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克强经济学打造发展新常态 |
| 范文 | 2015政府工作报告是本届政府的第二个施政报告。作为“克强经济学”2.0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讲实情、谈实情、论实策、说实招、言实责，像是一部阐释中国新改革经济学的新词典，彰显理论自信、发展自信、改革自信，蕴含丰富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战略，是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政策指南。 区间调控+定向调控—— 激活力、补短板、强实体 对比前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既体现了政府对实现合理增长机制认识上的根本变化，也体现了政府宏观调控思路的重大转变。2013年，新一届政府创新宏观调控，实施区间管理；2014年，又创新推出定向调控，激活力、补短板、强实体，保持了经济平稳增长。2015年，作为新常态元年，面临的是严峻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国内艰巨的改革发展任务，报告提出的宏观调控思路也有了新的变化。 宏观调控有新的调适理念。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就是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把握好稳增长、调结构的平衡点，既要抓住时机，加快结构的调整，同时又要防止经济出现惯性下滑，对经济的波动要保持战略定力，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应该加强微调、预调，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今年，工作报告在谈到 这一问题时又有两个方面的新变化，即：针对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的财政政策提出要“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其中，“加力”体现在无论是赤字规模增速，还是赤字率增幅，均较去年明显提高：“增效”体现在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财政贴息、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运用、准许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等措施。 宏观调控有新的调适政策。高度关注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对政策措施配备“工具箱”，区分经济平稳增长、经济波动、经济趋势性下滑三种情况，准备相应的、对应的政策措施。报告将去年“适时适度预调微调”改成“更加注重预调微调”，同时增加财政政策“加力 增效”，体现了宏观调控在新形势下的新调整。在积极发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调控的基础上，更灵活地应用规划、计划、消费、投资、产业、价格、区域等政策，加强这些调控措施之间的协调配合，使多种目标、多项政策、多方面的改革能够协调、联动、平衡。也就是说， 前瞻性预调是着眼于克服宏观调控政策的时滞效应，对制定和实施具体调控政策做出前瞻陛预判，选择好政策出台时机，做到防患于未然。正如李克强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的，去年很多财税、金融政策，宏观调控工具，还没有完全使用。如果遇到更大困难，我们会出手的。 宏观调控有新的调适机制。实现新常态下的经济目标，不仅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更需要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机制的变化。正因为如此，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与以往相比最大的一个进步，那就是首次全面完整地阐述了“双目标”、“双结合”、“双引擎”这三个“双”的理论。“双目标”，即保持中高速增长同时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双结合”，即稳政策稳预期的同时，促进改革和结构调整：“双引擎”，即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这其中实际上已经包含了“目标”、“手段”和“路径”，是“三位一体”的完整表述。通过目标、手段和路径的变化，实现中国经济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从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这是比单纯7%这个总量增长目标更高的“质”的要求。为此，李克强反复强调的，顶住经济下行压力，不能主要依靠宏观政策的数量扩张，还是要依靠改革。在目前阶段，就要把市场活力激发出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克强指数”也有升级版—— 中国经济的新晴雨表 观察中国经济，李克强与众不同。在担任辽宁省委书记时所喜欢采用的考量方式，即用电量、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作为评估GDP数据的一个参照指标。当时李克强认为，发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增长量三个指标比被“修饰”过的GDP数据更精准。2010年，英国知名政经杂志《经济学人》将这三项指标概括为“克强指数”，并用以评估中国经济的增长。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写入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和货运量增速这两项“克强指数”的重要指标。但无论是用电量还是货运量，都无法从整体角度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这种1.0版的“克强指数”更多体现了工业的走势，而对于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用电量和货运量的参照作用非常弱。例如，工业在辽宁所占的比重很大，所以克强指数与辽宁经济情况的切合度也相对高；但在其他地区，比如上海，克强指数与当地的经济情况甚至可能是背离的。 新的经济发展态势，应该用新的经济晴雨表观察中国经济。去年全国两会之后，经济界便有了呼唤“克强指数”2.0版的声音。如其所愿，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被誉为“克强指数”的社会用电量指数和货运量指数并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以及能耗强度。这可以看作是克强指数的2.0版。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也是一个在国际上被广泛采用的指标，在发达国家，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往往达到3%至4%。而能耗强度则无疑反映出了产业结构调整的优化度。“克强指数”2.0版其实是传递出了一种声音：经济增速适度回落并不可怕，产业结构调整在当前更为重要。此外，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特别看重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农村贫困人口减少数等指标。