今没有改变。让地方办这么多事，就应该有一定的财力支持，否则，地方就会想找钱的办法，举债就会发生，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尽快进行财政体制改革。”⑤财政体制改革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谈了几十年也没改好，而今到了地方政府处于事实“破产”境地，应该下决心做些有实效的工作，把它改好。此外，笔者认为，要改变靠举债、卖地过日子，还得从发展地方经济做起，发展经济才有财源。应该重温毛主席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所说“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⑥应该牢记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应该牢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 2.针对融资行为的“去杠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军认为，是针对当下现象提出的，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有一些非法的、不合规的供应，利用大家的储蓄，而其资金链断裂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投资者上当受骗，被不合规的投资搞得血本无归。王军说，这已经影响到金融秩序和社会层面的稳定，是近年来比较突出的经济现象，蕴含风险，要加强治理⑦。加强治理，笔者认为首先要对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进行治理，绝不能手软，这方面中央已开始在做了，他们都是金融市场方面的主管部门，俗话说打铁还得自身硬。另外，还应该善于运用杠杆。例如，在调整汇率、利率时，既要从宏观的角度来处置，同时也要从微观的角度来安排，做到既要对国家负责，也要对人民负责，考虑到人民的切身感受。前不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调整，出现人民币贬值的情况，而有的媒体竟然说，老百姓可以趁此贬值机会出国旅游，好似贬值对老百姓是好事一桩，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又如，对人民储蓄利率的调整，是否可参阅通货变动和CPI增涨等方面的情况协调安排，以致能得民心。 四、降成本 降成本即要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要出“组合拳”。具体说，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研究降低企业增值税税率；要降低社会保险费；要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要降低电力价格，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要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政策。 实体经济企业成本，通俗地讲包括料、工、费三大项。料是构成产品实体的原材料，是制造产品时消耗的物化劳动。工是进行产品加工时耗费的活劳动，属于企业支付的活劳动消耗的费用。费一般指的是管理费用，属于管理工作中发生的物质消耗和活劳动消耗的费用。 1993年7月1日财务会计工作改革以前，企业要在计算产品工厂成本的基础上计算产品的销售成本（即完全成本），这样，一方面可以直观掌握企业从产品生产到销售发生的全部耗费，另一方面可以直接根据产品销售成本制定产品价格，充分反映产品成本的内容和体现产品成本的作用。1993年7月1日财务会计工作改革以后，改变以往计算产品的完全成本为制造成本（即生产成本），也就是企业生产过程中实际消耗的直接材料、直接工资、其他直接支出和制造费用，计入产品制造成本。至于企业行政管理部门为管理和组织经营活动而发生的各项费用，企业为筹集资金而发生的各项费用，企业为销售产品而发生的各项费用，另设管理费用、财务费用、销售费用。这三项费用不再像财务会计工作改革以前一样，要直接分配到各个产品上，而是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由此可以看出，打“组合拳”所提出的降低税费，金融部门让利，降低社会保险费和降低电力价格等主要涉及的是企业的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销售费用项目，涉及经济实体企业产品成本费用项目的税费等确实是名目繁多，增加企业的负担，目前确有降减让的空间，但是应该看到，这些降减让对企业产品成本费用的影响是一种外因力，而且这些降减让终究是有极限的。笔者认为，在强调降减让时，还应该努力降低构成占企业产品成本70%至80%左右的原材料费用和工资费用，这是降低成本的内因，有降低的空间。历来，我国企业产品成本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字，一是高，二是乱。成本高的主要原因是：劳动生产率低；原材料利用率低；能源消耗大，损失浪费大，企业整体管理水平低。产品成本乱，也就是成本不真实。主要原因是，基础工作差，前些年据有关主管部门对某先进工作城市9个工业局的1 800个企业调查统计，有工时定额的占43.1%，有费用定额的占21.5%，有材料定额的占48.2%，有原始记录的占53.5%，有计量验收的占44.1%，先进地区尚且如此，其他地区可想而知。另外，1993年7月1日财务会计工作改革后，改企业以往计算产品完全成本为计算企业制造成本（即生产成本），把改革后设立的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销售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之举，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成本乱，主要是这种做法不符合费用分配应遵循的配比原则，抓住了企业产品成本高和乱的成因，有针对性地采取改进措施定会有好的收效。总之，要降低产品成本，应对降低产品成本的外因力和内因力一起抓，不可顾此失彼。 五、补短板 补短板就是要扩大有效供给，中国社会经济的短板在哪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王军认为，贫困人口、企业的技术改造、软硬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领域都存在短板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这些短板都开出了药方，为了提高效率，两次提到“精准”。一是精准扶贫，瞄准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二是提高投资有效性和精准性，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的短板。关于精准扶贫，瞄准建档立卡这一药方开得很好。目前中国贫困人口约有7 100万，大多在老、少、边中西部地区，而其中又大多是革命老区，而今提出对贫困人员要建档立卡，也就是要把工作做到每一位贫困者头上，希望这一工作切切实实地做牢。要懂得感恩，感谢老区人民对革命所作的贡献，今天要为他们做些实事。至于其他短板好多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笔者建议，主管这些方面工作的部门和管理者应该加强经济理论方面的学习，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这样可以提高政策理论水平，而不能有重在位业绩、粗放经营管理，轻社会经济效益的思想。有一则新闻说的是秋粮玉米收购价格的问题，镜中人说今年玉米收购价格低于去年收购价格，为什么今年低，因为今年的定价没有考虑种玉米的人工成本。很显然不考虑人工成本是极浅近的笑话。结果使一位种了1 700多亩玉米的大户亏了近50万元。应该加强政策理论学习，不能瞎子摸鱼。 六、结语 任何决策，都应该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的数据，再经过对数据资料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筛选，获得符合实际的有效的数据资料，根据这些数据资料作出的决策才是辩证的，是行之有效的。 【参考文献】 [1] 李百兴.关于财务管理理论的探讨[J].黑龙江科技信息， 2009（27）：122. [2] 李相国，杨万贵.谈企业财务管理目标[J].浙江财税与会计，1997（9）：11-13. [3] 李相国，杨万贵，刘俊彦.随感几则[J].会计之友， 2008（1）：105-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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