这些指标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可以反映出，过去经济增速优先的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在未来的政府工作中，讲质量、重民生将被予以更多重视。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新引擎 针对普遍担忧中国经济的“硬着陆”和“中等收入陷阱”，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驱动经济发展的“双引擎”，成为“双目标”、“双结合”、“双引擎”这三“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这背后的逻辑，就是实现就业的优先目标，以创业创新带动就业。“创客”首次写入总理施政报告，中国将迎来一个“创客风潮”。推动创新创业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也是惠民生的务实之举，预示着中国将迎来一个“创客时代”。令人欣慰的是，推动这种风潮的中央政策来得特别快。还在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提出要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顺应网络时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趋势，加快发展众创空间等新型创业服务平台，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激发亿万群众创造活力，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并推出一揽子扶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高含金量的扶持政策。 就业优先，以创业带动就业。从2013年总理“经济公开课”以来，李克强反复提到的一次高频词就是“就业”。他曾在公开课上明确表示，我们关注GDP，其实关注的是就业。这表明，高层开始更加关注增长背后的逻辑，而不是增长的数字，确保充分就业和居民收入不断增长具有与经济增长同样重要的意义。在经济常识中，经济增长的增速和城镇新增就业速度是成正相关的关系。但实际情况是，去年我国经济增速略低于目标水平，但全年新增城镇就业人数却超过了1000万人的目标水平，达到1300万人。相对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经济增长预期7%左右，强调这将是一个充分考虑了需要与可能的速度，就是有就业、有质量、有效益的增长速度。对于严峻的就业形势，各级各部门要加大改革力度，转变政府职能，下放审批权限，持续地释放社会和企业的活力，要加快发展中小微的企业和私营企业，发挥他们的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作用。尤其要推动创业带动就业，进一步强化创业培训、创业服务，破解创业资金的难题，真正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正如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写入的“创客”、“互联网+”等新词，要让创新和创造成为未来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尤其是对于中西部等后发地区来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更是打破传统的“经济发达地区辐射并带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梯度发展模式”，实现跨越发展和反弹上行的历史性机遇。通过推进大数据、“互联网+”行动计划、大健康、大生态战略等新产业、新业态，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尤其是生态环境等的优势，中西部地区完全走出一条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的“反梯度”后发创新之路，追赶甚至超越原来的领先地区的速度和质量。 有权不可任性—— 政府也要守“规矩”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任性”这个网络热词意外出现在一向严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据说这还是李克强亲自在报告中修改加入。这是轻松幽默的流行语，更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宣言，也是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从严治党要讲纪律讲规矩后李克强总理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新规矩”，更是继四中全会后全面依法治国的最强音。创新也好，创业也罢，都离不开公平的法制环境的保障。 有权不可任性，要继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有权才有任性的机会，权力过多又缺乏监督是滋生腐败的温床，而简政放权堪称释放市场潜力的关键之举。一方面，通过各种制度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让其有权也要行驶的法治的轨道，而不能任性而为；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削减政府部门的权力，让其从根本上没有办法任性。尽快制定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公布省级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这正是希望通过制度性的变革，以便更好地明确政府权力的边界。 有权不可任性，要把政府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要做到权力的规范运行，真正做到所有行政行为于法有据，任何政府部门不得法外设权，使政府权力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坚决打掉寻租空间，铲除腐败土壤。另外，还要不断强化对权力的监督。 权力之所以会任性，说到底，还是监督不力、制约不够。因此，要不断完善法律和制度，编制好制度的笼子，并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使权力运行更加阳光透明，使行政行为更加规范、更加文明。 有权不可任性，要加大对“为官不为”懒政任性的治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纳入“治理庸官懒政”的内容。从最近的一些报道看，造成经济放缓的不只有大的经济形势，部分地方官员们的懒政与不为也是原因之一。国务院2014年国庆节之后密集启动了一批重大发展和民生工程，实施情况并不理想，项目批了，资金下了，土地供了，工程却上不去，这主要是精神状态、作风行为上的原因。换言之，懒政与不为已经成为制约财政与投资政策效果的消极因素。在中央反腐败重压下，地方官员出现懒政与不为不难想像，反腐令地方政商熟悉的交往范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对基层官场生态形成震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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